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東洋史學京都學派誕生的前前後後》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誕生的前前後後

鑒於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大陸政策和它多次侵華、反華又至今不思悔改和公開道歉的惡劣行徑，近、現代中國學者和全體中國人民對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的鄙視和義憤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出於我們與生俱來的學術良知和對傳統文化的無限熱愛，在日本京都大學（包括以前的京都帝國大學時代）的學術環境下產生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治學方法及其漢學研究成果，卻一直贏得了幾代中國學者們和世界各國的漢學家們的無比尊重和特別關注，這也是個不爭的事實。當熱衷於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的日本漢學家們沉醉在對漢唐盛世的中國無限神往之時，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精湛而紮實的學術研究成果，也贏得了中國學者們的讚歎和敬佩。作為同樣有著數千年悠久和深厚的曆史傳統和文化背景的中日兩國人民來說，沒有哪個時代更能如同現當代一樣，把說不清、道不盡的愛、恨、情、仇全部凝聚在從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戰到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失敗這短短的五十年間……剪不斷，理還亂，這五十年的愛、恨、情、仇！現在，廣義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有時也常常被“關西學派”所代替。那是因為在地理位置上東京一帶屬於日本的關東地區，而京都一帶則屬於關西地區。關西地區主要是指京阪神地區，即從京都府、大阪府到神戶市之間的地區。在這一地區著名的國立大學有京都大學、大阪大學和神戶大學，著名的公立大學有大阪市立大學、大阪府立大學，著名的私立大學有關西大學、關西學院大學、同誌社大學、立命館大學。其中，在漢學研究上堪稱重鎮的著名大學就是京都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和關西大學。廣義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群則不單單是指對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專業學者們，它還包括了從事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古代法製史和中國古代科技史等相關學科進行專業性研究的學者們。

今天的京都大學和關西大學教學樓

                      （一）“東洋史”概念的形成

根據我在東洋史學研究生時代的指導教授、築波大學·愛知學院大學東洋史教授田中正美先生在《那珂通世》一文中的考證：

“東洋史”這一概念是日本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在1894年召開“高等中學校（即國內的高中）教授會”上由那珂通世博士首先提出的。

那珂通世博士及其兩卷本《支那通史》著作

那珂通世，生於1851年2月6日，卒於1908年3月2日。他是日本盛岡藩(今岩手縣盛崗市)藩士藤村盛徳的第三個兒子。最初的名字叫藤村莊次郎。為了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十四歲的時候，他成了當時盛岡藩學校的教授那珂悟樓先生的養子，從此以後正式改名叫那珂通世。中學畢業後，他順利地考入了東京地區當時著名的慶應義塾，專修英文。畢業後，他先後當過小學和中學的老師，以及千葉師範學校和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後來,他成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教授、東京帝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兼職講師。在此期間,他發表了很多考證日本、朝鮮、中國曆史的專題學術論文,一時間名聲大振。他撰寫的《支那通史》是中日兩國學術界產生的第一部中國通史。他根據文廷式收藏的手抄本《元朝秘史》翻譯和注解而成的《成吉思汗實錄》一書，出版後立刻成了國際學術界研究蒙古史的重要經典，也因為這兩部專著的出版，給他帶來了重大的學術影響和知名度，至今這兩部專著已經成了日本學術界的不朽的名著之一。當時，那珂通世博士建議日本高中的外國曆史教育應該分成西洋史和東洋史二科。這一建議得到了包括當時著名的教育家、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先生的讚成並獲得通過。然而，在日本的大學中普遍采用這一概念則是直到1910年才開始的：這一年，著名的東京帝國大學把以前的“支那史學科”正式改名為“東洋史學科”。當然，支持這一改動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白鳥庫吉博士和那珂通世博士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即：在白鳥庫吉博士的中學時代，他所在的千葉中學的校長和任課老師正是那珂通世博士。著名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的內藤湖南博士，他的父親內藤十灣又曾經是那珂通世博士的養父江帾五郎通高的學生。因此之故，那珂通世博士和內藤湖南博士有著良好的學術交往和個人友情。

