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劉正先生新出巨著《金文學術史》述評

劉正先生新出巨著《金文學術史》述評  

發表在《殷都學刊》2015年第1期，劉正《金文學術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12月。

宋玉璽（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

縱覽古今，對商周金文研究的曆史綿延數千年之久。由此而來，商周金文研究的著作之多，說汗牛充棟絕不過分。從先秦至今，商周金文研究的大師，代代不絕。隨著商周金文研究之理論的不斷深入和推進，加之商周金文研究之國界的不斷擴大……時至今日，在商周金文的學術之林裏似乎一直欠缺一部對古今中外金文研究做通盤性梳理的通史體學術研究經典的誕生。上個世紀著名的學術經典，如《商周彝器通考》側重於銅器考古、而《兩周金文辭大係》則是以銘文考證曆史的傑作、《西周銅器斷代》又是銅器分期和斷代研究的經典，上述諸多經典著作同樣疏於對商周金文的係統研究和宏觀綜述。有鑒於此，劉正教授積數十年之功力，最新推出了力作：一百多萬字的巨著《金文學術史》，正是這樣一本熔銅器收藏史、銘文發展和研究史、海內外金文研究史和金文研究工具書於一爐的對商周金文學術給予綜述性研究的史學著作。本書是劉正教授數十年來研究商周金文積累下來的學術精品，也是商周金文學術潮流發展到今天所應當誕生的必然成果。
《金文學術史》一書共分四編。第一編“銘文背景研究”，其下計分五章：第一章商周金文學釋名，第二、三章論述夏代青銅器的起源和青銅文化，第四、五章為商周金文產生的背景、分期、斷代研究。第二編“銘文結構研究”研究商周金文中的各類詞匯用語，其下計分七章：第一章“時間用語”研究商周的曆法和紀年，第二章“方國名和地名用語”，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別是“氏族名和人名用語”、“器名用語”、“詞類用語”、“嘏辭用語”、“徽記用語”。第三編“銘文研究的種類和進展”，係統介紹了古今學術界對商周金文進行研究的種類和現狀。其下計分九章：分別是“曆史研究”、“禮製研究”、“宮製研究”、“廟製研究”、“祭祀製度”、“官製研究”、“法製研究”、“兵器題銘”。第四編“銘文研究的曆史和現狀”，評述的內容不僅包括中國（包括港、台）古今學界對商周金文研究的大家和著作，還包括歐美、日本漢學家的研究。其下計分十四章，第一到第十二章是從兩漢到當代的大陸及港台地區青銅器出土和收藏、金文學家和金文研究著作評述；第十三、十四章是歐美、日本漢學界的青銅器流傳和收藏、金文家和金文研究著作評述。不難看出，該書總體框架為從“銘文相關背景研究”到“銘文語言本體研究”、再到“銘文而對商周史、禮、廟、祀、政、兵製度的研究”，最後是古今中外商周金文研究史之研究。書後另有一篇附編為“金文關係大事年表”。
劉正教授在書後跋中頗為自信此書為一部古今中外學術史上拓荒性的著作。一覽全書，看來這確非妄言。
首先，這是學術界罕見的一部商周金文學術研究通史。
誠如作者所言：“這是一部集古文字學及古文字學史、古典文獻學及古典文獻學史、海外漢學史、中國思想史、銅器考古學史等諸多學科於一身的多學科、多視角、多領域，專業性的金文學術研究通史。”書中不僅介紹了中國大陸曆代對商周金文的研究，還介紹了港台、日本、歐美的商周金文研究曆程，對於其中評述不乏思想性、啟發性。書中引用推介海量文獻，評述確切詳盡，注解清晰可查，是初學者進入金文研究領域的必備工具書。
其次，該書重大發現層出不窮。
如，對於古今學術界異議不斷、難以成定論的“初吉”一詞，劉正教授首先考證：

    “初吉”這一術語，可說十分怪異。以至於有些學者居然主張“初吉一詞，不見於先秦文獻，僅僅見於銅器的銘辭”。此言大謬。不過，此類謬論的首創時間還要上推到1958年。當時的《曆史研究》上發表了黃盛璋的文章《論初吉》，該文中聲稱“《左傳》中不見初吉，自春秋以來，戰國諸子的著作裏亦不見有初吉”。這應該是此類謬說之始。實際上，在《詩經》和《周易》中就分別出現了“初吉”這一術語。

