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總結一下陳寅恪暴得大名十大法寶

讓我們總結一下陳寅恪暴得大名十大法寶

1、《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陳寅恪公然搶奪了梁啟超的撰寫權，他成為王國維先生自殺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私自發表並嚴重違反了審查結論不公開的基本規定！隻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一個沒有任何洋學曆的人卻可以審查堂堂正正的留美洋博士的學術著作”的陰暗心理、客觀上實現了對馮友蘭先生的打壓。

3、陳寅恪編造了梁啟超說自己“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之謠言。以舍棄真正的推薦人吳宓而抱梁啟超先生大腿的形式為自己吹牛。

4、傅斯年先生為了追求陳家女人公開捧臭腳說陳寅恪“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陳寅恪四處放料並傳播這句話，讓傅斯年先生為自己出頭。他充分地利用了和傅斯年先生的姻親關係，實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5、晚清官宦陳寶箴之孫、民初舊體詩人陳三立之子、嶺南畫家陳師曾之弟。陳寅恪時不時就要放料這三大頭銜和名片，加大他的家世和背景故事，為自己增加籌碼。

6、陳寅恪偽造了“和魯迅是同學”這樣的天大謊言。陳寅恪兩次來日卻連正式的留學生資格都沒取得，也根本不是著名的弘文學院的正式學生，卻長期鬥膽自稱是“官費留日”而招搖撞騙。

7、靠老同學吳宓的舉薦而取得清華國學院導師資格和名譽。清華國學研究院被撤證明了陳寅恪根本不能勝任國學院的導師教學工作，也無法繼承王國維先生的學統。

8、陳寅恪占用了梁啟超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首倡權。不能因為被他寫入了王國維紀念碑文，就成了他的專利!

9、陳寅恪自稱或被人看作擅長多種外語，實際上在外十幾年卻因是從未通過任何一門外語考試而因簽證到期被驅逐出境和無法獲得大學和研究生院的錄取資格！

10、學術觀點故作荒誕出格之論，以博取學界注意和耳目。如，華陀是印度人說、扁鵲不存在說、李唐王朝是中亞人種說、曹衝稱象抄襲印度說……等等!他搞亂了中國人的文化信仰和曆史傳統!

沒有任何陳寅恪的家人或者弟子、再傳弟子曾經得罪過我！我撰寫批判陳寅恪，完全是出於對學術界神化陳氏及陳氏自我造假的理性反思和事實揭示。不但我和陳寅恪關係人無怨無仇，相反，我家祖上一直和陳家關係人有直接或間接的聯係：

——1859年，我高祖和張之洞、翁增源同年同科舉人。1863年，我高祖和張之洞、翁增源同年同科進士及第。因為高祖是北京本地人，張、翁屬於進京趕考。所以張、翁和高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高祖多次在家接待來訪的張、翁等同科舉人、同科進士。而1859年—1863年之間，正是陳寶箴在北京四處結交北京地區的權貴和舉人、進士之時，他是否和張之洞、翁增源等人同時來訪過我家，我現在已經不可得知了！因為高祖那時很得意，在他日記中記載了很多“談笑有鴻儒”的科舉功名者的到訪和交遊。而對於沒有科舉功名的如陳寶箴等來訪者一律以“張某”、“李某”的簡稱草草說明而已。正是在張、翁二人的介紹下，高祖成了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幕僚。陳寅恪所說的他自己“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就是指的這兩個人！張之洞在山西任職多年、多個職務，每次張之洞晉升之後，接替他的舊職位的人總是我高祖。足見他們二人的深厚情誼！眾所周知，陳寅恪是曾國荃的後代曾昭燏的表哥。老北京話說“八杆子也打不著的一點關係”，說的就是現在的我和陳寅恪關係人的一點聯係緣由。

