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孫越生主編的幾部漢學類學術工具書指謬》

學術工具書的編寫應該嚴謹、認真和求實

——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孫越生主

編的幾部漢學類學術工具書指謬

 

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孫越生，生前署名主編的漢學工具書很多，從《世界中國學家名錄》到《美國中國學手冊》及其增訂本等等，這個據說曾經代表了漢學研究“國家隊”水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下屬的“國外中國學研究室主任”——或者曾被美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的學術創始人——堪稱20世紀垃圾漢學著作的作傭者。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發起組織的、由他主持編寫的《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等工具書，至今還在再版著。

但是，在這些學術工具書出版的背後，卻是這些著作錯誤之多，幾乎讓人無法使用、等同學術垃圾了。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證明他主編的工具書學術不嚴謹已經到了驚人的程度。如，《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423頁上介紹的一位美國漢學家“Tong,Lik Kuen”時，居然把這位學者的中文名字錯譯為“董力坤”！而實際上，“Tong,Lik Kuen”就是著名美籍華裔哲學家唐力權教授。把“Tong,Lik Kuen”錯譯為“董力坤”是英文水準下降還是漢學知識貧乏呢？我不得而知。

再如，孫越生主編的另一部大型學術工具書《美國中國學手冊（增訂本）》一書，據說也代表了國家級學術水準。然而，該書第307頁上明確地記載墨子刻的“研究專長：墨子研究”。

這樣的幾部孫越生主編的錯誤百出、嚴重失信的漢學類學術工具書，居然得到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張西平等人的公開肯定和讚美，實在讓人懷疑什麽才是評價學術工具書的學術尺度和基本標準？進而我們不得不懷疑張西平等人是否真的認真閱讀過這些工具書？既然是研究海外漢學的專業學者，怎麽可能發現不了這些工具書中成堆出現的低級錯誤？

為了學術工具書編寫的學術嚴謹性和可信度，本文作者決定開始對他主編的學術工具書逐一審查並指謬。

這些錯誤大致分為如下幾類：

• 漢學家的漢語名字翻譯錯誤
• 漢學家的個人經曆介紹錯誤和失實
• 漢學家的漢學著作介紹錯誤和失實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頁：孫主編聲稱ADIE是：“通曉法、德、意、西、希、日、俄和中文”。訂正：實際上，他根本不“通曉”這些語言，除了英語之外，他隻略知法、日、中文。那麽，孫越生加封別人“懂”的那些外語，證據何在？ 

說《世界中國學家名錄》是垃圾，關於澳大利亞，孫越生隻收錄介紹了四個人，而這四個人絕非全澳第一流漢學大師，而是一般般的學者而已。甚至隻是副教授和講師，那麽著名的新漢學發起人和著名華裔漢學家柳存仁這些大牌怎麽完全漠視？可見該書作為學術工具書非常不可信，連起碼的介紹也不具備。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2頁孫越生聲稱ADIE是：“泰維斯……1939年生，1961年阿默斯特大學文學士”,就是這麽個牛人,居然是“1917年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1939年生”怎麽可能卻在“1917年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2頁：孫越生介紹的奧地利學家卡明斯基的代表著作隻是一本《中國的國際法和外交政策》，其實，作為著名漢學家Gerd Kaminski的學術專著很多，代表性著作根本就不是這一本。足以證明孫越生根本不了解Gerd Kaminski本人及其研究。我羅列如下：《Der Blick Durch Die Drachenhaut》、《General Luo: Genannt Langnase》、《DER BOXERAUFSTAND》、《China-Taiwan. Historische, politische und völkerrechtliche》、《Bewaffnete Neutralität》等等。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3頁：孫越生介紹的奧地利學家Otto Ladstatter。其實，這位老外的全部名字是Otto Ladstatter Hans van de Ven，他的中文名字，孫越生在書中介紹是“羅致德”。他真正的漢語名字叫：“方德萬”或者“方德邁”。該書對方德萬的學術介紹也完全是驢唇不對馬嘴。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0頁：
孫越生介紹的加拿大奧漢學家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的中文名字是“普利布蘭克”。他真正的漢語名字叫：“蒲立本”。該書對Edwin George Pulleyblank的學術介紹也完全是驢唇不對馬嘴。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著名著作和學術專長是古漢語上古音的研究，中華書局, 1999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中文本：《上古漢語的輔音係統》。孫越生聲稱：傅因徹著作為“《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verment Movement in Local，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1905-1914》”，他的翻譯如下：“《1905-1914年地方、省和全國政權中的自治運動》”。
訂正翻譯如下：“《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層次的自治運動》”。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3頁：孫越生聲稱：威克伯格“1949年俄可克拉何馬大學學士，1950碩士”。一年就完成入學和取得碩士學位畢業？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3頁：
孫越生將Edgar Wickberg 名字翻譯為“威克伯格”，有證據嗎？！他真正的漢語名字叫“魏安國”。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2頁：孫越生居然不知道Vaclav Smil 的出生年，如此學術不嚴謹，居然可以出書？！按：Vaclav Smil生於1943年。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1頁：孫越生將Wayne Schlepp 名字翻譯為“施萊普”，有證據嗎？！他真正的漢語名字叫“施文林”。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1頁：孫越生聲稱William G. Saywell 曾任“英尼斯學院院長”，他真正曾任的職務是“西門菲莎大學校長（1983年9月1日—1993年3月1日）”，而不是什麽“英尼斯學院院長”。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0頁：孫越生聲稱Jordan Paper曾任“1973-1974台灣一學院美國文學客座教授”，這是誰TMD這麽告訴你的？！有證據嗎？！真是TMD胡說八道不用擔心被罰款。他在台灣真正曾任的職務是“Visiting Professor, Ching-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而不是什麽“美國文學客座教授”。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0頁：
孫越生將Daniel Lee Overmyer 名字翻譯為“奧弗邁爾”，這是誰TMD這麽告訴你的？！有證據嗎？！他真正的漢語名字叫“歐大年”。社科院圖書館孫越生垃圾漢學著作指謬19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9頁：
孫越生將Diana Lary 名字翻譯為“拉裏”，這是誰TMD這麽告訴你的？！有證據嗎？！你為什麽不叫她“拉屎”或者“拉稀”呢？！她真正的漢語名字叫“雷黛娜”或“李友華”。 

