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陳寅恪年譜研究序說》

陳寅恪年譜研究序說

陳寅恪先生的一生，經曆了清朝、民國、新中國三種社會變革時期，從康梁變法、庚子之變到辛亥革命、清朝滅亡，從留學日美、讀書德法到喪祖失父、兄死母亡，從避亂西南、客居香港到北上京都、南下兩廣，從留命任教、思想改造到反右浪潮、停職思過，從“文革”風暴、人妖顛倒到挨批挨鬥、目盲足跛，直至夫妻雙亡……陳寅恪先生的一生是一個中國傳統知識人在三種社會變革時期和曆史發展過程中所經曆的典型。換句話來說，作為個體，陳寅恪先生其一生的遭遇和他的文化思想與價值取向是一個傳統知識人在複雜的社會和曆史轉換中所出現的不可避免的悲劇。

當傳統的價值取向失落之後，陳寅恪先生以其個人之力，獨守其舊，不為外界所左右，以其獨特的學術理性和文化心境構築了現實中不複完卵的價值取向，以他天才而傑出的研究成果和獨步而獨立的學術結論證明了中國文化本位思想是中國社會和曆史發展的永恒價值尺度，並最後與他的選擇勇敢地同歸於盡而九死不悔。

用他本人悼念王國維先生的自盡時所說的話來說，即：

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製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變，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擠擊，而已消淪喪於不知不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則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讀來尚有字字見血、句句見淚之力量。

陳寅恪先生並不是個如王國維頭上的辮子和辜鴻銘眼中的小腳一樣的愚頑守舊之人。他的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都是晚清時代名震京師的革新派人士和著名詩人，是湖南近現代化進程和新思想的開拓者和啟蒙先驅。從某種意義上說，近現代湖南各類革命運動的興起，和當年陳氏父子的維新改良運動的基礎是分不開的。在上述家庭背景中長大的陳寅恪先生，而後又就學於新式的複旦公學，然後留學海外十幾年，先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高等政治學校、日本弘文學院等地就學，因此，他通曉英語、日語、德語、法語、巴利文、梵文六種語言，並能利用瑞士文、拉丁文、希臘文、土耳其文、波斯文、吐火羅文、蒙文、滿文、藏文、西夏文、突厥文等文字，是本世紀中外學術史上罕見的語言天才。

他從祖父、父親和母親那裏學會了作古體詩詞及其解讀方法，又從私塾老師周大烈、王伯沆等人處學來了清代考據學的治學方法，更從三矢重鬆、鬆下大三郎等人處學來了日本明治維新以降新興起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製度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進而又從Heinrich Lüders、F.W.K.Müller、Ericy Haenisch、C.R.Lanman等人處學來了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和美國比較語言學派的論證方法，然後，他以這些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曆史和文化，在東西文化上的衝突和社會時代的變換中保持著自我的文化選擇，這樣一位集東西學術精華於一身的人，自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成為新舊兩派學者都認可和推舉的代表人物，也就理所當然的了。

在陳寅恪先生身上沒有那種王國維式的學問是現代的而思想是古代的矛盾現象，也不持全盤西化或全盤中化的激進態度，而是處於一種如他自己所說“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的態度，並公開表明中國未來學術的發展在於“宋代學術的複興，或新宋學的建立”。因此之故，他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成為現代新儒學思想家們和學者們的興趣所在，這也是目前海內外學者們熱衷於陳寅恪先生生平和學術思想研究的核心原因。

就我們所讀到的中、日、美、法四國學者的有關陳寅恪先生生平和學術思想研究的論著來說，日本學者代表作如池田溫先生的《陳寅恪先生與日本》一文、美國學者代表作如C.H.Wang先生的《Ch′en Yin-K′o Approaches to Poetry：A Historians Progress》一文、法國學者代表作如Paul Demicville先生的《Necrologie:Tchen Yin-Ko(1890-1969)》一文，不論在對陳寅恪先生學術思想的理解闡述上，還是在對陳寅恪先生生平的解釋說明上，我認為都無法和以下三部中文專著和一篇中文專論的學術水準相提並論，即：1970年由台灣傳記出版社編集的《談陳寅恪》、1979年出版的蔣天樞先生的《陳寅恪先生事輯編年》、1984年出版的餘英時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箋證》、1991年發表的傅璿琮先生的《陳寅恪先生文化心態與學術品位的考察》。

