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駐港倭督磯穀廉介與陳寅恪關係考》

駐港倭督磯穀廉介與陳寅恪關係考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英國殖民地香港。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1942年1月，日本設立“香港占領地総督部”。日本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建議首相東條英機起用日軍中著名的“支那通”磯穀廉介，任命他為香港總督。於是，1942年2月20日他正式上任。1944年12月24日，磯穀廉介調任台灣行政司長，香港占領地總督一職改由田中久一接任。

1942年6月19日，陳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驊、葉企孫、王毅侯四人信中說：

……弟當時實已食粥不飽，臥床難起，此僅病貧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廣州偽組織之誘迫。陳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為害，不意北平之偽北京大學亦來誘招，香港倭督及漢奸複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弟雖拒絕但無旅費離港，其苦悶之情不言可知……

可是，這封信讓筆者十分不解，原因如下：

首先，所謂“不意北平之偽北京大學亦來誘招”之事，按照現在已經公布的陳氏書信來考察，應當即1941年8月26日陳氏致傅斯年信中所說明的：“同時接北大文科研究所不移川之信，故致函北大請其資助旅費，得今甫轉告可助三千元。”這應該是後來發生“不意北平之偽北京大學亦來誘招”的直接起因。

其次，對於所謂“香港倭督及漢奸複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領地政府”登場，由磯穀廉介出任“香港總督”。政府總部設於香港島中環的香港匯豐總行大廈，半島酒店則改為軍方總部。總督部成為了當時香港最高的行政機關，亦是日本戰時內閣的直轄機構之一。為了達到“以華製華”的目的，在香港也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兩個組織。華民代表會為總督的谘詢機構，有委員四名：羅旭和、劉鐵誠、李子方及陳廉伯。華民各界協議會則有委員22名：主席周壽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員董仲偉、葉蘭泉、伍華、羅文錦、斯啟東、淩康發、林建寅、李忠甫、郭讚、陸靄雲、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譚雅士、王通明、鄧肇堅、顏成坤、黃燕清、馮子英、章叔淳，負責向華民代表會提供意見。而陳君葆則是當時香港圖書館的中方實際負責人。

日本方麵則立刻設立了“東亞文化協會”和“東亞研究所”。並且日本駐港當局開始積極推廣日化教育和日式建築。日語成為了主要的教育課程，中小學每星期必須教授日語4小時，英語則被禁止使用。當時使用的中小學教科書就包括《新生香港》、《興亞進行曲》、《從香港到東京》、《日本刀》、《忠靈塔》、《日本的體育》等偽教科書。因此，如果真的存在“香港倭督及漢奸複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其時間範圍應該是1942年2月21日至5月1日之間的68天內。因為2月21日日軍駐港總督府成立，而5月1日陳寅恪致信陳君葆，說明近日內要返鄉了。陳君葆日記中記錄如下：

早上接到陳寅恪先生寫給我和季明的信，說他日間要從廣州灣歸鄉，過海後或到平山圖和中文學院作最後一眺望，並謂“數年來托命之所今生恐無重見之緣，李義山詩之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淒哽。”我當時讀到此不忍再讀下去。

而當時的香港倭督磯穀廉介第一次來香港大學視察並直接插手香港的文化教育事業的管理則是開始於1942年3月23日，他上午視察香港大學圖書館，下午接見全體教授和學校高層領導。陳寅恪是否出席，沒有任何記錄。磯穀廉介的發言隻涉及三個方麵：“日中親善、日本王道的儒家來源、勉勵大家努力工作”。全程並沒有單獨接見陳寅恪，更沒有在下午的講話中提到陳寅恪。甚至陳寅恪可能根本就沒到場。

——如果存在“香港倭督及漢奸複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傳聞，則時間段又縮小到1942年3月23日至5月1日之間的37天內。

當時的《陳君葆日記全集》記錄了最真實的和駐港日軍交往的經過與記錄，為什麽從沒有提到陳寅恪的“香港倭督及漢奸複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這裏的所謂“漢奸”又是指誰呢？是指陳維周還是指陳君葆？或者是指“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兩個組織的成員？

——最重要的是；筆者在日本所調查和掌握的有關駐港日軍和總督府的現有全部日文資料並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此說！

