今天我集中精力考證深縣集訓的相關問題。
姚宗勳師伯曾講:“1935年左右,薌師在老家河北深縣,培養了一批實戰技術隊伍,如趙道新、卜恩富、韓星樵、韓星垣等一批弟子。薌師的願望是想帶領這支技術隊伍周遊世界,來檢驗意拳的科學性和實用性。但是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薌師的願望未能得以實現。這不能不說是意拳發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我現在開始嚴肅認真的學術探討。
首先,集訓開始和截止時間。
關於開始時間,韓星橋師伯主張是1934年左右(見《武林》2003年第2期)。姚宗勳師伯主張是1935年左右。覺意堂第一說是1932年(《韓星橋先生》)。覺意堂第二說是1935-1937年(《卜恩富先生》)。覺意堂第三說是1932-1935上海集訓、1935-1937深縣集訓(《壯誌未酬的中國拳術環球旅行》)。其他人大多以1935年為主。
關於截止時間,韓星橋師伯主張是較短的時間,或者即九個月左右。姚宗勳師伯主張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覺意堂第一說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韓星橋先生》)。覺意堂第二說是1937年七七事變後(《卜恩富先生》)。覺意堂第三說是曆時五年說。其他人大多以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為主。
這裏我想特別抨擊一句:
全世界都知道中日戰爭爆發或說日本全麵侵華後中國傳武界隻有兩種拳法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機會,即意拳和通背拳!乃至於這兩個拳法長期被武術界斥之為“漢奸拳”,這是曆史事實!我早在十幾年前作《意拳史上若幹重大疑難史事考》論文時,給咱們意拳被稱為“漢奸拳”的曆史做了平反!但是不等於我要否定日本侵華後出現了意拳大發展的曆史事實!既然獲得了大發展,又何談什麽因為日本侵華或者說因為中日戰爭爆發造成了祖師爺組團世界比武的夢想無法實現呢?!說句粗話,這樣的說法和解釋就是“拉不出屎賴茅房!”真實原因你讀完此文就懂了。
其次,集訓參加人數。
韓星橋師伯主張是韓星橋、張長信、張恩桐三人(見《武林》2003年第2期)。但是,張長信1934年夏已經被聘為南京中央國術館擔任國術教官,他根本就沒有離開上海,何談什麽返回深縣參加集訓?!而且,韓星橋師伯明確地說:“1934年左右,意拳社遷回了王薌齋老家河北深縣,培訓技擊手的工作也同時轉到深縣進行。”姚宗勳師伯主張是趙道新、卜恩富、韓星樵、韓星垣四人等一批弟子。可是眾所周知,趙道新一直在上海和南京兩地任教,從未到過深縣參加集訓,以當時他和王的關係幾乎決裂,也不可能去。《從王薌齋的深縣集訓說一說內家拳的實戰》說是六人。覺意堂說是韓星橋、張恩桐等人,後有卜恩富(《卜恩富先生》)。他還聲稱“參加了1935年至1937年在深縣組織的意拳強化集訓”,但是我的前文已經證實了當時卜恩富1935年11月開始就任國立體專摔跤總教練,根本不在場。可見這個覺意堂根本不了解這一曆史事實才會如此胡說。
有人曾在《台灣武林》上發文,信誓旦旦地說:“參與人員有:大弟子周鬆山(字子岩)和裘玲(字稚和)、韓星橋、高振東、張長信、卜恩富、張恩彤、寧大椿、馬驥良、朱國禎、韓星垣、王道樁、趙逢堯、趙佐堯等14人。因公務纏身等原因訓練月餘後,寧大椿、朱國禎、趙佐堯、高振東4人無奈離去,其他人在王薌齋嚴厲督導下繼續訓練,進境極速,對他們深寄厚望的王薌齋以‘道’為倡而賜名。張恩彤名道德、裘玲名道庸、韓星橋名道寬、馬驥良名道遠、卜恩富名道魁、韓星垣名道廣、趙佐堯名道宏、張長信名道城。賜名後的要求更加嚴苛,訓練也更加係統和規範,惜10餘日後,裘玲又因父病而離去。故有幸自始至終堅持集訓者為:韓星橋、韓星垣、王道樁、趙逢堯、馬驥良、卜恩富、張長信和張恩彤8人。”我在第53期文章中已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高振東從來就不是王薌齋的弟子,更未去過那裏參加什麽集訓,甚至周鬆山一直在北京前門大街經商從未離開自家門店也被拿來充數”。可見最近十幾年來,參加深縣集訓的人數就越來越多:從最初的三個變成六個、再變而成八個,三變則成十七、八個,四變而成二十幾個,五變就超過了三十個。以至於我都覺得一不留神我也參加了,不然我怎麽總有“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的感覺呢!

