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民國名人張璧評傳》7

五、隨馮玉祥反蔣失敗後的青幫老大

 

 

 

前麵我們已經介紹了張璧為了躲避袁世凱在北洋軍第六鎮中展開肅清革命黨的行動，他逃亡奉天，並在1911年10月底前後在奉天加入了青幫組織。當時，張璧曾充分地利用青幫組織和商震共同發起組織了陸軍小學，招集學生學習，建立東北地區的“光複軍”，積極地策應了武昌革命。本章將集中考察張璧在革命成功後和青幫的來往。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再也無法忍受段祺瑞的統治的馮玉祥，再次發動政變，將製造了“三·一八血案”的段祺瑞拉下台，段逃往天津。此時，張作霖帶領軍隊入京，又將馮玉祥及其軍隊趕出北京。

1926年5月10日，馮玉祥在日記中表示要加入國民黨。

8月，馮玉祥被廣州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

9月17日，馮玉祥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正式宣布全體將士集體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

1927年6月18日，奉係軍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陸海軍大元帥。

1928年6月3日，馮玉祥再次率領軍隊打跑了奉係軍閥張作霖，重新占領了北京。

10月，馮玉祥任武漢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

12月29日，張學良在東北通電東北易幟，宣誓效忠於蔣介石和中央政府。

1929年1月，北伐勝利後的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軍編遣會議”。該會議決定為減少軍費開支，將對閻錫山、李宗仁和馮玉祥等人的軍隊，大量裁軍。

3月中，又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何應欽出馬，進一步利用這一機會為蔣介石排斥異己，擴充嫡係。由此引起了閻錫山、李宗仁和馮玉祥的強烈不滿。這時，日本與蔣介石簽訂撤出濟南的協議，按協議濟南應由馮玉祥的西北軍接收，而蔣介石卻嚴令西北軍不許接收，改由他的中央軍接收。由此引起了蔣、馮二人的矛盾激烈化。

5月中，馮玉祥在陝西華陰部署反蔣軍事行動後，蔣、馮第一次軍事衝突開始。正在此時，5月22日，馮玉祥軍中將領韓複榘、石友三通電擁蔣，背叛馮玉祥。5月23日，國民黨中央下令解除馮玉祥的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麵對強大壓力，馮玉祥通電下野，使蔣介石失去繼續進攻的口實，蔣、馮軍事衝突結束。蔣介石命閻錫山將馮玉祥軟禁在山西一個偏遠的小山村裏。

在國民黨展開的清黨活動中，因為受馮玉祥的牽連，張璧等眾將領均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並解除了軍中一切職務。

從1929年12月開始，不甘失敗的馮玉祥暗中派遣自己的老部下鹿鍾麟回到陝西，代理西北軍總司令職務，開始策劃反蔣活動。於是，鹿鍾麟在路過北京時，再次聯係自己的老朋友張璧，鼓動他加入反蔣行動。

樊文稷在《民國名人張璧》一文中也有此時的張璧“積極支持，作為馮玉祥的代表往返於晉軍閻錫山、桂軍李宗仁、東北軍張學良之間，秘密聯絡、反複談判，傳遞信息、促其聯合，後曾作為馮玉祥特使，長駐東北軍張學良部”。

1930年3月15日，馮係將領鹿鍾麟等人，聯合晉軍將領商震等人，一共57名青年將領聯名通電反蔣。要求蔣介石下野，擁護閻錫山、馮玉祥為中華民國陸海軍總司令、副總司令之職。

4月，不願繼續接受打擊和壓製的馮玉祥，聯合閻錫山、李宗仁等人的部隊，再次倒戈，共同發動反蔣戰爭，閻錫山宣布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就任副總司令，張學良則保持沉默，暫時持中立態度。史稱中原大戰由此開始。

蔣介石則先後調集約70萬人組成4個軍團和4個路軍，分別集結於禹城、徐州、碭山、宿縣、漯河、武漢、萍鄉、衡陽、廣州等地，集中主力於隴海、平漢鐵路沿線，奪取聯係各戰場的交通戰略要地，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的部隊主力決戰。

