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的學術博客

內容涵蓋:傳統經學為主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商周金文為主的古文字學研究、宗教史和製度史為主的商周史研究、版本學和校勘學為主的古典文獻研究、京都學派為主的海外漢學研究、古代神話和詩論為主的中國文學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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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教授論文《民國名人張璧評傳》19

(2016-05-18 13:13:59) 下一個
十七、張璧研究啟示錄

 

2014新年前後,當我和學術界朋友們一起聚會、辭舊迎新之時,朋友們關切地詢問我“眼下正在寫什麽大著?”我說:“正夜以繼日地研究和撰寫《民國名人張璧評傳》”。他們聽完後吃驚地說我“一定是瘋了”。在他們的印象中和知識結構中:“張璧就是個漢奸,除此之外,對他一無所知,也不想知道更多”。我聽完他們的答複後一笑而已,不再做任何解釋。因為打破固有的成見糾正錯誤的觀點,需要的不是再三再四的解釋和說明,而是基於紮實可靠的史料考證和準確無誤的檔案解讀,然後提出不為利益大小和輿論褒貶所左右的新說。
作為曆史學家,本來我的研究領域一直局限在以西周青銅器銘文為中心的商周史研究這一範圍內。在這個領域我可以自豪地告訴大家,我已經出版了十幾部學術專著、發表了150多篇學術研究論文。
商周史研究之外,就是眾所周知的我的海外漢學史研究。我也曾出版了四部漢學史研究著作,那隻是我多年留學海外的一個附屬產品而已。雖然略得同道讚許,但我並不認為我已經是漢學史家了。而且,最近以來一直忙於修訂五卷本《漢學通史》的定稿,以此作為我的“海外漢學史研究票友生涯”的終結。說實話,最初我真的沒有計劃撰寫此書。
——並非我不喜歡民國史的研究。
至少目前為止,我已經出版了《閑話陳寅恪》和《陳寅恪史事索隱》兩部還算滿意的民國學術史和人物傳記的研究著作,但我以為我的“民國史研究的票友生涯”該到此為止了。一次意外地朋友聚會上,我認識了張璧的一位後人。於是,我們就張璧和大成拳的關係,展開了認真的談話。這次意外的聚會激發起了我撰寫張璧研究傳記的強烈想法。
我因為不足月出生,所以從少年時代患軟骨病、抽瘋和長期腹瀉,致使體弱多病的我三歲以前因為隨時處於死亡的邊緣,連個照片也沒有。小學體育課幾乎是免修的。從上小學四年級開始,我拜訪多位名師,學習意拳(又名“大成拳”)和陳氏太極拳。每天鍛煉,堅持不懈。長期的鍛煉,使我體質得到了徹底的改善。從高中畢業後的1981年至今,三十多年來,我沒有生過病、住過院。連感冒發燒也很少出現。意拳和陳氏太極拳的練習,培養了我堅韌的意誌和強壯的體魄。
——而意拳正是在張璧的發掘和支持下成長壯大起來的!我在《武魂》上的長篇連載論文《意拳史上若幹重大疑難史事考》論文中,就已經明確地闡述了張璧對意拳的巨大貢獻。張璧後人曾通讀了我發表在《武魂》上的長篇連載論文《意拳史上若幹重大疑難史事考》。那裏麵對張璧和意拳(又名“大成拳”)關係的研究,以及張璧在日偽政權下的政治表現的客觀申述和研究,以事實為依據,打破了國內學術界的一些定論。我實在沒有想到我的那組係列考證論文居然會引起張璧後人的如此關注。於是,我覺得由我來撰寫國內外第一部研究張璧的個人傳記,責無旁貸。這便是此書出現的緣由。
但是,張璧的資料實在太少又太難找了,君不見著名的多卷本《民國人物傳》一書,該叢書中收錄了上千名民國名人的傳記,比他地位、影響、貢獻等等差很多的人全已經被寫入了該係列叢書中。但是張璧傳記卻無人承擔。因為長期以來,學術界隻知道他兩點,即趕溥儀出宮和天津事件而已。其他幾乎一概不知。我在撰寫本書過程中,甚至覺得現代人的他,保存下來的資料居然比幾千年前的商周天子和大臣們的史料還要少!我不得不翻遍各種民國史料、檔案和電報,沙裏尋金、海裏撈針般的苦苦求索。
史料既然如此之少,國內學術界對於張璧的認識出現重大誤解也就在所難免了。讓我們以百度為例,加以分析說明:
我在百度上搜索“張璧”,得到的結果是:
張璧這廝文武雙全,早年就讀保定士官學校,蔣百裏的弟子。後來張璧追隨孫中山,參加了辛亥革命及其後的討袁護國戰爭,官拜“北方招討使”。招討使這個官銜,始設於唐,是一級軍事主官。宋將嶽飛曾就任過河南招討使。現在看來,招討使相當於“先遣軍司令”一職。由此可見,此張璧先生,早年在同盟會就不是一具小人物。基督將軍馮玉祥入京後,張璧曾任北京警察總監,曾協同馮部鹿鍾麟將軍驅逐溥儀出宮。當漢奸的曆史也早,早在一九三一年,他就在天津為日本人效力,是天津勢力最大的漢奸。光複以後,張璧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死在國民黨政府的大牢中。
在百度上搜索“天津事件”,得到的結果是:
天津事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在天津製造的一連串挑釁事件。1931年11月8日,駐天津日軍襲擊市公安局、市政府及省政府,策動漢奸李際春、張璧組織遊民千餘人發動武裝暴亂。天津市當局宣布戒嚴,拘捕61人。9日,駐天津日本領事借口1名日軍排長被中國士兵打死,下令日軍在閘口炮擊市區。同日張學良通電南京向蔣中正報告日軍策劃天津暴亂的經過。26日,,日軍又一次襲擊省,市政府電話局等單位,提出中國軍隊撤出天津,絕對取締抗日活動等無理要求。此一連串事件總稱為“天津事變”。

