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留學潮：哪裏貨幣貶值就湧向哪裏
當時留學生多借貸，但最妄想的可算是畫家徐悲鴻了。當時新任德國公使魏宸組曾經請徐悲鴻吃飯，於是他雄心勃勃，不揣冒昩，想與新公使商量借錢買畫。
雖然國弱民貧，可是仍然用銀元的中國貨幣卻有穩定的價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民生凋敝，馬克大幅貶值，掀起一陣留學德國熱。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美、日也經曆過大幅經濟波動，這些國家的貨幣的升貶，影響了中國留學生決定去什麽地方留學。
占德國便宜的赴德潮
在留學熱潮裏，德國不是熱門留學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是戰敗國，馬克濫發，大幅貶值，通脹劇烈，去餐館吃一頓飯或是發一封信，要馬克上千上百，但以外國貨幣來計算，卻隻是很少錢。東西便宜得不得了。於是戰後幾年間去德國留學的人絡繹於途。1922年，一個外國學生在德國生活的費用頗低廉， 一個月一美元就可以維持。而德國社會上大量工人失業，貧民陷於絕境。
戰後隻餘孤寡、沒有勞動力的德國家庭，因為生活艱難，紛紛出租房子來維持生活。由法國趕去德國的勤工儉學生說，他們租住在新柏林區，在法國連半官費生或自費生似乎都未住過如此漂亮的房子。房東是個軍官寡婦，有個待嫁女兒，她們把家裏最好的房間高價租給外國人以補貼生活，若將租金折為法郎，在法國隻能租恰配勤工儉學生的房子。
於是英國、法國的中國學生成群結隊湧入德國，享受便宜的留學生活。大家不管語言問題，不管學籍問題，全是臨時想辦法解決。
趁馬克貶值避居德國的中國學生有些本來阮囊羞澀，甚至還欠著別人的債，這時候卻享用比擬王公，去聽歌劇也隻是小支出。
這種窮學生的王公享受，以勤工儉學名義出國的詩人李金發曾作過一番描述：
同學趁戰後的千載難逢之機徑往德國遊曆，我們見獵心喜，不顧前因後果，遂與林風眠等亦貿然往柏林遊學去了。大家不懂一句德文，女侍問我們窗子是否要關上也聽不懂。新柏林區的房屋在從老舊的巴黎來的人看來，是美輪美奐了。遊客熙熙攘攘，多是世界各國來此乘人之危享受馬克的便宜的，德國人雖然沒有鵠形菜色、鶉衣百結，但已是外強中幹，有房子的不得不出租房子以補家用，自己暗地裏吃假牛油假咖啡黑麵包。有的典當殆盡，隻活在饑餓邊緣。他們的生活比中國抗戰時期還苦，因為沒有平價米，物資配給。外國遊客則換廉價的馬克大吃大喝，大買照相機，成了天之驕子，到處放銀彈，有時思想過激些的德國人，真是怒目相視。我們每日坐環城火車去吃飯，如無韁之馬，一日看一兩次電影，或坐小咖啡館，小咖啡館很有詩意，布置華麗，全有地氈，比巴黎路邊的鐵椅咖啡館真如小巫見大巫。
李金發
在歐洲的留學生要轉到德國，有交通之便。而在美國的留學生，也風聞德國花費的便宜，不遠千裏渡洋而來。1922年春天，一個自費留美的學生正在選擇博士論文題目時，忽然有朋友從歐洲回來說，戰後德國通貨膨脹，馬克貶值得驚人，一美元可以換好幾億馬克。聽到這消息，他立即開動了腦筋，美國生活費用高，手頭隻有2000美元，夫婦兩個人用不了多長時間，如果去德國，這點錢足夠兩個人舒舒服服地過上幾年，那就可以安心做論文了。經商議，夫婦決定去柏林。柏林的住戶都爭著拉留學生到家中食宿。夫婦租一間房，連吃飯洗衣都包括在內，每個月隻要5美元。意大利裏拉貶值也是空前絕後，兩人在意大利六個城市住了六個星期，隻花掉8美元。
中國留學生在德國的情況，在一個愛傷感的文人學生眼裏，是一幅末世享樂圖：
在一向本來就是除了享樂以外再沒有別種人生觀的一般留學生，真算是碰到再好沒有的機會了。……柏林的跳舞場、賭博場、夜咖啡店，總之所有娛樂的，可稱為銷金窩的所在，一旦都填滿了中國留學生的足跡。一個瘦小的黃麵孔的東方人帶著三四個甚至五六個的高大女人走進一個最闊氣的飯廳或其他更奢侈的甚麽地方，拿出一卷鈔票來隨手亂丟，這在柏林竟成了很尋常的事了。
這幅享樂圖或許有誇張的成分。有些中國留學生還是窮，其中一些好書成狂的留學生，手頭並不是那麽寬裕，為了請遠客趙元任夫婦吃一頓豐盛的茶點，好幾個人要省下午飯錢；俞大維和陳寅恪要請趙氏夫婦看歌劇，隻有餘錢買兩張票，自己不進場，否則就要好幾天吃麵包。他們為了把錢都用來在德國買便宜的書，隻能吃麵包當飯。
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費留學生，大戰後因德國馬克正低，這些書呆子就轉到德國去，大買德國的各種書籍，有的終日連飯都不好好地吃，隻想買書，傅斯年大約是其中的第一個。