內藤湖南博士及其故居標誌碑

因為東洋史學兩大學派的創始人都和那珂通世博士有著直接和間接的淵源關係。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日本漢學界公認：那珂通世博士是東洋史學初期統一時代的真正創始人，而白鳥庫吉博士和內藤湖南博士則分別是東洋史學東京學派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東洋史”概念的出現之初就已經規定了東洋史的研究範圍是以支那史為核心、以朝鮮史為輔助、以整個遠東和東亞地區的曆史為其學科基本組成這樣一個的定義域。
在此之前，日本漢學界一直保持著以“支那史”、“支那哲學”、“支那文學”和“漢文學”來指代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哲學和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對於近、現代中國人來說，特殊的曆史記憶和曆史事實使我們非常反感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二字。實際上，“支那”這一概念，從語源學上講，來自梵語佛教典籍中的“Ch’in”一詞。其本意是“秦”，它是古代印度用來指代中國古代秦王朝的專門術語。在古代印度的史詩《摩訶波羅多》(Mahabharata)一書中已有“支那”一詞出現。這就是今天英語世界中“China”一詞的直接來源。在古代語言世界裏，“支那”一詞又有“Sin”、“Sinai”、“Sinae”、“Thin”、“Thinai”等讀法。

青木富太郎博士在《東洋學的成立及其發展》一書中以為：

“支那”的語源分為兩支，一支是由陸路傳來，讀音為Seres或Serike。一支是由海路傳來，讀音為Sin、Sinai、Thin、Thinai。

岩村忍博士在《13世紀東西交涉史序說》一書中也曾考證說：

但是，有關“Sin”、“Sinai”等語源的通說，都把“秦”作為其起源。此說是根據“秦”的北京音ts'in(通俗的chin)而來。這一音中的ch的發音是由不發ch音的阿拉伯人傳向歐洲成了Shin、Thin的發音，更進而形成了Sinae、Thinae的發音。

當然，1945年以後日本政府曾公開禁止過在文章中再以“支那”指代“中國”的不當言行。

           （二）從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到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

1877年，以東京開成學校(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io)為核心，聯合東京醫學校合並組建成新的東京大學。

今天的東京大學辦公樓和教學樓

在新的東京大學中有四個學部：法學部、理學部、文學部和醫學部。文學部又有兩大學科：史學、哲學、政治學科為第一學科，和漢文學科為第二學科。因為第一學科的史學科，兩年後史學科被撤消,而代之以理財學科。撤消的理由是：在史學科必須講述日本、中國、印度和東洋各國的曆史，必須熟悉日本及西方社會的古今沿革、變化和興廢，而且還要熟悉哲學。這樣的人材太難求了。因為沒有合適人選，所以隻好撤消學科編製。1881年，東京大學文學部兩大學科改組成三個學科：第一學科是哲學科。第二學科是政治學和理財學科。第三學科是和漢文學科。1882年，東京大學文學部又增設了以講授中國和日本傳統學術為中心的第四學科古典講習科。1885年，東京大學文學部（相當於文學院）又形成新的三個學科的劃分：第一學科是哲學科。第二科學是和文學科。第三學科漢文學科。同時，把政治學和理財學科劃歸到法學部（相當於法學院）。第二年，根據當時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禮的指示，東京大學文學部更名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當時在哲學科中沒有中國哲學講座，在史學科中也沒有中國史講座。那時，有關中國的學術全設在第三學科的漢文學科。當時任教的教授先後有中村正直、島田重禮、南摩綱紀、重野安繹四人，由他們四人共同負責漢文學的教學。其中，島田重禮還負責支那哲學的教學。