而在陳寅恪晚年的《第七次交代底稿》中，則陳述說：“香港為日本所占，隻好空坐家中半年。”在當時他本可以繼續說一下他當年如何拒絕了“香港倭督及漢奸複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類的愛國先進事跡以證明他的進步，甚至可以解脫對他的遺老遺少的指控。可是，他卻沒有再說這段故事。

而吳宓在《答寅恪》一詩中注解為“聞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協會，寅恪力拒之，獲免”。此說顯然也出自1942年6月19日陳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驊、葉企孫、王毅侯四人信中之說。隻是日圓的“軍票二十萬”變成了“日金四十萬圓”。

——而且，1942年2月20日在港日偽政權成立時就已經存在了所謂的香港“東亞文化協會”和“東亞研究所”，也存在了經過審定的偽“中小學教科書”，並不需要陳寅恪再去“辦東方文化協會”和“審定中小學教科書”。因此，我個人很懷疑這一傳說的真實性。或許是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而故意放出的話題。君不見，1942年6月19日陳寅恪的那封信一下子就寫給了四個人！生怕此信內容流傳不遠之心，可想而知。

而根據夏蓉《香港淪陷後朱家驊組織救助陳寅恪的經過》一文的研究：

國民政府由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朱家驊出麵，設法予以救助，提供經費，並啟用秘密渠道，幫助其離開香港。

又見1942年3月31日高廷梓致朱家驊電：

陳寅恪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廣州，偽方四次派要員勸駕，尚不肯走…

可見，當時國民政府擔心的不是他被駐港日軍強拉合作編教科書，而是擔心他被偽北京大學和廣州的日偽政權拉走去當教授。畢竟他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的身份，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因此，朱家驊、俞大維等人立刻展開多方的救助行動。見1942年5月1日致陳寅恪電：

前囑高廷梓兄匯款一萬元存麻章商務印書館李浩年兄處，並囑杭立武兄已於日前電匯赤坎汽車路十八號信義行陳樂素君五千元，茲再電匯五千元至麻章李浩年處。

再見高廷梓1942年3月31日致朱家驊電：

關於中央研究院及中基金留港人員消息，二月廿四日電呈各節續有補充，陳寅恪截止本月中旬尚未赴廣州，偽方四次派要員勸駕，尚不肯走。同時經費困迫，致臥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慘。

如此被多次勸駕和被秘密監視，則他脫離香港後，給朱家驊、傅斯年、葉企孫、王毅侯四人回信，感謝國民政府對他的營救活動之外，解釋自己的在港生活狀況和表現才是他此信的真正目的。既然他在信中說他沒有響應偽北京大學和廣州日偽政權的合作要求，那麽這裏出現的真實存在的偽北京大學和偽廣州政府的勸駕，而虛擬的“香港倭督及漢奸複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說，應該是陳寅恪本人隻是出於自我保護、解釋在港行為的一個“故事”而已。陳寅恪自己就曾說過：“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著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當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辯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君不見，當時留在北京沒有南下的容庚，1945年被國民政府和北京大學開除公職、解聘除名。原因就是他曾任“偽北京大學”的教授。而當時陳寅恪在港身份依然是香港大學教授，這時的香港大學已經成了“偽香港大學”了，以至於朱家驊等人要出麵搶救他。

換句話說，此時的陳寅恪準確的身份是“偽香港大學教授”。

其實，現在至少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當時的陳寅恪並非一點沒有和偽政權發生合作幹係。即：1942年4月1日，他曾推薦自己的弟子張向天在偽香港圖書館謀求一職。具體記載可見《陳君葆日記全集》1942年4月1日：“陳寅恪先生介紹張向天欲在圖謀一席。”我相信：那些主張陳寅恪“餓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或者“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之類的“民族氣節”的學者們，肯定不知道這一真實史料和事實的存在，因為他們根本無法解釋這樣的一個具有如此高的“民族氣節”曆史學家怎麽會介紹自己的得意弟子去給日偽政府工作呢？！筆者在此再次特別說明，張向天隻是為了謀生，而不是想當漢奸。因為當時的香港施行食物配給製度，而取得一個偽政權下的一個職位，是獲取配給食物的唯一方式。

那麽，當時的日軍駐港總督磯穀廉介如何看待陳寅恪呢？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磯穀廉介的生平，根據日本官方網站提供的介紹，翻譯如下：