沒有前三部專著，對陳寅恪先生生平和學術思想成立史的研究簡直就無從著手。實際上，這三部專著是研究此問題的學者們案頭必備之作。就單篇論文而言，傅璿琮先生對陳寅恪先生學術思想的精湛研究，迄今尚未有第二篇論文能望其項背。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一局麵尚未改變。

然而，由於至今尚未有一部完整而準確地反映陳寅恪先生生平和學術思想成立史的專題著作，造成了很多誤解和訛傳流傳在國內外陳寅恪先生研究學者和文史學界中。比如，金應熙先生在《陳寅恪》一文中稱：

他是於1902年隨長兄衡恪去日本的，在東京的巢鴨弘文學院就讀。

而實際上，弘文學院的巢鴨分院是在1904年才成立的，陳寅恪先生1902年首次來日時是在弘文學院的本校，即位於東京牛込區西五軒町三十四號的弘文學院就讀的，而且是這所1902年元月才成立的學院的首批學生。

又如，胡守為先生在《陳寅恪傳略》一文中：

他的行動已受到日軍的注意，要返回內地已不容易，後來他裝扮成塾館先生，才秘密離開香港，當時澳門尚未為日軍所占領，他帶領全家先到澳門，後轉經廣州灣。

此說亦完全不符合事實。

1941年12月25日開始，從香港到澳門的航線已被日軍封鎖，根本無船到澳門。1942年1月開始，香港島上內地難民太多，日軍已無法維持他們的起碼的生活需要，就開始了所謂的遣返內地難民返回內地的“集團歸鄉運動”。並開放了從香港到澳門的航線，為陳寅恪先生一家返回內地找到了機會。而且，陳寅恪先生一家返國並不是“帶領全家先到澳門，再轉經廣州灣”的，1995年9月26日陳寅恪先生長女陳流球女士在致筆者劉正的來信中證明說：“我家1942年春離香港直接往廣州灣，未走澳門。”

可見胡守為先生之說不確。至於所謂“裝扮成塾館先生”等細節更是不實之說了。

再如，陳哲三先生的《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自稱是引述其師，原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學生藍文征的原話：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薦陳寅恪先生，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他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也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此說常常被文史學界、陳寅恪先生的研究者們所津津樂道。然而，有幾點不實予以訂正如下：

• 梁啟超推薦陳寅恪不在民國十五年，而在民國十四年。
• 1925年以前的陳寅恪尚未有“寥寥數百字”論文發表，如上文中說“也沒有著作”。何談“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 梁啟超從來不稱陳寅恪為“陳先生”，隻是直稱其名“寅恪”。
• 梁啟超和曹雲祥一向不和，他們二人很少能有上述談話的機會。
• 查梁啟超和曹雲祥二人各類存世資料，並無上述內容的記錄。
• 推薦陳寅恪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的還有吳雨僧先生，吳雨僧先生從未道及此說。
• 藍文征先生本人發表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和其他文章中也不見有此說。
• 至今不見有研究院的其它學生發表上述內容的文章，而當時隻是陳寅恪普通的學生的藍文征如何能知道上述內容的談話？
• 陳寅恪在“文革“中寫的交代材料中也不見有上述說明。

此事之本末本來正如吳雨僧先生所說的“費盡氣力”。作為國學研究院主任的吳雨僧先生和教授梁啟超先生在國學研究院的會議上共同推薦陳寅恪：吳先生推薦的意義在於他的留學海外經曆，使人相信陳寅恪先生的西學水準。梁先生推薦的意義在於他的國學水準和他與舊知識人的關係，使人相信陳寅恪先生的國學功力和家庭背景。吳雨僧先生在美國一見陳寅恪先生就“驚其博學”，他的推薦在情理之中。梁啟超和陳寅恪一家三代有來往，如無陳寅恪祖父的大力提拔，梁啟超不可能成為時務學堂總教習，他的推薦理所當然。此事之原委大體如此。或有人以為此事隻是由吳雨僧推薦，以我們見到的資料來看，是不確實的。陳哲三先生引述的藍文征先生的話，恐是陳哲三或藍文征師生的“自我作古”之談。