中村正直、島田重禮、重野安繹三位教授

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所謂的西學最初主要是指蘭學，即來自荷蘭的思想和科學技術。那時，日本在學術上和德國的曆史學和哲學界還是沒有什麽具體聯係的。不過，就算是有點通商和外交聯係也談不到漢學研究的層麵上。更何況那個時代德國的漢學研究是以實用語言方麵的傳授為主，若想作真正的漢學研究就得先去法國，儒蓮（Stanislas Julien）是那個時代西方漢學研究的真正領袖。到了明治維新時代，日、德關係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和改善。正處於大力發展新式教育事業的日本，在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曆史教授人選的情況下，就想到了向曆史學大國的德國尋求幫助。通過德國駐日使館的特別推薦，1887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部高薪聘請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的史學大師蘭克教授（Leopold von Ranke）的著名弟子瑞斯博士(Ludwig Riess)出任新設立的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即曆史係）主任教授，把德國當時曆史學界飛速發展的曆史語言考據學派的學術理論和西方史學傳統帶到了日本。

瑞斯博士(Ludwig Riess)及其著作和導師蘭克教授（Leopold von Ranke）

後來成為日本漢學界頂尖人物的東洋史學祖師爺白鳥庫吉博士等人，成了瑞斯博士的第一批日本弟子。從此，德國漢學開始憑借著德國曆史學在日本的傳入而日益流傳開來。近代日本漢學界特別是東洋史學界的開山祖師就是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的弟子。其中，白鳥庫吉博士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曾追隨瑞斯博士，親自到德國留學數年。瑞斯博士當年開設的課程先後有：曆史研究法。地理學。東西交涉史。西洋史。德國近代史。英國史。法國史。

              （三）從東京帝國大學到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講座

1890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開始模範歐美學製，設立講座製度。其中給和中國學術有關的漢學和支那語學設立了三個講座：漢學和支那語學第一講座。漢學和支那語學第二講座。漢學和支那語學第三講座。1905年，東京帝國大學根據講座的實際內容，臨時性質的把漢學和支那語學三個講座分別改組標明為：支那哲學講座。支那史學講座。支那文學講座。1910年，東京帝國大學通過決議把哲學科支那哲學講座、史學科支那史學講座、文學科支那文學講座的劃分正式固定化。名稱雖然有些變化，但是依然保持著創始時期的漢學和支那語學三個講座製度的性質。這三個講座的人選先後如下：第一講座第一任教授是島田重禮博士。他的繼任者先後有重野安繹、星野恒、宇野哲人、鹽穀溫、服部宇之吉、小柳司氣太、高田真治等人。第二講座第一任教授是竹添進一郎博士。他的繼任者先後有根本通明、市村瓚次郎、服部宇之吉（島田重禮的女婿）、鹽穀溫、崗田正之、倉石武四郎等人。第三講座第一任教師是張滋昉（華裔，講師身份）。他的繼任者先後有宮島大八、三島毅、那珂通世、金國璞、張廷彥（華裔）、白鳥庫吉、服部宇之吉（兼）、宇野哲人（兼）等人。其中，白鳥庫吉博士和市村瓚次郎博士被公認為東洋史學東京學派的兩大創始人。

白鳥庫吉博士和市村瓚次郎博士

出自他們二人門下的著名東洋史家，如箭內互、鬆井等、今西龍、池內宏、加藤繁、羽田亨、橋本增吉、原田淑人、鳥山喜一、重鬆俊章、和田清、清水泰次、石田幹之助、岩井大憲、植村清二、三島一等人。1891年，長穀川泰議員向眾議院提議：為了適應正日漸強大的日本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實際需要，應當在日本的關東地區已經有了東京帝國大學的基礎上，在日本的關西地區，即西京都（今京都）再設立一所帝國大學。這一提案得到了當時文部大臣大木喬的支持。因此上，在西京都的關西地區設立帝國大學也就成了當務之急。當時的擬定名稱是“關西帝國大學”，準備在該大學下設法科大學、理科大學、醫科大學和文科大學（相當於法學院、理學院、醫學院和文學院）四個編製機構。後來在當時文部省少輔（大致相當教育部高教局局長）九鬼隆一起草設立新的帝國大學條例時才正式使用“京都帝國大學”這一名稱，並大致確定了以剛從大阪搬到京都的第三高等學校（即第三高中）為基礎，升格而成新的京都帝國大學的設立方案。1896年，文部省事務次官（大致相當教育部常務副部長）牧野伸顯向當時的文部大臣蜂須賀茂韶提出建議：使用清政府在甲午戰敗後的部分對日賠款，作為京都帝國大學的建設基金。於是，這一建議獲得日本文部省和內閣一致通過。可見，京都帝國大學從她誕生之初就和中國、和對華政治有了特殊的紐帶關係。

