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強攻強者,亡”-- 沒錯,這句話明確地說出了秦統一六國後的滅亡。
古漢語的翻譯不能僅按字麵直譯。古人惜字如金,表述時盡量簡潔,句法以及句式都和現代漢語相去甚遠。戰國時期,字是寫到竹簡上的,多幾個字就可能意味著多幾斤的搬運重量,當然盡可能言簡意賅。多義字隨處可見,需要借助上下文的內容才能給出具體的解釋,往往同一個句子在不同的段落裏有不同的解釋,再加上斷句,情況就更複雜了。整部商君書係統地闡述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係,各章節之間存在關聯性,所以在翻譯其中的具體句子時不僅要考慮所在章節的上下文,同時也要結合其它的有關章節。甚至還要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環境背景,一個例子是[弱民二十]中的“以強去強者,以弱去強者強”中間的“強”、“弱”指的是當時普遍使用的處理強勢和弱勢群體的方法。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當時各國的普遍做法是施法因人而異,隻對“庶人”用刑。商鞅的“弱民”就是要改變,使所有人在法律麵前都平等的“弱”,用對付“弱”者的辦法一樣地對付“強”者--用刑。凡此種種因素使得人們,尤其是現代人,對商君書的本意有很多曲解,有的解釋簡直謬之千裏。
沒有耐心與專研是無法理解古人智慧的偉大之處的。萬事開頭難,讓我們一起從翻譯這章“去強第四”開始,剝絲抽繭地發現商鞅理論體係的魔力所在。為了節省篇幅和時間,我將對自認為重點的部分給予逐字逐句地詳細解讀。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奸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開篇第一句就很突兀,像個攔路虎,理解這段話需要變換一下本段的句子次序。 “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這句話給出了前句中“強”和“弱”的定義。一個國家通過治理使富人變窮-“重富”叫“強”;使窮人富起來-“重貧”,叫“弱”,這裏“強”、“弱”指的是兩種治理方法。“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的譯文是:國家通過使富人變窮的方法達到減少貧富差異的目標就會變弱,(通過治理)使窮人變富國家就會變強。句中“去強”的強指的是差異,強有“有餘、多出”的意思,例如“賞賜百千強”。這種倒序定義的方法在商君書中不止出現一處,例如[說民]中的“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製。合而複者,善也;別而規者,奸也”,“善”和“奸”的定義就是出現在使用之後。“國為善,奸必多”:“善”,不狠心地處理,如果國家放任(貧富差異)不管,無良之輩就會興盛(欺負弱者),(強弱差異就會加大)。 “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為,利”:軍事和政事都上勇於敵方。“主貴多變,國貴少變” :國君要有靈活的思想,國家的政策要有延續性,這和老子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是一個道理。“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國家管理統一,國君集中精力於重要事務。“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疲於應付多種事物,即使是大國也會消弱。“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戰時能有效組織、有可用之兵就是強大,戰時政務混亂、兵不能舉就是消弱。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誌”,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強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虱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虱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壹一歲,十歲強;作壹十歲,百歲強,作壹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以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農、商、官是國家(治理)的三個主要方麵(“常官”的“官”意為器官,指代主要部分)。“三官者生虱官者六”:“三官”產生六種主要社會不正風氣。“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三官”(產生)的根源在於他們各自(的本性),“六官” (產生的)的根源在於國君一人(治理不力)。“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用法律治理(官)則(國)強,用政令治理(官)則(國)弱。“常官治者遷官”: “常官”(涵蓋了三官和虱官)治理好了,國家就會進步(“遷官”的官指官家、君王,遷指往高處走,升遷)。“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虱官”)做大做強則國家變小變弱。