再看看一些描寫張璧在天津活動的網絡文章:

    1932年8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明令將於學忠(1890~1964)所任的平津衛戍司令
職務與王樹常所任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職務對調。在這個明令發表之前,天津地方的局勢
十分緊張。日本侵略者利用漢奸張璧、郝朋糾集地痞流氓四百餘人,組織起便衣隊。這
夥民族敗類借日租界為掩護,每天竄到街麵上鳴槍恐嚇、騷擾百姓。當時王樹常為避免
與日軍引起衝突,不敢使用正式軍隊彈壓;而當地警察和保安隊力量微薄,不足以對抗
這幫漢奸,更不能進入日本租界捕人,隻能采取戒嚴的辦法,消極防禦。這又使得當地
百姓謀生維艱,小商、小販及三輪車夫行動受阻,嚴重影響生計。天津地方人士因此對
王樹常頗多指責。王樹常對日外交軟硬難施,應付困難,也很想卸職離去。於學忠上任
後,馬上撤消戒嚴令,準許市民自由行動,並將東北軍113師李振唐所部唐晉堯、周福
成兩團,改穿保安隊服裝調進天津市內,加強警戒。他斷定:日軍兵力有限,並不敢與
中方正麵衝突;他們唆使搗亂的漢奸便衣隊也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中方隻要下定決心,
就可以把這夥社會渣滓徹底消滅。果然,日本人欺軟怕硬。他們指使的漢奸便衣隊探知
中方的決心後,即銷聲匿跡。