設立京都帝國大學的提議人眾議院議員長穀川泰先生、京都帝國大學命名人文部省少輔九鬼隆一、京都帝國大學建校資金負責人文部省事務次官牧野伸顯

1897年6月18日，根據明治天皇第209號令,在日本的西京都正式成立了京都帝國大學，由木下廣次博士出任京都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

京都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木下廣次博士和現任校長尾池和夫博士

但是，它的文學院，即所謂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則遲到1906年才正式成立。

京都大學曆任校長和任職時間如下：

舊“京都帝國大學”時代：

木下廣次 1897年6月 ～ 1907年9月
岡田良平 1907年10月 ～ 1908年8月
菊池大麓 1908年9月 ～ 1912年4月
久原躬弦 1912年5月 ～ 1913年4月
澤柳政太郎 1913年5月 ～ 1914年7月
山川健次郎 1914年8月 ～ 1915年5月
荒木寅三郎 1915年6月 ～ 1929年2月
新城新藏 1929年3月 ～ 1933年2月
小西重直 1933年3月 ～ 1933年6月
鬆井元興 1933年7月 ～ 1937年5月
濱田耕作 1937年6月 ～ 1938年10月
羽田亨 1938年11月 ～ 1945年10月
鳥養利三郎 1945年11月 ～ 1951年10月

新國立“京都大學”時代：
服部峻治郎 1951年11月 ～ 1953年11月
瀧川幸辰 1953年12月 ～ 1957年11月
平澤興 1957年12月 ～ 1963年11月
奧田東 1963年12月 ～ 1969年11月
前田敏男 1969年12月 ～ 1973年11月
岡本道雄 1973年12月 ～ 1979年11月
擇田敏男 1979年12月 ～ 1985年11月
西島安澤 1985年12月 ～ 1991年11月
井村裕夫 1991年12月 ～ 1997年11月
長尾真 1997年12月 ～ 2003年11月
尾池和夫 2003年12月 ～ 至今

其中，由著名漢學家出任校長的有中國科技史家的新城新蔵博士、東亞考古學家的濱田耕作博士、西域史家的羽田亨博士等人。木下廣次博士，生於1851年，卒於1910年。熊本縣人。中學時代在當地著名的時習館學習，他的父親木下村就是當時學校的訓導主任。畢業後，他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的前身——日本司法省明法寮，專修法語。1876年開始，他前往法國留學，回國後先後任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相當於法學院）講師、教授、日本文部省專門學務局長（相待於高教局局長）。1889年6月7日被授予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891年，當選為日本貴族院議員。1897年，木下廣次博士被文部省任命為新成立的京都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

創始時期的京都帝國大學校門及其教學樓

在他上任之初，木下廣次博士就很明確地表明：

京都帝國大學不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分校，而是一所獨立的大學。為了學校的長期生存和發展，我們必須具有獨立的辦學特點。可以說，從建校之初，建立一所獨立的有別於東京帝國大學特點和學風就成了京都大學曆任校長的辦校宗旨。

今天的國立京都大學主樓

1906年，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相當於文學院）正式成立,直到現在1919年才更名為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

狩野直喜博士及其著作

狩野直喜博士，生於1868年 2月11日，卒於1947年12月13日。熊本縣人。字子溫，號君山、又號半農人。他被認為是“京都支那學”的開山祖師，也是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即京都帝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身）的第一代所長。在創始時期的京都帝國大學，當時和中國有關的學術隻有支那語學•支那文學一個講座，教授就是狩野直喜博士。但是，狩野直喜博士當時在這裏講授的卻是支那哲學史，直到1909年，鈴木虎雄博士以副教授到任為止。從1909年開始，狩野直喜博士正式開始講授支那文學史。自狩野直喜博士以後繼承第一講座的教授先後有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人擔任講座教授。到了1919年，又增加了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第二講座。擔當第二講座第一任講座教授的是第一講座的副教授鈴木虎雄博士。