不過，我也想公開表明一下：“我是最討厭陳寅恪的陳寅恪研究者”。

討厭他的嘩眾取寵。

討厭他的自我放料。

討厭他的躲躲閃閃……

我的全部觀點，無論對錯，都歡迎學術界討論、研究、批判，來自陳粉們的任何激烈的言辭和無知的憤怒我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我已經做好了“聽取蛙聲一片”的心理準備。我隻為自己申明一點：我是嚴肅而認真的客觀的學術討論，從來不是也不想被別有用心的人理解、歪曲成對陳寅恪的人身攻擊。僅此一句，這就夠了。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陳瑛在《〈陳寅恪的晚年姿態〉說明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一文中，針對陳粉們所讚美的所謂“不與中國政權合作”的陳寅恪，提出如下主張：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對於陳先生的尊重和禮遇，從周恩來、陳毅，到陶鑄、郭沫若，都非常關照他，這正是黨和政府關心愛護和團結教育知識分子，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的重要體現。且不說陳先生並不像某些人所宣傳的那樣“敵視”人民政府，他也曾經同意擔任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並在一些刊物上發表文章。該文作者罔顧這一事實，卻大肆宣揚陳先生所謂“不降誌，不辱身”，“以義命自持，堅臥不動”。試問，作者這裏的“義命”是指什麽，“誌” 和“身”又是什麽?陳先生的許多老朋友，像前麵提到的各位，都是熱誠擁護黨的方針政策的，他們投入到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事業中來，作出了許多貢獻。更不必說像錢學森、鄧稼先等愛國的知識分子那樣，衝破種種阻撓，堅決回國參加“兩彈一星”建設，難道他們都是不講“義命”，都是“降誌辱身”?相比起來，陳先生當時的高自位置、“挾以自重”的消極態度，是正確，還是錯誤?是光榮，還是毛病?恐怕需要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分析判定。

雖然此文的觀點是處處立足於中共的統戰政策的立場上，但是我們知道剛一建國，陳寅恪就聯係幾個兄弟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章士釗、鄭振鐸、周揚等最高領導層寫信，要求解決他們家的祖墳被征用的問題。這就不僅不是不合作，完全是在向新政權討要特殊待遇了：“陳氏兄弟聯名信二通（陳方恪執筆），陳隆恪家書二通，圍繞陳三立墓遷葬及陳氏兄弟建國後景狀而作，談及陳寅恪、李四光等。劉少奇幫助保護陳氏祖塋一事鮮為人知。其中，致劉少奇信作於1951年，內含陳叔通信劄抄件。當年，陳氏兄弟得知解放軍海軍某部將征用牌坊山之地建榮軍療養院後，陳三立、陳師曾墓均在遷葬之列，遂分頭向陳叔通、章士釗、李一平等求助，後得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等協助，療養院改換地址，陳氏祖塋得以保全。陳氏兄弟聯名信既為感謝劉少奇而作。”

實際上，根據筆者的調查和了解：大陸學術界和陳粉們所津津樂道的陳氏的反黨反馬列主義的那些“氣節”和“風骨”，其實在其背後一直就有強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脈背景在支持著他！隻是《陳寅恪的最後20年》等陳粉們的粉飾他的那些“氣節”和“風骨”現代陳粉們主觀敘述出的專著，可是卻隱瞞了這個背後的強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脈背景！我們在本書和《陳寅恪別傳》中揭示了部分事件和強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脈背景的直接、間接關係。比如，陳三立、陳師曾墓均在遷葬問題、再比如陳方恪躲避了漢奸審判和解決工作問題、又比如陳寅恪當選為學部位委員的問題、再比如陳寅恪享有三個護士待遇的問題、乃至於陳寅恪的著作可以在港出版的問題……當然，也包括了那個著名的《對科學院的答複》信和拒絕在家接待康生等事件。

——陳寅恪的這些“氣節”和“風骨”言行，某種意義上充分證明了“公子、少爺們從來不怕事，因為朝裏有人、背後有爺”這樣一個江湖真理。我們隻要公開陳氏寫給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毅、陶鑄、章士釗、鄭振鐸、周揚等等眾多中共集權主義製度下的頂級大領導們的私人來信，就立刻明白了這個人的“氣節”和“風骨”言行，無非是事出有因的個人秀而已。

