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第一代主帥內藤湖南》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第一代主帥內藤湖南

(一)生平簡介

內藤湖南博士，生於1866年8月27日，卒於1934年6月26日。秋田縣人。屬虎行二，故本名為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別號憶人居主、湖南鷗侶、雕蟲生悶悶先生等。是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又稱京都支那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他為什麽號湖南呢？原因是他的出生地毛馬內町的北麵有個小湖泊，名叫景勝十和田湖。而湖的南麵就是他的出生地，所以字號湖南的意思就是景勝十和田湖南麵出生之人。

 

內藤湖南博士的祖先本不在毛馬內町柏崎館居住。從他的六世祖內藤貞親開始，從萬穀村移居到毛馬內町的萱町。到了他的兒子內藤貞安（五世祖）開始，又移居到了毛馬內町的下小路。內藤貞安的兒子內藤貞行（四世祖）又把家移居到了毛馬內町的砂場。內藤貞行常年膝下無子，就把湯瀨家的九歲的幼子過繼到自己門下，起名為內藤貞修，號天爵。後來，他自己又有了兒子，於是就把自己的女兒內藤辰子許配給內藤天爵。這一複雜的經曆成了日後內藤家族財產紛爭的直接起因。內藤天爵就是內藤湖南博士的祖父，內藤湖南博士的外祖父是泉澤修齋。內藤天爵和泉澤修齋二人共同師承日本近代著名的儒學學派、“折衷學派”中興之祖山本北山的弟子朝川善庵，成為是當時朝川門下著名的兩大弟子。內藤十灣就是內藤湖南博士的父親。最初名叫內藤貞善，又名內藤幾太郎、內藤調一。字子祥，號十灣，又號千裏。後來，因為其父內藤天爵突發急病而亡，內藤天爵的遺產被內藤十灣的舅舅·叔叔內藤鐵太郎全部繼承，而隻留給內藤十灣和其生母很少一點，牽強維持生活。為此，內藤十灣自此開始發奮讀書和自強。他先後向泉澤修齋、那珂梧樓學習儒學，向淺沼鄉左門衛學習劍術。幾年下來，內藤十灣不但繼承了“折衷儒學”，還精通武術和醫學。後來，內藤十灣和自己老師泉澤修齋的女兒泉澤容子結婚後，生下了內藤湖南。內藤湖南5歲時就開始讀《四書》，9歲時已經能寫淺顯的漢詩，13歲時開始通讀《日本外史》。初中畢業後，他考上秋田師範學校四年製高中部師範科學習。在此四年間，他係統學習了中國儒家經典和日本古代文史名著，這期間看的最多是《全唐詩》和《唐詩別裁集》等書。從這裏畢業後，20歲的他成了綴子小學的訓導。正是在這裏，他開始接觸到了佛教。兩年後的1887年，對佛教有了相當信仰的他，辭去小學的工作，來到東京，在一家佛教宣傳雜誌社《明教新誌》開始當記者。雖然這時的他可能和他當時對佛教的信仰有關，但是卻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的第一步。以後，又先後在《東京電報》、《日本人》、《萬朝報》、《大同新報》、《三河新聞》等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的報社和雜誌社當記者和編輯。因為經常發表有關日俄戰爭的政論性評論而使他名聲大振。於是，他視野逐漸轉到了對日本曆史和現實的關心，以及與日本有重大利益關係的大清和俄羅斯兩大帝國的政治和文化的研究上。在東京的六年多時間裏，他寫下了很多有影響的政論文章，也結識了政界和商界很多名人。在當時他信賴的人生導師高橋健三先生的倡議和推薦下，1893年，內藤湖南來到大阪，成為大阪《朝日新聞》的政論記者。開始了他從關東（東京）走向關西（京都）的重要的一步。1895年中日之間爆發的甲午戰爭，為內藤湖南博士從學術上和政治上集中精力關注晚清時代的中國提供了契機。1897年，內藤湖南博士最早的三部著作《近世文學史論》、《諸葛武侯》、《淚珠唾珠》正式出版。其中，除了《近世文學史論》是研究日本江戶時代思想和文化方麵的著作、《淚珠唾珠》是在報紙、雜誌上所發表文章的自選集之外，《諸葛武侯》則是內藤湖南博士發表的第一部有關中國曆史方麵的學術專著。在三部專著的出版，使他成為當時著名的政論記者和文化史家。在大阪的十幾年記者生涯中，他去過台灣，到過中國東北，也曾因為政治主張而短期辭職，又再次回到《朝日新聞》報社……他的日本文化觀和曆史觀、中國文化觀等一係列重要的學術思想都是在這一階段中產生和逐漸定型的。這使他的影響遠遠地已經超出了新聞界。由此可以看出，內藤史學從一開始形成的過程中就帶有十分強烈的政治功利性質。終於，到了1907年，他在狩野直喜博士等人的推薦下，成了京都帝國大學新設立的東洋史講座的第一任教師（講師職稱）。

具體的推薦過程,根據三田村泰助博士書中的記載:

關於這件事情，當時任文科大學籌建委員的狩野直喜博士說了下麵一段話：“東洋史的講座教師的招聘人選問題，這時出現了在招聘桑原的同時，最好也一起招聘內藤的提議。究竟是誰的提議，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是在我們這些同仁中一定有像狩野直喜那樣了解內藤的人。於是，大家的討論話題就逐漸意見統一起來，正式決定了招聘內藤。”

