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重大史料匯編中出現的低級錯誤——從〈陳寅恪集·書信集〉談起》

重大史料匯編中出現的低級錯誤

——從《陳寅恪集·書信集》談起

 

三聯書店出版的《陳寅恪集》是時下很受學者和讀者歡迎、喜愛和收藏的出版物，它的及時出現對於國內最近幾十年持久不衰的陳寅恪熱，啟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特別是《陳寅恪集·書信集》的出現，堪稱近現代思想史、學術史上的重大史料匯編。相信隨著對陳寅恪研究的深入，該書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但是，無庸諱言。該書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出現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錯誤。再加上陳氏本人寫信習慣於不加標點、不分段。因此，給編輯此書的人製造了不少困難。

比如，對於陳寅恪書信寫作時間上出現的斷代錯誤。《陳寅恪集·書信集》第36頁收錄的編號陳寅恪致傅斯年信第16號，就在注解中和編排中將此信定為“約1929年10月3日”。如此以定，則完全無法解釋該信中的“西北之行”和“林、範諸人”的準確含義問題。當然，該書編輯者們很快發現了這一問題。於是，2001年9月，《陳寅恪集》編者曾在《讀書》上刊發《<陳寅恪集·書信集>補正》一文加以糾正：“（一）此函應寫於1944年10月3日，《書信集》中誤作約1929年10月3日。（二）第36頁：‘將有西北之行’應加注文為：‘此指1944年9月15日重慶國民參政會提議傅斯年、冷遹等參政員組團視察延安。’傅斯年等六位參政員事實上至次年七月初成行。”

根據我們著述的《陳寅恪書信（422封）編年考釋》一書的發現，《陳寅恪集·書信集》中出現這樣斷代的錯誤還不隻這一封。當然，這可以稱之為該書的高級錯誤。它需要學術界紮紮實實地從事陳寅恪生平史事的考證性研究，而不是如時下亂哄哄地滿足於熱議他的“獨立之精神”上。

但是，也有些錯誤卻是不可原諒的，因為那些錯誤明顯屬於低級錯誤。

比如，《陳寅恪集·書信集》中的“致傅斯年（77通）”，就是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低級錯誤。見該書第23頁收錄的陳寅恪致傅斯年信編號第22號，實際上該信居然是陳寅恪致陳純的信，收信人根本不是傅斯年。見照片1。

再如，《陳寅恪集·書信集》中該書第94頁收錄的陳寅恪致傅斯年信編號第56號，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該信原始材料來看，該信的收信人也根本不是傅斯年，而是葉企孫。見照片2和3。兩信對比，除了台端不同，內容全一樣。對於重大史料匯編中出現的如此張冠李戴的低級錯誤，實在讓我們目瞪口呆。

第三，在校釋陳氏書信上，《陳寅恪集·書信集》多處出現和原始信件不符的問題。如，《陳寅恪集·書信集》中該書第21頁收錄的陳寅恪致傅斯年信編號第4號，將原信的“周代曆問題”誤釋作“中代曆問題”。這是屬於高級錯誤還是低級錯誤？我們也不好判定。因為該信內容極其珍貴，顯示出陳氏的日語閱讀能力和他研究上古曆法和曆史的真實經曆等諸多問題。尤其他從來沒有意識到當時所有商周青銅器的製作時間都是出於周曆的基礎上、並且是在假定六十甲子記日法在天子改元和置閏過程中永遠處於不變的前提下的這兩個大前提，這大概是他長期自稱“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的根本原因吧。但是，他也意識到了“周初已有閏月，而新城之根據失矣”這一現象。

當然，以上諸多錯誤都不是熱門的“E考據”所能解決的。

最後，我們想說明的是：我們沒有想到出自陳寅恪家人和弟子們和再傳弟子們之手聯合編集的這本《陳寅恪集·書信集》隻收錄了兩百多封陳氏書信，還夾雜著陳夫人的信和一信拆成兩信的現象。真正屬於陳寅恪本人的書信，大約210封左右。這和我們掌握的保留下來的陳寅恪本人422封書信幾乎相差一倍！而且，我們知道這個數字還會被更改。

那麽，我們想知道，作為國家著名學術出版機構、作為陳寅恪家人和弟子們和再傳弟子們，何時可以貢獻給學術界和讀者們一部真實可靠、準確無誤、完善全本的《陳寅恪書信集》？我和中央民族大學黃鳴教授的《陳寅恪書信（422封）編年考釋》一書，就是我們試圖完成這一工作的一次努力和嚐試。該書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今年夏季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