曆史事實真的如此嗎?我決定直接查找中日文原始檔案文獻,以驗證真偽。

壓在張璧頭上的致命指控是兩條:
第一條指控他是“天津事件”的主犯。
第二條是指控他“漢奸嫌疑”被抓。
兩大罪狀都直接指向了張璧和日本之間的關係。於是,我決定選擇張璧和“天津事件”之間的關係作為我研究的突破點。
憑借著我十幾年在日留學所積累下來的學術素養和人脈關係,我拿到“天津事件”發生前後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桑島致日本外務省的全部電報往來原文這些珍貴的屬於當時最高絕密級別的原始檔案資料,從普通電報和最高規格的加密三級電報,多達到550多封!接下來,在我每天十幾個小時研讀這些日文機密電報資料時,雖然經常是累得我眼花繚亂、腰酸背疼幾乎要嘔吐了,但是“天津事件”的真相卻逐漸在我腦海裏成型了。我相信中、日、台三地的民國史學者們,沒有人曾經這樣下過如此大的原始資料審讀和考證功夫,為了一個張璧和“天津事件”!於是,就出現了本書的《張璧和“天津事件”關係考》這一章。
最核心的證據是:
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樹常、天津特別市市長張學銘二人聯名給國民政府的密電,就基本上是定論了,如下:
 
查事變發生以前,即迭據密報,失意軍人李際春等人受日人指使,招集便衣隊千餘名,在日租界蓬萊街太平裏六號設立機關,以李為總指揮,擬於八、九兩日在津密謀暴動,等情。經即與駐津日領交涉,要求將張璧引渡,以遏亂源,業經日領許可。乃我方特務會同日警前往拘捕時,該犯業已事先逃避。
這一點極其重要!即:
——“天津事件”真正發生前,張璧得知他策劃的“天津起義”已被泄露,張學良下令警察前來日租界抓捕他,他在得到消息後已於事發前就離開了天津。
尤其讓我們再看看日本駐天津領事館桑島總領事發給日本外務省的那封絕密文件 “第553號密電”的內容:
 
而モ張璧カ學銘ニ買收サルタル旨牒報アリシヲ以テ、七日序ヲ以テ、軍側ニ對シ、萬一斯ル計畫ニ關係アラハ速ニ緣ヲ切ルコト、得策ナルヲ述ヘタルニ拘ラス、軍ハ全然之ヲ否定シタルカ、內實ハ當時既ニ八日夜十時ヲ期シ、暴動實行ニ決定シ居リ拔キ差シナラサル、破目ニアリタルモノノ如ク、一方公安局ハ、張一派モ內通アリシヲ以テ、八日警戒ヲ嚴ニシタルト、保安隊カ預期ノ通呼應セサシトニテ、李ノ集メタル便衣隊ノ活動ニ拘ラス、暴動ハ完全ニ失敗ニ歸セリ。
這段日文的中文譯文為:
因為持有張璧已經被張學銘收買的密報,七日開始,對於日本天津駐屯軍一方來說,萬一發現他們和這一計劃有關的話,就需要迅速地切斷與此相關的一切聯係。正如這一計劃實現後所陳述的那樣,軍方斷然否認與此相關。實際情況是當時八日夜十時為準,土肥原決定實施暴動。另一方麵,張學銘一方由於在便衣隊中有了內線,因此,八日全天天津使館區警察的警戒狀態是非常嚴格的。他們和保安隊預定的防禦計劃相互呼應,限製了李際春召集的便衣隊員們的暴動活動,致使這次暴動計劃完全地歸於失敗了。
這封絕密的電報透露出這樣最有價值的情報,即:
張璧在事件發生前私下裏和張學銘取得聯係,將土肥原賢二可能要發動的“天津事件”這一消息,偷偷地密報給了張學銘。這才是八日白天天津警察局和保安隊保持警戒狀態的直接原因。
因此,目前為止有關“天津事件”的各類著作和論文中所謂的張璧在現場指揮和帶領2000多名便衣隊發動暴動之說,在鐵的證據麵前已經失去了事實和證據支撐。