鈴木虎雄博士及其著作

自鈴木虎雄以後繼承第二講座的教授先後有倉石武四郎、小川環樹等人擔任這一講座的教授。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史學科的出現則又是在1907年5月才設立的：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設立史學科，也設立了東洋史學第一講座，內藤湖南以講師身份出任此講座教師。本來，狩野直喜博士是以教授職稱直接聘請的內藤湖南。在當時的日本教育界注重東京帝國大學的學曆和崇尚留學歐美的大環境下，那時的內藤湖南隻是位著名新聞記者而已，這使有著留法經曆和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的京都帝國大學校長，以學曆問題否決了內藤湖南直接擔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座教授的建議。兩年後，1909年9月，內藤湖南就晉升為正教授。

內藤湖南博士及其著作

1908年5月，又增加了東洋史學第二講座。1909年4月，桑原騭藏博士擔當東洋史學第二講座教授。繼承這兩個講座的教授先後有那波利貞、田村實造、宮崎市定、佐伯富、佐藤長、荻原淳平等人。

桑原騭藏博士及其著作

到了1909年5月，又增加了東洋史學第三講座。但是，卻一直因為沒有合適的人選而空卻著。直到1920年，矢野仁一博士擔任東洋史學第三講座教授。同時，在哲學研究科，增加了支那哲學史講座，並且一直由狩野直喜博士擔任支那哲學史課程的教學任務。因此，有些學者主張把狩野直喜博士作為這一講座的第一任教授。但是，因為狩野直喜博士一直是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第一講座教授，因此他來擔任支那哲學史講座教授是簡直性質的。實際上，作為獨立的支那哲學史講座，它的第一任講座教授卻是1911年才到任的副教授高瀨武次郎博士。而狩野直喜博士則是第一個在京都帝國大學開設支那哲學史課程的教授，這麽講就很周延了。其中，支那哲學史講座從高瀨武次郎博士以後，先後有小島祐馬、重澤俊郎、湯淺幸孫、日原利國、內山俊彥、池田秀三擔任講座教授。進入大正年代以後，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文、史、哲各自獨立的傾向日趨濃厚，有關漢學的文、史、哲三個研究科，每科各設立三個講座教授職位成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定製。
1919年, 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更名為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1926年，內藤湖南博士退休。1930年，狩野直喜博士退休。1932年，桑原騭藏博士退休。到此為止，創始時代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三巨頭全部退出了京都帝國大學。然後，在羽田亨博士的主持下，那波利貞、田村實造、宮崎市定、佐伯富等人先後成為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教授。於是，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為止，東洋史學京都學派進入了第二代的鼎盛時期。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為止，東洋史學京都學派進入了第三代的鼎盛時期。目前則是第四代學者的鼎盛和第五代學者的興起時期。最近，由京都大學東洋史教授礪波護博士等人主編出版的《京都大學東洋學一百年》一書中，對以下七位漢學家的漢學研究成果進行了總結和肯定，即：

狩野直喜博士的漢語和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內藤湖南博士的東洋史學研究、濱田耕作博士的東亞考古和中國考古學研究、羽田亨博士的東洋史學和西域史研究、小島祐馬博士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宮崎市定博士的東洋史學和宋史研究、吉川幸次郎博士的漢語和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

上述七位漢學家中有四位是專業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國際權威學者，另外三位則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的專業學者，也是以“史”為核心的，足可以證明對中國古代史的專題研究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核心和基礎。

礪波護博士及其主編著作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各漢學講座創始人名單（按年代和到任職稱排列）：

