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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終點《3》守攤

(2016-07-15 11:56:55) 下一個

走向終點《3》收攤

 

     擺攤是最小的買賣,擺攤的每天不會忘記收攤,開店的每天不會忘記打烊盤貨,這些都是每天必做的事。那麽,辦公司的很少有人想過如何收攤和關門。實際上擺攤開店辦公司是一回事都是調節社會供需為了自己生存,不同的是本錢大小參與人數多少。文革時,上帝想讓毛澤東收攤,但是中國攤子太大,參與人數太多,收不了,林彪事件後,他老人家提出黨內每人要連讀五遍《紅樓夢》,也是在那時,我有機會領會《紅樓夢》思維,讓我一生風雨不倒。

 

     一個擺攤的幾天不出攤,一個開店的幾天不開門,那麽,收攤和關門的含義會被人引申,這人怎麽啦,是不是病了,是不是不幹了,是不是家裏出了大事,是不是出門旅遊了,總之,根據親疏不同人們會產生不同想法。公司幾天不開門如果不貼安民告示,往好處想的人不會多,肯定是虧本溜了。我在美國開小酒莊二十年真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法定時間一定會開門,酒莊就是我的家。隻是到了今年多了些關門時間,我又不貼安民告示,讓周圍的美國人議論紛紛。我認識的美國人大致分三種,一種是當作朋友的忠實顧客,我幾天不出現他們會有各種情況的擔憂和思考;第二種是常來的學生,他們也會四處打聽一下;還有一種是來美國初期就結下“梁子”的,他們不會來買酒,但看到你不開門,他們會到酒莊附近“遛彎”,我從北京剛一回來開門,客人一個個來了,多年不見的美國人也從門前笑著走過。第二天我多了個心眼,再見到他們走過,我把他們一個個叫住,神秘地說,我在中國中大獎了,一生領取到死為止,這次我回國就是辦這事,照相按手印登記發卡。

 

     我開小酒莊五年以後,就有人來問,一般是印度人,先假裝買酒圍著酒莊轉一圈,然後發問,你的酒莊賣不,我說我正幹在興頭上,不賣。當時的客戶群大致是這樣,黑人波蘭人和學生各占三分之一,如今波蘭人全部撤走,我的波蘭語也白學了,黑人客戶銳減,小酒莊隻靠學生支持。不過前來要求買酒莊的人數隻增不減,前幾年買主還還個價,你要六萬,他說三萬,不認真,如今是你說六萬,他說再加一萬,非常認真。其實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想想,一個人雷打不動二十年,最後有房有車,可能油水不少。今年我舊金山重遊回北京,二十多天不開門,對有心人來說是機會來了,我的酒莊要收攤了。我對大家說,你們大家再耐心等幾年,讓我在小酒莊裏再消滅一些時間,不為錢,隻為時間流逝。

     

     日積月累我認識很多人,有一些人不小心讓人騙了錢,做生意賠了錢,還有一些人一不小心幾十年做成了一個大事業大買賣,有的還上市了。我在中關村做過計算機英語教學極有前途的大項目,大家一看有大錢掙,就想著法兒把我擠走,早早地被人開了,不像現在大家擠王石還給王石開個會表決一下。那是我離開鐵飯碗第一個項目,從那以後我長了個心眼一直怕大喜歡小,小四合院小酒莊都是我喜歡的。我這次回京一直在暗暗觀察那些開大公司的朋友如何收攤,因為我們都到了上帝打招呼的時候了,都挺幸苦的,都挺難的,所以我讀的這種《紅樓夢》不像老版本,幾代人才能看清楚,現在一代人就一目了然了。我有時候喜歡走退棋,如果早年沒有被計算機英語教學項目開掉,在裏麵打打鬧鬧,就不會後來遇到買進小四合院的機會,也不會來美國開小酒莊,在裏麵練英語走寫作風雲。

 

     不管是船小好調頭也好,還是其它怎麽樣,小有小的好處。前幾天,我這裏來了一個肥胖的西班牙女人,帶著一個女兒,我看出是要聊天的樣子。她說她也有個酒莊,比我的麵積要大一倍,最近不幹了,把所有的酒都搬回家裏,把酒莊的設備九門冰櫃放到寄存倉庫。我問她為什麽這樣,她說當年買酒莊的時候一塊買了房子,現在還不起銀行貸款,銀行要把房子收回去拍賣,酒莊沒了地方沒人敢買。我向她建議,據自己的人生經驗,生意和房產一般是兩股生意,各做各的,很多人財大氣粗,一口氣把兩股買賣變成一股做,這顯然沒有思考過將來怎麽賣出,接手的人往往沒有那麽多錢生意連房一起吃進,帶來了收攤難。我一直小心翼翼,根據我的年齡不想吃進小酒莊所在的房子,鋼筋結構,再好也不吃進。那個胖女人說,她開了八年酒莊,長了四十斤肉,不幹了。

 

     買賣稍微大一點想跑都難,那個胖女人的買賣隻是大了一點點,最後決定關門認賠。我輕而易舉地聯想到那些一不小心做成大事業大買賣的如何收場,想必一定很難。毛澤東號召全黨讀《紅樓夢》的時候我才二十二歲,還在空軍基層連隊,一天來了《人民日報》,翻開一看又是“梁效”文章,這次讓我一輩子不忘的是它的大標題:大有大的難處,當時我幻想著有一天我也能成為中央的筆杆子。那篇文章幾乎濃縮了《紅樓夢》,但又不能直言“大有大的難處”是毛澤東心裏的真實想法,又怕全黨有人聯想到國家政體,甚至連想到最高權力交給誰。如今我六十多歲了,能體會到一點點“大有大的難處”,還能就著這個意思寫出一點點想法。我想,再過十幾年,我們這些五零後都到了毛澤東當年那個年齡,一定會寫出比瞿秋白還深刻的《多餘的話》。當時的瞿秋白三十多歲,年輕革命家,不會有完整的整體思考。

 

     《紅樓夢》還有一句經典名言:為人做了嫁衣裳。這句名言伴隨我安全度過青年和中年。有兩件事我都寫進過我的回憶錄。第一件,有次空軍領導機關開會,臨時抽調我去幫忙,分配我的會議工作是寫每天的會議紀要,空軍有那麽多的機關參謀,為何讓我寫紀要。當時是手寫,每天我都能做到下午會議結束後十五分鍾把紀要寫完,有一天我看到會議領導站在我的後麵等著我寫完抓起紙就找電話向主管司令回報,開始我感覺是在搶時間趕在司令下班之前匯報,後來一想不對啊,這是我的勞動成果,怎麽不讓我顯山露水呢,以後我不再隨意暴露寫作才華。第二件,南京有個女老板買了四百萬元股票被死死套住,女老板轉著彎找到我,我媽勸說我不要去,我還是去了,因為我還沒有看到過大戶室是個什麽樣。我用她高息新借的一百萬兩天進出幹掙五萬,看她隻給我吃喝沒有給我錢的意思,就再也不幹了。

 

     我們今天到了晚年,到了上帝讓我們收攤的時侯,回過頭來再想一想,如果還是悶悶不樂,不開心,每天牢騷,每天嘮叨,看這不順眼,看那也不順眼,不會信天遊,一定是多年多次為人做了嫁衣裳。

 

 

     07/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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