不隻如此，陳哲三先生的文章中又“作古”出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博士向陳寅恪先生請教所謂中亞史問題的故事：

   民國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東洋文庫吃飯，飯後大家閑談，白鳥庫吉稱我“藍君”，我心裏很不舒服，我在東北大學已當了好多年教授，不稱我“藍教授”也當稱我“藍先生”，但我不好表現出來。當時，和田清跑東北，回來拿了一張中國的地契，說是三百年前明末的東西，讚歎不絕，大家傳觀，傳到清水博士，他遞與我先看，我看過了又交與他，他看了問我意見，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緒時文件，和田以為是弘光，我看是光緒，寫地契的人寫錯了，把緒字的糸旁寫成弓，把者寫成了厶，如此而已。”白鳥坐在對麵不遠，聽到了，很驚訝，他要我再看看，我業已看過，我不再看。但說：“這紙是清末流行東北的雙找紙，又厚又粗，不是明紙；錢的單位用吊，這是清製，明製為貫或緡，它的格式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鳥點頭，和田清過來和我握手致謝。白鳥又說：“藍君，你認不認得陳教授？”我答：“是不是陳援庵先生？”他說：“不是，是陳寅恪先生。”我說：“那是恩師。”白鳥一聽馬上隔桌趨前伸過手來。白鳥在日本史學界，被捧得如太陽，如何對陳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說了，他研究中亞史問題，遇到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複信說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大學的複信說應請教陳教授，當時錢稻孫度春假來日，正住隔房，他說可以代為求教陳教授，錢的春假未完，陳教授的複信已到，而問題也解決了。他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

此說在學術界流傳之廣，不是藍文征、陳哲三師徒所能預想的。很多人最初知道陳寅恪先生的名字，正是在看了上述故事之後。在學術界和朋友們談起陳寅恪先生時，大家總要談起上述故事。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傳》一文中也說：

民國二十二年（1933），先生四十四歲。本年，有《複錢稻孫書》，內容為答複日本學者白鳥庫吉詢問有關中亞史問題。

然後，蔣天樞先生又將上述內容引用一遍。並說：“不識當日錢將此信原封給白鳥庫吉，還是使白鳥錄副而自將原信留起？如能獲原手跡，將可存寅恪先生一段重要文獻。”一番誠心，感人之至！此故事還被汪榮祖先生引用在他的《史家陳寅恪傳》等書中，而後又被他解釋成為W. Perceval Yetts解答中國碑文之事。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此故事又是出自藍文征或陳哲三師生的“作古”，實際上並無此事存在。考證說明如下：