大家再看上述照片,至今無人回答他們住在哪裏、吃在哪裏、訓練場地在哪裏、訓練器材在哪裏、每個人攜帶了多少件衣服等很具體的集訓生存和日常必須品的重大問題!!!
第三,集訓內容和師資。
目前為止,所有涉及深縣集訓的文章大多空談。韓星橋師伯主張是“王薌齋用他的新拳學觀念指導這批年青人,使他們在較短的時間裏技擊技能就有較大的進步”(見《武林》2003年第2期)。大家都抄襲此說,決無任何新意。沒有涉及任何具體訓練內容,既無體能訓練,也無技術訓練。
有趣的是:覺意堂《卜恩富先生》一文中聲稱:“關於深縣集訓的情形,據卜恩富前輩講,每天的訓練除了意拳的基本功練習,還要長跑鍛煉體能,從鄉下跑到縣城,在城樓上壓腿、踢腿,每天都要打沙袋,實戰對抗。”這看似很具體的日常訓練,怎麽也和集訓無法掛鉤。更何況卜恩富1935年11月開始就任國立體專摔跤總教練,上述這些話高度懷疑出自該文作者的意淫,而非卜恩富的口述回憶。查卜恩富1934年3月戰勝全俄拳擊冠軍馬夫洛格、全俄亞軍阿爾桑柯;9月戰勝美國職業拳王卡迪遜;10月底在家休整。1935年6月-9月在保定參加摔跤隊集訓。10月出席上海全運會戰勝跤壇泰鬥寶善林。11月開始出任體專總教練。以當時卜六爺的功力,拳擊全國冠軍、摔跤全國冠軍,他是何時去的深縣?去了幾天?這些所謂的深縣集訓內容還遠遠不如他在保定那三個月的摔跤隊集訓呢!何況對賜名卜恩富等人是1941年,根本不是深縣集訓結束前後。
而師資隻是王薌齋一人,以至於我那三個同門大侄子信誓旦旦地告訴我:當時薌老那麽忙怎麽可能有時間再去泡妞呢?!可是,我至今為止從未指控我師爺王薌齋他老人家在深縣老家集訓期間也去泡妞呀!請不要歪曲和擴大我的指控時間段!深縣那個鬼地方,村妞再美,也不如小玉春和汪雪琴,我堅信!
第四,集訓資助。
韓星橋主張得到了上海銀行家俞魯伯先生的大力支持,與他簽定了協約(《武林》雜誌2003年第2期)。覺意堂第一說主張是與上海銀行家俞魯伯先生訂立協約,由俞魯伯先生出資(《韓星橋先生》)。覺意堂第二說主張是1932年上海銀行家虞魯伯先生與祖師訂立合約,由虞魯伯先生出資(《壯誌未酬的中國拳術環球旅行》。他又補充說明這樣一點:“關於上海銀行家虞魯伯先生。韓星橋前輩在他的回憶文章《見證意拳》裏說的是‘上海銀行家餘魯伯先生’……最近我在查閱曆史資料時發現,我個人推斷,準確的姓名應該是‘虞魯伯’。虞魯伯先生是上海著名商人虞洽卿先生的孫子,1943年虞魯伯先生還在上海創辦過新匯銀行並擔任董事長,地址在上海九江路45號。”
其他人大多沿襲此說,鸚鵡學舌,毫無新意。連正確的名字都搞不清楚,卻堅信對方會給錢!!