接下來，他又給出了新解：

  我們根據《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一書中出現“初吉”的一百一十四例銘文的統計，發現：正月初吉出現27次，二月初吉出現9次，三月初吉出現14次，四月初吉出現7次，五月初吉出現10次，六月初吉出現8次，七月初吉出現1次，八月初吉出現14次，九月初吉出現17次，十月初吉出現2次，十一月初吉出現5次，十二月初吉出現7次，月份不明出現初吉5次。統計結果表明：一月出現初吉最多，為27次。七月則最少，僅有1次。如果把“初吉”理解為“每個月的第一個幹日，初吉就是每月初於吉日的意思”，那麽應該在每月出現的“初吉”次數保持大致一致的範圍，而不是現在的如此懸殊的差異！由此也可以證明把“初吉”理解為“每個月的第一個幹日，初吉就是每月初於吉日的意思”之說是不妥的。“一月初吉”出現如此最多，正可以說明當時人們對每年正月的期待。初者，始也。吉者，好也，吉利也，祥和也。每月都有初吉，而隻有新年的初吉最具有起始和源頭的含義。因此，初吉的真正含義隻能是“初吉，朔日也”，也即初一。

又如，在該書的“徽記用語”一章中，他對蚩尤圖像和名字來曆的考證、對銘文中著名的“析子孫”含義的深刻挖掘，成了該書亮點。對於前者，他指出：

  “尪”具有“巫”的神格特征。也就是說，“尢”字具有巫術神格特征，所以才出現“巫”、“尪”並舉的現象。曆史文獻記載能夠呼風喚雨的“蚩尤”證明了他具有“巫”的神格特征。首先，《山海經·大荒北經》中記載：“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而當時能夠指使風雨的人肯定是通巫術的。其次，《龍魚河圖》中記載：“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沙石，製五兵之器，變化雲霧”。還是進一步強調他的“變化雲霧”這一巫術功能。第三，《春秋繁露·求雨》中記載：“夏求雨……其神蚩尤”。因此，所謂“蚩尤”，它的準確讀音和內在含義應該是“蚩尢”，也就是“蚩尪”。後世寫成“蚩尤”當是以表麵的讀音和意義隱藏了內在的真實的讀音和意義。由此來看，“蚩尤”的名字其實隻是單漢字“蚩”，而“尤”（尪）則是對其巫師身份的說明。正是因為這一緣故，我們主張對“蚩尤”名字的考證和商周銘文史料研究集中體現在對“蚩”字的研究上。

  對於後者，他主張：

  至於商周青銅器上著名的所謂的“析子孫”的真正含義，我們主張：這是“感天而 生”的圖像表達。那圖像中的“子”一定是當時的某國國君或某位聖人最初誕生時的形象表達。

  又如，對於古代傳說的夏代三足方鼎，劉正教授在審讀考古報告的基礎上，提出新解：

  在仰韶文化中就已經出現了三足的陶鼎。見李濟《殷墟青銅器研究》一書：“鼎，灰色，厚五至六公厘，無輪土琢磨之遺跡，表麵有藍印紋，其上更有不整齊之粘土，繩紋環腰而圍之，小耳兩枚，各有指印。三足成長方形，中有支柱，上升三十公厘，而與鼎牆相合。口徑二百一十四公厘。全體高二百二十三公厘。”請注意，這裏記載的“三足成長方形”應該就是古代文獻中的“鼎成三足而方”說的最好解釋和印證。即，所謂“鼎成三足而方”不是說三足的方鼎，而是說“三足成長方形”的圓鼎。可是，李濟卻沒有注意到自己考古報告中記載的價值，他對古代文獻中的“鼎成三足而方”說理解為：“很顯然地三足而方是四足而方的錯誤”，真是讓人遺憾。

  而對於早期銅器上出現的花紋，劉正教授又從思想史角度給予解釋：

  這種重花紋·圖案的夏代青銅器的價值功用，暗示著在早期中國宗教思想中曾經出現過的那種觀象而知吉凶的傳統。這一傳統到了西周時代就被總結成伏羲氏仰觀俯察作八卦的陰陽學說。而在古文獻的傳統上，從傳說中的夏易《連山》到西周的《周易》都是繼承了這一觀象而知吉凶的傳統。通過對夏代青銅器圖案和價值功用的分析，和古文獻中對三易的觀象而知吉凶傳統的記載，我們發現這二者是相融合的，是—致的。而這一文獻資料和出土青銅器上圖案·花紋的一致，為了解夏代早期思想和文化的概況提供了可能。