筆者曾和蘇州大學某位著名老學者談到隱藏在陳寅恪的那些“氣節”和“風骨”言行背後的強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脈背景問題，他說：“有朋友問我陳寅恪學問如何？是否比錢鍾書大？人既扣之，不得不鳴。聊相答如下，且轉發了高明就正焉。陳在唐代政治史及隋唐製度的淵源的研究上是有成就的。他在給劉文典《莊子補正》所作的序中說‘寅恪平生不能讀先秦之書’，這種誠實值得稱讚。他對魏晉南北朝也不懂，反映在他說陶淵明有新自然觀此說上。宋以後更非他所研究的領域，學問有，但就這麽大。不過家世顯赫，公子意氣，自非平民能比。有些豪語，有些虛驕，也在情理之中。其實他父親陳三立作為晚清宋詩派代表詩人，曆史地位比他高。三代人中，實他最差。世人不知於此也。不過，陳寅恪最讓我不理解的，不是編謊說抗日雲雲、自誇學問如何打等，而是他享受和共產黨的特殊的照顧，（三年困難時家中雞鴨魚甚豐，又三個護士照顧，我看他雖未國民黨員，雖然蔣氏對大知識分子比較禮敬，也不會給他此種待遇。） 然而他卻是一腔遺老孤憤與悲涼，乃寄托於柳如是身上。待遇要的，氣節也要的。這就讓我不知哪一麵是真了。至於錢鍾書的比較，下午我才看了一篇批錢氏的文章，說他將沈約的懺悔文與盧梭的懺悔錄聯係比較，不倫不類。這批得失對的。錢氏有的大都屬於知識而已，學問上真正有建樹的領域，沒人知道。至於吹噓外語會多少種，以此定學問大小，殊無意義。外語是工具，隻有用外語作出研究成果了，外語才算派上了用處。淺見如上。燕趙蒼茫 8月7日蘇州。”

這一評價非常中肯。也反映了老一代學者對陳寅恪現象的基本看法。所以，很多陳粉們總以為他們的大神很有“氣節”和“風骨”，卻完全不知道其背後的強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脈背景問題。更不知道中共政治體製雖然很集權，並且嚴厲打壓和管控一切涉及到意識形態的言行和學術研究，但是他們有個基本的底線是不動搖的，那就是：麵對有著強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脈背景的大知識分子和大民主人士、著名的社會賢達們，國家統戰部門是需要給他們以必要的保護的！而這些人在和中共長期的政治狩獵和逃生的遊戲規則中已經徹底學會了和適應了與狡猾的狩獵者的周旋！這也就難怪新中國剛一建國之時，大批的所謂民主黨派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被人們嗤之以鼻、痛罵他們缺德又毫無氣節！

最後，我們順便再談一下在時下陳粉們筆下和口中津津樂道的陳三立先生的兩個抗日“神跡”：一個是憂憤而死的故事，一個是拒絕漢奸和日軍拉攏的故事。

陳寅恪自己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中曾說：“七七事變，北京淪陷。八十五歲老父親因見大局如此，憂憤不食而死。”這個故事出自文革時代，在當時美化自我，以求解脫的因素是可以理解的。到了汪東《義寧陳伯嚴挽詩》的序中，則變成“二十六年秋，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遊說百端皆不許。詗者日伺其門，怒呼傭媼持慧帚逐之。因發憤不食五日死。”由此看來，則“發憤不食五日死”的起因是“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之故。看看，日寇總是想“招置”大小兩代陳先生！然而證據何在呢？從1937年7月7日事件發生到9月14日陳三立死亡之間，北京日偽政權尚未真正運載，何談“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汪東先生此文並沒有給出任何證明。我們在舊北京時期日偽檔案、河北省保存的全部日偽時期檔案和審判漢奸檔案中和日本軍方各類檔案文獻中，也沒有查到任何有關“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的記載和文獻！哪怕是其他漢奸的證詞也沒有！那麽，這一說是如何產生的呢？難道又是有人在製造“套路”？這一“套路”的製造者永遠也不會知道：早就實現了軍事現代化的侵華日軍及其情報部隊，每天、每周有詳細的《工作日誌》，並且這些《工作日誌》每月底必須交送到日本國內的日本軍部及其檔案館保存。真想“招置”誰，全有準備工作記錄和施行結果記錄等相關檔案文獻。根本不是信口開河、查無實據的這些“口述史學”所能理解和揣測的。再有，一個病重快要死亡的人，絕食說有意義嗎？哪個病重快死之人準備飽吃一頓？！根據舊北京檔案，七·七事件前在醫院的病死人數大約是35人，基本全沒有吃東西，難道他們全是為了抗日憂憤絕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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