“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強者王”:(治國)用強力消耗強力就要滅亡,用弱力消耗強力就能稱王(這句話在當前的位置不太好理解,本段中後麵很長一段話都是對這句的解釋,完全理解要等到全段的最後)。“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虱官,必強”:國力強了不打仗,毒火內攻,(國內)就會產生虱害,會消弱國家;如果打仗,毒火就會發泄到外部,虱害不會產生,(國家)會變強。“舉榮任功曰強,虱官生必削”:(國家)能建功立業叫強,虱官生必然消弱。“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如果)“十虱”盛行,國君就沒有可戰之兵了;沒有“十虱”,國君就有可戰之兵。“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把奸民當作善民(而不防範)來治理國家就會亂,把善民(也)當作奸民(來防範)治理,國家一定會治好變強(有備無患嗎)。 “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如果用儒家的“八德”(“以善民治奸民”的方法)治理國家,敵人來了挨打;敵人不來變窮;不用“八德”(而用法家“以奸民治善民”的方法)治國,出兵必取,按兵必富。“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國家喜歡增強國力叫“難攻”,國家喜歡巧言善辯(之徒)叫“易攻”。用“難攻”出擊(別國)能起一得十;用“易攻” 出擊(別國)則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稠罰希(少而厚)賞,那麽(民眾就會認為)國君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拚死為君主效命(大樂希聲的道理)。“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使興盛的國家使用刑罰,民眾以為對自己有利,而且心中畏懼;使用賞賜,民眾也認為對自己有利,而且一心要得到。“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國家不追求提高國力而投機取巧一定會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刑罰可以使怯懦的人勇敢,賞賜可以使勇敢的人赴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膽小的人勇敢,勇敢的人不怕犧牲,國家就沒有對手,這樣的話就強大,國家強大就一定能稱王天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用刑罰來迫使窮人讓他們去從事生產,那就會富,對富人使用獎賞,讓他們用錢糧買(爵位),那就會變窮。“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治理國家能讓窮人變富,富人變窮,那麽這個國家就能實力雄厚,稱王天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稱王天下的國家用十分之九的刑罰,十分之一的賞賜,強大的國家刑事罰占十分之七,賞賜占十分之三,弱國的刑罰占十分之五,賞賜也占十分之五。“國作壹一歲,十歲強;作壹十歲,百歲強,作壹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以實,故能為威者王”:國家團結並且專心一致一年,就能強大十年,堅持十年,就能強大一百年;堅持一百年,就能強大一千年。能夠保持一千年都強大的國家就能稱王天下。國家有威嚴,就能以一取十,憑借名聲來取得實力,所以能夠有威勢的國家就能稱王天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能“生力”卻不能“殺力”的國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定會削弱;能“生力”也能“殺力”的,叫攻打敵國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定強大。“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因此,消滅虱害,增強實力,攻打敵國這三點,國家使用當中的二項,舍棄當中的一項,一定強大;假如三項全用,國家就會有威力,稱王天下。回頭看那句“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強者王”,意思就是要借助相對弱小的敵國“殺力”去強,不要和強敵硬碰。當然,“自攻”必然屬於“以強攻強”了。
十裏斷者,國弱;九裏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強,以宿治者削。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強。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困而奸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強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