• 十大卷《白鳥庫吉全集》中關於所謂中亞史問題的論文隻有一篇《中亞史上的人種問題》。而該篇論文隻是一次學術演講，文字很短。以當時東洋史研究所達到的水準來看，實在談不上有何新意或獨見，引用的資料也很一般。類似水準的文章，當時一個東洋史專業的研究生就可以寫出來。根本找不到那個使東洋史學祖師爺“可能至死不解”的問題存在。
• 既然白鳥庫吉博士有勇氣向被他稱為“藍君”的人說明此事，而他又有記日記的習慣，那麽在他的日記中、文章中、書信中記錄此事順理成章。然而在白鳥庫吉博士的日記、文章、書信中並無此事的一點記錄。不隻如此，連所謂奧國、柏林大學的學者回信也沒有。藍文征所說在場人有和田清、而此說的起因又是由和田清而來。筆者向和田清博士的後人二公子和田博德先生和女婿神田信夫先生進行了調查。他們在筆者寫出《調查委托書》之後，特地向保存和田清博士日記和來往書信的——神奈川縣茅ケ崎市檔案館寫了《調查同意書》，但遺憾的是：在和田清博士保存至今的全部日記和來往書信沒有對此事的一點說明。
• 把“弘光”誤寫成“光緒”的可能性是不會存在的。因為“弘光”和“光緒”的“光”字前後位置不同，他還不如說是清代“道光”年的東西，至少“光”字的位置是一樣的。而“緒”字中的“者”字即使在草書中也不會被寫成“厶”。
• 以上內容又是出自陳哲三先生之口，而藍文征先生發表的文章中並無對此事的說明。錢稻孫先生本人也從無此類說明文章發表，錢稻孫先生的女婿，陳寅恪先生的學生和同事、又曾任過中山大學曆史係主任的劉節先生也無此類說明文章發表。
• 在茶飯之餘的學術發言上，日本學者以至中國學者並無握手和伸手道謝的習慣。因為口頭上的發表觀點是一種交流，而不是為人授業、解惑，即使發言人講得再正確。陳哲三先生文中所引述的藍文征一發言就引來了日本東洋史學祖師爺白鳥庫吉博士和東京大學東洋史主任教授和田清博士的握手和伸手致謝，完全是小說家之流的描寫。既使對陳寅恪先生很尊敬的白鳥庫吉博士和和田清博士二人，在與陳寅恪先生的來往中也從無向陳先生握手和伸手致謝的現象，因為日本學者在表達尊敬時從來都是鞠躬！而那次的“有天在東洋文庫吃飯，飯後大家閑談”應該是指在東洋文庫進行的每月一次的東洋史研究談話會，類似的談話會至今仍有，但地點是不固定的。
• 不難看出，上文的中心內容要表達的並不是日本學者如何尊敬陳寅恪先生，而藍文征先生如何教訓了一次稱他為“藍君”而不是“藍教授”或“藍先生”的白鳥庫吉博士，以此化解了一下他的“心裏很不舒服”的感覺。其實，藍文征先生誤解了白鳥庫吉博士的用意了。按照日本的習慣：白鳥庫吉博士對作為自己的學生和晚輩的和田清博士、以及和田清博士的學生和下屬、被和田清博士約請來的訪問學者隻能稱“某某君”，並無一點不敬之意。隻有被白鳥庫吉博士自己約請來的訪問學者，他才有可能稱其為“某某先生”。藍文征先生更誤解了日本的稱謂習慣：在日本對一切從事教學工作的人一律稱“先生”——不管“先生”的職稱是教授還是講師。因此，“不稱我‘藍教授’也當稱我‘藍先生’”之說是以中國的“先生”和“教授”的區別來理解日本的“先生”一詞的內涵才出現的誤解。
• 藍文征先生1927年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學習一年，1933年來日，此間並無任職東北大學教授的記錄，何談“在東北大學已當了好多年教授”？
• 當時任職東洋文庫的曆史學者石田幹之助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事。東洋文庫研究部長榎一雄先生證明當時並無白鳥庫吉博士和錢稻孫先生住為鄰居的現象。（此條證據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溫博士向筆者提示的，池田先生並以《陳寅恪先生與日本》一文見贈，在此向池田先生致以謝意。）

基於以上理由，可基本斷定此說是藍文征先生或陳哲三先生的“作古”，並無其事存在。

正因為缺少一部完整而準確地反映陳寅恪先生一生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成立史的專題著作，造成種種不實之詞和訛傳的流行。比如，很多研究論著談到陳氏的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成立史時，都隻說他在海外留學十幾年就一筆帶過，一講到具體的生平及思想細節問題就付之闕如了——史料不足、見證人太少之故也。於是，誤解和獨斷代替了研究考證。最為典型者，如舉美籍華裔學者汪榮祖先生的《史家陳寅恪傳》(初版)為例來說明：

壬寅一九零二年的秋天，江南派送留日學生一百二十人，寅恪及其兄亦在其中。十月二十七日這天，三立特送二兒登舟，送至吳淞口才回。

此說之根據是陳三立的《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兩兒附焉，遂送至吳淞而別。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四十人亦聯舟並發，悵望有作》一詩。

