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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一段話自楊絳《我們仨》

(2021-04-08 15:10:38)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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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鍾書辭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幾個小時課,任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編《書林季刊》,後又兼任暨南大學教授,又兼英國文化委員會顧問。《圍城》出版後,朋友中又增添了《圍城》愛好者。我們的交遊麵擴大了,社交活動也很頻繁。

我們淪陷上海期間,飽經憂患,也見到世態炎涼。我們夫婦常把日常的感受,當做美酒般淺斟低酌,細細品嚐。這種滋味值得品嚐,因為憂患孕育智慧。鍾書曾說:“一個人二十不狂沒誌氣,三十猶狂是無識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輩語:“子弟二十不狂沒出息,三十猶狂沒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勝利後我們接觸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會歸來,我們總有許多研究,種種探索,我們把所見所聞,剖析琢磨,“讀通”許多人,許多事,長了不少學問。

朱家驊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費考試的考官,很賞識錢鍾書,常邀請鍾書到他家便飯——沒有外客的便飯。一次朱家驊許他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的什麽職位,鍾書立即辭謝了。我問鍾書:“聯合國的職位為什麽不要?”他說:“那是胡蘿卜!”當時我不懂“胡蘿卜”與“大棒”相連。壓根兒不吃“胡蘿卜”,就不受大棒驅使。

鍾書每月要到南京匯報工作,早車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來了,我喜出望外。他說:“今天晚宴,要和‘極峰’(蔣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來了。”

勝利的歡欣很短暫,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謠言滿天飛,人心惶惶。

鍾書的第一個拜門弟子常請老師為他買書。不論什麽書,全由老師選擇。其實,這是無限止地供老師肆意買書。書上都有鍾書寫的“借癡齋藏書”並蓋有“借癡齋”圖章;因為學生並不讀,專供老師借閱的,不是“借癡”嗎!鍾書蟄居上海期間,買書是他的莫大享受。新書、舊書他買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書籍流散,曾有人買到“借癡齋”的書,寄還給鍾書,也許上海舊書攤上,還會發現“借癡齋藏書”。藏書中,也包括寫蘇聯鐵幕後麵的書。我們的閱讀麵很廣。所以“人心惶惶”時,我們並不惶惶然。

鄭振鐸先生、吳晗同誌,都曾勸我們安心等待解放,共產黨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但我們也明白,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隻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這段話當然是最後一兩段比較重要(我倒不是評論其觀點如何如何,隻是說這是主要的內容),可是前麵的(經曆啊,感悟啊,閱世啊)都是相關的。看書說話都要有一個整體的結構,絕不是隻把一個觀點拋出來或挖出來就分析理解這麽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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