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民國名人張璧評傳》6

四、北京政變中的逼宮先鋒官

 

 

 

1922年5月，張璧的直隸老鄉、和他同在北洋陸軍當過兵的陸軍上將劉夢庚任京兆尹（即當時的北京市市長）。

1923年10月5日，曹錕通過賄賂選舉人，在吳佩孚的武力支持下，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此舉立刻引起了全國各地的反對和聲討。

1924年9月15日，張作霖以15萬大軍，分兩路向駐守山海關、赤峰、承德的直係軍隊發起進攻。整個戰爭期間，日軍向張作霖提供了大量的彈藥和武器。9月17日，大總統曹錕發布了討伐張作霖的命令，並任命吳佩孚為總司令，帶領25萬人馬迎戰。18日，直、奉雙方在山海關、熱河一帶發生激戰。第二次直、奉軍閥大戰正式爆發。就在9月15日的當天，張璧出席了馮玉祥主持召開的西北軍全體將士大會。馮玉祥在會上作了第二次直奉大戰的動員講話。

10月11日，吳佩孚親赴山海關督戰。時任直係軍隊第三軍總司令、陸軍上將的馮玉祥，領兵出古北口作戰。由於他和吳佩孚長期不和，吳佩孚斷絕了給他軍隊的給養，於是，在古北口徘徊不前的馮玉祥，暗中與張作霖、段祺瑞締結密約，然後決定回師北京。

10月21日上午十點，馮玉祥召集張璧、王乃模等六人，商討進攻北京後的工作安排。當時，因為張璧的察哈爾警察廳廳長職務經曆，就已經預定了北京政變成功後由張璧全權負責京師警務工作。這應該也是1923年11月13日馮玉祥和孫嶽密談的具體計劃之一。

10月24日上午八點，張璧向馮玉祥報告李虎臣部已到豐台。這是指負責拱衛京師以南防線的李虎臣，已經率部到達，並在豐台、通州一線展開布防，阻擊直係軍閥吳佩孚派來的軍隊。

10月25日下午兩點半，馮玉祥主持召開西北軍高層將領們參加的“軍事政治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馮玉祥初步說明了準備發動北京政變的軍事計劃。

10月28日，馮玉祥帶領軍隊進入北京，包圍了總統府，將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曹錕監禁在中南海，勒令其解除了吳佩孚的全部職務，然後宣布成立“國民軍”，自任總司令。

11月2日，馮玉祥任命陸軍中將黃郛為代理內閣總理、任命具有陸軍中將軍銜的張璧，為京師警察廳第六任總監，接替了陸軍中將薛之珩擔任的京師警察廳第五任總監的職位。

此時張璧的月薪高達大洋1000元。

筆者曾委托一友人在北京公安局舊檔案中查找民國時代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檔案材料。照片中《身穿京師警察廳總監禮服的張璧》和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保存的張璧原始檔案，就是出自他的幫助。

 

近代警察製度是從晚清開始的。1901年9月，袁世凱在天津廢除了傳統的“綠營”，開始創辦“巡警”。這是近代中國警察的起源。1901年，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北京之後，清政府簽定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該條約特別規定：八國聯軍在交還天津後，清政府不得在距離天津租界20公裏內駐紮軍隊。於是，袁世凱在接受天津後，立刻從自己的軍隊中選拔3000名士兵，換上警察製服，組成天津巡警總局，任命趙秉鈞為天津南段巡警局總辦、日本人伊藤次郎為幫辦、原田俊三為顧問。直接進入天津各租界。此舉引來慈禧太後特別的讚賞。於是，同年在北京設立了京師警務學堂，聘請日本人川島浪速擔任總監督（即校長）。

1905年10月8日，慈禧太後批準了袁世凱的建議，在朝廷中正式設立了巡警部，由徐世昌擔任巡警部尚書。巡警部下設有警政、警法、警保、警務及警學等五個部門，統領全國警察事務。1906年，清政府將巡警部改屬民政部，並於其下設立警政司，主管全國警察事宜。1907年，清政府在全國各省增設巡警道，負責各省的警政。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在內務部下設“警政司”。