5月5日，馮玉祥同時接見了張璧、周煜坤、吳瑞芝、熊斌四人的來訪。這四人因何來訪、馮和四人究竟談了些什麽具體內容，馮玉祥完全沒有任何記錄。當天的工作日程記錄了馮玉祥接見的人員多達六、七十人！張璧、周煜坤、吳瑞芝、熊斌四人的身份，頗為有趣。張璧和周煜坤是早期的陸軍中將和少將、吳瑞芝則是鞏縣兵工廠的技術監督、熊斌則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總務廳長。張璧上次來拜訪馮玉祥是1925年12月8日，距離這次間隔了近五年，這期間可能是由於張璧出任“國民革命軍東北特別委員會委員”的緣故。不過這幾年中，鹿鍾麟、馮治安、商震、張自忠、石友三等張璧的好友，到經常與他見麵，或敘述友情，或通報西北軍的情況。

1930年9月18日，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在蔣介石、李石曾和徐源泉等人的多次勸誘下，終於接受了蔣介石的命令通電出兵，率部入關參戰。張學良的突然出兵，使大戰的南北僵持不下的局麵被打破，蔣介石大獲全勝。馮玉祥於10月23日通電下野。閻錫山也於11月4日宣布辭職。他們交出軍隊，聽候蔣介石編遣。實際上蔣收編閻、馮二人的軍隊，由張學良完成。

樊文稷在《民國名人張璧》中描述：“由於張學良於大戰中途倒戈擁蔣，使閻、馮大敗。張璧原受馮玉祥重托任馮駐東北軍特使。張學良也曾信誓旦旦宣言反蔣，不想突然倒戈攻馮，使馮部慘敗。張璧覺得有負老友馮玉祥之重托，更恨東北軍趁機搶占地盤。” 從此時以後，反蔣和反張成了張璧這一段時間內的人生目標。於是，他想到了利用日本人的勢力和青幫組織、建立屬於他自己的政治勢力，實現反蔣反張。這時，他首先開始加緊在北平、天津的活動，謀劃想發動一場以趕走東北軍張學良為目的的“天津起義”。

1930年10月，在張學良和國民黨元老吳鐵城的特別推薦下，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出任天津特別市市長兼公署警察局局長。

因為張璧參與了馮玉祥的反蔣活動，而張學良的入關直接導致了馮玉祥的大敗，因此也客觀上造成了張璧和張學良之間的不和。進而他和張學銘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地微妙和緊張。雙方都是十分戒備。同樣也因為反蔣反張而下野的馮係將領石友三，此時也住在天津，候機而動。當時，石友三甚至還遭到了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的通緝，一直到1936年1月1日，石友三成為冀察政務委員會成員時才被解除通緝。

共同的遭遇和命運使當時張璧和石友三交往密切，石友三出資給張璧在天津的日租界秋山街崗辰住宅提供了臨時住處，當時的日租界有許多中國人租住在那裏。此時，秋山街崗辰住宅成了張璧在北京和天津等地開始聯係各種反蔣反張的勢力、並建立自己在這兩地的青幫組織和勢力範圍的地點。

關於“天津事件”與張璧的關係問題，請見本書《張璧和“天津事件”關係考》一章。

這個時期張璧的活動曾經被國民黨中統特務密報給國防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中保存的卷宗787-5209號檔案就是個證據。這份密報稱張璧“專偵察我方軍情而圖搗亂天津”。該密報的製作人出自國防部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一處。密報時間是1931年前後。

在青幫中屬於“大”字輩的張璧，在天津也成了老大。不要說他的陸軍中將和京師警察廳總監的資曆，也不要說他的同盟會和國民黨早期黨員的資曆，就是他在天津乃至於當時整個華北地區青幫中的輩份，其資曆和地位也已經成了最高。當時，隻有奉天的祖憲廷、山東的高士奎、北平的魏大可、河南的袁克文、上海的劉登階等少數幾人，才可以和他屬於同一個輩份。當年，張璧在奉天，充分地利用了青幫組織，建立他的“光複軍”，積極策應武昌革命。