傅斯年
不過馬克貶值的“好日子”沒有維持很久。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到1923年最為嚴重，但在馬克暴跌同時物價也飛漲，而且德國也有法律禁止全以外幣付值。該年駐德使館就要求教育部叫青年人不要盲目湧去德國，而許多本來準備在德國讀幾年書的學生也頓感支絀，甚至要中止學業返國。
20年代的法國和美國
法國雖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但是戰爭結束不久，經濟一時未有起色，法郎貶值。按幣值計，勤工儉學生較容易去法國。一個1920年去法國的勤工儉學生，換了1500多法郎，因為當時中國1元可以兌法郎11元還多。他估計可以在法國維持半年基本生活。但是戰後經濟困難，法國青年士兵複員，勤工儉學生不易找到工作，提倡勤工儉學的李石曾等在中國辦的布裏留法工藝學校也在1920年停辦。
隨著德國賠款及割讓殖民地，20年代中期法國的工農業發展迅速，但是法國鼓勵出口，刻意讓法郎幣值貶值，中國銀元一元可以換十幾法郎，因此留法費用比其他國家便宜很多，同樣的錢，如果去英美等國，絕不夠用。對留學地幣值敏感的中國留學生因此互相通消息，說法國生活便宜，到法國留學的費用並不比在上海等處的費用多，必要時還可以半工讀或者申請中國地方官費。何況當時去法國隻須有環球學生會介紹信和一張船票，法國總領事館便發入境簽證，手續非常簡單，於是赴法留學的人數，一時稱盛，不光勤工儉學生多，自費留學生也增加。重視吸收西洋知識的人更認為法國是西洋文化的重鎮，五四新文化運動既然提倡學習西洋文化，那麽不應隻看重美國而忽略法國。
不過這種情況到1930年就已改變，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波及歐洲、英鎊貶值等等，都令法郎匯價變高，逐漸漲到一個中國銀元隻能換4法郎。那些趁著幣值低而來、不上學的中國留學生紛紛離開，而那些讀學位而尚未畢業的留學生，則要靠親友接濟，但也力求早一點結束學業。
至於美國，美元也是大跌。1919年大戰剛結束時，中國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非常有利，1中國元兌1美元多一點，加上戰後美國勞動力缺乏，可以半工讀。這些都是1920年代初期留學美國的有利條件。一個工讀生帶了1200塊中國銀元，作為服裝費、路費，登上新大陸工讀了六年。
日元匯率也吸引中國留學生。在日本讀書不比在中國貴，20年代中期青年之間已經有這樣的比較。1926年到北京準備考大學的中學畢業生，“聽說在日本讀書，儉省一點，比在北京上學所花錢並不太多。我認為要讀書救國，留日深造可能更好，我為此多次掛號函請父親同意。父親知道我的強脾氣，他隻好同意，並郵匯了路費。”於是他跟了三四個老留日學生就上路了。
隻要費用承受得了，青年學生頗有一往無前的勇氣。哪怕20世紀30年代中日關係已經很緊張，中國人認為中日之戰不可避免，仍然有很多中國人去日本留學。30年代金跌銀漲，有利於銀本位製的中國。日本在當時則是金本位製。以當時的日元幣值，去日本留學跟在中國讀書花的錢差不多，甚至更便宜。當時中日生活費用差不多，有一陣中國1塊錢還頂日本1塊1毛錢。在中國上大學，一個月起碼40元，在日本相同的生活，36元就夠了。而且在中國大學畢業以後，也是失業；去日本念書不要護照，也不要簽證，日本領事館還表示歡迎年輕知識分子去日本，填個表，第二天就批準了。
當德國馬克大貶值，留學生花些許小錢作大玩樂的時候，一心隻記著美術的徐悲鴻竟然生出另一種乘人之危的念頭。
當時留學生多借貸，但最妄想的可算是畫家徐悲鴻了。他本來留學法國，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馬克大幅貶值，因此去德國生活。有一天他見一家畫店拿出大批畫家名作，按外幣計算十分便宜，但這時他欠學費已十幾個月，前途渺茫，欠債已近千元，再想借也沒辦法。當時新任德國公使魏宸組曾經請徐悲鴻吃飯，於是他雄心勃勃，不揣冒昩，想與新公使商量借錢買畫。那種患得患失的心情竟使他生平第一次失眠：
懼其無濟，又恐失機，中心忐忑，輾轉竟夜，不能成寐。
第二天他鼓起勇氣去中國使館遊說公使，盛稱畫作佳妙，畫家有名，價錢便宜，請借錢買下來，畫作可以掛在使館，待學費一收到，就還錢。公使婉辭。這次借錢，於是以失敗告終。最後徐悲鴻還是買了兩幅，是他向其他留學生借錢、集腋成裘而成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