1913年1月，內務部改革警製，將晚清的“巡警總廳”改為“京師警察廳”，直屬內務部管轄。“京師警察廳”負責人為總監。相應的，在各省也設立了“省警務處”。當時規定：京師警察廳由總監、督察長、處長、隊長、警正、署長、警佐、分隊長、巡官、巡長、巡警十一級構成。1913年2月至6月，王士馨擔任新成立的京師警察廳第一任總監。

從此以後，京師警察廳快速發展，到張璧任職期間的1924年10月為止，首都警察人員已經達到13192人，設立派出所468處。

11月2日的當天下午五點二十分，馮玉祥單獨會見新任京師警察廳第六任總監張璧，聽他談前方具體的戰情。顯然，這時的張璧在馮玉祥的心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此時的張璧，因為和馮玉祥已經是交情很深的好友了，所以繼續擔任他的京師警察廳總監的職務。他自然知道他擔當的猶如清朝九門提督的這一角色眼下有多麽地沉重和艱難！我們可以看出，在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前後，張璧的作用和價值是不可忽視的！

   

 

在張璧任職京師警察廳總監期間，他幹的兩件大事就足以使他青史留名了。

第一件大事是將晚清時期由步軍統領的四郊地區管轄，改由京師警察廳直接管轄。這在京師警察廳的管理方麵實現了全麵收緊權限的策略。這件事情已經被遊伯麓寫入1944年出版的警察史研究著作《北京警察沿革紀要》一書中。

第二件就是驚天動地的執行馮玉祥的將溥儀驅逐出紫金城的命令。

11月4日下午一點半,張璧來見馮玉祥。

馮玉祥神情嚴肅地告訴他：“即日請宣統出宮，以免段芝荃來後重生枝節。”這是馮玉祥第一次公開表示要驅逐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出宮，目的是為了對付段祺瑞。

當晚，馮玉祥同黃郛攝政內閣開會，他們首先修訂了《清室優待條件》,決定將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趕出紫禁城，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首都革命”。馮玉祥的理由是：

 

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甚至在中華民國的首都所在地，竟然還存在著一個廢清皇帝的小朝廷，這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恥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時無不以留著辮子為可恥。如今留著溥儀，即不啻為中華民國留了一條辮子，可恥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時刻企圖利用的禍根。

 

接著，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

一、取消清室優待條件，四百萬兩優待金立即停付；

二、取消宣統名義，貶溥儀為平民；

三、所有宮殿朝房及京內外清室公地園府，盡皆收歸國有，以為公共之用；

四、嚴懲此次叛逆諸凶，以遏奸邪之複萌。

 

1924年11月4日上午10時，第43團團長韓複榘領兵把守著整個北京城和紫禁城。接著，“國民軍以統一軍權為名，將駐在清宮及景山內之禁衛軍1200人繳械，調駐北苑，聽候改編。父親的第四十三團進駐景山”。

關於這一經過，又見吳瀛《驅逐溥儀出神武門前後》一文中的記載：

 

在這個時候，駐在故宮同景山的守衛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隸屬京師衛戍司令部。自民國元年(1912)起，就在那裏駐紮，可以見得袁世凱也怕溥儀萬一逃亡，將要生出無窮的麻煩。但是久而久之，政府當局時時更換，這班士兵卻還是袁政府北洋軍閥統率時代遺留下來的，他們逐漸忘記了自己的任務，轉與清室相親了。馮係的國民軍總司令部為了要執行這樣一個任務，反倒要防範這一支政府派遣軍，怕他們幫助清室反動。於是總司令部以統一軍權名義，在4日上午10點鍾，先派員將那一部兵士繳械，調駐北苑改編。清室不知所以，當然著了慌，他們急急地寫信給國民軍詢問，總司令鹿鍾麟隻得派員說明，完全為了維持治安，別無他意。