磯穀廉介，生於1886年9月3日，卒於1967年6月6日。日本陸軍中將。太平洋戰爭期間就任日本占領下的香港總督。日本兵庫縣人。生父是日本舊篠山藩士、磯穀次郎。磯穀廉介先後就讀於“私立尋常中學鳳鳴義塾”、“大阪陸軍地方幼年學校”、“中央幼年學校”。1904年10月，他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和著名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是同學。1915年12月，他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校”第27期。然後就任日本陸軍第20連隊中隊長。1916年8月，他就任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本部員”、歩兵第13連隊大隊長。1924年2月，他就任日本陸軍“第1師團參謀”。1930年3月，他就任日本陸軍第1石団參謀長、“陸軍省人事局補任課長”、“陸軍兵器本廠付”。1933年3月，他晉升為日本陸軍少將。1936年3月23日，他轉任日本軍部軍務局長。同年12月，他晉升為日本陸軍中將。1937年3月，他作為第10師団長直接參與了徐州會戰。1938年6月，他就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1942年2月20日 - 1944年12月24日，他轉任日本駐港總督。1947年7月22日，軍事法庭一戰爭罪犯判處他無期徒刑。1949年2月開始，他在日本東京的“巣鴨監獄”服刑。1952年8月被釋放。1967年死亡。

日軍駐港總督磯穀廉介

首先，磯穀廉介並不知道陳寅恪的價值，在他全部保留下來的文獻資料中，沒有任何一個資料涉及到了“陳寅恪”的名字。但是他手下有幾位漢學家卻知道。他們是岩村忍、島田謹二、清水泓、香阪順一、齋藤茂、奧山豐二、宮本博、沼田炳雄。還有自稱是內藤湖南弟子的小川、小原、鬆原、鬆榮、菅田等人。見《陳君葆日記全集》1944年2月6日：

  昨天小原似對我說，謂鬆原認得來參加整理圖書館工作之菅田教授，因為大家都是著名支那學者內藤湖南的弟子雲。

上述這些人中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是中西交通史家岩村忍、漢語學家香阪順一。而島田謹二則是著名的從事英美比較文學研究的專家、當時任台北帝國大學教授，二戰後任東京大學教授。

——上述人中的小川，《陳君葆日記全集》從來沒有說明他的名字叫什麽。可是這個小川卻居然在1955年帶領日本大學教授代表團訪問香港大學、並再次拜訪了陳君葆。根據當時小川向陳君葆自稱不久前曾見過周恩來總理，我推測他可能是二戰後著名的漢學家小川環樹。因為在目前日本出版的研究和介紹小川環樹的論著中，他1939年到1945年之間的曆史是空白。如果真的是他，關於他及其家族的學術情況，請見拙著《京都學派漢學史稿》一書，2011年，學苑出版社。

根據《陳君葆日記全集》的記載，我們得知這個“香港倭督”磯穀廉介略通漢學，而且還擅長書法、注重古籍：

1942年5月20日：

在談話中，他告訴我日前磯穀總督因對他說：日本所施行的是王道，而王道還是從中國來的。

1943年7月2日磯穀廉介來圖書館參觀：

磯穀甚留心漢籍部分。

可見，這個磯穀廉介頗為擅長以華製華的策略。

——特別說明：東京大學教授池田溫先生曾經給筆者親手抄錄了完整而詳細的“磯穀廉介生平介紹和個人經曆年表”，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謝！如下：

二戰後，作為戰爭罪犯，磯穀廉介被判無期徒刑。擅長書法的磯穀廉介，晚年出獄後四處給日本各地的舊日本軍人的墓地、墓碑和右翼團體題字。1956年，廖承誌曾提出：邀請二戰時的舊日本軍隊高級軍官訪問新中國的外交活動。而當時磯穀廉介立刻向日本外交部表示：“外務省が旅券を発給してくれれば行きたい（中文意思即：隻要外交部批準辦理我的出國護照，我就接受一定去訪問。）”因為當時他的身份還是戰爭罪犯，沒有出國的權力，也沒有出國護照。