物理學副教授（東洋天文學史）新城新藏（1900年）。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第一講座教授狩野直喜博士（1906年）。東洋史學第一講座講師內藤湖南（1907年）。物理學講座教授（東洋天文學史）新城新藏博士（1907年）。地理學講座教授（支那史學地理學）小川琢治博士（1908年）。東洋史學第一講座教授內藤湖南博士（1909年）。東洋史學第二講座教授桑原騭藏博士（1909年）。支那哲學史講座教授狩野直喜博士（1909年，兼任）。支那語學•支那文學副教授鈴木虎雄（1909年）。支那語學•支那文學講師徐泰東（1909年，華裔）。東洋史學講師羽田亨、富岡謙藏（1909年）。美術史學講師濱田耕作（1909年）。支那哲學史講座副教授高瀨武次郎（1911年）。東洋史學副教授矢野仁一（1912年）。東洋史學副教授羽田亨博士（1913年）。支那哲學史講座教授高瀨武次郎博士（1915年）。東洋考古學講座教授濱田耕作博士（1916年）。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第二講座教授鈴木虎雄博士（1919年）。東洋史學第三講座教授矢野仁一博士（1920年）。東洋史學第三講座教授羽田亨博士（1924年）、矢野仁一博士。因為矢野仁一博士同時開始兼任史學地理學講座教授（1924年），於是，這一年開始東洋史學第三講座教授由羽田亨博士（1924年）和矢野仁一博士共同承擔。盡管上述中間有的第一任講座教授之間還有師生關係（如，羽田亨博士是京都帝國大學1907年～1909年第一屆碩士研究生，毫無疑問他和當時的狩野直喜博士、內藤湖南博士二人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師生關係。）應該說，他們都有資格作為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第一代學者。

（四）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三大創始人：桑原騭藏、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

提起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就必須從它的三大創始人開始說起。可是國內學術界的不少學者們通常隻知道內藤湖南博士。實際上，為日本漢學界公認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是三個：桑原騭藏、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而且，根據京都帝國大學成立之時的具體情況來看當時他們三人的地位：狩野直喜博士是教授，而內藤湖南則是講師。1909年，內藤湖南和新來的桑原騭藏二人同時成為教授。並且，對狩野直喜的教授任命是早在他來中國留學之前的1899年就已經內定了。因為京都帝國大學的第一代校長木下廣次和他是同鄉，至今木下家族的墓地和狩野家族的墓地，也是並排的出現在京都的光明寺中的。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三大創始人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騭藏博士和內藤湖南博士

狩野直喜博士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第一講座教授島田重禮的學生。他中學時代和小川琢治博士是同學，大學時代和藤田豐八博士是同學，來華留學時代又和市村瓚次郎博士是同學。而桑原騭藏博士則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第三講座那珂通世博士（兼職講師）的學生。然而，由於桑原騭藏博士在論著和日常生活中對中國人種和文化一直抱著極端仇視和鄙夷的態度——筆者一直稱他是現代日本漢學界右翼學者之祖，至少可以肯定他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右翼學者之祖。他甚至也經常當麵對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進行諷刺和挪揄，以至於連羅振玉、王國維和董康（當時京都帝國大學不在編的漢語講師）三人為了避免尷尬而非常害怕和他交往。當然，桑原騭藏博士也有個和他比較友好的中國學者文廷式。也許正是他那太極端的仇視和鄙夷中國的態度影響了當時的中國學者對他的介紹和交往吧。負責支那文學和支那哲學教學的狩野直喜博士，出自其門下的最著名的直係弟子哲學是是武內義雄博士、小島祐馬博士、本田成之博士；文學是青木正兒博士、倉石武四郎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等人。而負責東洋史學教學的內藤湖南博士和桑原騭藏博士，出自他們二人門下的最著名的直係弟子是宮崎市定博士、神田喜一郎博士、貝塚茂樹博士、那波利貞博士、佐伯富博士、岡崎文夫博士、宇都宮清吉博士、奧羽正義博士、宮川尚誌博士、三田村泰助博士等人。而第二代弟子中的領軍人物就是他們的直係弟子宮崎市定博士，一個曾經參加侵華日軍戰利品部隊、瘋狂掠奪中國古代文物和古籍的國際漢學界研究宋史的最為著名的頭號學者、戰後京都大學的東洋史教授。這位繼承了桑原史學中的反華傳統的國際漢學大師，以九十四歲的高壽走完了他那精彩的宋史研究和曾經有過的瘋狂的反華生涯。負責考古學和西域史教學的是濱田耕作博士和羽田亨博士。在他們門下的著名弟子如梅原末治博士、水野精一博士、田村實造博士、角田文衛博士等人。