社科院圖書館孫越生垃圾漢學著作指謬20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5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的書：“《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Collision ,Scientific Apparatus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3》”，並將其翻譯為“文化衝突事例研究：1793年馬戛爾尼伯爵使華時的科學機構”。這就是他的英語理解能力！該文發表在《Annals of Science》第 38卷: 503-525頁。該文作者是“John Launcelot Cranmer-Byng”，而孫越生根本不知道此人全名，隻好寫成“John L.Cranmer-Byng”。這本書的英文名稱中根本沒有“伯爵”二字，他也根本沒有將“Embassy”的意思翻譯出來。它的準確漢譯應該是：“文化衝突事例研究的一個案例：1793年馬戛爾尼外交使團來華時的科學機構”。

社科院圖書館孫越生垃圾漢學著作指謬21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6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的書：《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這本書居然被截為半節，因為該書是1968年出版，它的全部名稱是：《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由此可以看出孫越生治學十分不嚴謹，連書名也寫不全。

社科院圖書館孫越生垃圾漢學著作指謬22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6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Ralph, C. Croizier”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而是胡說八道翻譯為“克羅澤”。按，他真正的漢語名字叫“郭適”。

社科院圖書館孫越生垃圾漢學著作指謬23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3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Ivana Bakesova”時，居然不知道他的研究論著是什麽，全文隻介紹這個外交官的簡曆。這叫TMD“世界中國學家名錄”嗎？人家是否真的是漢學家你都不知道。為什麽要收他進入此書？這可是工具書呀？而且，這個Ivana Bakesova曾經擔任捷克查理大學的漢學教授。可是這一經曆，孫越生居然一點也不知道！