 

事後，當事人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如下陳述：

 

政變消息剛傳到宮裏來，我立刻覺出了情形不對。紫禁城的內城守衛隊被國民軍繳械，調出了北京城，國民軍接替了他們的營地，神武門換上了國民軍的崗哨。

 

執行馮玉祥“首都革命”的核心人物——內閣總理·陸軍中將黃郛、國民軍京師警備總司令·陸軍中將鹿鍾麟、京師警察廳總監·陸軍中將張璧、中法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李石曾出場了。

 

 

11月5日上午9時，上述逼宮四人隻來了“三劍客”：鹿鍾麟、張璧和李石曾攜帶黃郛的《大總統指令》和《修正清室優待條件》，率領40名警察、20名士兵，來到故宮北門，進入神武門後來到內務府值房，找到內務大臣紹英、耆齡、寶熙、榮源，向他們四人宣布黃郛內閣《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及遜帝溥儀即日遷出故宮的命令。

黃郛的《大總統指令》如下：

 

大總統指令派鹿鍾麟、張璧交涉清室優待條件修正事宜，此令。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而《修正清室優待條件》的具體內容則是：

 

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製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左： 
　　第一條、大清宣統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 
　　第二條、自本條件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盡先收容旗籍貧民； 
　　第三條、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官禁，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第四條、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 
　　第五條、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紹英等四人表示馬上遷出有困難，要求寬限三個月再搬出。

鹿鍾麟、張璧則表示堅決不答應。鹿鍾麟、張璧主張，現在外麵局勢動蕩，如果今天不搬，明天將馬上撤走保衛故宮的軍隊和警察，甚至威脅說要立即開炮。

紹英等四人又要求七天後搬出和三天後搬出，均遭鹿鍾麟、張璧的拒絕。

時間拖延到了中午，溥儀之父、醇親王載灃得到消息後匆匆趕來。當他看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後，便力勸溥儀立即出宮，移居後海醇王府。

關於這一經過，當事人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如下陳述：

 

過了中午，經過交涉，父親進了宮，朱、陳兩師傅被放了進來，隻有莊士敦被擋在外麵。 
　　聽說王爺進來了，我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見他走進了宮門口，我立即叫道： 
　　“王爺，這怎麽辦哪？” 
　　他聽見我的叫聲，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裏了，既不走近前來，也不回答我的問題，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迸出一句沒用的話： 
　　“聽，聽旨意，聽旨意……” 
　　我又急又氣，一扭身自己進了屋子。後來據太監告訴我，他聽說我在修正條件上簽了字，立刻把自己頭上的花翎一把揪下來，連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裏嘟囔著說：“完了！完了！這個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裏，過了不大功夫，紹英回來了，臉色比剛才更加難看，哆哆嗦嗦地說：“鹿鍾麟催啦，說，說再限二十分鍾，不然的話，不然的話……景山上就要開炮啦……” 
　　其實鹿鍾麟隻帶了二十名手槍隊，可是他這句嚇唬人的話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嶽父榮源嚇得跑到禦花園，東鑽西藏，找了個躲炮彈的地方，再也不肯出來。我看見王公大臣都嚇成這副模樣，隻好趕快答應鹿的要求，決定先到我父親的家裏去。

 

於是，眾位晚清大臣開始收拾隨身攜帶的必要行李。

 

 

下午4時10分，溥儀等一行人走出宮。登上停在順貞門外的五輛汽車。鹿鍾麟、李煜瀛乘第一輛車為前導，溥儀、載灃等人乘第二輛，皇後、妾及宮女等乘第三輛，張璧等人乘第四輛，紹英等人乘第五輛，依次駛出神武門，直赴醇王府。

當車到達醇王府門前後，鹿鍾麟、張璧二人先下車安排保衛工作。鹿鍾麟、張璧二人圍在車門前，等待溥儀等人下車。這時，鹿鍾麟、張璧二人分別上前和他溥儀行握手禮，並開始交談。