這裏麵就出現了銀行家的名字是俞魯伯,還是虞魯伯的爭議。不過,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搞錯了虞魯伯的老爹是誰?!
案:根據我對虞魯伯和虞洽卿兩家家譜的調查,虞魯伯和虞洽卿無任何血緣關係和親屬關係!
虞洽卿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三個兒子名字依次是虞順恩、虞順懋、虞順慰。女兒虞澹涵。我調查了虞洽卿家譜和《虞洽卿70大壽家族紀念冊》,虞洽卿名下沒有任何一個孫子叫虞魯伯!
查虞伯魯的父親叫虞順德,生於1877年。而虞洽卿則生於1867年。二人僅相差十歲。
雖然看上去虞順德也是“順”字排行,但是虞伯魯的父親虞順德,和虞洽卿的兒子虞順恩、虞順懋、虞順慰兄弟三人無任何血緣關係和親屬關係。虞洽卿是寧波鎮海人,而虞伯魯的父親虞順德則是山東煙台人。二者地望一北一南,毫不搭界!
虞魯伯生於1904年,英文名字是Robert Yu Jr.,那是因為他父親虞順德英文名叫Robert。根據《遊美同學錄》介紹:“虞順德字思誠。年四十一歲。生於上海。已婚。子一女二。初學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同仁醫院。及天津官立醫學堂。光緒二十二年。自費遊美。入西餘大學。習醫科。光緒二十六年。得醫學博士學位。在托蘭脫醫院實習。又入紐約醫學校。光緒二十七年回國。任煙台教會醫院外科主任,光緒二十九年,濟南山東醫院主任醫官、光緒三十二年,任天津直隸總督署醫官、宣統二年,任天津醫院會辦、民國元年,任津浦鐵路主任醫官。給予四等六等嘉禾章。”這裏的“子一”即虞魯伯。

虞魯伯登記住址在上海市巨鹿路693號。銀行家虞魯伯,曾擔任有利銀行上海分行在華經理,後組建“新匯銀行”自任董事長。虞魯伯為有利銀行末任買辦、新匯銀行發起人之一。虞魯伯在巨鹿路693號,一直到1945年都有登記記錄。1945年以後,虞魯伯全家去香港發展。孔令侃曾授意虞魯伯從事外匯買賣,並將所得美金轉往紐約宋美齡賬戶。
有關虞魯伯在各個銀行任職和簽署的文件、協議、書信等全部保存至今。從文獻目錄上看,無隻言片語談到資助王薌齋(含王向齋、王宇僧、王尼寶、王香齋等名)和意拳相關文件和協議。是否存在虞魯伯個人從工資中取出部分資助,無法證實此事真假。如有虞魯伯個人從工資中取出部分資助之事,恰恰印證了我師傅李見宇所說的“也就夠買個三瓜兩棗,還不夠一頓飯錢!”這才是虞魯伯所謂捐助的真實狀況。
至於所謂“又有司徒美堂大力讚助”之說,更是無從談起!實際上,司徒美堂的兒子司徒柱拜師學拳,李見宇師傅轉告我說“他無非就是主動交了一筆拜師費而已”。
我很奇怪為什麽很多意拳名家和粉絲們總相信著名的銀行家和社會名人手裏大把的銀子不去嫖娼、置妾和投資非要資助王薌齋的意拳事業?就連王薌齋和意拳的大恩人四存學會,在1947年中山公園舉辦的北京市春節武術表演活動中,都徹底和王薌齋及其意拳劃清了界限!因為四存學會董事長張璧當時深陷囹圄,正麵臨著漢奸罪的指控,好在最後沒有定罪成功。但是四存學會董事會卻是人走茶涼,立刻更換了新的董事長,而武術教學班也換上了新的導師:富傑臣、王維才、邢金台和陳子江等人——意拳不再是四存學會的主打推廣項目,於是王薌齋及其弟子們被全體掃地出門!證據見1947年2月9日原始報道:

這就是為何四存學會舉辦的武術表演活動沒有意拳和武術名家王薌齋參加的根本原因!