寫完這一章,我感到輕鬆了很多,我可以負責地說:張璧和11月8日晚上十點半以後實際發生的“天津事件”是無關的,因為從11月8日到28日的全部“天津事件”發生期間,張璧不在現場。真正的“天津事件”主犯和指揮者是土肥原賢二和李際春。而張璧當時所策劃的卻是將張學良驅趕出天津的“天津起義”。
區分出“天津起義”和“天津事件”的本質不同,是本書作者在書中的諸多獨家首倡的學術觀點之一。
我再看看上麵那篇描寫張璧在天津活動的文章,連基本史實全不對:成立便衣隊是由土肥原賢二和李際春臨時出資招集而來,成立不到七天就爆發了“天津事件”,28日以後便衣隊或被抓或被殺,事變結束後,便衣隊在天津被徹底取締。何談“日本侵略者利用漢奸張璧、郝朋糾集地痞流氓四百餘人,組織起便衣隊。這夥民族敗類借日租界為掩護,每天竄到街麵上鳴槍恐嚇、騷擾百姓”?又何談“果然,日本人欺軟怕硬。他們指使的漢奸便衣隊探知中方的決心後,即銷聲匿跡”?曆史名人回憶過去曆史經曆的文章,由於記憶的誤差和衰老,可以允許出現一些時間上和細節上的差錯,但是必須嚴謹而且需要大致符合史實,絕對不可以戲說,更不可以附帶個人恩怨的胡說。
——而1931年以前出現在天津的兩次便衣隊騷亂,更與張璧無任何關係。不能因為他被國民政府定為“漢奸嫌疑”,就把一切都推到他的身上。
從上述的兩封中、日密電中,均已證明張璧未曾實際參加十一月八日晚爆發的“天津事件”,所以應該說張璧並不是“天津事件”的當事人。
接下來,我開始查找國民政府的漢奸審判檔案。從北京檔案館到天津檔案館、再到河北省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很遺憾的是,這些查找活動基本上是徒勞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找到審判張璧的民國政府高等法院判決書。不過保存在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檔案中對此留下了“定罪未決”這一真實的記載。
根據我對張璧生平經曆的研究,我未發現他有過賣身投靠日偽當漢奸的行為。這也就是為什麽國民政府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仍然無法給他判刑定罪的原因吧。
1948年張璧猝死在國民黨獄中。對他的死其實也是一個未解之迷。
準確地了解了“天津事件”和“漢奸嫌疑”的兩大罪狀的由來,我的張璧研究才真正開始。
首先我要感謝張璧研究的先驅者樊文稷先生!他主持編寫的《霸州曆史文化之旅係列叢書·名人卷》一書和他親自撰寫的《民國名人張璧》一文,給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參考價值。雖然經過我的研究和史料考證,我得出了有些與他的觀點不同的結論。而且,我現在很自信地說;對於資料的占有和對於張璧史實的了解上,我已經遠遠地走在了他的前麵。但是,我必須承認:在本書撰寫和出版之前,他主編的《霸州曆史文化之旅係列叢書·名人卷》一書是關於了解張璧及其家族曆史的最好的紀實文學作品。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張璧最打動我的是他在以下兩次重大活動中的精彩發言和一次危機關頭的挺身而出行為:
第一次是驅逐溥儀出宮。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如下陳述:

車到北府門口,我下車的時候,鹿鍾麟走了過來,這時我才和他見了麵。鹿和我握了手,問我: 
  “溥儀先生,你今後是還打算做皇帝,還是要當個平民?” 
  “我願意從今天起就當個平民。” 
  “好!”

鹿鍾麟笑了,說:“那麽我就保護你。”
又說:
“現在既是中華民國,同時又有個皇帝稱號是不合理的,今後應該以公民的身分好好為國效力。”
張璧還說: 
  “既是個公民,就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來也可能被選做大總統呢!” 
  
而本書作者覺得特別值得肯定的是:
“既是個公民,就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來也可能被選做大總統呢!”張璧的這句話十分到位!這是他長期投身革命的結果。在剛剛打倒了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之時,張璧居然最先意識到革命成功後,作為普通公民的末代皇帝也具有競選總統的資格!他的公民意識如此超前!
第二次是當馮玉祥困於和段祺瑞的內鬥而無法自拔時。
12月14日下午二點多,重新回到西北軍司令部的張璧來見馮玉祥。馮玉祥就目前的局勢問題,請張璧談談看法。張璧卻對馮玉祥說:“若論私,不應請檢閱使下野。若論公,非檢閱使下野不能平和大局。”這是張璧出麵勸說馮玉祥主動下野,功成身退,不然則天下繼續大亂。可見:張璧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是超前的,也是書生氣的。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消滅了晚清王朝以後,出現的卻是一個軍閥混戰的局麵,而非他理想中的符合孫中山建國理念的三民主義政府。他將首都政變後的馮玉祥看成了一個有著民主理念和國家利益理念的軍事領導人,麵對軍閥混亂的局麵,建議他的老上司革命已經成功,應該交出北京政權。張璧再次表現出了他的超前意識。
從他第一個明確表示給末代皇帝溥儀以競選總統的權力,到現在勸說正在權力風頭浪尖上得意的馮玉祥主動下野,我真的想知道——究竟是什麽原因鑄造了他的這一如此超前的國民意識和平等人格思想?這是本書作者努力研究並希望能夠給予回答的。
——誰能告訴我:軍閥混亂和派係傾軋,毀掉了多少個像張璧一樣擁有辛亥革命理想和軍事功績的職業軍人和高級將領?!
尤其在1937年7月26日,那次危機關頭挺身而出的他,冒著生命危險,成功地說服了日軍和29軍同時後撤,保護了古都舊北平免遭日寇的炮火和飛機炸彈的摧毀。他的這一勇敢的中國人的行為,怎麽稱讚也不過份吧。
我相信任何一個隻要不是因為民國時代父輩的恩怨和派係的傾軋而對張璧持有偏見,當他知道了真實的張璧之後,一定會擊節歎賞張璧的國民意識和超前思想的!這就是真實的張璧!他的國民意識和超前思想並非對他的那些革命子侄們沒有產生過任何影響。無論是共產黨人的張秀岩、張潔清、杜文敏、張文鬆、張潔珣等,還是民國名人、陸軍中將、警察總監的張璧,張家人骨子裏都具有這一國民意識和超前思想,並且為了實現這一理想而奮鬥了一生。
在學術研究麵前,人人平等。張璧不是完人,他是個有血有肉、有錯誤也有貢獻、有功也有過的民國名人。
筆者誠懇地勸說某些影視界和文學界的作家們,以及個別從事曆史研究的學者們,請尊重曆史事實,停止不負責的歪曲事實、戲說張璧的現象。文學家戲說的漫無邊際還情有可原,而曆史學家的如此戲說就實在說不過去了。畢竟曆史拒絕戲說。讓我們在嚴謹的學術探討中,努力還原張璧真實的曆史本來麵目,認識他的“功”,也不否定他的“過”。但決不是戲說和歪曲。要知道,曆史學是科學,曆史學家最基本的素養就是秉筆直書、拒絕戲說。
——實際上,本書作者也像張璧一樣,飽受過一些網絡上的人身攻擊和莫須有的非議。
從2002年開始至今十幾年間,新語絲上發表了對筆者進行人身攻擊和造謠誹謗的帖子,將近百篇。我若真有假、有學術不端,以新語絲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一篇足可以致我於死地,何勞百篇而我至今依然不倒?!我若全真無假,再發百篇指控我有什麽“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行為”、甚至公然指控我“偷盜文物和去安徽誘奸女生”等聳人聽聞的“標題黨”的帖子,奈我若何?感謝黨和政府、我所在的各級領導部門和學術委員會(從武漢大學到中國人民大學,再到華東師範大學)對我的履曆和學術論著進行的嚴格的學術上、政治上和品行上的審查和結論,這就是無權無勢、長於草根、乞食多門的一名普通學者至今依然不倒的根本原因!因為學術打假不是打擊報複,更不是網絡黑社會整肅異己。因此,當我看到現當代的報刊和網絡上充斥著對張璧的人身辱罵、非議和誤解等“標題黨”的文章時,掌握了張璧大量生平史實和原始檔案資料的我,立刻對飽受他人攻擊、謾罵和誤解的張璧產生了同情。功不掩過,過也不應蔽功。我是幸運的,黨和政府及時地審查了我、保護了我,法院也對造謠者作出了法律的正義判決。但是對於張璧的功和過,在將近七十年的曆史發展過程中,誰又真正地關心過他的真實的一生?誰又真正的理解過他的行為並讀懂過他的思想?
無庸諱言,張璧最後猝死在了國民黨監獄中。
筆者認為:他的悲劇人生說明了軍閥混戰和派係傾軋,製約並摧殘了一個有著民國意識和超前思想的軍事天才的正常發展。最初,他寄希望聯合日本的勢力達到反蔣反張緊緊追隨馮玉祥的心願;當日寇強權壓境時,他無法挺身而出地選擇投身抗日前線,而安於屈居於京、津兩地的青幫團體的地位和保護之下,而暗中卻資助支持他的子侄輩們走向抗日的紅色革命,同時又和國軍高級將領及軍統上層人士保持著密切地私下交往。他以自己在青幫的威望,周旋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在那複雜的時代是一位極其複雜的人物。張璧從一個辛亥革命的積極進步的青年陸軍中將,最後背負著“失意軍人”和“漢奸嫌疑”的名聲離開了世界——雖然嫌疑絕對不等於定罪,但也足以說明這真的是那個時代發生的一場無可避免的人生悲劇!
2014年清明時節,張璧的侄女張潔璿、張潔瑉和侄子張騄等人,攜其親屬在霸州大高客莊張家祖墳所在地為他們的先叔張璧立了一塊新碑,並由張潔璿的小女兒重重撰寫了新碑文。該碑文言簡意賅的敘述了張璧的生平。
碑文全文如下:
 
