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西周金文中毀廟製度研究》

西周金文中毀廟製度研究

“毀廟”的定義，可以看何休在《春秋公羊傳解詁》一書中的解說：

  毀廟，謂親國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大祖廟中。

毀廟製度有兩種，一種是基於遷廟製度角度上的毀廟行為。另一中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侮辱。其中後者以《左傳·恒公十四年》中所記載的毀廟製度為例來說：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達。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廬門之椽。

宋人伐鄭，把鄭國祖廟上的大椽撤下來作為宋國城門的大椽，這和把鄭國國君的人頭掛在宋國城門上示眾是一樣的。對於毀廟製度問題，杜正勝先生以為“大概是殷人的一貫作風”（P130）的說法是不妥當的，由此可以看出這應該是當時的一中普遍現象。

王貴民先生在《商周廟製新考》一文中得出了“商代直到晚期還沒有毀廟之製”的結論。他說：

   甲骨文記載，商代後期不斷地“作宗”，即建造宗廟。這時商都宗廟林立，除一些自然神廟外，主要是祖先宗廟，而且都是直係先公先王的。如夔宗、大乙宗、唐宗、大丁宗、大甲宗、大庚宗、大戊宗、中丁宗、祖乙宗、祖辛宗、祖丁宗、小乙宗、四祖丁宗、祖甲舊宗、康祖丁宗、武祖丁宗、武乙宗、文武丁宗、文武帝乙宗等等。還有稱近親名號者：武丁期的父乙宗，康丁期的父已宗、父甲宗，武乙期的父丁宗。此外還有妣、母之宗。高祖以上的先王宗廟一直到晚期依然存在，可見整個商代未立毀廟之製。（P34）

在甲骨文中，也有把十九位先祖同時祭祀的卜辭存在。見《甲骨文合集》一書32786中的記載：“丁巳卜，侑於十位伊又九”。而這裏的十九位先祖並非殷代的先公先王，隻是殷商大臣的先祖？

可見上自王室，下到大臣都可以同時祭祀列祖列宗，而不計人數多少和輩份高低。因此，在宗廟製度上，毀廟製度的建立是商周廟製的一大區別。而且，毀廟和遷廟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王暉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一書中，通過對《史牆盤》和《 鍾》的銘文的對比研究，發現了當時存在毀廟現象的證據：

牆盤銘文中的高祖“乙公”，在  鍾銘文中被刪去了，此應即《禮記·喪服小記》中所說的“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上一輩史牆稱“亞祖祖辛”的，其子  則稱“高祖辛公”，史牆稱“文考乙公”的，其子  則稱“文祖乙公”，或“亞祖乙公”，同時  又增列上了其父史牆的廟號“皇考丁公”。這種現象告訴我們，在史牆之子  的時代，已毀掉了其父時代稱高祖乙公的宗廟，新增設了其父丁公的宗廟，其宗依此上推。（P312）

這一分析是極為有見地和準確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在不同的銅器之間進行銘文比較研究的成功範例。其實，唐蘭先生在《略論西周微氏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一文中已經對這兩件銘文進行了比較研究，隻是沒有上升到殷周廟製的存在這一意義上來。

因為商代還沒有出現毀廟製度，所以也不會出現遷廟製度。清代經學家許宗彥為此特別說明：

《周禮》：“五廟二祧”。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製禮有節，仁者無窮，於親近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近者遷焉，行享嚐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矣。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

在毀廟製度中，還有一項對未毀廟者的祭祀方法。古籍中稱之為“大祫”之祭法。見《春秋公羊傳·文公二年》中的記載：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

在《史牆盤》銘文中，六代祖先同時成為第七代  的祭祀對象。構成了一種大合祭的現象。因此，“祫”和“啻”的意義不同。特別是在行祭的年數上。何休有所謂的“三年祫，五年啻”之說。在西周金文的研究中，古文字學界對“祫”字的認定還處於探索階段。早在20世紀30年代，徐仲舒先生就曾主張甲骨文和金文中的“ ”字就是“祫”字。但是，此字是由上部的“劦”和下部的“口”組成。並且，在金文史料中它總是以“ 日”一起出現的。如，《已酉方彝》：“才九月佳王十祀 日”。再如，《寢孳方彝》：“ 日佳王廿祀”。從使用的紀年時間詞來看，多為殷商晚期銅器。而且在殷商銅器銘文中就出現了“ 日”和“肜日”的活動記錄。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一書中說：

商人祭祀之名有曰“ 肜日”，曰“肜日”者，《己酉戍命彝》《兄癸卣》《戊辰彝》皆曰“ 日”，《乙酉父丁彝》《艅尊》皆曰“肜日”。（P30）

因為在殷代還沒有出現毀廟製度，所以也就不存在“大祫”問題。這正是徐仲舒先生沒有注意到的。而且，把“ 日”看成是“大祫”還缺乏直接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