在天津當地，和張璧屬於同一輩份的隻有厲大森、吳鵬舉、張英華幾個人。

關於青幫的輩份，來源於一個叫金純的出家僧人。他使用了據說是達摩老祖定下的四十八字作為輩份用字。他的法名“清源”，使他成為“清”字輩第一人。接下來是羅清、陳瀛二人。他們的法號是“靜清”、“靜海”。他們二人同屬於“靜”字輩。第三代陸飛、趙大官二人。他們的法號是“道行”、“道元”。他們二人同屬“道”字輩。為紀念前三代祖師，第四代翁岩、錢堅、潘清三人規定：前三字“清”、“靜”、“道”，後代不得使用。

從第四代開始，具體輩分排列為：

 

前廿四代依序為：

德、文、成、佛、法、仁、倫、

智、慧、本、來、自、信、元、

明、興、理、大、通、悟、覺。

後廿四代為：

萬、象、皈、依、戒、律、傳、寶、

化、渡、心、回、臨、持、廣、泰、

普、門、開、放、光、照、乾、坤。

續廿四代為：

緒、結、昆、計、山、芮、克、勤、

宣、華、轉、忱、慶、兆、報、魁、

宜、執、應、存、挽、香、同、流。

 

張璧屬於前廿四代“大”字輩。

本來，天津地區的青幫遠不如上海和東北等地活躍。1926年，奉係軍閥褚玉璞進入天津。他手下的軍警督察處處長、陸軍中將厲大森，曾是山東青幫“大”字輩老大。由此而來，厲大森開始在天津廣收門徒，從此青幫在天津便日益活躍起來。而厲大森曾經是張璧的好友之一。無論過去在山東和在奉天投身於辛亥革命的時代，他們相似的經曆、相同的身份和輩份，使他們二人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而此時，張璧已經是母親、哥哥、妹妹、侄兒、侄女一大家人全都到了北京定居，沉重的生活負擔可想而知。當時住在北京南城的櫻桃斜街39號。那時居住在那裏的人多為貧窮之戶，以至於當時的北京有“窮南城，富北城”的說法。

由於張璧家人口較多，其經濟狀況非常拮據。曾經發生過無法支付其櫻桃斜街39號家中的電話費這一真實經曆，以至於被當時的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發文調查處理。見如下：

 

這就是當時最真實的張璧的經濟狀況。一個從沒有過任何欺壓百姓、收取保護費經曆的辛亥革命元老、民國陸軍中將和青幫老大的張璧，最後不得不向他的好友魏子丹借錢維持生活。而在保存至今的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檔案中，對於魏子丹記載如下：

 

與張璧關係最密。五年前張不得已時，魏君曾努力對朋友，確有俠肝義膽。

 

又說：

 

魏子丹對張之為人，頗依重。張不得已時，有供給之義務，乃張平生唯一之至友。

 

這期間，張璧的老同學商震也無私地給於了在蘇州胡同為其租用房屋的幫助。

而後，時任天津特別市市長的好友張自忠，聽聞張璧家人口眾多而無錢租房時，更是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親自用他當市長的薪水，在舊北平市花了三萬大洋，於東四附近的東堂子胡同25號買了一套五進院落的四合院，送給張璧家人住。這才最終解決了張璧一大家人在北平的居住問題。

當時，由於張家在京人口眾多，曾由張璧的堂弟張炳雯負責管理家務。1934年初，張炳雯之女張婉儒，在14歲時也隨母親來到北京，先在櫻桃斜街39號住，後有了東堂子胡同25號，就和父母一起搬來與張璧夫婦同住。從這時起，張婉儒開始陪伴張璧夫人劉氏，直到她自己出嫁為止。

當1937年8月日軍侵占北平城後，此時，張自忠就躲避在他送張璧的東堂子25號四合院內。

如今，關於張自忠如何逃離北平至少有三種觀點：美國牧師富開森掩護說、深夜騎自行車脫離說、和化裝出殯說。由於當時他住在張璧那裏，所以無論哪一說，都離不開張璧的支持。

張自忠逃出北平後，日本特務鬆井太久郎獲悉此消息惱羞成怒，曾派手下將張璧抓起來，親自審問並施以酷刑。此事發生在張婉儒18歲時，關於這一事件的經過，筆者采訪了張婉儒的女兒王淑敏，她將她母親所述整理成材料如下：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張自忠被日本特務監視著，沒有行動自由。當時，張自忠就住在張璧家裏。有時見他把整箱的啤酒放在院子裏喝，邊喝邊哭，心情很苦悶。後來，張璧終於找到機會，掩護張自忠離開了北京，奔赴了抗日前線。張自忠逃走後，日本憲兵隊抓捕了張璧，把家裏的門窗都貼了封條……大約一星期，張璧被放了回來，見他的十根手指的指甲全都是黑紫色的。張璧說日本特務對他施用了電刑，還放狼狗咬他，誰知那狼狗卻不聽日本人指揮，就是不咬。氣得日本人開槍把狼狗打死了，張璧因此躲過了一劫。張璧還托人把那隻狗埋了，出獄後又去埋狗的地方祭奠……

