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劉家河出土商代青銅禮器研究》

劉家河出土商代青銅禮器研究

 

1977年8月，在平穀劉家河村東，當地農民在一池塘邊取土時意外地發現一座古墓。經北京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的清理，確定了該墓為商代中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金、銅、玉、陶器等40餘件極其珍貴的文物。其中，出土的青銅禮器計十六件。其中，有兩件銅盤造型極其奇特：

• 鳥首魚尾紋盤  1件

高9.5、口徑25.5厘米。窄沿外折，內壁凹圓，平底，矮圈足。盤外壁有鳥首魚尾紋三組，中心有圓渦紋，界以連珠紋。

2、鳥柱龜魚紋盤  1件

高20.5、口徑38.5厘米。寬沿外折，內壁凹圓，盤內中心有用渦紋及連珠紋組成的龜形圖案，內壁有魚紋三組，盤沿左右對立兩鳥形柱。

段勇博士在《商周青銅器幻想動物紋研究》一書中曾主張：

商、周青銅器上的神鳥紋明顯分為兩類：一類鳥首獸身，變形較大；另一類鳥首鳥身，相對寫實。二者在青銅器上流行的時代也判然有別：前一類集中見於商代，西周早期仍有部分，但此後即難覓蹤跡；後一類主要見於西周時期，此前隻在商代晚期有少量出現。（P116）

以劉家河出土的中商青銅器來衡量，此說顯然並不十分合適。因為這裏出現的兩件鳥形盤，其中鳥柱龜魚紋盤上的鳥形，正是所謂寫實的，不但不是“隻在商代晚期有少量出現”，而且還是早在商代中期又已經出現了。《詩經》中記載的商人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鳥傳說，看來在中商時代就已經產生了，並且又在考古實物上就得到了體現。

相比之下，張孝光先生在《殷墟青銅器的裝飾藝術》一文中就很客觀地說：“這個題材的紋樣在商代早中期很少見。”

“少見”但是卻出現了，這正是劉家河出土的中商青銅器的學術價值之一吧。

為何鳥的造型和紋飾在商代青銅器上頻繁出現呢？張光直先生在《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一文中指出：

夏人鑄鼎象物，使人知道那些動物是助人的神，即是可以助人通天地的，那些動物是不助人通天地的。……動物中有若幹是幫助巫覡通天地的，而它們的形象在古代便鑄在青銅彝器上。……青銅彝器是巫覡溝通天地所用配備的一部分，而其上所象的動物紋樣也有助於這個目的。……助巫覡通天地的若幹特殊動物，至少有若幹就是祭祀犧牲的動物。以動物供祭也就是使用動物協助巫覡來通民神、通田地、通上下的一種具體方式。商周青銅器上動物紋樣乃是助理巫覡通天地工作的各種動物在青銅彝器上的形象。

因此，商人青銅器上鳥造型和紋樣的使用正是基於他們相信自身是神鳥後裔的反映。也就是他們祖先崇拜的具體化之一。對鳥和魚的圖騰信仰，到了後代終於出現了著名的白魚赤鳥傳說----這些傳說記載在《呂氏春秋·應同》、《史記·周本紀》、《尚書大傳·太誓》以及一些緯書中。它們被賦予了所謂的五德終始說。但是，這一傳說的原型可以直接上溯到中商文化時期青銅器的紋飾造型上。

在《易傳·係辭》中隻是簡單說明如下：“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這裏出現的“河出圖，洛出書”一說，被後世易學家們當成圖書派易學興起的直接源泉。以劉歆為代表的後代學者們卻把這一觀點更加具體化了。見《漢書·五行誌》中的記載：“劉歆以為慮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