“十裏斷者,國弱;九裏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強,以宿治者削”:國家要想強大一定要使民眾能根據法律作出正確的決斷。“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對人口的管理要精確到位。“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用刑罰消除刑罰,國家就能大治;用刑罰招致辭刑罰,國家會混亂。所以說:加重刑於輕罪,弄罰就是不用也能將事情辦成,這樣的國家才能強大;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用刑輕重不一,即使用了刑罰,犯法的事情卻不斷發生, 國家會被削弱,重的刑罰產生實力,實力能產生強大,強大能產生威力,威力能產生恩惠,恩惠從實力中產生。崇尚實力能用來成就勇敢作戰,作戰才能產生出智慧和計謀。“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困而奸勸,其兵弱,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國家通過高價收購糧食來保持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本物”-(國家立本)之物,糧食。“強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強國一定要做好各行各業的資源統計。
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國無怨民曰強國”:國強的定義是國民有滿足感,沒有怨言。“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出則)興兵作戰就論功行賞,必勝,(入則)從事生產,富國,(能做到這樣)一定能稱王天下。
這整體上是一部倒序的文章,它的核心思想在最後一段給出:國家如何能強大?答案是國民團結一致,富國強兵。“國無怨民曰強國”,怎麽做到國無怨民,答案是消除國內的強弱差距,這裏強弱差距包含了貧富、社會地位、晉升機會,等等。文中以“令貧者富、富者貧”為例做了概括。如何富國?答案是使民眾專心於生產,那個時代農業生產力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核心體現,所以文中的以農指代第一產業。如何強兵?答案是刑和賞。有趣的是現今資本主義國家正是在利用“令貧者富、富者貧”的方法來保持社會的穩定、運轉、發展。國家通過稅收平衡社會財富來調整貧富差異,對富人征收高稅率,對窮人給予各種優惠政策。在稅收以外還有很多方法使富人變窮,比如說消費水平,有錢了想住更好的房子,等等。 這些消費會使一個人快速變窮,然後為了養房養車就像牲口一樣拚命工作還貸,心甘情願地為社會做貢獻,不再小富即安。貧窮往往是懶惰造成的,人一旦克服了懶惰嚐到了致富的滋味後就會不停地追逐下去,這是人的本性。整個商鞅的理論體係就是建立在人的本性之上的,“刑”的目的之一就是激發國家需要的的那些本性。
在“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的“強、弱”後又出現了一句類似的“強、弱”話題:“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強者王”,不同的是用了“攻”字而不是“去”。“以強攻強”的強指的是“力”,也就是後麵說的“刑生力”的力,野蠻的力量。篇名“去強”有兩層含義:去除不均和殺力。讀商鞅書一定要記住一個前提:“霸道”,這是秦孝公的治國目標。商鞅給出了一套基於法理的可行性實施方案來幫助達到這個目標。如果秦孝公選擇“帝道”或是“王道”,商君書就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內容了。商鞅書中不斷地提到“刑”、“力”、“強”、“王”,這些字描繪了一個國家從弱到強再到稱王的路線,一條“霸道”之路。這條線邏輯嚴禁脈絡清晰:要想稱霸就要富國強兵,富國強兵就要增強實力,增強實力就要民眾出力,讓民眾出力的方法是通過刑罰。力有多種,“力生強”的力指的是戰力,野蠻的力量。任何一種力量都有好壞兩個方麵,就像刃的兩麵,即可傷人也可傷己。商鞅理論體係的偉大之處在於不僅給出了“生力”的方法,同時還給出如何駕馭這種力量的方法:以弱攻強—殺力。當民眾的“力”積攢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國家就要找一個相對弱小的對手發動戰爭來釋放這種野蠻的能量。“以強攻強者,亡”,商鞅明確告誡秦王不要和與實力相對強勁的敵人做硬碰硬的較量。事實上秦國在其隨後的一百多年的過程中確實按照商鞅的意圖,基本上都是盡量回避和強敵發生直接的正麵衝突。以長平之戰為例,當時是趙國主動撩惹秦國,侵吞上黨,秦屬無奈與趙進行了一場傾國力之戰(盡起十五歲以上男子)。可見當時秦的處境也十分危險,事關生死。長平之戰結束後,秦國也經曆了十多年的國力恢複期。另一個致命的“以強攻強者”直接導致了秦國的滅亡:內亂。當“力”不斷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如果不能外泄那就隻能內輸,也就是商鞅說的“自攻”。想想陳勝造反的過程和他所喊出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一切都在商鞅的推理中。陳勝是一個下層的小卒,渴望出人頭地。陳勝在少年時就說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鴻鵠之誌”就是也想成為“王侯將相”。“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當時萬千底層百姓對秦法的期待,如果還有戰爭,那麽依照秦國的法律,王侯將相沒有種,陳勝一樣的小卒也有希望。當時已經“六王畢,四海一”,幾乎沒有大型對外戰爭的可能性。在生死之間看不到騰達的希望,陳勝這種“勇者死”的人很自然地要揭竿而起。