先公名璧字玉衡,霸州張氏望族之後。尚俠義,篤孝友,為人慷慨,周急濟貧。早年從學北洋陸軍將弁學堂,為同盟會早期會員,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蔡鍔護國軍,功卓授封北方招討使。後協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任首都警察總監,逐廢帝,護故宮文物。先公崇尚李耳之學,晚年主持四存學會及四存學校,創辦武術班,並助鄉民護河保田。銘曰:昆山之玉 霸水之靈 文通三才 武建殊功 推學問致知四存 倡武術健體大成  璧懷曆史千秋事 衡量世態百年情
璿之女 重重 敬撰
 
在此還需說明:筆者治史多年,感覺最難處理的就是口述曆史和家族傳承曆史的真偽性問題。作為京都考證學派出身的本書作者,遵照學術慣例,首先對口述曆史和家族傳承曆史進行檔案史學和文獻史學的驗證,然後才可以放心使用這些內容。一旦無法驗證或者驗證有異,則筆者一貫的態度是“寧可漏用三千,決不錯用一個”。因此,治近現代史,辨析口述曆史和家族傳承曆史的真偽,是從事近現代人物傳記研究的先決條件。本書在撰寫過程中,的確接觸和采訪過張璧的親屬和友人。但是,本書中使用的卻隻是為數不多的幾條這樣的資料,全是經過檔案史學和文獻史學的驗證無誤的準確資料。
另外,我還想說幾句在撰寫本書、查找檔案文獻時發生的一件真實的經曆:為了查找起訴張璧的原始檔案,我親自曾前往位於石家莊市的河北省檔案館。我乘飛機趕到了那裏,才知道因為受館舍太小的限製,所有民國時代的高等法院檔案一直臨時保存在遠離石家莊市200多公裏的一個小山村中的庫房裏。天哪!在沒有公交車和火車可以直達的情況下,我麵臨著將不得不自費打車200多公裏,前往那個小山村去查看原始檔案的結局。熱心的河北省檔案館領導考慮到我的實際困難,當即決定打電話責成在那個小山村看守庫房的工作人員,立刻代為查檔,如果發現起訴書和判決書,立刻傳真到石家莊市來。一時間,我真的非常感激河北省檔案館領導們的大力支持和他們如此敬業的職業道德。
最後,感謝日本學者鈴木教授、田中教授在查找日本外交文獻和原始檔案等資料上給予我提供的極大地便利和無私地支持!
特別感謝以下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上海市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日本茨城大學圖書館、日本大阪市圖書館。
特別感謝以下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日本外務省外交公文史料館、北京市公安局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天津市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等地。尤其要感謝在檔案館工作的老同學和朋友,以及檔案館利用處的幾位年輕工作人員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還要特別感謝晉保平先生、韓宗喆先生、董巍先生為本書順利出版給予的幫助和支持!
讓我再說一句: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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