內藤湖南的再傳弟子、京都大學東洋史教授穀川道雄博士在為《內藤湖南的世界》一書所寫的序中也介紹說：狩野開始是打算作為教授招聘他的，但政府當局由於湖南沒有大學文憑，對聘其為教授一事感到為難，不得已校方讓湖南先做了兩年講師。1909年，內藤湖南晉升為教授。第二年，他的學位論文經過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校長的特別推薦，被授予文學博士學位。從此以後，他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講座教授的學術生涯。正是在他任上的二十年中，以他為核心領袖，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作為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和核心人物，他被日本學術界稱為“京大的學寶”。內藤湖南博士先後出版的漢學研究著作有《清朝衰亡論》、《支那絵畫史》、《支那史學史》、《支那目録學》、《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燕山楚水》、《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等，後來被結集成十四卷本的《內藤湖南全集》出版。1926年，他正式退休後，在京都府瓶原村恭仁山莊毎日以讀書和寫作為業，一邊安度晚年，一邊繼續他的研究和政論生涯。在內藤湖南博士退休後，他還抱病親自來到當時的偽滿洲國，去出席那裏剛成立的日滿文化協會的學術顧問。臨死前兩個月還在家中接見老友、偽滿洲國政府總理鄭孝胥的私人拜訪。1934年6月26日因胃癌逝世。

內藤湖南博士死後被命名為法然上人。遺骨被葬在京都市左京區法然院內，而遺發則被葬在家鄉內藤家族曆代墓地。

(二)主要學術成就和學術觀點

在日本東洋史學界一直就有“東大的白鳥，京大的內藤”的說法。又有一種說法直接道出他們各自的治學特點和學風區別：“文獻學派的白鳥庫吉，實證學派的內藤湖南”。在介紹內藤湖南博士的著作之前有必要先特別指出一下，即：

  內藤湖南博士的絕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課堂講義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這位飽學的曆史學家，一般隻在一小幅紙片上羅列一下講課提綱和要點，然後就駕輕就熟地上場發揮了。而且，同樣的課程，每次講課內容會被臨場發揮成內容各異的專題學術演講。尤其在他的東洋史講座開講之後，根據聽講的學生們各自不同的筆記，他再進行整理和加工，成了內藤湖南博士的著作初稿。

他的博學自然不用說了，而他的精彩的演講才能卻是他有意識鍛煉而成的。根據三田村泰助博士的回憶，在內藤湖南博士到京都帝國大學講課之初，並不是這樣的形式。後來，當他聽說文學院裏研究西方哲學的教授穀本富博士講課深受大家歡迎，於是，內藤湖南博士多次到那位教授的課堂中去聽講，很快就把自己記者的敏感和學者的飽學結合起來，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演講式的上課風格。龐大而精湛的內藤史學，不是我們這本小書就能介紹窮盡的。在此，我選擇他最有影響力的兩個觀點進行介紹和簡單述評，即：近世說及其唐宋變革說、文化中心移動說。上述兩個觀點應該說是內藤史學的精髓和核心。    

  第一，近世說及其唐宋變革說

內藤湖南博士《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主張，中國古代史可以劃分為兩大過渡時期和三個時代，從遠古時代到東漢中期為上古時代。從東漢後期到西晉王朝為第一過渡時期。從五胡十六國到唐朝中期為中世時代，或稱中古時代。從晚唐到五代十國為第二過渡時期。從宋朝時代到晚清為近世時代。他的理論被之後的日本學者所繼承，成為日本人研究中國曆史的基本觀念。在《支那論》一書中，內藤湖南博士認為：

曆史學家時常劃分時代，並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名稱。這些名稱並非隻是表示站在現代的時代之上，以較遠的時期為上古，其次為中古，以最近的時期為近世，等等簡單的意思。各個時代的劃分方法中都有著與之相應的內容。……包括一般民眾的力量是否增長，伴隨著新土地的開發，經濟上有何變化，社會組織是否出現變化等等內容。

又說：

……對中國也可以用同樣的觀點來劃分。一般人比較單純地把明代或者清代以後稱作近世。這是門外漢的看法。可是如果站在曆史發展的觀點上，就應該看到所謂近世是有其內容，有其意義的。由此可以再追溯到從唐代中葉到五代、北宋亦即離現在約以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間，已逐漸形成了我們所說的近世。

把秦漢和上三代連為一體，統稱為“上古”，這並不是內藤史學的首創，在他之前，著名的德裔美國漢學家夏德博士的《中國上古史》一書基本上就是本著這一劃分來著述的。但是，內藤湖南博士卻是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論》一書中首先提出的。而根據內藤湖南博士著作的成書習慣，毫無疑問，這也是在他的講義基礎上整理而成的。因此，這一觀點的產生時間也必然要上推到他開始講授這門課程之初。當然，既然下限是1914年，那麽上限順理成章地是1907年他來京都帝國大學之初。