 

 

另外，從抄自文革時期河北霸州大高各莊公安員記事中也有：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張璧）因隱藏和協助張自忠逃出北京而被日本人抓去……

讓我們再看看張自忠自己是如何對待這一艱難的時期的，他說：

 

目前華北的危機，關係國家民族的存亡至大，我國究竟準備到什麽程度？本軍仍散駐在各地，尚未集中。在和平尚有一線希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之時，隻有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犧牲小我，顧全大局，忍受目前的恥辱，凡不能忍受的，絕難任重致遠。周公尚有流言日，好在是蓋棺論定，成功成仁，將來一定有好機會的。和平絕望之日，就是我們犧牲的最後關頭，把我張自忠的骨頭軋成碎骨碾成粉用化學分析分析，看有一點漢奸的氣味沒有？

 

案：張自忠生於1891年，山東省臨清縣人。為中國國民黨上將銜陸軍中將，追授二級上將。著名抗日英雄，1940年在與日軍戰鬥中，不幸殉國，是二戰中同盟國陣亡的最高級將領。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追認張自忠將軍為革命烈士。

孫維玉在《十萬綴隊送殯人》寫到：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首腦人物中，張自忠被認為是“主和派”的代表，其實委員長宋哲元以及其他重要官員如秦德純等的共識，都是與日本不可輕啟戰端，能拖則拖，而來自蔣介石的承諾也是“務須忍辱負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北平落入日軍的掌握之中，他（張自忠）便在那時走馬上任，當了第一任北平市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和冀察綏靖公署主任……被罵為“漢奸”的人，微弱的自辯往往激起人們更大的憤怒，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黑鍋卻無可奈何……幾十年後的今天，恐怕不會有人再認為張自忠是漢奸了。而在一個“漢奸”的罵名消失、一個“民族精神”的豐碑被樹立起來的同時，我更關注的，卻是有一個“人”死了。我雖然不能同意張自忠“求死”的行為，可是，看完了他的傳後，我又想：這樣備受煎熬的靈魂，被攪動得那樣痛苦的良心，活著也是苦難，確實還是“求死”比較容易。鴉片是一種麻醉，死也是。

 

當時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是由蔣介石南京政府任命的機構。

1936年，張璧由宋哲元委任為冀察政務委員會顧問。為了方便在北平的活動，張璧注冊了類似俱樂部形式的“大義社”。大義社成立時的原始檔案《北平市政府訓令甲字第1012號》如下：

 

北平市政府訓令甲字第1012號

令北平市社會局

案奉

冀察政務委員會訓令內開：

據民人張璧、李達三等為提倡本國固有道德，擬組織大義社，繕具緣起及簡章呈請核準立案等情到會，除批示呈及附件均悉該具呈人等所擬組織之。大義社目的正當，簡章亦尚妥協，應準立案，仍仰分呈各該省市政府所屬主管廳局登記。除分行外，合行批示知照，此批等因發並分行外，合行令仰該市政府查照，俟該發起人等分呈到府，即便令飭主管局登記並通行保護。

1936年5月1日

 

“大義社”租用地點在舊北平西城區豐盛胡同一個有著多間平房的前後兩大院，這是張璧進行社交的場所，一些社會名流和高層國民黨人士常在這裏聚會，青幫弟子也在這裏聚會。

陳誌鈞、張冀霞在《杜文敏革命生涯》一文中介紹：1936年夏天，張璧的侄子杜文敏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鋒隊後曾利用“大義社”的房子，組織同學們聯歡。

樊文稷在《民國名人張璧》一文中也寫到：張璧的妹妹張秀岩、侄兒張文鬆、杜文敏，侄女張潔清、張潔珣等在北京、天津做黨的地下工作期間，也多次利用“大義社”召開秘密會議，還利用“大義社”掩護過“魏先生”彭真。