社科院圖書館孫越生垃圾漢學著作指謬24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5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Josef Kolmas”時，居然沒有介紹他最重要的漢學著作、編輯注釋的《中國來信》一書。這就如同介紹費正清不提他的《美國與中國》。這叫TMD“世界中國學家名錄”嗎？那麽這樣的工具書還有使用意義嗎？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5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Oldrich Kral”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叫“克勞”，卻自以為是地寫作“克拉爾”。克拉爾？還克拉屎呢！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7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Vivianne Alleton”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叫“艾樂桐”，卻自以為是地寫作“阿勒通”。阿勒通？還TMD阿爾泰呢！如此胡說八道的人名翻譯。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17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MarieClaire Bergere”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叫“白吉爾”，卻自以為是地寫作“貝熱爾”。“MarieClaire Bergere”根本就不發“貝熱爾”的音！如此胡說八道的人名翻譯。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22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Lucien Bianco”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叫“畢仰高”，卻自以為是地寫作“比昂科”。“比昂科”？還TMD“比爾·蓋茨”呢！如此胡說八道的人名翻譯。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24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Michel Cartier”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叫“賈永吉”，卻自以為是地寫作“卡蒂埃”。“Cartier”根本就不發“卡蒂埃”的音！至少也可以翻譯成“卡迪亞”呀！如此胡說八道的人名翻譯。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26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程抱一”時，居然不知道他的出生時間，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現年約六十餘歲”。按：程抱一出生日期是1929年8月30日。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25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程安娜”時，居然不知道她的出生時間，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現年大約三十餘歲”。按：程安娜出生日期是1955年7月11日。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28-29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Elisseeff”時，居然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漢學家“葉理綏”，卻自以為是地將其名字翻譯為“葉利塞耶夫·瓦迪姆”。這和將英文中的“蔣介石”名字翻譯為漢語的“常凱申”一樣的無知。連如此起碼的漢學史常識也不具備的孫越生，你還有什麽臉出來混飯吃？說你是垃圾漢學著作的創始人，冤枉你了嗎？！孫越生，你居然連“葉理綏”是誰也不知道嗎？！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35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Catherine Jami”時，居然不知道她的漢語名字其實叫“詹嘉玲”，卻自以為是地寫作“林力娜”。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37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雷威安”時，居然不知道他的出生時間，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現年大約六十餘歲”。按：“雷威安”1924年生於天津。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40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Michelle Loi”時，居然不知道她的漢語名字其實叫“魯阿”，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盧瓦”。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40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Michelle Loi”時，居然不知道她的出生時間，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現年大約五十餘歲”。按：“Michelle Loi”1926年生於巴黎。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40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Marie-Claude Paris”時，居然不知道她的漢語名字其實叫“白梅麗”，卻自以為是地寫作“帕裏”。《世界中國學家名錄》46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Michel Soymie”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其實叫“蘇遠鳴”，卻自以為是地寫作“蘇運鳴”。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50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Martine Vallette-Hemery”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其實叫“赫美麗”，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瓦萊特-埃默裏”。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50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Pierre-Etienne Will”時，居然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法國著名漢學家“魏丕信”，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維爾”。《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51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Léon Vandermeersch”時，居然不知道他的出生時間，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現年約六十餘歲”。按：“Léon Vandermeersch”1928年生於巴黎。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53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Wolfgang Leander Bauer”時，居然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德國著名漢學家“鮑吾剛”，卻自以為是地寫作“鮑爾”。《世界中國學家名錄》56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Gunther Debon”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是“德博”，卻自以為是地寫作“德邦”。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68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Wolfgang Kubin”時，居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顧彬教授的出生時間，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現年約四十餘歲”。按：“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17日生於德國下薩克森州策勒市。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第71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Helmut Martin”時，居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馬漢茂教授的出生時間，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現年約五十餘歲”。按：“Helmut Martin”生於1940年。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56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Klaus Sagaster”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是“夏嘉”，卻自以為是地寫作“薩加斯特”。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75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Helwig Sghmidt-Glintzer”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是“施寒微”，卻自以為是地寫作“施米特”。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76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Rolf Trauzettel”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是“陶德文”，卻自以為是地寫作“特勞策特爾”。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81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Michael Weiers”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是“魏彌賢”，卻自以為是地寫作“魏爾斯”。哈太TMD搞笑了吧？！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89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Irene Eber”時，居然不知道她的漢語名字是“伊愛蓮”，卻自以為是地寫作“埃伯”。哈太TMD搞笑了吧？！還TMD“埃及共和國”呢！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100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Giovanni Stary”時，居然不知道他的漢語名字是“史達禮”，卻自以為是地寫作“斯達裏·喬瓦尼”。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100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Paolo Santangelo”時，居然不知道他的學曆和經曆，隻是寫為“現任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中國曆史教授”。

我訂正如下：

1974年，他開始在那不勒斯東方大學擔任研究員助教，隨後成為研究員。1992年以來兼任《明清研究》雜誌主編，主要從事中國明清時代的社會—文化史研究。

《世界中國學家名錄》99頁：
孫越生在該頁介紹“Luciano Petech”時，居然不知道他的學術經曆和貢獻，甚至也根本不了解他長期在印度的大學工作的經曆，隻是寫為“羅馬大學文學和哲學係東亞史教授”。我訂正如下：

Luciano Petech (8 June 1914, Trieste – 29 September 2010, Rome) was an Italian scholar of Himalayan history and th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Nepal and Italy. He was Chair of History of Eastern Asia at the University of Rome from 1955 to 1984. He is the most renowned of the students of Giuseppe Tucci.

Luciano Petech was born in 1914 and retired in 1984. He learned almost all European languages, included Latin, as well as Tibetan, Chinese, Japanese, Newari, Sanskrit, Arabic, Hindi and Urdu. His gift for languages and output on Asia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prodigious, were it not for his predecessor in the field, Giuseppe Tucci. Tucci was described, on the centenary of his birth, as a ‘una sorta di Mozart della filologia classica’ (La Stampa June 2, 1994:19), a boy genius who wrote his first learned article at 17 years old. Tucci taught in Rabindranath Tagore’s Visva-Bharati University near Calcutta during the 1920s, visited Tibet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29 and then set up the Italian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and Far East in 1933.

Petech first studied Arabic, but in 1934 began to follow Tucci’s lectures and decided to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his studies. He soon mastered Tibetan and, following the advice of Tucci, studied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Indo-Iranian Journal 40/4 (1997): 404)

As Petech noted later, this work ‘seemed to fill a real need, and continued to render service for several years’ (Petech 1977: xi). This work wa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Ladakh, rather than a cultural one, as was the follow-up monograph he published 40 years later. In the latter work he says that cultural history was purposely excluded, since it was covered so much more adequately by David Snellgrove (1977: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