小林義廣博士在論文《內藤湖南的中國近世論和人物論》一文中推定是1909年開始講授《支那近世史》之時，從時間段上看是在可取的範圍內。然而，這一推斷卻忽略了內藤湖南博士半師半友的學長、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日本史教授內田銀藏博士的首倡之功，因為早在1903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師從德國教授瑞斯博士、和白鳥庫吉博士是同門的內田銀藏博士在《日本近世史》一書中就提出了“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國的文化”的觀點。而內藤湖南博士和內田銀藏博士之間的交往還是在他當《大阪朝日新聞》的記者時代就已經很頻繁了。介紹他們認識的中間人是他們共同的好友、也是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新聞記者、早逝的著名漢學家西村天囚博士。可以說，是德國史學界的曆史分期說和當時日本史學界對日本近世史分期的成功才使內藤湖南博士繼承並發展了內田銀藏博士首倡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國的文化”的觀點。

當然,，就他個人的學術觀點的延續性和穩定性來說,內藤湖南博士的斷代標準也不是沒有微小的修正。他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出了上古史可以斷在新莽時代，而近世也可以劃定在晚唐至元代的觀點。在這裏，他的這一新說就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提出的觀點便不盡相同。或者，他這時也意識到了過渡期和斷代期有時還真難以作出明確歸屬。而中古時代的劃分大致範圍也是頗為一致的。爭議的焦點在於：

• 關於上古時代的結束點就有戰國、秦、西漢，甚至東漢末等多種說法。
• 關於，中古的開始點就有西漢說、東漢說、西晉說等說法，而對於上古到中古之間的社會性質也有奴隸製度、封建製度等說法。
• 中古的結束點就有晚唐說、北宋說、南宋說、元代說等說法，以及中古以後的時代名稱又有近世說、前近代說、甚至古代說等說法。

可以說，在上個世紀前期的國內外中國古代史學界十分混亂，大的爭議的焦點也無非就是時代劃分及其相應的社會形態上。內藤湖南博士的這一劃分卻是建立在對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考察和研究為基礎上的，而大清帝國的專製和國體繼承的卻是早在宋代就已經正式定型的獨裁皇權下的文官製度。而作為這一製度的最後終結者——疆域遼闊的封建社會的的晚清政府，它在未來的發展走向是君主立憲還是共和聯盟的國體問題。在漢唐盛世時代，貴族製度的昌盛成為製約皇權的一個有效的杠杆。對貴族製度的研究，成為內藤史學乃至於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研究中國中古史的基本立腳點。在貴族製度盛行的時代，皇帝隻是貴族製度下的公有財產，和近世中的具有獨裁特征的皇權有本質的上不一樣的。晚唐以後，隨著傳統的貴族製度的衰敗和沒落，政權又重新回歸皇帝手中，獨裁的皇權出現了。於是，從北宋王朝開始廢除了宰相製度，以三省六部製來加強中央集權製。代替貴族製度的是新興的文人政府及其官僚群體，和與之相應的科舉製度，拉緊了官僚和平民之間的聯係紐帶，客觀上促進了獨裁政權的長期存在。軍事活動已經不再具有以往那樣重大的意義和價值，一個成熟而且接近老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從宋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晚清。作為宋代皇權獨裁政治製度的後任者，政治腐敗、經濟貧弱、軍事落後的晚清帝國已經是無可救藥地走到了它的盡頭，如何革新並且超越者一套政治文化體係和模式才是未來中華帝國的前途所在。因此，他還主張：

中國的近世史史越到後來，獨裁君主的力量就越強大。到後來君主幹脆靠個人的感情就能處理所有事務。因此，天子的位置在臣僚麵前也十分安泰，在這以時代中推翻天子之位的，隻有如元、明末期，人民起義愈演愈烈，終成流賊推翻朝廷，或是如近日清朝的革命之亂那樣起自民間的騷動才能迫使天子退位。這與靠宮廷事由或是貴族間的力量便能扳動其位的古代相比，完全不同。

和這一劃分密切相關的就是所謂的唐宋變革說。

內藤湖南博士考查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尤其是在政治體製和經濟製度方麵，從宋到清保持著一致性，而從漢到唐則表現出相似性。在這兩個時間段之間則可以看成是下一階段的過渡。於是，他鎖定宋代為中國曆史變化的中樞，以唐宋變革而宋清一體的近世說作為內藤史學的立足點，形成了國內外中國曆史學界所熟知的“內藤假說”。內藤湖南博士關於唐宋變革說的係統論述，一般認為最早出自1922年5月發表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他考察了唐宋兩朝在政治製度、經濟體製和文學藝術等方麵表現出來的種種差異和變異，特別著眼於隋唐貴族製度的崩潰和宋代君主獨裁政治的出現，以及他所謂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乃至於貨幣製度的通行、文藝風格的變遷等等。內藤湖南博士的唐宋變革說，使學者們充分注意到了宋代及其後代的製度延續，特別使發生在唐宋之際的製度變革，在古代中國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擴大到了中原以外的邊遠地區，並且又反過來影響到中原地區的主體製度。

