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風誼平生師友間：陳寅恪與王國維》

風誼平生師友間：陳寅恪與王國維

王國維先生與陳寅恪先生的關係，一直是引起後人注意的話題。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傑出的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地學家、詩人、文藝理論學、哲學家、國學大師。他早年肆業於杭州崇文書院，在清朝末年曾任上海《時務報》校對、武昌農務學堂教員、學部總務司行走等。二十幾歲開始在上海受知於羅振玉先生，從此走上學術研究之路。早年的王國維先生曾經沉迷於哲學和美學，尤其喜歡康德哲學。他是近代中國最早的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人，留下了《人間詞話》等名作。三十歲開始，由哲學轉向研究古代文學，並開始專心於戲曲史研究。後來留下了《宋元戲曲考》、《紅樓夢評論》等名作。三十五歲以後，他開始專心研究古文字學和古史學。特別是在他隨同羅振玉去日本期間，他一直潛心於經史之學，成就突出，留下了《殷虛書契前編》、《流沙墜簡》、《觀堂集林》等名作。特別是他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等係列考證論文，堪稱驚世名作，在甲骨學和古史學的貢獻古今無人能及。回國後先後擔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和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教授等。

1927年6月3日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

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時代的王國維先生照片，見圖：

王國維是近代學術的大師級人物，究心於古史之學與詞曲之學，在多個領域都開風氣之先，卓有建樹。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曆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他確立了比較係統的史學研究的新方法，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古文字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的罕見的大學者，一生著述六十餘種，批校的古籍超過了兩百種，被學術界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郭沫若先生曾經評價他說“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陳寅恪先生是何時與王國維先生相互認識的，目前還不能準確得知。但是，至少早在上個世紀初期，陳寅恪先生在法國留學時代曾經親自拜訪國漢學大師伯希和，當時就是手持著王國維先生給他寫的親筆介紹信。而且，陳寅恪先生在給王國維先生寫的挽詩中特別加注解說：“餘之得識伯希和於巴黎，由先生作書介紹也”。而王國維與伯希和相互認識的時間是1909年。則陳寅恪先生見伯希和的時間大概在1913年到1914年之間。那麽，他和王國維先生認識的時間隻可能在1905年（他第二次回國）至1910年之間。

但是，他們之間的共同的遺老遺少的政治背景和留學海外的文化經曆把他們緊緊地聯係在一起。更加之於後來他們一起成為清華學堂國學研究院的導師。

我們通過對吳宓日記、浦江清日記和王國維、陳寅恪二人相關文獻資料的考察，發現他們二人在京期間經常結伴一起去琉璃廠買書，一起逛古董店，一起在清華園內散步，一起暢談學術……他們的研究範圍有同也有異。王國維先生一般是以上古史為主，而陳寅恪先生則是以中古史為主。他們共同的研究範圍是蒙古史、西域學和敦煌學。而王國維先生的學術專長是古文字學，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專長卻是比較語言學。王國維先生在思想上一直認同自己為清王朝的遺民，而陳寅恪先生是清朝督撫之後，門第顯貴，思想中也具有濃厚的遺民情緒，一直就被時人視為遺少。今天，我們仔細看陳寅恪先生的《王觀堂先生輓詞》一詩，可以從這首詩歌中找到他們相同的文化情調和風采。但是，真正論起來，王國維先生應該屬於陳寅恪先生叔父一代的人物。

 應該說，短暫的清華學堂國學研究院才是他們二人真正開始學術交往和友好往來的歲月。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編年事輯》一書中記載：

王靜安先生已於上年移家清華園，與先生識趣特契。時來工字廳與先生話舊事。

一句“與先生識趣特契”就很說明問題。

而他們談話的內容又主要集中在“與先生話舊事”上。看起來，談學問還是其次的。更主要的還是雙方都找到了可以談話的對手。從中西學術到清朝傳統和特殊家世。1927年5月12日的《吳宓日記》記載了王國維先生攜陳寅恪先生一起拜訪吳宓之事。而且，根據《吳宓日記》1927年6月2日的記載：王國維先生臨死前還曾與陳寅恪先生商談避難的事情，足見他們之間的信任程度。

王國維先生逝世後，陳寅恪先生居然帶領清華國學院師生對著王國維先生的遺體行三叩九拜的大禮。這可以說是發自內心的。而且。他還充滿傷感和懷念之情寫下了《王觀堂先生輓詞》一首長詩，後來在清華大學樹立王國維先生紀念碑時，他又親自書寫了《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一文。這篇著名的碑銘，後來被陳先生本人也看作是他思想的代表。

那麽這裏麵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

舍此之外無他。

《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照片，見圖：

該碑銘全部內容如下：

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
    海寧王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鹹懷思不能自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
    銘之貞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令寅恪數辭不獲已
    謹舉先生之誌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
    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
    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
    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
    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
    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義寧陳寅恪撰文 閩縣林誌鈞書丹 鄞縣馬 衡篆額
    新會梁思成擬式 武進劉南策監工 北平李桂藻刻石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師生

一攬此碑，我們真正體會到了那種“獨為神州惜大儒”的悲愴心情！

所謂“鹹懷思不能自已”要表達的應該是陳寅恪先生自己此時此刻的真實的心聲。因為他想要對大家說明的是中國士大夫階層所恪守的人生宗旨，即“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陳寅恪先生這一點既是寫給王國維先生，更是寫給他自己。見他的《對科學院的答複》一文：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

而我們從陳寅恪先生詩歌中反複出現的“大患吾今有此身”的主題，也可以看出他個人思想和情感是完全等同於王國維先生的，隻是沒有後者的敢於去死的勇氣和熱情而已。因為無論是他還是他的父親，百日維新之後，早已經把自身脫離了他們所熱衷的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