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據貝勒·拉裏亞特個人網站(baylorlariat.com)2018年1月11日報道,電視劇《韋科》的上映再一次將大衛教帶入了人們的視野,作者貝勒·拉裏亞特(Baylor Lariat)對當時參與圍剿大衛教的FBI談判專家加裏·內斯納(Gary Noesner)進行了一次采訪,為我們揭開了圍剿大衛教背後的故事。
《焦點》雜誌2017年主編Hannah Neuman 拍攝
六集電視劇《韋科》將於1月24日在派拉蒙電視網上映,本片由奧斯卡金像獎候選人Taylor Kitsch和Michael Shannon擔任主演。Kitsch飾演大衛教頭目大衛·考雷什,,Shannon飾演FBI談判專家加裏·內斯納。本片改編自兩部自傳:《有個地方叫韋科》(大衛教九名幸存者之一大衛·西博多David Thibodeau所著),《拖延時間:作為FBI人質談判專家的一生》(作者加裏·內斯納)。
FBI談判專家加裏·內斯納
1993年2月,FBI與大衛教展開長達51天的對峙,最終以一場大火結束,共有76人喪生。這場對峙引發了全國對政府行動和宗教極端主義的探討。
2015年,貝勒·拉裏亞特曾與內斯納針對圍剿大衛教進行過一次采訪,深入探討考雷什與其追隨者們的關係,政府和大衛教雙方所犯的錯誤,以及該事件幾十年來轟動全國的原因。
采訪中,內斯納說道:“在這個國家,有很多人秉持某些異端宗教觀點,一心想建立自己的教會組織,大衛教不是個例。為什麽大衛教卻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呢?根本原因在於考雷什的獨裁統治,引導教徒進行非法活動,非法改裝武器,引起了美國煙酒槍械管理局(ATF))注意。此外FBI已經關注當地政府指控大衛教有虐待兒童行為。1993年2月28日美國財政部煙酒槍械管理局與大衛教之間的槍戰徹底引發了圍剿大衛教。ATF特工試圖逮捕考雷什並搜查其財產。但大衛教聽到風聲,任務被迫中止。”
“到底是誰開的第一槍一直有爭議。不管怎樣,槍戰就此發生。槍戰差不多持續了1個小時,4名探員殉職,17名探員受傷,大衛教徒傷亡慘重,其中也包括考雷什。之後ATF探員開始撤退,雙方協商停火。顯然這是一場傷亡慘重的曠日持久戰。”
“根據曆史網記載,有100多名ATF探員參與了此次行動,這是ATF規模最大也是傷亡最慘重的一次行動。作為美國財政部的ATF探員,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受到攻擊並殺害,FBI必須要調查清楚。停火期間FBI努力周旋,希望不再有任何人員傷亡。我盡力協調所有的談判事宜,盡快達成和平的解決方案。協商過程中不斷出現新的麻煩。在解救人質的過程中,談判專家們盡量滿足對方的要求,而大衛教唯一的要求就是讓FBI撤退。但是經曆了這麽嚴重的殺戮後,政府不可能撤退。談判陷入了困境。在解救人質行動中,如果對方有所求,那麽你還能交換些條件,影響他們的行動。但是,如果對方隻想讓你撤退根本不想談判,那麽你就很難對左右他們。”
“有些局外人以為考雷什就是個查爾斯·曼森式的人,脫離現實,但我們不這樣認為。考雷什並未受過良好的教育,卻巧舌如簧,他在教中是一個無所不能的頭目。他擅長 “解說”《聖經》,給追隨者傳遞出一種信息:他們要全心全意地擁抱他。追隨者們認為他非常特別,與眾不同,相信考雷什非常強大。他們接受考雷什施加的影響,將一切財產交給他,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孩子獻給考雷什,接受並相信考雷什的一切。這種盲從在異端宗教裏很常見,信徒圍繞在教會頭目周圍。顯然考雷什遠不止如此,他對ATF和政府表示出極其強烈的憤怒,展示出其多重性格。作為談判專家,我們必須適應他的多重人格。在與他協商過程中,我們有成功也有失敗。”
盡管考雷什天生控製欲強,其追隨者又對他絕對忠誠,內斯納說他還是總結出一套能安全將人質解救出來的方法:“我在那裏待了26天。通過耐心談判以及建築物的密道,解救出35人。但有個問題是現場還有FBI的人,他們對進展緩慢感到不滿,想速戰速決。FBI采取了一些行動,用戰術的壓力迫使教徒們合作。這當然與我們作為談判小組的方法產生直接矛盾。這一內部矛盾開始瓦解他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任,也瓦解了繼續拯救人質的工作。談判家有著共同目標--人質活著出來。FBI想法則不同:如何在一定時間範圍內完成任務。執法部門習慣掌握控製權,希望得到絕對服從。所以當教徒們負隅抵抗時,FBI感到相當失望。而考雷什又是一個非常難應付的家夥,他常常改變想法,做出與承諾截然相反的事。這更加助長了FBI決策者們的失望之情。”
“作為談判專家,我們知道人們有大起大落的時候,有反抗時期,也有合作時期,他們不會永遠按說的去做。我們試圖用這些知識防止自己失望或是過度反應。我認為圍剿的缺陷之一就是:一些上頭的決策者並未在現場,觀點不同,知識經驗不同,這增加了我們與考雷什談判的難度。”
“從技術層麵來說,當時有違法的地方。ATF隻是一個小小的執法機構,還麵臨解散的嚴重威脅。某一政黨不想讓ATF履職,完成案件調查,想從廢除這一機構。”
“當得知大衛教非法改裝武器,ATF覺得自己得到了一個發揮作用揚名立萬的機會。出於這樣的目的,他們冒險行動,哪怕失敗,也不願意停止圍剿。當然結局相當地悲劇。所以幾年後FBI在蒙大拿州處理一個教會時,我們決定等頭目獨自一人時再將其逮捕,我覺得這是一個更好的辦法。大家現在關注是:還有其他比直接圍剿更好的方法嗎?在最好的情況下,哪種方法的挑戰性更大呢?”
雖然解救出一部分人質,內斯納依舊感到失望:“我在想作為談判專家,我們是不是本來可以做些什麽的?我非常有信心,要不是我們的行動不得不為一些戰略行動妥協讓步,也許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結局,解救出更多的人質。假設是你在那棟房子裏,你聽到談判專家在協商,但同時還看到一個家夥開著坦克衝向你的車,你是會相信所聽還是所見?我認為當時一些FBI的領導們並未完全重視、理解問題,這些雜亂的信號導致我們沒能與大衛教徒們建立起一種信任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可能會讓每個人質活著出來。”
多年來大家都在關注圍剿大衛教一事,人們不禁要問:到底誰才是壞人?有人把這次事件當做是政府過度管控的象征,表明了他們的擔心。政府正在剝奪他們的武器和力量。然而反對的一方認為大衛教徒們和那些跟他們一樣的人才是危險分子,政府隻是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對於內斯納而言,他認為這個世界沒有如此簡單。他說自己自始至終都相信其實考雷什自己可以化解這個事件:“應該好好地探討下:在政府法律下個人自由和組織自由的準繩是什麽?這個論題很嚴肅。人們隻是想表明哪一邊是對的,哪一邊是錯的。FBI傾向於把考雷什當做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政府沒有過錯。有人說考雷什是對的,政府是錯的,也有人持相反觀點。人們喜歡將這世界看作非黑即白,但實際要比這個複雜得多、微妙得多。事實是,雙方都犯了很多錯。世界很複雜,沒那麽簡單。圍剿大衛教對涉及其中的每個人而言都是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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