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初
揮墨如初心
1930年，當考古學家們的鐵鏟撥開旃符達羅（Chanhu-Daro）城址之上封印了4000年的泥土時，印度河穀文明首次向世人展現了它那超越時代的靈巧匠意。這個與古埃及文明和蘇美爾文明並立的古老文明在印度河的滋養下，曾經輝煌無比。他們精巧的城市布局和高超的建築技巧一直為曆史學家們津津樂道，神秘的象形文字至今仍是縈繞在幾代學者心間的一大謎團，而印度河穀文明遺存下來的珠寶更是精湛無比。摩挲著指尖濃縮了無數智慧的蝕花玉髓珠，回想那個神秘而古老的文明，總會讓人肅然起敬。
蝕花玉髓珠，是在表麵繪製了特定圖案紋飾的玉髓珠。這種在天然礦石表麵人工繪製的圖案可以跨越千年，曆久彌新。它對於世界各地的學者和古珠收藏家來說，至今仍有著無窮的魅力。早期的工匠可能是在機緣巧合下，將自然界中提取的堿性顏料與玉髓混在一起加熱，才偶然發現了這種能在瑪瑙玉髓表麵繪製花紋的神奇工藝。中文語境中的“蝕花”一詞源於夏鼐先生1974年的《我國出土的蝕花肉紅石髓珠》一文，收藏者則流行稱之為“鑲蝕”或“蝕刻”，但是這種珠飾在製作過程中既沒有鑲嵌也未經雕刻，故而夏鼐先生所定義的稱謂相當嚴謹。
蝕花玉髓珠分布圖製圖：布拉奇
最早的蝕花玉髓珠是公元前2600至1900年間，由印度河穀文明的達羅毗荼人製作，在這裏的多個城址中都曾發現過蝕花玉髓珠及其加工作坊。同時期兩河文明的城址和陵墓中也出土了很多蝕花玉髓珠，其中有些是從印度河穀地區舶來的奢侈品，還有一些則可能是人們在當地所做的嚐試。我與蝕花玉髓珠初次邂逅在北京珠子博物館，雖然此前看到過早期蝕花玉髓珠的館藏資料圖片，但第一次將這種珠子捧在手中時仍讓人訝然——這些4000年前的藝術品無論從審美或是工藝方麵而言，都絕不遜於此後任一時期的作品。與印度河穀常見的大型瑪瑙竹節珠不同，這裏的蝕花玉髓珠大多小而精致，選用的材料也是質地純淨的紅玉髓。小桶珠和雙麵蝕花的板珠最為常見，為方便佩戴，都刻意磨製了扁平的棱麵，表麵多用纖細的白線蝕花出類似眼紋的複雜圖案。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是印度河穀最為重要的貿易夥伴，這裏的人們認為帶有眼睛紋飾的裝飾品有避邪化煞的魔法功效，可以抵擋“邪惡之眼”凝視所造成的傷害。印度河穀製作的帶有眼紋的蝕花玉髓珠自然也非常流行，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麽眼紋在早期的蝕花玉髓珠中備受青睞。但是有關這古老文明的一切，都隨著公元前21世紀的一次災難性的河流改道而煙消雲散，為後人們留下的隻是無限的遐思和難解的謎團。
在印度河穀文明謎一般地突然衰亡以後，沉睡了上千年的蝕花工藝於公元前5世紀前後複興。複興以後的蝕花工藝與印度河穀文明之間的具體聯係已不得而知，此時的蝕花玉髓珠已經世俗化，不再是早期先民心目中那種帶有魔法眼紋的護身符，但是更加活潑多樣的設計風格讓它們依然耀眼。由於工藝紋飾特殊，蝕花珠仿佛當時的外交名片，勾勒出曾經繁榮一時的貿易圖景，從古埃及的阿拜多斯到我國兩廣的漢代海港，從西伯利亞的荒原古墓到南洋群島的洞穴遺跡，古人用蝕花工藝鋪就的宏大畫卷就此展開。
“自此更誰登彼岸，西看佛樹幾千秋”，望著緩緩東流的尼連禪河，玄奘法師的虔誠至今令人動容。唐貞觀元年，時年26歲的玄奘法師“冒越憲章，私往天竺”，開啟了一段曆時十七年、跋涉五萬裏的傳奇求經之路。而他的遊記——《大唐西域記》，時至今日仍是印度古史的研究基石。在嚴格的種姓製度和宗教控製下，古代印度是不折不扣的精英社會。古印度的王公貴族“花鬘寶冠以為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相較之，平民百姓則常衣不蔽體，價值高昂的蝕花玉髓珠也隻是貴族階層和富商巨賈的專享。自敦煌出關以後，玄奘求經路上所履足的多個勝跡都在後來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蝕花玉髓珠，而健馱邏國的呾叉始羅和中天竺的曲女城、憍賞彌、摩竭陀國等佛教勝地則正是複興以後蝕花玉髓珠的主要產區。這些產自“西天聖土”的蝕花玉髓珠，伴隨著佛法的弘揚由北線向東傳至我國，點綴著隱沒於荒草黃沙中的古代絲綢之路。這一過程始於春秋，盛於兩漢，衰於魏晉。當玄奘在800年後開始那段旅行時，途經多地佛教已趨式微，以致“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又過80餘年，唐朝軍隊在怛羅斯一役敗北於後起的黑衣大食，原本信奉佛教和祆教的西域和印度也在隨後的幾個世紀相繼伊斯蘭化，與佛教文化相生相伴的蝕花玉髓珠也就此逐漸被湮沒於曆史長河中。如今，狂風吹過這些沉掩於黃沙中的西域古城，偶爾還能從中撿到從西天聖土輾轉而來的古珠，仿佛還能仰望當年的經幡，仿佛還能掀開那片塵封已久的回憶。