  第二，文化中心移動說
　　內藤湖南博士認為：古代的中國文化在其特定的時代和地域內形成了所謂的“文化中心”。而具體到每一個特定的曆史時代都會因為地理環境和時間的關係的不同產生一個凝聚當時文化精英的“文化中心”，這個文化中心形成之後就開始了它的不停地發展變化和向前移動的曆史過程。即以中國古代王朝發展的曆史而言，從洛陽到長安，再到燕京，最後形成了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文化中心。由此而來就形成了宋代以後中國的“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現實問題和政治勢力圈。其實，到此為止，內藤湖南博士的觀點還是比較正常的。這一觀點的異常是從下麵開始的,即：他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時還會越出漢民族、中原甚至中國本土的範圍，形成一個他所謂的“東洋文化圈”。換而言之，中國文化的中心下一步將要移動至日本，由日本來振興中國文化就成了近代日本的文化天職。----造成上述異常觀點的產生，還有一個重要的曆史背景，即中日甲午海戰。大戰以晚清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為結局，當時正任記者的內藤湖南，在極度興奮之下，以日本的所謂“天職”（上天賜予的職業使命）為核心概念，連續刊發了多篇闡述為新興的日本進行文化定位的係列文章。後來，這些文章以《支那論》為名，結集出版。這是他提出中國文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的開始。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主張：中國文化由內向外不斷地擴大發展的總趨勢，使周邊地區的落後民族在接受了中原地區先進文化的影響後，繼續向四周擴散一樣、並且和當地固有的文化傳統完成整合，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民族文化。而這一文化又反過來影響和滲透到中原地區的文化。日本文化正是在中國文化中心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個民族文化。為此，他提出了“中日文化同一論”，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國文化中心的延長點和未來中心所在地。內藤湖南博士是這樣看待中國古代文化的，也是這樣看待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創新、發展及其影響。在闡述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時，他又提出了中國文化的鹽鹵比喻和波動比喻。即，日本文化就像是一碗豆漿，而中國文化則是使它集聚成豆腐的鹽鹵。而中國文化的發展是波動性質的，從內向外的發展就像波紋一樣，而遇到任何阻礙都會自動反射回去，然後再以新的波紋向外發展，形成了中國文化於外來文化之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越到後來，波動的中心就越衰老和虛弱。這一觀點在某種意義上和哈佛大學中國史研究的費正清學派的“衝擊回應說”有若幹近似之處。

內藤湖南博士的宋代近世說就等於把由宋到清曆史進程等同為一個早熟而且高度發達的封建王朝走向長期衰老的漫長曆史過程。在他看來，固有的中國文化中心已經是一個衰弱的老人，而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之後並獲得新興的日本文化，則是一個健康生長的青年。這類觀點在內藤史學中表現還是很突出的。特別是在《支那論》和《新支那論》二書中，那裏麵十分強烈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和觀點，為日本的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有意無意之間卻直接提供了文化注解，這成為內藤史學及其本人遭人詬病的直接證據和原因。就連他的再傳弟子也公開承認“湖南在《支那論》和《新支那論》中，都暗示了在一定條件下中國友國際管理的可能性。他的這一觀點與日本經濟輸入意見，給人留下了是否具有將侵略中國正當化企圖的疑問。”

內藤湖南博士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在其起源上則是和清代乾嘉學者的地理學思想、尤其是和趙翼的史學思想是分不開的。趙翼史學中的經世致用學說和氣運地氣說在內藤史學中被發揮到了極至。不了解這一點也就無法把握內藤史學，乃至於解釋內藤湖南博士的以學論政的一生。趙翼在《長安地氣》一文中就公開主張中國古代都城自西向東遷移的原因是“氣運”演化的結果。而這一點則深深地打動了內藤湖南博士，並引以為知音。他由趙翼的“氣運“的移動說聯想到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多次出現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東西的移動現象，由此而來終於創建了他自己獨特的文化中心移動說。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提出的“讀史以觀世變”的思想，幾乎就是內藤湖南博士唐宋變革說和文化中心移動說的立論依據。從此以後，精通趙翼的史學思想成了他的弟子們的看家法寶之一。趙翼史學中的經世致用學說，通過他的《廿二史劄記》對顧炎武《日知錄》的模仿表現出來。顧炎武所說的“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的思想，成了趙翼著述《廿二史劄記》的立論根本。而以這以點來考察內藤湖南博士的論著，從早期的《燕山楚水》到晚年的《新支那論》無不如此。

內藤湖南博士在肯定清代乾嘉考證學派之時，也對清代的公羊學說進行了否定。他在《尚書編次考》一文中說：

公羊學派在清朝學說中不但不主考證，且離考證而從微言大義而下觀察，而為其判斷之基礎者，全屬公羊學說。餘固不主公羊學說者。

內藤湖南博士在當記者時代曾經對中國的現實進行過很準確的預言和很精細的觀察。比如他對清朝滅亡的預言，比如他對滿清腐敗和舊北京大小生活細節的觀察等等，這反映了作為記者的內藤湖南敏銳的觀察力和政治預見能力。但是，當他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以後，他對現實的預言逐漸被學術史的考證和嚴謹的治學風氣所代替。顯然，作為學者的他已經日益占據了他對現實的關心。但是，很快，隨著日本占領東北和滿洲國的成立，他對政治的關心又重新得到了發揮。他可以說一直在履行著經世致用的趙翼史學思想。

(三) 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

  根據內藤湖南博士年譜的記載，他一生先後十次造訪中國。在他多次來訪中國期間，他先後結識了嚴複、文廷式、羅振玉、王修植、沈曾植、柯紹忞、劉鶚、王國維、李盛鐸、董康、鄭孝胥、張元濟、曹廷傑、宋伯儒等老一代中國朝野碩學之士。也同時和當時正值年輕的胡適、郭沫若、梁漱溟等認保持來往。互贈書籍，交流學術信息。他通過麵會筆談的方式，使他的中國朋友遍及晚清、滿洲和民國時代的舉凡中國曆史、哲學、文學、藝術的學界名流和政界要員。