考古學京都學派創始人濱田耕作博士和西域學京都學派創始人羽田亨博士

  

在第一代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三巨頭中，一般學術界把內藤湖南博士作為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在創始時代的領軍人物，這大概是沒有任何爭議的。第二代的領軍人物當首推宮崎市定博士。可以說，正是在這兩個人的手上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今天的京都大學成了在日本全國僅次於東京大學的學科齊全、規模宏大的國立綜合性大學，在世界上也享有盛名。特別是它的文學部和人文科學研究所、考古研究中心等教學和科研機構。日本國內一直習慣對東大和京大進行對比。如“官僚的東大”和“學術的京大”，“東大的白鳥”和“京大的內藤”，“東大的山崎”和“京大的小川”……《述學齋日記》1930年5月6日中也記載了這一對比：

赴俞齋。訪中江君，暢談至深夜。雲先師劍西先生在日，曾來北京，泊扶桑館。君訪之，談及東西大學優劣，先師曰：“東不如西也。然今倉石生者，雖年少，現在京都留學，渠歸東之後，東必有生色。”

全校多達將近六十個圖書館，幾乎在每一個學部和研究所內均有獨立的屬於自己學科範圍的圖書館。全校總藏書量超過了六百萬冊，而人文科學研究所內珍藏的珍貴的中國古代文獻就超過了四十萬冊，這些文獻即使是在中國也是十分罕見的，有很多珍貴的古代文獻則是中國早已經失傳多年而至今完整地保存在日本的。京都大學的傳統與辦學目標，和東京大學截然不同。京都大學位於日本曆代的古都，有著悠久的日本傳統曆史和文化；遠離日本首都的政治中心和繁華的大城市，優美的校園自然環境為學者準備了潛心治學的理想場所，這使京都大學一直以培養科學家和專業化學者見長。特別值得京大人自豪的是，在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中，京都大學的畢業生就占了五名。而獲日本文化勳章和日本科學院獎以及其他方麵獎勵的更是數不勝數，這些成就的取得同它的優秀傳統是分不開的。京都大學從創校以來就十分執著於各門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注重於學術上的高標準。至今，西田的哲學、湯川和江崎的物理學、福井和野依的化學、朝永的力學、利根川的生理學名揚天下，而以內藤史學為核心的東洋史學團隊，更是二十世紀國際漢學界的中堅力量。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著名的史學大師陳垣先生就曾和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家胡適先生一起探討當時世界漢學研究的中心究竟是在京都還是在巴黎這樣一個問題。

           （五）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和京都帝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對於近、現代中國學者來說，京都帝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直是個讓人神往和肅然起敬的象牙之塔。作為京都帝國大學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肯定要對它的來龍去脈進行介紹。京都帝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正式成立是1939年。成立的目的是以對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曆史和文化等方麵的綜合研究為其宗旨的，它顯然是想平衡一下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在人文科學上所形成的極端專業化和高精尖的研究模式。第一任所長是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家小島祐馬博士。我們把1939年到1948年之間的人文所簡稱為“舊人文所”。

京都帝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舊人文所）辦公樓

其實，早在十年前的1929年就已經成立了和此很類似的科研機構：東方文化研究所。這是隸屬於日本外務省下的一家官辦科研和情報機構。東方文化學院的理事長是服部宇之吉博士。在東方文化學院之下，設立了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和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所長是服部宇之吉博士。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所長是狩野直喜博士。在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下設評論員製度，負責學術研究。