這是關於陳寅恪先生早期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成立史研究中出現的不小的誤差。

現訂正如下：

• 陳三立此詩實作於1904年的農曆十月二十七日，而非1902年的農曆十月二十七日。

②陳寅恪先生1902年留日是和衡恪一起來的。在《清末各省官自費留日人員名錄》就有陳衡恪的名字和來日時間“陳衡恪，江西義寧，光緒二十八年。”陳寅恪先生的《乙酉冬臥病英倫醫院》一詩中序也說：“憶壬寅春，隨先兄師曾等東遊日本。” 而陳寅恪先生1904年的第二次留日是和隆恪一起來的。又見《清末各省官自費留日人員名錄》中：“陳隆恪，江西義寧，光緒三十年。”陳三立的《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兩兒附焉，遂至吳淞而別》一詩中也明確說明此事。

③1902年的來日是在春季。1904年的來日是在冬季。

實際上，陳寅恪先生1904年的第二次來日，對他一生的治學方向和接受東方治學方法以及“較為嚴格的西洋史學訓練”，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案：陳寅恪先生早在1897年就開始向留日回國者學習日語。1902年的那次來日，更使他的日語水準提高到與同年歲的日本人不相上下的水平。而1904年的第二次來日，又是就學在同樣的學校，並在同樣的日本先生指導下學同樣的教科書，不具有學習日本語言和接受日式教育的實際意義。因此，他開始了對日本東洋史和佛教著作的研讀。當時正是日本東洋史學的創立時期，那珂通世博士的《支那通史》、兒島獻吉郎博士的《東洋史綱》、市村瓚次郎博士的《東洋史要》、桑原騭藏博士的《中等東洋史》等名著，給日本文史學界、青年學生們帶來了極重大的影響和指導。上述各書在街上隨處可見。與此同時，當時年青的內藤湖南博士和箭內亙博士又發表了很多研究晚清史和蒙古史的論文，成為東洋史學科的研究內容之一。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青年和留日中國學生們，很自然地被引到了對東洋史學的學習上。陳寅恪先生此時的讀書內容，到了以後他在大學任教時才反映出來，見已故哈佛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的學生楊聯陞先生寫的《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中引用陳先生的話：

日本舊謂其本國史為國史，東洋史以中國為中心……東京帝大一派，西學較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

這裏，他對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兩派東洋史學者的對比，是對這一時期（1886年至1926年之間）日本東洋史學現狀的準確評論。這四十年正是日本東洋史學創立時期。上述“東京帝大一派，西學較佳”，特別是指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對東京帝大東洋史學研究方法的影響。1886年，作為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代表之一的Ludwig Riess博士出任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新開創的史學係（後來的東洋史、國史、西洋史的共同前身）主任教授，直到他1902年回德為止。在他任教長達十六年的時間裏，他把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的治學方法和史學理論傳給了白鳥庫吉等日本東洋史學的先驅們，使得白鳥庫吉、那珂通世、內藤湖南等人共同完成了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的治學方法和史學理論與中國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和史學理論的統一，遂產生了日本東洋史學體係。

陳寅恪先生的上述對日本東洋史學現狀的評論和他後來的留德學習，正是他第二次來日產生的結果。而且，陳寅恪從此一直關注著日本漢學界的發展。他和不少漢學家（如石田幹之助、石濱純太郎等人）保持著友好往來。筆者在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中就親眼看到了陳寅恪親筆題贈石濱教授的著作初版。

餘英時先生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中猜測說：“陳先生在德國留學很久……他在文獻考證方麵可能受到蘭克（Ranke）一派史學的影響。”既無實證，又弄錯了年代。從上述考證中可知，陳寅恪先生接受“較為嚴格的現代西洋史學訓練”，是開始於1904年的第二次留日時期。隻有弄清這一點，也就明白了為何以後陳氏在隋唐史、蒙古史、佛經翻譯學上傾注了多半生的心血。這三科正是日、德、法漢學家們的研究重點所在。他之所以在美、德、法等地留學時專以古文字學為主要選修科目，也正是為以後熟練地運用二十幾種語言及各自語言中的史料研究上述三科，打下了無人能及的學術研究基礎。