1899年9月至11月，作為記者的內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國土，從北京一直看到南京，他回國後寫成《燕山楚水》一書結集出版，一時間名聲大噪。這一次應當說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開始了中國之旅，為他日後走上專業的漢學研究打下了基礎。三年後，他又進行了第二次中國行。這次的重點是東北和江浙一帶。毫無疑問，東北的滿洲文獻和江浙的藏書樓是他此行重點中的重點。又過了三年，1905年7月，他的中國之行成了受日本外務省委托，有著軍事目的的調查活動。於是，也正是從這次開始，他經過多次遊曆中國，實地考察，訪求罕見圖書寫本和善本，大規模的甚至是不擇手段的收集和盜取中國古代文獻活動正式走上前台：《滿文老檔》、《蒙古源流》、《清文鑒》、《滿蒙文大藏經》、《盛京全圖》乃至於著名的《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篇》，以及宋元善本和唐宋碑帖等一大批珍貴文獻，包括剛剛運到北京的大批敦煌文獻，或被照相，或被複製，或為收購，從此正式流入日本漢學界。內藤湖南博士本來就具有深湛的漢學造詣，當他開始掌握了滿語和蒙語之後，自由地使用滿、蒙史料使他的學術研究視野異常開闊，他當時就已經被一致公認是第一流的、備受關注和敬畏的日本東洋史大家而蜚聲世界。在內藤湖南博士一生所結交的中國友人中，他與文廷式堪稱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文廷式在訪日時，兩人又經常晤麵，談論學術。內藤湖南博士還將他介紹給自己的好友那珂通世博士和白鳥庫吉博士、桑原騭藏博士等人。1904年，文廷式不幸早逝，內藤湖南博士親自撰寫了《哭文芸閣》一文，對老友的離去以表示懷念和哀傷，並稱讚文是“曠世奇才”。這在他一生的文章中可說絕無僅有的。其中，文廷式將他個人秘藏蒙文抄本《元朝秘史》一書，抄錄一份後贈送給內藤湖南博士，經內藤湖南博士之手又將此抄本轉送給那珂通世博士，後者立刻展開了精心的考證和譯著，終於誕生了讓國際蒙古史學者震驚的名著《成傑思汗實錄》。可以說，沒有文廷式把此書轉抄再贈送給內藤湖南、沒有內藤湖南轉贈給那珂通世，則東洋史祖師爺那珂通世博士一生最為重要的蒙古學研究成果根本就無從談起！而當年他親自拍攝的全套《滿文老檔》照片，至今也是日本滿學界和國際滿學界最為重要的文獻資料寶庫，更是日本滿學界人才輩出的物質基礎。辛亥革命之時，內藤湖南博士特別邀請羅振玉和王國維東渡日本避難，甚至事先建議羅把全部藏書和文物帶到日本，可以寄存在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並且已經為他準備好寓所。毫無疑問，內藤湖南博士此刻更關心的乃是羅振玉個人收藏的那些珍貴的圖書和文物，而一旦這些圖書和文物真的交給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臨時保管的話，很可能麵臨著有“借”無還的結局。老練的羅振玉似乎也正擔心這一點，他立刻和他的好友、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著名漢學家藤田豐八博士進行了一番秘密商議。而藤田豐八博士早年在上海時就曾在羅振玉主辦的東文翻譯社裏教授日語，他們之間的密切合作關係不但有學術上的，還有經濟上和個人感情上的，遠非內藤湖南博士所能比。我們從羅振玉的《集蓼編》一文中可以發現他對這一處理過程的點滴記載：

予乃商之亡友藤田君，藤田君為定計應諸教授之招。

當時在日本國內，新興的京都帝國大學在學術研究上已經開始了對學界老大的東京帝國大學的叛逆，白鳥和內藤之間的史學論戰已經初見端倪。從藤田豐八博士處理此事的態度中，我們多少也可以看出當時東大和京大之間微妙的對立情緒。但是，具體的操作過程很可能出自藤田豐八博士的建議：先暫時存放，再馬上建立自家的書庫。見羅振玉《集蓼編》一文中的記載：

予寓田中村一歲，書籍置大學，與忠愨往返整理甚勞，乃於淨土寺町購地數百坪，建樓四楹，半以棲眷屬，半以祀先人接賓友。……尋增書倉一所，……顏之曰：大雲書庫。……移村大學之書於庫中。

實際上，當時羅振玉也的確向內藤湖南和濱田耕作等人出售過古玩和玉器。而且，在羅振玉攜全家返回中國後，京都家中所有物品，除土地賣出之外，全部家什包括部分沒帶走的書籍和文物，均被內藤湖南博士下令拉回京都帝國大學……存放在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內的那些羅振玉的藏書，當時不光是為了羅、王二人的使用和閱讀，京都帝國大學的日本學者和學生們也是可以自由閱讀的。比如，鈴木虎雄博士就是那些書的讀者之一。見他的《追憶王靜庵君》一文中的記載：