而洛書則又被他們演化為《尚書·洪範》的直接來源。 於是，在古代學術史上就產生了“河序龍馬，洛貢龜書”的傳統觀點。關於河圖、洛書，古代易學史上也存在著兩種理解。一種以為所謂河圖、洛書其實就是《河圖》、《洛書》，前者有九篇，後者有六篇。於是，河圖、洛書也就成為兩部古籍的名稱了。持此說者是漢代易學家鄭玄：“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但是，古代學術史上獨有他一人持此說。而九、六之篇數很自然地讓我們聯想到《周易》中的九和六，這是以此來解答從河圖、洛書到九、六爻位問題的一種大膽的作古行為。而且,鄭氏此說，有偽造古典之嫌。

另一種以為所謂河圖、洛書隻是兩張圖。但是，這兩張圖究竟何者為河圖、何者為洛書自宋代開始卻又有二說：劉牧以為河九洛十，朱熹以為是河十洛九。所謂十，即：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

所謂九，即：

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

其圖式化見上圖。因為古代的學者們已經無法確定這一問題，所以在本書中我們在使用文字上有河圖、洛書之別，而在具體何者為河圖、何者為洛書這一問題上，我們先將二者統一稱為“河圖”或“河圖洛書。”因為在河圖、洛書之間，古代學者們更注重的是河圖。河圖的存在還可以在儒家經典的《論語》中找到它存在的依據。見《論語·子罕》：“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可見，關於“河出圖”與“河不出圖”的問題在孔子時代就已經成了一件很讓學者們關心的重大政治性（祥瑞性）問題。也即，在文獻使用頻率的意義上講，河圖的意義要遠在洛書之上。在易學上，更加之於今本《山海經》佚文中有下列記載：“伏羲氏得河圖，夏後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

但是，對上述史料應該保持一定的警惕。過分看重河圖而忽略洛書的存在價值並不是《易傳》作者的本意，因為它強調的是“河出圖”與“洛出書”二者共同是“聖人則之”的前提。而所謂的《山海經》佚文卻隻講“河出圖”而“聖人則之”的作《易》過程，而沒有涉及到洛書在這裏的作用，這和劉歆的“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的觀點是一致的。看來核心問題是河圖。

但是，河圖究竟是什麽，從《尚書》中開始就語焉不詳。根據《尚書》的記載：“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這裏的河圖和“大玉、夷玉、天球”並列，絲毫也看不出有“河出圖”（《易傳》）、“河出馬圖”（《禮記》）、“圖出於河”（《論衡》）、“龍馬出河”（《尚書孔傳》）等意思。隻是楊雄在《核靈賦》中把“河圖”和“東序”二者很生硬地聯合為“河序龍馬”一語。但是，楊雄並沒有解釋“序”字在這裏的意思。

鳥柱龜魚紋盤中的龜形圖案，和其它地區相比也有了很大變化。《陝西出土商代青銅器》第一冊中也收錄了一件龜魚紋盤，但是這二者相同的隻是中心部分都有渦紋保持不變，（這為洛書中心構圖的誕生準備了基礎。）而龜的整個造型紋飾，前者遠不及劉家河出土的鳥柱龜魚紋盤。劉家河出土的鳥柱龜魚紋盤的龜造型顯然更具有藝術性，它和湖北盤龍城李家嘴墓出土的青銅盤大致是相近的。

除此之外，《日本搜儲古銅精華》一書第85收《禽形蝕魚獸帶龜文盤》、第86收《魚帶龜文盤》二件銅器，龜的紋飾和造型與此大致相近。見下圖：

劉家河出土鳥柱龜魚紋盤的龜造型和陝西出土商代青銅器中的龜魚紋盤的龜造型，見下圖：

對比之下，劉家河出土青銅器上的龜，圖形更趨複雜和優美，規範化的連珠紋環置四周，最外層是雲紋。正是由於有了連珠紋（黑點）和渦紋和雲紋（白圈）以及魚、龜造型的出現才最終演變成為洛水神龜送來洛書的古老傳說吧。中心的渦紋演變成了五個白圈按上下左右中位置排列，四周的連珠紋演變成了洛書的外層黑點和白圈，印證了結繩記數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