又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曆史係教授、美籍華人學者餘英時先生，當他聽到陳寅恪先生在1959年10月1日在家宅門上貼出“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之聯後，卻敏感地以為是陳寅恪先生用歇後體所寫，並解釋說陳寅恪先生用此聯要表達的是：六億人民齊躍進火坑或地獄，十年國慶隻有共產黨歡騰。

我在此反駁如下：

①此聯當時在中國東西南北到處都是，並非陳寅恪先生獨創。

②陳寅恪先生的詩文和對聯中的針貶現實和對現實的文化批判都是在“興、觀、群、怨”四字範圍內使用的，將“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解釋成六億人民齊躍進火坑或地獄，十年國慶隻有共產黨歡騰，是不符合“興、觀、群、怨”的作詩傳統的。

③陳寅恪先生並不是個善使歇後體來表達感情的陰謀老辣之人。他在文章中說明歇後體這一寫作方法和他本人使用此方法是兩回事。

④同時期，陳夫人——餘英時先生所謂的使陳寅恪先生保全晚節之人，卻有不少歌頌現實的作品，見《陳寅恪詩集》的附錄。對此，餘先生又要如何解釋？

再如，餘英時先生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中又說：

《論韓愈》尤其值得重視，這是發表在有代表性的官方期刊上麵的文字，其中自然含有深意。這篇文章是和《論唐高祖稱臣突厥事》同一年寫成的。後者既有所指，前者也不會是無的放矢……也都是反映世變的敏感文字。《論韓愈》一文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是陳先生個人的“中國文化宣言”。

我不得不遺憾地說：餘英時先生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中研究陳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時有點過於敏感。如果有所謂陳寅恪先生的中國文化宣言的話，他的宣言隻能是他所說的“吾國近年之學術……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學術之複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而不是這篇《論韓愈》。

即使為海外所熱衷的陳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研究上，有不少學者也隻以道聽途說就發表了很不負責的文章。比如，壺公先生的《陳寅恪先生之死》一文，發表於1970年1月26日、27日兩天的《中央日報》上，在海外頗盛傳一時，又收入《談陳寅恪》一書中，至今在研究陳寅恪先生晚年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時也常常被人引用。

現引述該文一段內容來考證其可信度和真實度有多少：

如三年前，我曾見到偷運出來的廣州紅衛兵某戰報，在攻擊陶鑄的一段文字中，就曾涉及到陳氏，大意說“……像中大曆史係教授陳寅恪，簡直是革命陣營中一枝大毒草，陶鑄卻偏偏要格外照顧他，優待他……這樣浪費人民的血汗，去照顧一個反動文人，他究竟安的什麽心？”

現在將所謂的“偷運出來的廣州紅衛兵某戰報”原文引用如下，請大家把這兩種史料加以比較，判斷一下壺公的上文的可信度和真實度：

  陶鑄在廣東工作長期以來，經常與民主人士和反動學術權威打交道，他不是去教育、分化和改造他們，而是討好他們，每年總要以他的名義給這些人送厚禮，而且經常接見這些人，並帶他們到最高級的地方遊覽。在陶鑄眼裏，好象沒有這些人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就不會成功一樣，他給一個反動的學者陳寅恪配了三個護士，群眾有意見，他反駁說：“假如你們有他的本領，我照樣也給你配三個護士。”真是何其毒矣！ 

當然，陳寅恪先生對現實的文化批判使他寫出了《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等論著，他也寫了大量的古體詩來表達他的“興、觀、群、怨”，他是五六十年代中各類運動的受害者，而這種現象正是一個傳統知識人在瘋狂歲月裏的不可避免的悲劇。在否定“文革”和極左運動、肯定陳先生的學術成就、研究他的學術思想的今天，對陳寅恪先生一生遭遇之理解過於敏感（以為陳寅恪先生詩文皆別有所指）、過於天真（以為陳寅恪先生平安度過晚年），在研究陳寅恪先生生平和學術思想時，不負責的結論和推論，在很多論著中隨處可見。隻有對陳寅恪生平和學術思想成立史有了一定研究之後，才可能真正把握他的學術思想的核心。