而且當時京都帝國大學裏有羅叔言先生的寄放書籍，從中我也得益良多。

國內學術界可能又有很多人熱衷於談論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居日期間對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的建設性和指導性的貢獻這類話題，在不少人眼中，羅、王二人簡直就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在草創時期學術上的“紹興師爺”或“學術顧問”。而有的日本學者卻又不顧事實真相，提出了王國維受內藤湖南影響才從文學、哲學轉行研究史學、經學的主張。雙方的觀點都是有失公正的。實際上，內藤湖南博士和羅、王之二人之間的關係，看起來更多的是學術層麵的。毋寧說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在內藤湖南博士的心裏隻是維持在“漢學知音兼學術顧問”性質的半師半友關係。這也就不難理解當內藤湖南博士想同時招聘羅、王二人在京都帝國大學任教時，得到的答複卻是（晚清政府可能會不同意的吧）婉言謝絕。從親密關係程度上講，內藤湖南博士的第一中國友人是文廷式，而羅振玉的第一日本友人卻是藤田豐八博士。王國維和藤田豐八博士有師生之誼，當然和藤田博士的關係更為親密。甚至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談到王國維和日本學者的關係時，也寫下了著名的兩句詩“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我曾懷疑“藤田、狩野、內藤虎”這個排序很可是王國維生前曾和陳寅恪先生有過類似的話題。

在我們看來，實際上，從漢學研究成果及其在國內外的影響來說，排在前兩位的“藤田、狩野”是不能和第三位的“內藤虎”相比的。換句話說，羅、王二人對內藤湖南的京都學派的產生究竟具有多大的啟迪和指導性的價值和影響，本書作者是不敢輕下定論的。

——以我對東洋史學京都學派成立前後曆史的了解，特別是通過考察內藤湖南博士一生學術形成過程和與晚清學者交往過程來看，真正對內藤史學和京都學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學派的趙翼，而非時下中國學術界所認為的羅、王二人。相反，王國維先生的甲骨學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卻是在和內藤湖南博士的相互學術交流和啟迪中完善的。見王國維先生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序文如下：

甲寅歲暮，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虛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餘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胲”，《帝係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係一人。嚐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參事複博搜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殷虛書契後編》。博士亦采餘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文藝雜誌》。並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茍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餘感博士言，乃複就卜辭有所攻究， 複於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辭天問》雲：“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雲：“恒秉季德。”王亥即該，則王恒即恒。……乃為此考以後質諸博士及參事，並使世人知殷契物之有禆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斯也。

請注意這裏的“博士亦采餘說”和“餘感博士言，乃複就卜辭有所攻究”二句，已經說得十分明白了。內藤湖南博士的《王亥》和《續王亥》二篇甲骨學考證論文是在“博士亦采餘說”的基礎上才產生的。而毋寧說是內藤湖南博士的上述論文啟迪了王國維，而王國維先生在甲骨史料中“複於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的精湛的考證論文，則是他“餘感博士言，乃複就卜辭有所攻究”而成的。從內藤湖南博士首先“博士亦采餘說”、利用甲骨史料寫出並不十分成熟的《王亥》和《續王亥》二篇來看，是內藤湖南博士在王國維的啟發下寫成的，但是他卻立刻提出了“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茍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的觀點，注意到了這一重要的史學考證方法的潛在價值，到了王國維史學思想中得到了徹底的運用和成熟。這正是王國維先生的智慧和學識所在！

而內藤湖南博士在和羅振玉和王國維梁先生的來往中，特別認識並肯定了他們利用出土文獻解釋商周兩代曆史的學術方法：

金文和其它文物的相繼出土，逐漸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已經成了最近幾年中國學術界研究的一大傾向。 

內藤湖南博士還特別指出：

今後值得發展的方向已經很顯明就是從對先秦古籍的研究、對金文和殷墟遺物研究的進展而展開的。假如能以這樣的方法建構成的新的研究方法的話，對於鼓吹支那古典學的人來說，這才是我們要找的所謂科學的、進步的結論。

在王國維自殺之後，內藤湖南博士等人迅速出版了紀念王國維先生的學術論文集和回憶文章，並盛讚王國維的罕見的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

——當然，我並不否認羅、王而人在和內藤之間的學術交往過程中所帶給他的極其重大的學術啟迪。他們三個人之間的學術交往，是三位史學大師的曆史性幸會！在一等一流而不世出的三位史學大師的學術交往之間，相互的學術啟迪和學術幫助並不是我們時下喜歡“曰師曰弟子雲者”那些浮泛之輩所能理解和概括的。我在這裏再引用一封王國維致內藤湖南的信，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學術交流關係：

王國維1924年1月30日致內藤湖南

湖南先生有道：

違教數載，企仰奚似。春間聞貴體違和，極深馳係，後聞快愈，又極欣慰。曆次惠贈書籍，頃又蒙賜大著《寶左文》及十二物影片，伏讀一過，如親晤對。先生大著作多以貴邦文字書之，若能將重要者譯成漢文，都為一集，尤所盼禱也。