關於這段談話內容，當事人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如下陳述：

 

車到北府門口，我下車的時候，鹿鍾麟走了過來，這時我才和他見了麵。鹿和我握了手，問我： 
　　“溥儀先生，你今後是還打算做皇帝，還是要當個平民？” 
　　“我願意從今天起就當個平民。” 
　　“好！”

鹿鍾麟笑了，說：“那麽我就保護你。”

又說：

“現在既是中華民國，同時又有個皇帝稱號是不合理的，今後應該以公民的身分好好為國效力。”

張璧還說： 
　　“既是個公民，就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來也可能被選做大總統呢！” 
　　

同日，以國務院通電的形式予以公布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

 

 

驅逐末代皇帝出宮在中外輿論界和社會上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直到今天學術界對此也是褒貶不一，無法達成共識。但是在當時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社會影響和現實意義，也使張璧等人的政治生涯和名望達到了頂峰。11月11日，孫中山致電馮玉祥，高度評價了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的行動:

 

前清皇室全體退出舊皇城，自由擇居，並將溥儀帝號革除。此舉實大快人心，無任佩慰。複辟禍根既除，共和基礎自固，可為民國前途賀。

 

而本書作者覺得特別值得肯定的是：

“既是個公民，就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來也可能被選做大總統呢！”張璧的這句話十分到位！這是他長期投身革命的結果。在剛剛打倒了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之時，張璧居然最先意識到辛亥革命成功後，作為普通公民的末代皇帝也具有競選總統的資格！他的公民意識如此超前，這還真讓我對他刮目相看！

在張璧等四人逼宮之後，整理和保護故宮文物成了頭等大事。

1924年11月8日，臨時政府內閣在通電中說:

 

慨自晚清遜位，共和告成，五族人民，鹹歸平等。曩年優待條件之訂，原所以酬謝遜清，然今時勢所趨，隱患潛伏，對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誠以北京為政治策源之地，而宮禁又適居都會中心，今名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區，不能樹立國旗，依然仍用帝號，中外觀國之流，靡不引為笑柄。且聞溥儀秉性聰明，平居恒言願為民國一公民，不願為禁宮一廢帝；蓋其感於新世潮流，時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為虞。近自財庫空虛，支應不繼，竭蹶之痛，益傷其心。故當百政刷新之會，得兩方同意，以從事於優待條件之修正。自移居後海後，並願由軍警妥密保護。從茲五族一體，階級盡除，共和基礎，固如磬石。而在溥儀方麵，既得自由向學之機，複蘇作繭自縛之困，異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資格，宣勤民國；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緬維藎慮，定荷讚同。至於清室財物，業經奉令由國務院聘請公正耆紳，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共組一委員會，將所有物件，分別公私，妥善處置。其應歸公有者，擬一一編號，分存於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中，俾垂久遠，而昭大信，並以表彰遜清之遺惠於無窮。恐遠道傳聞，有違事實，特電布聞，敬祈照察！

 

為了保護故宮文物，從11月7日開始，張璧以京師警察廳總監的身份，多次到醇王府，和紹英等皇室成員協商，從驗證物品種類到數量和保存狀態。那段時間，張璧在保護和清點故宮文物上作了大量工作。

11月10日，臨時政府內閣討論通過了《清室善後委員會組織條例》8條，決定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

故宮博物院保存了當時成立“故宮博物院”的一些原始記載，見下：

 

通過臨時董事名單：

 

於右任、王正廷、汪大燮、吳敬恒、

李煜瀛、李祖紳、李仲三、範源濂、

胡若愚、許世英、 梁士詒、莊蘊寬、

鹿鍾麟、張璧、張學良、黃郛、

蔡元培、熊希齡、盧永祥、薛篤弼、

嚴修

 

1924年11月20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清室善後委員會”。

該委員會的職責包括:

 

