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中的思考》

《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中的思考》

 

最近，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再次迎來了新一輪的高潮。也許，2011年出版的拙著《閑話陳寅恪》是這輪高潮的始作俑者吧。當時，第21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哈爾濱拉開帷幕，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劉正、黃鳴合著《閑話陳寅恪》一書即被推出，並且被稱為“在讀書界反響強烈，引發新一輪陳寅恪熱”。時過兩年，隨著陸鍵東的新版《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報刊新聞和出版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一熱潮真的已經形成了。

麵對這一局麵，我們這些陳學研究的局外人都感到十分欣喜，那麽陳氏後人和“陳學專家”應該更是喜不自禁了吧？然而，讓我們始料未及的是：拙著引來了兩位年輕有成的“陳學專家”胡文輝和張求會二君的詰難。先是胡君主張拙著《虛經腐史意何如：陳寅恪先生的文字遊戲》一篇，完全是抄襲他對《經史》詩的解說。而後張君出麵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了《無準備卻趕時髦……這樣寫陳寅恪，真的可以嗎》 一文，該文對拙著大加指責和嘲諷，並給拙著貼上了“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等等不良學風”的標簽。有鑒於此，迫使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科研和著述，開始思考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中出現的某些問題。兼為答複兩位年輕有成的“陳學專家”胡文輝和張求會二君對我的詰難。

首先，我先聲明：我不是“陳學專家”。因為我的研究範圍一直圍繞著以下六大領域，即：傳統經學為主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商周金文為主的古文字學研究、宗教史和製度史為主的商周史研究、版本學和校勘學為主的古典文獻研究、京都學派為主的海外漢學研究、上古神話和詩論為主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在上述六大領域上，我至今在國內外發表了將近150 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將近二十部、總計七百多萬言的涉及上述六個領域的學術專著。這些學術著作水平高低，褒貶自有公論。但是否如他們所指責我的那樣是“作者的文史素養儲備不夠”，不用談出身經學世家的我，自幼就開始了研讀《周易》和《說文解字》的曆史。相信讀過我的舊著《商周彝銘學研究史》、《金文廟製研究》、《京都學派漢學史稿》或者新著《古代中國的文學世界——商周圖像文字的文學解讀》、《青銅兵器文字》、《周易考古研究》等專著的人，自會判斷我的“文史素養儲備不夠”這一命題的真偽了。

——我之所以研究陳寅恪，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是1986年我在北京購買了馮衣北的《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與餘英時先生商榷》一書，讀後感觸很多，開始撰寫研究筆記，並使用當時的稿紙親筆寫下了幾萬字的《陳寅恪年譜》草稿。這是我研究陳寅恪的開始。（這一草稿作為紀念，我保存至今。）此時兩位年輕有成的“陳學專家”正在讀高中。

其次是1992年我到日本留學後，意外得到了餘英時老師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讀後非常震撼！當時立誌要研究陳寅恪，並開始和餘英時、汪榮祖、池田溫、和田清後代、神田喜一郎後代（包括陳氏後人）等中外“陳學專家”取得直接書信聯係，並且獲得了很多珍貴的中、日、英文的陳寅恪研究相關史料——甚至從一位旅日華僑、陳氏友人後裔的手中，高價購買到了陳先生早年著作《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一書的原始油印稿（封麵有陳先生親筆題字，現存我處）、陳氏書信一封（已經轉售給私人博物館“20世紀中國文化名人書信博物館”館主收藏，《陳寅恪書信集》中未收）。此時“陳學專家”張求會君剛大學畢業。

最後是1997年，我在日本留學期間曾以《陳寅恪和近現代中國》為題目，撰寫了將近三十萬字的草稿，當時餘英時、汪榮祖等先生來信中多次指教，他們也一直很關心此文稿的出版。此時“陳學專家”張求會君剛碩士畢業。

這些文稿的一部分，後來經過複旦大學文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黃鳴同誌協助我一起整理出版。

其次，在出版《閑話陳寅恪》一書前，我發表的研究陳寅恪的論文如下：《文史哲》1996年第8期《陳寅恪先生年譜研究序說文摘》。《新華文摘》1996年第8期幾乎全文轉載。《中山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陳寅恪史事雜考》。日本《留學生新聞》1996年第130期《談國學熱中的陳寅恪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動態》2001年第4期《辛亥革命前後的陳三立父子》。《尋根》2008年第1期《陳寅恪先生的列祖列宗》。《長江學術》2009年第2期《陳寅恪“用東坡韻”詩中蘊涵的生命情調》。

    因此，從1986年算起至今，我研究“陳學”將近27年。是我“無準備卻趕時髦”還是張求會君“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等等不良學風”，請大家判斷。