出於文化壁壘和考古條件的限製，西方學者一開始並未放眼於東方。因此20世紀50至70年代，從我國雲南滇池沿岸兩大古滇文化墓群中出土的蝕花玉髓珠並未引起國際上太多的關注。晉寧石寨山發現兩顆用黑白雙色蝕花的紅玉髓珠，其中一顆形狀極似百越民族所崇拜的銅鼓，彰顯了濃厚的地方特色；江川李家山發現的蝕花紅玉髓線珠雖然紋飾普通，但其體型碩大、端口截平、孔徑狹小、線條纖細、表麵光潔的特征，都是在這類珠子中鮮有見到的。幾十年來，眾多考古學家對它們的來源眾說紛紜，盡管雲南本地有豐富的瑪瑙礦藏和成熟的製珠作坊，但古滇國出土的大部分蝕花玉髓珠既非我國原產、也不源自印度。較多的考古證據指向地處中南半島的緬甸和泰國：這裏出產的很多蝕花玉髓珠無論是選材還是工藝、形狀和紋飾都與古印度常見的各類珠飾迥異。東南亞地區雜居的各個民族，在鐵器時代就與恒河流域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和我國南方的百越滇越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但是他們也一直在外部強烈的文化影響下努力保持著本土特色。在曼穀的洽突洽舊貨市場上，能夠見到很多流傳於民間的特殊類型的蝕花玉髓珠。這些蝕花玉髓珠從材質、形狀到紋飾風格上都完全不落窠臼，構成了蝕花珠族群中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景。在滇緬公路通車以前的兩千多年間，連通著川滇藏印緬泰的西南夷古道上的交通一直由馬幫和挑夫用最原始的方式維係。他們穿越茂密的熱帶雨林，將中國的絲綢、茶葉、青銅、鐵器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印度北部和中南半島的內陸地區，又將香料、寶石、珍珠螺貝和金銀飾品轉運回來。而蝕花玉髓珠顯然是這條古道上珍貴稀有而不可或缺的貿易品，以至於滇國王室中也隻有鳳毛麟角的高等級貴族，才有機會擁有寥寥幾顆蝕花玉髓珠作為生前和死後的珍藏。
西漢《急就篇》中用“係臂琅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罋”來描述當年的美飾風尚，而中原腹地的湖南長沙、陝西鹹陽等地漢墓中出土的琉璃、琥珀、珍珠、瑪瑙等域外珍玩正是這辭句的真實寫照。包容開放的漢朝人對其疆域之外的文明頗為好奇，也毫不避諱地追求來自境外的精器美飾。元朝以前，中央政府對滇藏的統治在長期以來一直使用羈縻政策，靖綏四方的戰略意義遠超過對其經貿價值的開發，因此，西南夷道在漢朝時還並未能演變成那條舉世聞名的茶馬古道。真正在當時引領中原地區時代潮流的是地處兩廣的嶺南九郡，這裏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漢書》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這段文字詳細記述了漢朝海上的貿易商路。漢朝使者從兩廣地區出發，沿中南半島下南洋，到達印度東海岸南部的“黃支國”（玄奘記載為“建誌補羅”，今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采購寶石、珍珠、黃金、琉璃之後，經南洋群島返航。據不完全統計，當時的三大口岸——廣西合浦和廣東廣州、徐聞都出土了數以萬計的進口琉璃珠和水晶瑪瑙珠，但是蝕花玉髓珠僅得數枚，其珍稀程度可見一斑。而自漢代以後，中原形勢動蕩風起雲湧，曾經繁忙的航海貿易已為明日黃花，雖然海上絲路複興於唐宋，卻再也難覓蝕花玉髓珠的蹤影。
2014年，在西藏曲踏墓地出土的一顆被俗稱為“天珠”蝕花瑪瑙珠，作為年度重大考古發現點燃了考古、曆史和收藏各界對蝕花珠研究的熱情。在此潮流的推動下，很多相關的考古資料也被先後公開。這類的特殊蝕花珠與蝕花玉髓珠頗有淵源，但是出於各種原因，當前人們對此類珠飾的認識尚處於起步階段。這些珍貴的地層資料雖不足以揭開天珠的神秘麵紗，但無疑讓我們離真相又近了一步。對於國內考古學界而言，蝕花玉髓珠可能也不再隻是作為玉器附庸的蕞爾小物，而將成為研究區域間交流貿易的關鍵證據。對於廣大古珠收藏愛好者而言，對於蝕花玉髓珠的認識也有望正本清源，大家對蝕花玉髓珠的態度也會更加理性客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