《彭真年譜》中記載彭真)受劉少奇委派到北平指導工作。到北平後找到中國學院學生張文鬆接頭，利用“大義社”作為聯係、接頭、住宿的據點……

白靜明，年輕時曾被張璧安排在大義社負責接待等日常工作，後又在金魚胡同一號“四存學會”做接待工作。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檔案中曾記載：“張總局局長為時代之需要，曾租金魚胡同一號為俱樂部。但凡應酬軍政朝野要人等，多出白（靜明）氏為之”。

案：這裏的白氏，即白靜明。而白靜明過去是東北直魯聯軍褚玉璞的部下。1929年9月，褚玉璞部在山東被當地軍閥劉珍年打散後，他來到了北平，投奔張璧，先在豐盛胡同的“大義社”，後在金魚胡同的“四存學會”謀得這份工作。

筆者對白靜明之子白洪瑛進行采訪時，他說：

 

“大義社”在政協禮堂前麵的胡同裏。當時還是學生的中共秘密地下工作者張文鬆、張潔珣都在外麵院子裏住。其實，這裏主要是聚會場所，院子很大，房間也很多。張自忠等高層國民黨人士及一些知名人士常在這裏聚會。另外，大義社與安清道義總會無關，因我父親白靜明在大義社工作，同時也一直住在大義社。後來改租到金魚胡同的一幢小樓，為“四存學會”……

 

上麵所說的“大義社”和“安清道義總會”完全不是同一性質的機構。而有的文章將“安清道義總會”簡稱為“大義社”，顯然是有誤的。

文革期間，白靜明老人因為在張璧的大義社工作過而受牽連，竟被非法關押在秦城監獄達八年之久。

 

張璧曾任“四存學會”名譽董事長。關於“四存學會”時的張璧。請見本書《四存學會和舊北平公用總局時代的張璧》一章。

1937年，張家還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大哥張律生在當年4月1日被農業部任命為農事試驗場場長，這改善了一些張家的經濟拮據局麵。有了薪酬後，張律生租住在中南海流水音。1940年3月，在流水音居住期間，張律生私人購買的供上下班使用的人力三輪車曾經被盜，他雇傭的車夫趙福為此曾向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報案，此案後來被偵破。被盜的車也被送回。

 

早期日本特務抓到青幫份子，一律處死。因為他們統治東北的經驗告訴他們：這些人往往是民間反日的中堅力量和組織者。但是，隨著日軍入侵華北地區以後，他們逐漸改變了策略，變消滅青幫為利用青幫。

在天津，曾是張璧在辛亥革命時代的老友厲大森在日本間諜小日向白朗的策動下，出麵組織了“普安協會”，並積極響應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華北五省自治”方案。

至1935年12月底，“普安協會”登記會員已達25000名，其中知名人士有：陸軍中將

厲大森、李得路、戈梓良、高使軒、楊振東、毛雅卿、雷位庭、李澤生、王兆中、張爰亞、張亞馨等人。陸軍少將胡國英、王小彭、劉懷西等人。其他人，如：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幣製局總裁張英華、國務院秘書邢淋、國軍大元帥府秘書胡紫綬、南京警察廳警察署長陳維卿、山東水上警察廳廳長孟漢臣等人。

該會下設立三會、四地方部。具體如下：

元老會：

人員有厲大森、李紹白、林樹和、王約瑟、王克明、吳鵬舉、吳弗田、楊嘉炳、張月笙。

參議會：

人員有白雲生、陳友魁、陳鶴齡、郭有珍、範麗水、馮鶴亭、房王麟、董邵軒、戴連芳、恭瀛洲、劉沛亭、劉寶珍、李澤生、李得路、李萬有、賈夢祥、任渭漁、穆東屏、陶景文、武漢卿、薛永泰、殷桐坡、閻靜遠、姚好成、張景山、張鳳樓、張品三、鄭燕侯。