內藤湖南博士在與中國學者的交往中，肯定清代史學大師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一書的史學思想和學術貢獻，是特別值得讚許的地方。因為作為日本學者的他遠比中國學者更早更全麵地發掘了章學誠的遺書。內藤湖南博士在《支那史學史》中對章學誠的史學思想推崇，也肯定了胡適、姚名達、劉鹹炘三人對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內藤湖南博士最為賞識的是章氏全新的史學思想、以及章氏在校讎學和方誌學上的突出貢獻。章氏的六經皆史說、原道說和原學說等觀點，深得內藤湖南博士的讚賞。在《支那史學史》中，內藤湖南博士還特別肯定了章學誠創建方誌學的學術史意義，在介紹這一新學說時，他不惜點出了戴震對方誌學的非難，這顯然已經暗含著對戴震的批評。在內藤湖南博士和胡適博士的往來書信中，特別涉及到了對章學誠的研究。胡適博士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就是在內藤湖南博士的《章實齋年譜》基礎上的登峰之作。而內藤湖南博士在讀了胡適博士所寫的年譜之後，立刻發表了《讀胡適之君新著章實齋年譜》一文，並訂正了胡適博士文中的十五處錯誤和不準確之處。胡適博士則虛心接受，並來信表示感謝。——正是因為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祖師爺對章學誠史學思想和方法的注重，由此開啟了研究趙翼和章學誠的史學著作成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的看家本領。不了解這一特點幾乎等於不了解東洋史學京都學派。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當Marcel Granet博士的法國社會學派的曆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在國際漢學界和中國學術界流行之時，居然遭到了內藤湖南博士的弟子、京都帝國大學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小島祐馬博士的嘲諷和輕視。

(四)影響及學術評價

內藤湖南博士及其開創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術影響是世界性的，也將是跨時代性的，我們在國際學術界中國史的每個方麵幾乎都可以發現內藤史學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影子。內藤湖南博士的弟子、著名中國文學史家、京都大學教授小川環樹博士曾把《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清朝史通論》四部書列為“內藤史學四大名作”。這一說法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但是，這是日本學者麵對日本學術界的觀點。對於國際上整個中國史學界來說，上述四部書並不能概括內藤史學的精髓。

以中國學者的我來看，我把內藤史學分為兩大係列，即：

《支那史學史》、《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支那繪畫史》可以稱為“支那古代史係列五書”。而《清朝史通論》、《清朝衰亡論》、《清朝建國史》、《支那論》、《新支那論》可以稱為“清朝史係列五書”。

我相信上述兩大係列十部著作代表了內藤史學的精華。

下麵，我分三個方麵介紹一下內藤史學及其京都學派在中外學術界的學術影響。

第一，內藤史學對其弟子們的影響

按照日本的習慣，我把內藤湖南博士的弟子們統稱為“內藤史學軍團”，簡稱為“內藤軍團”。因為本書中對這些學者都將有專章予以介紹，這裏僅對宮崎市定和岡崎文夫二人的觀點和成就簡要說明。

在中國史研究戰將優良而範圍廣闊的“內藤軍團”大旗下，宮崎市定博士則是最為著名的領軍人物。在日本東洋史學界，一直認為內藤史學中的中國中世貴族製度、近世說及其唐宋變革說之所以得到確立和推廣，與內藤湖南博士的直係弟子宮崎市定博士的大力倡導是分不開的。宮崎市定博士本人在《東洋的近世·前言》中幹脆就坦然宣稱“謹請留意的是：本書的觀點基本上是沿襲先師內藤湖南博士的高論”。不僅如此，宮崎市定博士在其名作《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等書中，對宋代到清代的社會、經濟、文化以及政治製度、軍事製度進行了詳細地考證和分析研究，調整了以往舊說中的官僚製度和貴族製度之間的矛盾，使“內藤假說”逐漸得到充實和實證。尤其是他對九品官人法的分析研究，他發現在隋唐時代的選舉製度和官僚製度中一直潛伏著中世時代所流行的貴族製的主線，而從宋代開始則具有了全新的內涵，這樣一來，他通過對科舉製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貴族製形式的變化和延續。從此，中世貴族製度、近世說及其唐宋變革說成為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最為典型的學術標誌和研究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坐標係。

另一位傑出的著名弟子是岡崎文夫博士，他的《支那史概說》、《魏晉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社會經濟製度》三部專著，成了以貴族製度為核心、貫徹和論證“內藤假說”的傑出代表作。岡崎文夫博士在該書中繼承了內藤湖南博士所主張的貴族勢力和軍事勢力的結合成為這一時期的權力中樞的觀點。中央皇權和地方豪族·貴族之間的對立，盡管他們同屬於統治集團，但是他們的矛盾比一般民眾與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在地域特征上，北方的皇權集中和南方的貴族勢力形成不可調和的對立關係。但是，他把貴族製度的存在推進到貴族製度國家化的程度，並且經過考證認為隋唐貴族製度起源於漢代的鄉舉裏選製度，這使得他得到了他的老師的格外讚許，內藤湖南博士甚至認為他自己對中世貴族製度的研究，到了《魏晉南北朝通史》一書中已經接近完成。

不難看出，“內藤假說”在宮崎市定和岡崎文夫二人手上得到了最為徹底的確立。從此，“內藤假說”變為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支柱。盡管在戰後，內藤湖南所建構的文化史學，因為其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遭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經夫、池田誠、五井直弘、增淵龍夫等新一代日本史學理論家們的尖銳批評，但是，在遠離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後，內藤史學作為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核心組成，還是得到了國內外中國史學界的高度肯定和深入研究。

“內藤軍團”中的其他成員，如丹羽正義、稻葉岩吉、宮川尚誌、宇都宮清吉、那波利貞等人，也是全盤繼承並分工合作，完善著“內藤假說”。就是打著對內藤史學進行全麵修正的名古屋大學東洋史教授宇都宮清吉博士，以宇都宮學派而稱著於日本史學界，他隻是提出了所謂“時代格”這一概念，來修正內藤湖南博士的曆史分期法缺乏終結意義和臨界點。他所激烈反對的隻是內藤史學中所謂過渡期的不確定性。