於是，我通過一個日本教授的介紹，給日本外務省的辦公室打電話，詢問下屬檔案館哪裏可以查到保存了磯穀廉介駐港期間的文獻資料。得到的答複是：這些資料屬於不公開文獻，謝絕查閱。但是他們告訴我可以和一些民間團體聯係，那裏反而可以看到一些文獻的複本和詳細的宣傳資料。並主動告訴我了一些民間團體聯係地址和電話號碼。這些所謂的“民間團體”原來就是由舊日本軍人和右翼組織設立，他們定期公開出版和內部印刷的有關二戰的回憶錄和文獻資料——甚至他們居然還將這些機構的分部（如其中的一個“大日本愛國黨”）設立在今天的香港！這些資料涉及到所謂的“滿洲國社會福利事業”、“華北政權戰時糧食供給問題”、“香港的文化和社會福利事業”等等內容，而對於香港淪陷期間的中日文論著和文獻，也多少涉及到了占領期間的糧食配給等問題……相信這些課題沒有哪一個中國學者會感興趣加以研究和證實，所以我也就不具體介紹這些文獻的名稱和出處了。但是，我大致了解了駐港日軍總督府的基本運作情況。我在此隻敘述具體過程：

日軍占領香港後，為了維持香港的基本生存，立刻施行了所謂的“住民票登記管理製度”和“戰時糧食配給製度”，定期發送大米和罐頭。基本取消了正常的糧食買賣市場。而地下黑市的糧食買賣一旦被發現，則將麵臨逮捕和處死的結局。當時，香港的糧食配給供應渠道主要是三個：東北方麵（偽滿洲國）、廣州方麵（偽政權）、東南亞（日軍占領區）。但是由於日軍海上交通遭到了美軍的嚴密封鎖，香港的糧食供應越來越吃緊。在無法解決香港的糧食配給的情況下，開始施行了一項新政策，即“內地逃難居民集體返鄉”的驅趕行動，以緩解維持香港生存的壓力。於是，通向內地的船隻不再接受日軍的海上交通軍事化封鎖。總督磯穀廉介的一係列經濟和統治政策引起日本軍部對他的強烈不滿，導致他最後因此而被迫下台。

——這就是陳寅恪在港生存和得以返鄉的現實背景。

——我想關於磯穀廉介和中國的關係，我們不要隻是停留在他是日本占領香港時期的總督這個基本常識上，還有兩點是我特別提醒大家需要了解的：第一，他年輕時候曾是孫中山在日本生活期間的最信任的友人之一。第二，他就是當時國民黨李宗仁發起的聲名赫赫的中日台兒莊大會戰時的日本軍隊最高指揮官和關東軍參謀長。

研究磯穀廉介的兩部日本新著

2000年，日本的柏書房出版社出版了小林一博撰寫的《“支那通”：軍人の光と影——磯穀廉介中將伝》一書。是日本國內第一本介紹他的個人傳記。

匆匆看了一下此書，還是略有點滴資料可以佐證他在港時的活動。該書所使用的資料居然和我在日時看到的那些出自舊日本軍人和右翼之手的文獻幾乎相同。

——陸鍵東在新版《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中除了繼續宣揚陳家拒不接受日本人送的大米等舊聞之外，甚至還主張：

日軍占領香港後，日本香港總督磯穀廉介欲請冼玉清出麵主持香港的文化事業。

根據我掌握的當時冼玉清在香港的實際影響力和知名度等諸多方麵來分析，我可以斷定絕無此事。更重要的是：在我所閱讀和接觸到的全部有關磯穀廉介在港活動文獻記錄來看：磯穀廉介並不認識、也沒有見過冼玉清。我不知道新版《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此說的證據是什麽？如有，無論是中文資料，還是日文資料或者英文資料，皆可。懇請賜教。

順便可以公布一下；

當時磯穀廉介真正感興趣的在港中國女性是章士釗的夫人吳弱男，一個精通日語和英語、出身晚清名門的貴族子弟。他真的曾幾次“欲請吳弱男出麵主持香港的文化事業”，可惜，這位章夫人不置可否，聽完一笑而已。

而磯穀廉介幾次設家宴宴請過的在港中國文化界和學術界的著名人物中，也就是說他“欲請出麵主持香港的文化事業”的核心人員，其名單如下：

陳廉伯、陳君葆、鄧肇堅、戴望舒、董仲偉、郭讚、郭泉、黃燕清、羅旭和、羅文錦、劉鐵誠、盧觀偉、李子方、李忠甫、李冠春、淩康發、林建寅、陸靄雲、譚雅士、唐天如、宋學鵬、斯啟東、王德光、王通明、顏成坤、馮子英、吳弱男、伍華、葉蘭泉、葉靈鳳、章叔淳、周耀年、周壽臣等人。

這名單中既沒有陳寅恪，也沒有冼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