一、清室所管各項財產，先由委員會接收。

二、已接收的各項財產或契據，由委員會暫為保管。

三、在保管的各項財產中，由委員會審查其公私性質，決定收回國有或交還清室。

四、至審查終了，將各項財產分別公私，交付各主管機關及清室之後，委員會即行取消。

五、監察員負糾察職責，如發現委員會團體或個人有不法情事，隨時向有關機關舉報。

六、委員會辦理事項及整理表冊清單，隨時報告政府並向外公布。

 

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絕大部分都是那時保存下來的。

樊文稷在《民國名人張璧》一文中述：溥儀出宮後，張璧等立即下令封存後宮殿庫，並派軍警嚴加保護，防止了宮內太監人等偷竊國家文物，把無數珍寶妥善交予人民，是立有功勳的。

但是，在逼宮行動中出盡了風頭的京師警察廳總監張璧，也引來了巨大的反彈！首先，當時就任“中華民國執政”的段祺瑞本人就強烈反對驅逐溥儀出宮的行動。11月24日，段祺瑞上台後，在段祺瑞和張作霖的武力威脅下，馮玉祥宣布下野。11月25日，段祺瑞逼迫內閣總理黃郛辭職。然後，段祺瑞開始考慮更換京師警察廳總監。段祺瑞甚至直接質問他當年的學生張璧，強烈表達他的不滿。而無法掌控北京政治全盤運作的馮玉祥，11月28日，他一方麵同意了段祺瑞的建議，免去了張璧的京師警察廳總監的職務“調離另任”。另一方麵開始約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

於是，陸軍中將李壽金取代了張璧的位置，就任京師警察廳第七任總監

當年的12月14日下午二點多，重新拜訪西北軍司令部的張璧，來見馮玉祥。這時候已經被解除了總司令職務的馮玉祥，就目前的局勢問題，請張璧談談看法。張璧卻對馮玉祥說：“若論私，不應請檢閱使下野。若論公，非檢閱使下野不能平和大局。”這裏所謂的“檢閱使”，即1922年出任陸軍檢閱使的馮玉祥。這是張璧出麵勸說馮玉祥主動下野，交出權力，功成則身退，不然則天下繼續大亂。

——馮玉祥對自己老部下和好友的這一建議，除了震驚之外，顯然也是失望的。他將張璧的原話罕見地寫在日記裏，並且在張璧的話後麵寫下了很長的一段日記，申述自己的多年軍旅和政治生涯。不用多說，這時的馮玉祥已深深糾纏在和段祺瑞的政權矛盾中，他本來希望的是張璧可以給他出謀劃策，告訴他如何扳倒段祺瑞。怎麽也沒想到自己特別信任的老部下，卻直言不諱地告訴他：需要下野的是自己。不知道此時馮玉祥是否又想起了當年在他攻打敘州府時張璧在電話中勸他無條件繳械投降的話。總之，這大概就是為什麽老資格的陸軍中將張璧，後來沒有成為馮玉祥在軍中的“十三太保”和“五虎上將”的原因所在吧。馮玉祥是以救世主的姿態，在政壇上呼風喚雨，怎麽可能主動下野呢？！

失去了成為馮係將領的機會，對於張璧的人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個時期，他的同學商震卻出忽意外地轉身投靠了閻錫山，成了著名的晉軍將領！而他的好友孫嶽、鹿鍾麟、石友三等人，在這一時期也都成了馮係將領。可見：張璧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是超前的，也是書生氣的。就在半年前的5月1日，他還和馮玉祥大談他在察哈爾任職期間所見所聞的種種公府紊亂現象，現在看來，他的那番話也是很書生氣的。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消滅了晚清王朝以後，出現的卻是一個軍閥政權，而非他理想中的符合孫中山建國理念的民國政府。他將首都政變後的馮玉祥看成了一個有著民主理念和國家利益的軍事領導人。而馮玉祥自己認為：“軍人有矛盾性方能為軍人，即服從命令與獨斷專行，二者缺一不可。”麵對和段祺瑞的內鬥，馮玉祥希望自己的部下在軍事上服從他的命令，在政治上支持他獨斷專行。而當時的張璧恰恰卻是真正的民國意識很超前的青年軍官。