總務會：

人員有張文鈺、李明德、孫潔民、孫昆山、袁文會、張遜之。

名單中沒有張璧的名字。

1936年5月6日，當他的老朋友、第39集團軍司令石友三，在天津親自出席歡送“普安協會”董事長、日本特務小日向白朗返回日本時，張璧還是沒有出席。

身居天津和北京，而且是厲大森好友和同輩的張璧為什麽沒有參加“普安協會”？隻有一個解釋：張璧利用青幫的唯一目的就是反蔣反張，而非投靠日偽。其實，當時的青幫老大們把各種政治勢力全看作是江湖勢力，而他們則如走平衡木一般，以自己掌握青幫江湖組織的手法，繼續周旋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一旦有某一方勝出而打破了這一平衡，他們的圓通靈活的江湖本領就立刻土崩瓦解了。

而當1942年3月天津成立“天津安清道義總會”時，他的老友厲大森再次出馬，成了“天津安清道義總會”的副會長。這時的張璧確已在北平主持他寄希望於教育為本的“四存學會”和“四存學校”了。

北平淪陷後，在1942年1月1日，由日本特務機關醞釀策劃，成立了“華北安清道義總會”。1943年10月1日，籌備了快兩年的“華北安清道義總會”正式成立，由青幫“大”字輩的魏大可擔任首任會長。從此，青幫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青”和“清”了。

——而此時國民黨部卻下達兩個委任狀給張璧：

 

    1943年11月9日，國民政府軍委會電令張璧為華北軍事特派員。兩天   

後，即11月11日，冀察戰區總司令蔣鼎文又下達“字第6444號令”，委任

張璧為平漢路北段軍事特派員。這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張璧獲得的兩個國民

政府認可的秘密職務，他的一切工作將以策反日偽漢奸、支持國民政府和軍

隊為核心。兩次委任指令傳達人應是軍統北平站站長張世五。

 

為此，1944年1月1日，年已近六十歲的張璧決定接手北京“華北安清道義總會”的管理權，為實現抗日而開始執行對偽軍的策反工作。於是，在青幫中具有威望的“大”字輩張璧，理所當然地被推舉為“華北安清道義總會北京分會會長”。見《華北安清道義總會北京分會關於代理會長張壁就業啟用鈐記的呈文》原始檔案，其中會長登記冊和該會內部原始文件見如下：

 

曾經是身為京師警察廳總監和陸軍中將的張璧，自從他的好友張自忠抗日戰死後，張璧和日軍高級將領之間的關係變得一天比一天疏遠了。而他又主動辭去了偽公用總局局長的職位，更表現出了他自己和日軍不合作的態度。他領導的四存學會和華北安清道義北京分會的成員們開始做偽軍的策反工作，這使他和“華北安清道義總會北京分會”、“四存學會”成為日本特務日益加以警惕的一隻新生力量了。

1944年中旬，張璧和他的秘書梁以俅及一些朋友因從事地下反日工作嫌疑被北平的日本憲兵隊抓捕。張璧在獄中關押近三個月，受到了“灌辣椒水”等嚴酷的刑罰拷問，後由於證據不足保釋出獄。這是當時日本憲兵隊的一次大規模逮捕行動，目標是對著國民黨和共產黨嫌疑人。

張璧在被日本憲兵隊關押期間，沒有暴露任何他身邊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這包括他的秘書、侄子和侄女們。當然，他知道的國民黨地下工作者也沒有暴露。

郝平在《全國婦聯原書記處書記張潔珣》一文中對此事也有敘述：

 

1944年4月，張潔珣的二叔張璧和她的男朋友地下黨員郝貽謀都被日寇逮捕了，她和張文鬆、黃甘英因情況不明，連夜坐火車離開北京，躲到濟南市的本家九叔家裏。一個多月後，張潔珣獨自一人回北京了解情況，她化裝成富家大小姐的模樣，不慌不忙地應對進出火車的檢查。張璧和郝貽謀二人雖受日本憲兵隊重刑，但都沒有吐露任何中共黨的信息，所以張潔珣3人又回到北京做黨的地下工作。

 

此時，張家還發生了一件特別不幸的事情，張占一在《張璧經曆概要》中述：

 

當時，張璧的大哥張律生聞訊張璧被日本憲兵隊拘捕，突發心髒病住進了德國醫院。張璧被釋放的那天，回到家中，聽說大哥病重住院，立即趕往醫院看望。當張璧快步走到病床前叫了一聲：“大哥”時，張律生忽見張璧，由於情緒激動卻猝然去世。