再如，對商周氏族的研究。劉正教授在“氏族名和人名用語”一章中幾乎涉及到了當時出現的各個重要的大小氏族，並且用商周金文中努力找出證據加以論述，如對於“寒氏”，他就利用傳世文獻和商周金文史料的結合，考證如下：

  薛尚功《曆代鍾鼎彝器款識》卷十二對《寒戊匜》銘文中出現的“寒”氏的考證：“寒戊必作器者之名也”。則“寒”為姓氏，源自古國名，在今山東濰縣以東一帶。《後漢書·郡國誌》：“寒亭，古寒國，浞封此”。《左傳·襄公四年》記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後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鹹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小子友鼎》銘文中出現的“□史小子友乍寒姒好尊鼎”，該銘文中首字已缺。寒姒當為“□史小子友”之妃，姒為女姓，而寒顯然為其夫“小子友”家的氏。

而對於西周官製中的“司土”和“司徒”的區分，劉正教授提出：

  我們主張，商及西周前期銘文中都作“司土”，到了西周後期銘文中“司土”與“司徒”並用，與司馬、司工合稱為“有司”。如，《盠方彝》銘文中記載中同時出現的“司土司馬司工”三司記載，在其前麵就是“王行，參有司”，成為對“司土司馬司工”三司的統稱。

再如，對於著名的“虎臣”、“虎賁”的問題，劉正教授提出：

  虎臣一職，來源很古。有的學者以為出自武王克商時的“虎賁”，恐非。《史記·五帝本紀》中就記載有“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的曆史事實，《史記索隱》注解說：“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即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這是“虎臣”一職最為古老的直接來源。這裏的熊、羆、貔、貅、貙、虎六獸應該就是以上述六獸為圖騰的六種軍隊。我曾設想商周的軍製之所以有“六師”而非五師、七師的編製，可能就源於此。

然後，在“軍製研究”一章，他又提出：

  在金文中則出現了“虎臣”。如，《師酉簋》銘文中的“師酉，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屍、屍、秦屍、京屍、身屍”就是一個例證。再如，《師詢簋》銘文中的“今餘令女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後庸”也是如此。關於“虎臣”與“虎賁”二者的異同，劉雨主張：“虎臣，可能即文獻中的‘虎賁’，是王的近衛部隊，其中有一部分是夷人。”我們主張；虎臣是虎賁軍的首領。《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在這場次大戰中就出現了“虎”。可見，戰場上出現“虎”形象以“虎”為名的軍隊是取其勇猛如虎之義。這是遠古時代人們的一種圖騰信仰的表現。而到了武王克商之時，平時訓練有素的少數精銳士兵，應該就是“虎賁三千人”的原形。不存在什麽“其中有一部分是夷人”的現象。因為上述身份“邑人、虎臣、西門屍、屍、秦屍、京屍、身屍”之間不存在上下直屬關係，而是平等並列關係，虎臣和後麵出現的各個夷兵，沒有任何所屬關係。進入西周以後，這些“虎賁”們應該繼續保留，並不斷得到充實和壯大，成為王室衛隊，即禁衛軍。其中，“虎賁”的首領就是“虎臣”。而《師克盨》銘文的出現，更揭示了“虎臣”有左、右之分。暗示著可能“虎賁”也分左右兩大部分。並分別有左、右虎臣來統領。

第三，該書評價曆代的金文研究成果，持論公正，確為良史之風。
如，該書對於宋代王黼的金文研究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沒有因為王氏是著名的奸臣而因人廢言。劉正教授指出：

  《宣和博古圖》著錄了當時皇室在宣和殿所藏的自商至唐的銅器八百三十九件，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銅器的精華。全書共三十卷。細分為鼎、尊、罍、舟、卣、瓶、壺、爵、斝、觶、敦、簠、簋、鬲、盤、匜、鍾、盤、錞於、雜器、鏡鑒等，凡二十類。還特別注意到了分類方法上的問題，大致從功用分為酒器、炊器、食器、雜器、水器、樂器等，特別是“其同類相須之器”，即把功能上接近的和關聯的器物歸入同一類，這一分類法科學而明確。每類有總說，每器皆摹繪圖像，勾勒銘文，並記錄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或附有考證。所繪圖形較精，圖旁器名下注“依元樣製”或“減小樣製”等以標明圖像比例。這一特點特別值得稱道。該書所繪圖形構圖合理，富有立體感，成為現代中國考古學上器形對比研究的先河。書中每能根據實物形製以訂正《三禮圖》之失，考訂精審。其所定器名，如鼎、尊、罍、爵等，多沿用至今。