而年輕有成的“陳學專家”張求會君在根本不了解我的陳寅恪研究這一經過的情況下，卻大膽斷言《閑話陳寅恪》一書作者“準備既然不足，又忍不住要趕時髦，難免用大膽的臆測來代替考證”，這讓我對他如此以“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等等不良學風”的批評和該文作者的學霸架勢感到無奈。在我和張求會之間，究竟誰在趕時髦？誰又準備不足？

現在，麵對著新一輪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我深深感到有些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是研究陳寅恪生平還是研究陳氏家族史？

毫無疑問，雖然陳氏傳記和研究著作已經將近百部，但是陳氏一生尚有不少待解之謎，留待我們研究和發掘。這就首先需要通過對其家族史和友朋交往史、特別是相關人物的書信和日記的解讀來還原曆史真相。

我就曾利用中日文資料的真實記載，首先揭示出了陳衝恪的存在。

針對我首先公布的日文資料記載的“陳衝恪”。張求會君和其師主張：“我的老師高福生先生懷疑日文資料的陳衝恪有可能是陳衡恪之誤。如果將上引劉君辛苦考證所得綜合考慮，那麽福生師的推測不是沒有可能的。”請問：你們在沒有通覽此資料的情況下，為何要如此“推測”呢？！難道隻有你們的推測才算科學的推測，而我的推測就是“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答複你們師生的推測隻需要一點：1928年日本外務省情報部所編《現代支那人名鑒》一書中同時收錄了陳衝恪和陳衡恪兄弟二人，而且對陳衡恪介紹頗多！如果你們見到如此，你和高福生還敢“懷疑日文資料的陳衝恪有可能是陳衡恪之誤”嗎？！請問：你們是否注意到了我的書中已經明確說明了《現代支那人名鑒》一書中同時收錄了陳衝恪和陳衡恪兄弟二人？而該書是以當時日本情報部門在華收集的戶口記錄和日本外務省檔案館保存的來日留學人員登記記錄為基礎編纂的。在這樣兩個原始日文文獻中同時存在陳衝恪和陳衡恪兄弟二人的情況下，主張“陳衝恪有可能是陳衡恪之誤”的人，顯然屬於“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等等不良學風”。

    其次，是發掘陳寅恪的文化和學術精神還是熱衷於塑造陳氏的反黨意識？

陳氏本人多次聲稱“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見陳氏《對科學院的答複》）。但是，不談政治的他並不缺乏抨擊時政的詩歌。這也就成了某些人力圖通過熱衷於宣傳、尋找和解釋陳氏詩歌中的反黨反華意識和形象，力圖達到塑造一個傳統文化人的政治追求和反黨反華傾向。這一研究和閱讀傾向，我們認為和陳氏學術思想中體現出的一貫的文化和學術精神是相悖的。比如，我最近剛讀到的胡文輝君的《陳寅恪詩箋釋》一書，就有濃厚的這一傾向。

胡文輝、張求會二君指責拙著中抄襲了他們的觀點之說，胡文輝君的《陳寅恪詩箋釋》一書中公開地提出新的猜想：“至今為止，對於我的寒柳堂詩研究，我發現有兩例剽竊：一是劉正、黃鳴的《閑話陳寅恪》，書中《虛經腐史意何如：陳寅恪先生的文字遊戲》一篇，完全是抄襲我對《經史》詩的解說(我的文章作於《箋釋》撰寫以前，曾刊於台灣《古今論衡》，後來又貼到網上，估計《閑話陳寅恪》就是從網上不告而取的”。

我不禁感到好笑。因為我至今既沒有看到過台灣《古今論衡》，更沒有在網絡上查找過他的什麽文章。我的《虛經腐史意何如：陳寅恪先生的文字遊戲》這篇文字完全是直接來自於餘英時老師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而且加入了我個人的敘述。我在《閑話陳寅恪》一書中首先就說明了這一點。陳氏1957年致劉銘恕信中有“弟近年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衝虛真人之新說”等語。餘英時在《後世相知或有緣——從〈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談起》一文中首先破解“太史公是司‘馬’遷，衝虛真人是‘列’禦寇”，實即隱指馬列主義，否則，“太史公和衝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麽忽然變成了‘新說’呢？”。此文寫於1996年6月19日，發表於1996年8月。既然，“太史公衝虛真人之新說”這個大前提已經被餘先生解釋了，那麽解釋《虛經腐史意何如》一詩的人——“虛經腐史”即“太史公和衝虛真人”的簡稱，就必須承認這個大前提的第一解釋人是餘英時。何談我在抄襲胡、張二君的文章，豈非咄咄怪事？！胡文輝君的文章《陳寅恪詩箋釋二題》，發表在台灣《古今論衡》第8輯，我至今尚未讀到該文。根據我讀到的該刊第4輯出版於2000年來推算，第8輯應當出版在2002年前後。而對於《虛經腐史意何如》（此詩最早名稱為《讀＜史記＞、＜列子＞》）一詩的最早解釋是1997年 7月17日，我致餘英時先生的傳真中就已經開始力主此說了！該傳真的原始文稿保存至今。在那封傳真中，我當時已經明確寫出“《讀<史記>、<列子>》顯然即太史公衝虛真人之別稱,而詩的內容又是批判性的,《陳詩集》中亦沒有。此為先生文章的一個佐證可也。傳真送上。”