無可回避的是，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一直到七十年代，在這三十多年中，“內藤軍團”的學者們在第二代領軍人物宮崎市定博士的帶領下，和有著“百代學閥”之稱號的東京大學之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關於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奴隸製度、貴族製度和唐宋變革等）問題的學術論戰。因為東京學派的加藤繁博士（白鳥庫吉博士的弟子）看重對中國社會經濟製度的研究，一貫主張在經濟製度上唐宋一體論，並且部分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一下子擊中了主張文化史研究的內藤史學的軟肋，打前戰的是東京學派的前田直典博士（加藤繁博士的弟子）。於是，京都學派的宇都宮清吉博士和宮崎市定博士二人先後應戰。

持續達三十幾年的學術論爭，可以說涉及到了內藤史學的各個方麵，甚至也包括了他的國家主義和積極迎合日本軍方的政論與言行，研究課題則因而論戰範圍不斷擴展而深入，客觀上催進了“內藤假說”的豐富、充實和發展。至少，在戰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中，加藤繁博士主張的唐宋一體化現象十分突出，而戰後則明顯地出現了肯定“內藤假說”唐宋分離觀點的局麵。

  第二，內藤史學對國外漢學界的影響　 

  內藤湖南博士的學術思想，經過法國和美國學者的介紹和研究，特別是其弟子宮崎市定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和宮川尚誌博士等人的大力倡導，走上了國際漢學界。最有說服力的是國際漢學界的“宋代研究計劃”（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的施行。而主持這一國際漢學家之間的合作科研項目的是法國著名漢學家Etienne Balazs博士和日本京都學派第二代主帥宮崎市定博士。他們二人在學術上最大的特點是肯定宋代是中國的近世！而Etienne Balazs博士本來是研究唐代經濟史的專家，他能讚同唐宋分離說，真不知道那位同樣也是研究唐代經濟史的著名學者、東京帝國大學的東洋史教授加藤繁博士，地下又知，會做何感想？！

方豪博士曾在《歐美及日本研究中國史的近況》一文中分析這一國際合作項目產生的原因是說：

第一理由是符合西方人近代觀念的中國大部分中央官製，到了宋朝可以說已定型。第二理由是宋史有其本身在各方麵的重要性，如印刷術、航海術、工藝、科學、純文學、哲學等，有些是在宋代發明，有些是到宋代發揚光大，同時宋代曆史可以滿足學者廣泛的興趣，無論是西方的史學家、藝術史專家、哲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並且宋代還有同時並存的遼、金、西夏和前期的五代。第三理由是資料無比的豐富，可供人發掘。第四可以說宋代介乎中國中古和近代之間。

在日本東洋史學界，東京大學的學者們幾乎沒有人參加這一國際性的科研合作項目。

戰後，在美國的《遠東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August 1955）上首先刊登了宮川尚誌博士介紹內藤史學成就及其弟子宮崎市定博士的學術觀點的文章：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也許，這是內藤史學廣泛地走進西方學術界的開始。

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Edwin George Pulleyblank博士、英國劍橋大學Denis Twitchett博士、美國哈佛大學Peter K. Bol博士和普林斯頓大學劉子健博士和Peter J. Golas博士等人都在論著中公開地肯定或基本讚同“內藤假說”。

有關這一問題，還可以參考北京大學張廣達教授的《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一文，那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從學術史角度研究“內藤假說”及其在國內外影響問題的優秀論文。

  第三，內藤史學對國內史學界的影響

  在我國曆史學界，因為受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生專治中古史的影響，內藤史學乃至於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的研究專著和學術觀點，一直倍受重視。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胡適先生就曾和陳垣先生一起探討當時國際漢學研究的中心究竟是在巴黎還是在京都的問題。1920年，當內藤湖南博士的《章實齋先生年譜》一文在《支那學》刊物上剛一發表，胡適先生看到後引起了極度的關注，立刻致函內藤湖南博士，展開學術交流。

內藤湖南博士以宋代為近世說的出現，最大限度啟發了中古史權威陳寅恪先生對隋唐政治製度的研究，大家一定記得陳寅恪先生曾經以“新宋學的建立”或“宋代學術的複興”作為未來中國文化的支點。在陳寅恪先生那裏，唐、宋明顯地是被分開的，他的隋唐一體和對宋代學術的寄托，他的以種族文化論來代替貴族論的立場，都可以看出聰明的陳寅恪先生對內藤假說的讚同和發展。如果說宮崎市定博士的宋史研究豐富和完善了內藤史學關於宋代近世說的理論的話，那麽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史研究則是發展和推進了內藤史學關於中古史貴族製度的學說。

今天，雖然在文化史、思想史等領域，國內學術界早已經出現了唐宋的分離性研究局麵，而文學史上的唐宋一體和唐宋分離卻是以一種微妙的連接存在著，遠不如吉川幸次郎博士的著作中那十分明確的唐宋分離色彩。

隨著最近幾十年對海外漢學研究的注重，有關內藤湖南博士的著作和研究論著開始大量出現在中國學術界，甚至出現了以研究內藤湖南的思想為核心的博士論文。雖然不少中古史學者可能並不清楚內藤湖南博士的貴族製理論和陳寅恪先生的種族文化論之間的區別和聯係，但是，把內藤湖南博士和陳寅恪先生進行學術思想的對比性研究，也即中日學術界有關中古史理論之間的對話已經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