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價值有娛樂大眾、社會批判、文化欣賞、曆史鑒賞、心理剖析、道德批判、倫理價值等等。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多多少少都有種種煩惱、隱痛，希望對人訴說，渴望被人理解。
當今的中國社會，物欲橫流、善惡難分、見利忘義。越來越多的人覺得日見焦慮、空虛、脆弱和浮躁。這股潮流借著富豪、來往探親的人群、留學生、同學會、電話、ＱＱ，微信，也鋪天蓋地的傳到了北美。原來的天子驕子，幾年、十幾年前出國留學、移民的上帝的愛子們，突然發現自己其實是時代的棄兒。突然發現自己居然成了或多或少，被人可憐同情，以至輕視的人群。
夏嫿的《搭錯車》，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寫的一部反應這樣一種社會現象的小說。這部小說，通過講述杜家六朵花的老四杜思，不惜犧牲親情、費進心思奪的留美學生張鵬程，然後在情欲、金錢和妒忌的陪伴下，同她心目中的高富帥陳浩然發生了婚外情。最終兩個家庭破裂，以陳浩然自殺告終的故事。
夏嫿的《搭錯車》，雖然在深度、廣度，審美和批判的力度，和兩部世界名著: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錢鍾書的《圍城》，還有相當的距離。但從對人物的描寫和批判、從反應現實、直麵當下的各種社會問題的角度來講，對我們當今生活在北美的華人乃至國人，仍然有一定的比較和討論的價值。
從社會反映的層麵上說，《包法利夫人》以簡潔而細膩的文筆，通過一個富有激情的婦女愛瑪的經曆，再現了19世紀中期法國的社會生活; 而《圍城》，則反映了40年代中國的一些情況，比如說教育界的情況，比如說城市裏麵的情況，知識分子的狀態 ; 另一方麵，《搭錯車》橫跨中國的八九十年代，反應了國人對留美、出國態度的演變，映射了中國經濟、社會和思想的劇變，和北美華人的心理變遷。
在文化批判的層麵，對比包法利夫人、孫嘉柔和杜思，我們會看到相似的影子和不同的痕跡。
包法利夫人追求“美好的”愛情，為了擺脫平庸的婚後生活，做過許多努力。然而不管是她的丈夫還是教堂神甫，都不懂她心靈的傾訴。她得不到安慰，甚至連渲瀉的機會也沒有，她病急亂投醫，尋求婚外情，一步步走進了自己為自己掘的墳墓。包法利夫人既不貪名，也不貪財，甚至妻子的名份，還花費了大量錢財，以致債台高築，走上絕路。包法利夫人悲劇在於當理想與現實之間產生太大的差距時，她即無法沉默，又不甘平庸。
孫嘉柔結婚前是很溫順、柔弱的；然而結婚後變得專橫、妒嫉、自私、刻薄，不容許方鴻漸跟任何人結交，包括方的男性密友趙梓楣。孫柔嘉本來也受過大學教育，但是骨子裏麵是很陳舊，對感情和婚姻純粹是一種占有。
杜思則是一個心思縝密，毫不猶豫的犧牲姐姐杜珊，不那麽光明正大嫁給張鵬程。當她遇到更帥、更有錢的陳浩然時，故伎重演，拋棄了前者、贏得了後者。她既有包法利夫人那樣不甘平庸，又有孫嘉柔的專橫、妒嫉和心計。
而對比方鴻漸和陳浩然，都挺善良、老實、優柔寡斷。方鴻漸不喜歡官宦女蘇文紈，但不好駁人家的麵子，就跟蘇小姐約會，還吻了蘇文紈; 陳浩然不喜歡教授小姐曾素雲，也奮力抗爭過，但最終細細合計，權衡利弊，淒淒然然地從了教授小姐，委委屈屈地做了教授女婿。
方鴻漸或陳浩然在愛情問題上所代表這種性格，這種處世的原則，就反映了一種優柔寡斷、屈服於現實和利益的傳統和文華。而這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們婚姻的幸福和最終命運。
現在的社會裏麵，無數人迷失生活的方向，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麽。我們去佛堂、去教會、培養這樣或那樣的愛好、組成或大或小的各種社交圈子，希望如來觀音會拯救我們、耶穌基督把我們從罪裏搭救出來以得永生、小狗小貓和花花草草慰冀我們的空虛、ＱＱ微信填補我們的心靈。我們依然生活在金錢的圍城、情欲的圍城、嫉妒的圍城、平庸的圍城、失望的圍城、衰老和病痛的圍城。
好的文學作品要麽訴說人類永恒的情感，像親情、愛情、鄉情、友情，讚美真、善、美；要麽對某種社會現象、潮流或社會風氣進行批判。
夏嫿的《搭錯車》，雖然可能隻是淺嚐輒止，但貴在堅持對文學價值的追求。作為一個北美華人的作家，她用她的作品反映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困擾、我們的追求。
也許像紅與黑、對與錯、茅與盾、陰和陽一樣，我們永遠都找不到一個一勞永逸的答案，永遠都會掙紮在各種各樣的圍城裏。但我希望，我們能籍此喚醒深埋在內心深處，久已忘懷的人性光輝，洗涮我們各種陰暗、卑劣，使我們的心靈得以平安和慰籍，以不至於沉淪在罪的萬丈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