第一屆評論員如下：支那文學專業：狩野直喜博士、鈴木虎雄博士

支那言語學專業：新村出博士

東洋史專業：內藤湖南博士、桑原騭藏博士、矢野仁一博士、羽田亨博士

支那考古學專業：濱田耕作博士

支那地理學專業：小川琢治博士、石橋五郎博士

支那科技史專業：新城新藏博士

支那哲學專業：高瀨武次郎博士、小島祐馬博士

支那佛學專業：鬆本文三郎博士

到了1938年，因為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學風和研究課題的矛盾衝突日益加劇，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側重於近現代中國，直接為日本外務省和陸軍部服務，而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則側重於研究中國古典學術，這一矛盾衝突直接導致了東方文化學院宣告解散。東方文化學院宣告解散後，它的京都研究所則保存了下來。1939年，正式獨立後的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改名為東方文化研究所，隸屬於京都帝國大學，由鬆本文三郎博士和羽田亨博士先後擔任所長。這期間它最有意義的一項工作是自1934年開始編篡出版每年一冊的《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一書。這一書在編篡體例上是學自德國。當時德國漢學界編纂並出版了每年一冊的《東方學文獻解題》(Orientalische Bibhgraphie)一書。此書成為西方東方學界(特別是漢學界)必備的工具書。直到1914年才停刊。二十年後，日本的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開始模仿此書編篡了《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1963年開始，把《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改名為《東洋學文獻類目》出版至今。《東洋學文獻類目》和《東方學報》成了刊發漢學研究論文和收集漢學研究文獻的重要載體。
殘存的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一直以獨立後的東方文化研究所的名義苦撐到了1948年，它和西洋文化研究所一起被新的京都大學收編為新的人文科學研究所。我們把1948年以後的人文所簡稱為“新人文所”。現在，因為舊人文所已經成了過去，所以一般就直接以“京大人文所”來指代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自小島祐馬博士以後，先後擔任所長的有高阪正顯博士、落和太郎博士（代所長）、安部健夫博士、貝塚茂樹博士等人。安部健夫博士是戰後重新改組的新人文科學研究所第一代所長。改組後的新人文所下設日本研究部、東方研究部和西方研究部三個機構。當時，由貝塚茂樹博士和桑原武夫博士分別出任東、西方研究部主任。2000年4月，人文科學研究所又一次重組，目前的機構編製如下：

· 人文學研究部 

o 文化研究創成部門 

o 文化生成部門

o 文化關聯部門

· 東方學研究部 

o 文化表象部門 

o 文化構成部門 

o 漢字情報研究中心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新人文所）所長貝塚茂樹博士及其著作

從貝塚茂樹博士開始，曆任所長和任期如下：

貝塚茂樹 1949年4月 ～ 1955年3月。塚本善隆 1955年4月 ～ 1959年3月。桑原武夫1959年4月 ～ 1963年3月。森鹿三 1963年4月 ～ 1967年3月。藪內清 1967年4月 ～ 1969年3月。森鹿三（再任）1969年4月 ～ 1709年3月。河野健二 1970年4月 ～ 1974年3月。林屋辰三郎 1974年4月 ～ 1978年3月。河野健二（再任）1978年4月 ～ 1809年3月。福永光司 1980年4月 ～ 1982年3月。上山春平 1982年4月 ～ 1984年3月。吉田光邦 1984年4月 ～ 1985年3月。柳田聖山 1985年4月 ～ 1986年3月。竹內實 1986年4月 ～ 1987年3月。尾崎雄二郎 1987年4月 ～ 1989年3月。穀泰 1989年4月 ～ 1991年3月。吉川忠夫 1991年4月 ～ 1993年3月。阪上孝 1993年4月 ～ 1997年3月。山本有造 1997年4月 ～ 1999年3月。桑山正進 1999年4月 ～ 2001年3月。阪上孝 2001年4月 ～ 2003年3月。森時彥 2003年4月 ～ 2005年3月。金文京 2005年4月 ～ 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