第五,我們最後再看所謂舉辦深縣集訓的原因。目前為止現有三說:
第一說 海上比武說。
見韓遠宏《上世紀三十年代,迎戰西方拳術,王薌齋深州集訓》聲稱:本次集訓緣於三十年代初的一次海上奇遇,當時薌老攜弟子周子岩、張恩彤於海輪上練功,有一日本人走到近前震足揮拳以示其威,並向乘客宣揚大和空手道雲雲,有認識王薌齋的對其說:敢與之一較?雙方遂鬥。旅途寂寞的乘客見有比武,越圍越多,雙方一接手薌老即以精絕的推手功夫使之前傾後倒、如醉漢般踉蹌但又不得脫,隨之周身鼓蕩一合,日人即伏身於船甲板。良久才起身深鞠一躬,告知姓名內山謙三,並問薌老所練,被告知“站樁”,再問姓氏,不答而去。作為一場非正式的較量,原本應該曲終人散,但曆史的機遇此刻卻悄然出現,觀眾中有頭等艙的乘客乃上海知名銀行家餘魯伯,他目睹了這一精彩絕倫的較量後異常激動,並在交談中了解到麵前就是轟動上海輕取西方拳王英格的王薌齋後,更加重了對中華武術的自信心與民族自豪感,至此兩個感情上備感壓抑的中華赤子密切地走到一起,決心為日益沉淪的民族精神注入活力。不久雙方簽定了協約:餘負責資金,王傾囊相授,訓練一批人才,從中國打到歐美,弘揚中華武術,為民族爭光。見《台灣武林》2006年1月雙月刊第28期。
第二說 洛陽牡丹被挖說。
見《從王薌齋的深縣集訓說一說內家拳的實戰》一文:近代武術史,有一件事,後來影響到武術界的整體格局!那就是王薌齋深縣集訓!王薌齋人比較風雅,每年在洛陽牡丹花開的時節,都去洛陽賞牡丹,那一年,到了洛陽,到最名貴的牡丹處,卻隻見到三個深深的坑,原來,在頭一天,日本人挖走了三株最名貴的牡丹,運回日本,獻給天皇!當時,日本還沒有跟中國全麵開戰,但也是步步蠶食,比如哪個寺院壁畫曆經千年,日本人就弄膠布粘走,哪個佛像有名,就砸掉佛頭或者佛像弄回日本……作為武術人,憤怒的同時,想的辦法也是武術人的辦法,王薌齋決定,培養一批徒弟,去挑戰,打敗洋人的洋拳!回到北京,一說自己想法,馬上獲得一些愛國人士的支持,一些銀行家慷慨解囊,拿出資金讚助!
前兩者非要和抗日綁在一起,目的就是想為“漢奸拳”洗白。咱們意拳不是漢奸拳,我的文章中早就翻案了,但是我不認可把深縣集訓硬扯到抗日和受辱!那是造假!
第三說 就是大家盡人皆知的薌老雄心勃勃準備寰球旅行比武說。
這樣的文章和書太多了,比如“牛大楊鴻晨”的《這不是傳說》一書,比如覺意堂的那些貼文和所謂的《螺旋寶塔》一書等等,出現在所有介紹王薌齋生平和意拳史的作品中。
我對上述三說給出一句話的評語:“扯淡的事做得很認真。僅此而已。”那個覺意堂一說二說到三說,說來說去無非就是胡說!不懂不丟人,別裝懂。還什麽虞魯伯是虞恰卿的孫子,你咋不說是我孫子呢?!
我提出了第四說,即張之江組團出國考察說。見第53期文中所列證據和相關論述,張之江寫信的目的是“承命提倡國術有年,近複致力於溝通中西體育……之江忘其愚陋,將赴歐美各國考察”,這才是王薌齋產生集訓後組團參加張之江的考察團,去世界各國比武的直接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