這裏我所說的“《陳詩集》中亦沒有”是指當時出版的《陳寅恪詩集》中沒有此詩的這一名稱。不但如此，我在1996年12月15日公開發表的《談國學熱中的陳寅恪研究》一文中，在訂正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中對“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的重大誤解時，也曾明確說明。並且在該文中，我也解釋出了此詩的含義。那麽，請胡、張二君可否回答：誰最先解讀出了《虛經腐史意何如》一詩的內在含義？在沒有任何鐵證的情況下，以為隻有自己才是最先解讀出了《虛經腐史意何如》一詩的內在含義之人、才可以讀得懂陳氏詩作，這是一名學者應該具有的理性態度嗎？這是研究陳學的人應該具有的文化精神嗎？

第三，如何看待陳氏對郭老的評價？

感謝陸鍵東同誌的著作《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使我們得知陳氏曾經評價郭沫若的學術成就為：“最好的作品是《青銅時代》”。

這是上一輪陳氏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中提出的新問題。最近十幾年來，一直未見有人對此加以賞析。陳氏自己稱專治“不古不今之學”，也就是所謂的中古史或隋唐史研究。作為中古史首屈一指的頭號學術權威，在雙目失明前的20世紀三十年代，假如真的沒有讀過郭老劃時代的巨著《卜辭通纂》和《兩周金文辭大係》，那是落後於時代還是根本讀不懂？要知道，當時連國民黨的黨首蔣介石也開始注意到了並試圖閱讀這兩部巨著了。更何況，陳氏的友人可是和他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著名國學大師、20世紀甲骨學金文學和商周史研究頭號權威和締造者的王國維啊！說陳氏一點不懂上古史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但是，一本幾乎是商周史研究的通俗讀本的文史作品《青銅時代》，怎麽會引起陳寅恪如此的重視和評價呢？！那麽，我到是想問問“陳學專家”張求會和陸鍵東二君：陳寅恪居然說郭沫若“最好的作品是《青銅時代》”，這是暴露了他的學術知識的欠缺還是他有真知卓見？不懂甲骨文和金文的陳寅恪，怎麽可以將他自己讀得懂的文史作品《青銅時代》推崇到壓倒郭老劃時代的巨著《卜辭通纂》和《兩周金文辭大係》地位之上？其中可有什麽玄機？願聞其詳。

第四，陳氏晚年心境和遭遇是否是傳統知識人在近現代三種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必然悲劇？

陳氏晚年一方麵埋頭於“著書唯剩頌紅裝”的研究範圍內，另一方麵卻又熱衷於“晚歲為詩欠砍頭”的詩歌議政興趣中，以這樣的晚年心態，即便是其1949年到了台灣，在當時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大環境下，他能否“善終”還真是的大問題！一生經曆了從封建社會到民國時代、再到新中國三種社會轉型的一個傳統知識人，總是抱著“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的處世態度，無論是新中國還是台灣，都不可能成為他的長久居住之地。那麽，時下的陳學研究和出版的相關著作，大多一味地指責新中國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批判和運動對他造成的身心迫害，但是完全沒有注意到了陳氏自身的頑固守舊態度和主觀的不合作傾向加重了其自身退出曆史舞台的進程。雙目失明以後的陳氏，無法將自己的生命曆程進行合乎現實和符合自我身心狀況的準確定位，這使他成為傳統知識人在新中國各種改造運動中的另類，他的人生悲劇的出現，無論在新中國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批判和運動中還是在台灣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清黨和嚴查活動中，必然難逃被清理被整肅的命運。——這就是我在新著《陳寅恪與近現代中國》一書中對一個傳統知識人在近現代三種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取向及其生命情調的個案研究的結論。

以上四點思考，希望可以引起新一輪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的關注和解答，也算是我對兩位年輕有成的“陳學專家”胡文輝和張求會二君質疑的答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