同樣，他對於清末民初的羅振玉，也給予了很高的學術評價：

  在政治上異常保守、甚至晚節不保的他，在學術上卻十分理智和先進。在當時新出土的殷墟甲骨、敦煌遺書、西域簡牘、中原碑誌、拯救清宮大內檔案等大量出土古物、古代文獻的研究和保存工作上，他都做出了其它人難以超越的重要貢獻，在二十世紀前後的學術界和學術史上劃下重重的一筆。這使羅振玉的學術影響如同一顆璀璨奪目、大放光彩的明珠，在晚清和民初學術界牢牢地占據著一席之地。……這些著作至今都成了金文學術研究的重要經典和必備的工具書。尤其是《三代吉金文存》一書，迄今為止依然是這一學術領域必須予以研究和精讀的集大成者和總結性著作，也是中國古今兩千多年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史上的巓峰之作和曠世經典。

又如，該書對於王國維的金文研究，也給予了很高的學術定評，他認為：

  王氏把劉心源、陳介祺等人發起的金文學術研究的近代化研究趨勢正式發揚光大，從他出現以後，長達數千年之久的傳統的金文學術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徹底走上了現代！他對彝銘稱謂的研究、曆法的研究、商周銅器斷代的研究、商周史和彝銘在軍事、政治、經濟、法製等方方麵麵的對比研究、彝銘解讀對商周禮製起源和實際運用的研究等等，都啟到了前人所不能及的作用，作出了跨時代的卓越貢獻！

再如，劉正教授在研究中發現前人之誤，立刻加以說明。這可以參見該書對清代著名金文大師阮元《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一書的評價：

  該書在銅器分類和斷代上時有錯誤，還經常有將偽器收入的現象。如，《亞形魯公鼎》、《嘉禮尊》並非商周時器。《木鼎》乃商代晚期，並非周代。再如，將《尤盤》歸入盉類、將《父丁鼎》歸入彝類、將《諫豆》歸入彝類等分類錯誤。

第四，劉正教授在該書中，對於商周金文在語言、曆史、宗教、地理等方麵具有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和研究。
如，對於語言文字學的研究。他總結了金文中常見的連詞、副詞、感歎詞、語氣詞、形容詞、介詞、代詞七大詞類100個用例，進行詳細說明。金文是對商周時期的語言的直接記錄，這要比傳世典籍的語言材料更為真實可靠，因此語言學界日益重視金文語料對於上古漢語研究的價值。金文是漢字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在古文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也為文字發展史、文字學理論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如，對於商周禮製的研究，他通過禮製研究、宮製研究、廟製研究、廟製和禮製、祭祀製度、官製研究六章內容，加以分析和研究。他指出，禮製是商周王朝政治的重大問題，涉及方方麵麵，青銅器製作的目的本身就是“所以藏禮也”。銘文中出現的禮製問題是商周金文研究的核心問題，所以金文研究的成果自然可以直接促進禮製的研究。他特別考證了銘文中“嗣子”的意義。他提出：

  記載在銘文中的文辭，出於“傳遺後世子孫”的需要，就經常在銘文結尾出現特定的嘏辭。即在銘文內容上，幾乎每件銅器銘文上都會出現作為作器者對受器者及其子孫後代所說的“子子孫孫永保用”之類的嘏辭，這也就是“傳遺後世子孫”說在銘文上的具體體現。一般來說，既然是受器者及其子孫後代所說的“子子孫孫永保用”的，也就必然暗示著對銅器繼承和使用的普遍性。也就是說，凡是作器者的子孫後代都有資格接受和使用這件銅器及其所具有的品格特征。因為他們和作器者具有直係血緣關係。但是，在有些特定的情況下，作器者所作之器，並不能為受器者及其全部的子孫後代所接受，而隻是為受器者及其部分特定的後代所接受。這就涉及到了所謂的“嗣子”的問題。在商周銘文和史書中曾經出現“嗣子”一詞，有些學者曾把這兩個字看成是一個上嗣下子組合而成的合字的“嗣”字。我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嗣子”的“嗣”是“繼承”的意思，《爾雅》：“嗣，繼也”。“嗣子”就是承嗣人。對於注重血緣和父子繼承關係的商周社會來說，“嗣子”概念的產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定意義。

如，本書對於銅器考古和斷代也具有著重要意義。在該書第212-214頁，劉正教授提出了他自己對於西周銅器分期和斷代的圖表。他為攻克學術難關的西周銅器斷代，從商周金文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我們期待著劉正教授拿出更多更好的金文研究著作，以帶動金文學術研究的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