社會的強弱差距不大,為官者秉公職守,弱者也有公平競爭的機會,這樣的社會當然“國無怨民”。去強作一,這樣的國家當然會國力日增。商鞅的高明之處是他不僅僅給出了“生力”的方法,更進一步還明確指出了這種力量膨脹的危害,並且借助釋放這種力量(“殺力”)的機會規劃出了一條實現霸道的具體路線。大道至簡,任何可持續的發展都是一個不斷張弛的辯證過程,就像月缺則圓、月滿則虧的道理已經成了一個自證的哲學命題。在商鞅理論體係中,稱霸擴張並不是目的,隻是“殺力”的一種自然溢出效益。值得一提的是,都江堰所用的泄洪方法也是溢出泄力:魚嘴分水堤控製流入內江的水量,流量過大時洪峰漫過分水堤導入到外江泄掉。中國曆史上最偉大兩個工程,一個政治工程和一個科技工程,都產生在同一個時代的秦國,使用了同一種科學理念,真的是巧合?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取決於駕駛者的操控方法。“民貧則力富”[弱民第二十],人窮(閑著無事)精力就會旺盛,國家需要通過一係列的法規把這種多餘的精力向某個方向引導,使之成為國家需要的“力”—“刑生力”,一直到“舉力以成勇戰”—“殺力”,“富者使以賞則貧”(通過爵位交換使財富縮水)—回到“民貧則力富”的起始點。國家把民眾原始的精力轉化為波浪式的不斷前進的動力,循環往複不斷向前,“貧者富,富者貧,國強”[說民第五]。好的君王知道如何通過“禁使”駕馭這種強大的動力(商鞅稱其為“勢”),乘勢而行,“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裏,乘風之勢也”[禁使第二十四]。終有一天,“勢”把秦王帶到了世界的頂峰,前方已無路可走又不知如何變法馭勢,結果就是“力”的巨浪把秦王摔向萬丈絕壁。
秦之興也商君、亡也商君,這是後人對商君書的評價,我認為往好處講這種結論是後人對自身無能的一種辯解。商鞅明確地說法要適時而變,“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開塞第七]。秦統一六國後整個社會的環境已經完全變了,依然執行一百幾十年前商鞅定製的法律,不正中了商鞅所說的“法古則後於時”嗎?後來幾乎每一個漢人曆史上有“作為”的帝王都在絞盡腦汁解決“力”的問題,隻是再也沒有出現另一個商鞅。始皇帝嬴政的方法簡單而直接:把天下兵器盡收而鑄成銅人,甚至直接殺“豪俊”;把手中的軍隊(“力”)分遣到遠離中原的邊疆:派蒙恬領三十萬秦軍北上戍邊匈奴,命任逍領四十萬秦軍南下屯墾百越。秦始皇畢竟不如孝公嬴渠梁雄才大略,不求法變,依然延續商鞅舊法,使秦國至二世而滅。
商鞅是個鬼才,其思想體係的科學性比同時代提早了幾千年。商君書把演繹推理的方法作用於“利、害,刑、賞,禁、使,信、法、權”等等一係列的基本元素,進而推導出了一條“霸道”之路,這正是西方現代科學的方法論。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賢人”也是人,所以“賢人”也趨利避害,這是典型的三段論演繹推理過程,隻要每段的前提正確最終的結論一定正確。現代的幾何學也是一例,其中基本元素是直線和圓弧外加幾個公裏,整個體係就是不斷地用公裏、直線、圓弧反複推理作用而來的結果。秦孝公接受並實施了商鞅的先進理論,其後的一百多年裏,曆代秦王們即使不能理解也都像愚公的後人一樣埋頭堅持,到了嬴政這代終於守得雲開見日出。
我承認商鞅書中的一些句子還有待商榷,例如關於“ 以善民治奸民”和“以奸民治善民”,我選擇了把凡事往壞處著想、防患於未然的解釋。如果遵循[說民第五]中 “合而複者,善也;別而規者,奸也” 的定義,也可以解釋為把民眾分而治之、防止拉幫結派,“奸”有離間的意識。不論哪一種解釋,都不違背商鞅體係的精神和一致性。從以後秦國的具體法律內容和實施過程來看,這兩種解釋都被涵蓋了。如果僅僅以現代漢語意思照字麵直譯,就難免疏於膚淺,甚至斷章取義。把“以奸治善”直譯成用奸民來管理良民,是和 把“一諾千金”直譯成一開口就要很多錢一樣的貽笑大方。在很長的一段曆史時間裏,中國文化確實領先,秦代達到了頂峰,而商鞅又是那個時期的集大成者。後來所謂的四大發明,和先秦的諸多思想與科技成就比起來真是不值一提。中國人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失去了所有的自信,凡事都要外國人首肯,就像四大發明經過了李約瑟的鼓吹就贏得了國人的追捧。外國人嘴裏吐出的東西有多少真貨呢?古埃及人發明的紙莎草紙(Papyrus)早於蔡倫2000年;從宋代一直到明清都使用的是雕版印刷術,而由據說是畢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術從沒有在現實中出現過,這還隻是據說;……。小小的李約瑟不具備基本的人文與科學知識,也根本不可能讀懂商鞅理論。悲哉,我們祖先偉大的成就這樣任憑不肖的後人們無知加無畏地摧殘。有人說商鞅書是中國千年噩夢的根源,對如此曲解攻擊先人智慧的行為,我還真找不出來一個恰當的詞來形容,說是數典忘祖吧,也不對。小時候聽老人講在十八層地獄下麵還有一層,是誤人子弟的人死後去的地方。看到有某位教授在百家講壇振振有詞地曲解、解攻擊商鞅書,我可真寒心:中學古漢語都沒及格的人居然能成為一個古文化研究領域的專家教授。我不想詛咒任何一個人,但總得救救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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