 

抗戰勝利後，1945年12月1日張璧決定改變華北安清道義北京分會的宗旨和性質。這便出現了新的提案：他在《“華北安清道義總會”申請改組為“中華安青道會”緣由、經過的呈文》一文中提出：

 

璧於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奉軍委會電令委為華北軍事特派員。複於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冀察戰區總司令蔣鼎文勝詩“字第6444號令”委為平漢路北段軍事特派員各等因，璧於奉令後當即從事策反工作，以四存學會為掩護。後經敵偽憲兵隊發覺，牽捕多人，多屬四存學會會員，偁遭刑拷，終經釋放際，其時以工作方法必須改易，證之四存學會，清標獨具，所有會員全係高尚之士，與敵日毫無聯絡。於工作上不適運用，轉以接辦華北安清道義總會，因其道友眾多，且可將四存學會加入於策反工作，多所裨補，間複於言語時可對道友灌輸道義。舉凡國家、思想、民族、精神、倫常、道德等，於無形中發揚之，以增加各個人之愛國心，並地方各隊團領袖，多有安清道友，以利軍事工作，爰是集合幹部，在華北安清道義總會之掩護下，積極推進改革策反工作，當經分別隨時隨地呈報有案，今幸獲得勝利。奉何總司令命令，各地策反工作結束遵即停止。 

   

 

這一原始文件，作為證據，十分明顯地表明了張璧的“華北安清道義總會北京分會會長”行為是受國民政府當時的軍委會和冀察戰區總司令蔣鼎文的“字第6444號令”特別指令而來，並非他個人的“投敵叛國活動”，這使日後國民政府無法以“漢奸嫌疑”的罪名給他定罪。因為以他的資曆和聲望，遠在魏大可之上，會長的職位他想當的話早就可以當了，為何拖延到1944年才接任？原因就是因為他得到了上述兩個秘密工作的任命，為便於開展地下抗日活動才接手該會的。

張占一在《回憶張潔珣的證詞》中也寫到：

 

2012年3月間，我為張璧書寫《經曆概要》期間，張潔珣從北京打電話給我提供材料，其中談到她曾親眼看到過國民黨將領蔣鼎文給張璧的地下工作者的委任狀。到2012年7月底，我去北京時，杜璿約了張潔珣、宣祥鎏、張潤輝和我到她家（通州寓所）一聚。張潔珣又一次當著大家的麵提起她親眼看到過蔣鼎文給張璧的地下工作者委任狀。當年，張潔珣被黨組織派回北平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注意到她二叔張璧的有關情況，是情理之中的事。有材料說明，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晉察冀邊區曾派人爭取張璧合作，並邀張璧參加有關參政會議。作為國民黨軍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兼冀察戰區總司令的蔣鼎文同樣可以與張璧合作。

 

張璧在新的提案提出後，又說到：

 

璧以安清道義儒家五倫、墨子兼愛為宗，以互助互愛、和平忠厚為旨，與我三民主義及蔣委員長所倡導於民眾者，若合符節。當茲建設開始，安清道友遍於各階層中。如將道友普遍團結以正義，對於建設前途當收無形之助。是以管窺所及，草擬章則，將前組織之華北安清道義總會改組中華安青道會，以利社會。

 

雖然曾經有過輝煌的辛亥革命經曆，也提出了很多超前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但是，所有這些良好的人生經曆和政治背景並沒有使他走上紅色革命；盡管他已經參加了抗日活動，但抗戰勝利後，他提出的是“將前組織之華北安清道義總會改組中華安青道會，以利社會”之說，這是我們感到無限惋惜的。作為一個舊軍人和辛亥革命的元老，他的思想意識隻能如此了。所以他才特別強調了這一組織的“儒家五倫、墨子兼愛為宗，以互助互愛、和平忠厚為旨”的本質特點。

順便說一句，按照當時青幫的習慣，張璧不可能不收弟子和義子。根據筆者的調查：張璧也的確曾收過一些人為弟子和義子。比如，張璧曾將青幫“通”字輩弟子張學清，收為義子，還有劉紹臣等弟子也是。當然，由於張璧酷愛京劇，他在京劇藝術界的義子李少春更是盡人皆知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