本文特別說明：

本文撰寫於1995年，發表於1996年，至今已經間隔了十幾年了。隨著我對陳寅恪研究的進展，此文中對餘英時和汪榮祖二先生的一些反駁，並不十分到位，甚至是錯誤的，顯然需要修正。而且針對《陳寅恪先生年譜研究序說》一文，我也接到了兩位先生的探討相關問題的來函，甚至是批評。這裏隻是出於保存曆史事實的需要，原文照錄。特別說明如上。

其中，餘英時老師的幾封來信，他明確表示隻寫給我本人，不希望我公布。我隻得從命。如果以後編輯《餘英時全集•書信編》或《京都靜源論學書劄》時，我一定在得到他老人家同意的基礎上再公開這些信。

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將拙文轉寄給台灣大學高明士教授、再由高明士教授轉寄給當時在美國的汪榮祖教授。他閱讀了此文後，1995年9月20日特別致信給我，就一些學術問題進行商榷。

劉正先生惠鑒：

台大高明士教授轉來大作《陳寅恪先生年譜研究序說》一文，於拙著《史家陳寅恪傳》頗有非議與嘲諷，謹複於後，或可供參考一二：

一、陳氏少年時二次留日，1981年於滬上會見蔣秉南先生時即已知之，並早於1984年版拙著增補，謹將該頁影本附上一閱。蔣氏事輯編年問世之後，此一事實早已大白於世，何勞再事考證？大文未加細察，遽作攻擊之口實，更引伸為嘲諷之詞，豈賢者所欲為之耶？

二、博士學位為嚴格之學術訓練，可令下智成中智之才，中智成上智之才，上智成學術權威，開宗立派，此乃客觀事實。而大文斷章取義，不顧上下文中“有學位的人非盡有學問”一語，將在下與大師亡比，不僅節外生枝，比擬不倫，而且語含輕蔑，實為典型之人身攻擊矣。而此一攻擊，早已有人為之，其心態無非“你算老幾，敢批評陳寅恪！”如此而已，願君三思。

三、拙著最後二章，分別為《廢殘難豹隱》、《帝國之民共產之鬼》，即時不細閱內容，就題目可知其晚年之不平安，何來大文所謂“以為陳寅恪先生平安渡晚年”之詰難？更以“過於天真”相譏，豈非過於草率而“不負責任”乎？

四、拙著初稿於1974年。雖當時資料極少，大陸又不通問，因聞大師雲亡，遂寫成15萬字小冊，以為紀念。1981年訪問祖國八個月，得與陳氏學生、家屬訪談，並獲得不少資料。1984年台北版已增補一倍以上，1992年江西百花洲欲將該書收入國學大師叢書，又作若幹增補修正，然《寒柳堂記夢》，僅存殘篇。詩集未全出，終未敢自以為是。西方學界論學往往針鋒相對，不稍假借，然必就具體事實辨難，絕不肯作概括性之貶語，更不屑作人身攻擊，可謂吾輩借鏡，未悉以為然否？

五、當今工商是尚，國學式微，先生勤劬若是，雖然氣盛，出口無忌，亦屬可喜。願30萬言之無訛大著，早日問世，以嘉惠學子。書出之日，若惠贈一冊，以先睹為快，則感甚幸甚！

順祝

汪榮祖謹啟

1995年9月20日

 於是，我在閱讀來信後，立刻回複一封信如下：

尊敬的汪老：

驚接來信，十分欣喜！

您信中指教，晚學牢記在心。晚學在日所見先生之書，隻有初版，真的不知道先生已經增補多次，足見先生學術之嚴謹。也倍感您對後學的寬厚和獎掖之情！

繼續修改和撰述年譜，一旦有所得，必先向先生請益。

敬祝

身體健康！

 

晚學  劉正 1995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