麵對軍閥混亂的局麵，張璧建議他的老上司：革命已經成功，應該交出北京政權，這句特別超前的真心話再次表現出了他的超前意識。這是筆者尤其要大書特書、加以讚美的！從他第一個明確表示給末代皇帝溥儀以競選總統的資格，到現在他勸說正在權力風頭浪尖上的馮玉祥主動下野，我真的想知道——究竟是什麽原因鑄造了早年張璧如此超前的公民意識和平等人格思想？

此時此刻，張璧根本沒有想到他在京師警察廳總監的位子上僅僅坐了不到一個月！他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和軍事目標，甚至他居然也為剛剛被他趕出宮的末代皇帝都設想好了“既然已經是一個中華民國的一名公民了，你以後自然還有競選總統的資格”。可是，不到一個月，血腥而殘酷的政治鬥爭和軍閥混戰，北洋軍閥之間的內鬥和相互傾軋，徹底擊垮了張璧對這場革命正義性的幻想。

從此以後，繼續在西北軍司令部任職的張璧，已經沒有了任何實際權力，他的政治生涯明顯地從頂峰開始走向下坡。

1924年年底，因為老母病重去世，張璧向馮玉祥請假，離開西北軍司令部，回到老家為喪母丁憂，尅盡孝道。而此時的馮玉祥則已經被段祺瑞安排到張家口特別市，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去了。

1925年12月18日，張璧來到張家口的西北邊防督辦府。去看望近一年不見的馮玉祥。這次，馮玉祥說非常想聽聽張璧談談對付吳佩孚的具體辦法。這次召見意義重大！它證明了馮玉祥和吳佩孚之間鬥爭的激烈化，以至於馮玉祥再次想起了能幹的老部下張璧！不過，張璧這次肯定沒有再勸說他下野，但是也沒有提出什麽可以立竿見影的方法。

當時免去張璧的京師警察廳總監職務時，免職訓令上注明是“調離另任”，馮玉祥給他保留了“司令部高級參謀”一個沒有工資、隻有軍餉的職務。1925年底為了溝通馮玉祥的西北軍和張學良的東北軍之間的聯係，馮玉祥特別設立“國民革命軍東北特別委員會”。這時候，他想到了“調離另任”的張璧。於是，處理完喪母後事的張璧接受馮玉祥的派遣，出任新設立的“國民革命軍東北特別委員會委員”。《民國軍人誌》中記載張璧“後作馮之代表參加反蔣活動。曾作馮之駐東北特使”。而筆者在1928年5月18日日本駐天津領事館加納總領事致日本田中外相的第80號電報中發現了張璧這一時期的工作是被派往東北軍任“國民革命軍東北特別委員會委員”的職務記載，而非“東北軍特使”。有些學者主張他此時出任“東北軍特使”，其實，“國民革命軍東北特別委員會委員”的職位遠遠高於“東北軍特使”。因為，當時張璧手下就配備了三名直接聽命於他的青年軍官出任“東北軍特使”。

根據“國民革命軍”這一稱號的誕生具體時間：1925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8月1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轄下各地方軍隊統一名為“國民革命軍”。張璧1925年12月底到天津，受馮玉祥之托開始進行聯合張學良的工作，正式身份應該就是上麵第80號電報中所記載的“國民革命軍東北特別委員會委員”。

在軍閥之間相互傾軋的混戰時代中，得不到大軍閥的支持以後，“失意軍人”這一稱號成了軍事當權者和實力派贈送給張璧等人的最佳頭銜。這些“失意軍人”不乏有人從此洗心革麵，走上革命，成為了著名的開國元勳。也有些人從此意誌消沉抽煙狎妓，或淪落成日偽政權的幫凶走狗。張璧屬於哪一類，我們且不忙著下結論，在沒有出示決定性證據之前，任何結論都是匆忙的、草率的，也是經不起科學驗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