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賈樟柯不會拍江城，對我的書不感興趣
1936年，埃德加·斯諾踏上了神秘的紅色土地——延安，作為第一個采訪毛澤東和紅軍的西方記者，他的《西行漫記》讓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紅色中國、中國的共產主義和反法西斯運動。50年後，另一個美國記者來到中國，同樣的題材——索爾茲伯裏花更多的時間重走了長征路，隨後寫下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再一次向西方展示了工農紅軍的壯麗史詩。
上世紀90年代中期，27歲的彼得·海斯勒帶著《西行漫記》，從重慶順江而下來到涪陵。誰也想不到，這座僅以榨菜聞名的西南小城，會成為後來他筆下、美國《時代》周刊亞洲圖書排行榜第一名的書名《江城》。與兩位先行者相比，彼得的故事要“小”得多：記錄90年代中國小城市居民的生活瑣事,“他的筆下”——《南方人物周刊》曾評述道：“是連一些生活在中國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絕認識的中國。”
《江城》的暢銷，讓何偉（彼得·海斯勒）這個名字響遍中國。20年後，何偉再次回到涪陵，回到他在中國的“老家”，卻發現這裏早已不是當年筆下的江城。
彼得·海斯勒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中國三部曲——《江城》、《尋路中國》、《奇石》作者——何偉。1996年，身為來中國的和平隊（Peace Corps）誌願者之一，他被“隨機”分配到了中國涪陵任教，沒想到卻以寫中國的書而聞名。關於這段故事，他並不太願意向媒體提起，但“地球外參”卻得到了令人驚喜的回複：什麽都可以回答。“如果有其他問題，還可以聯係。”他補充說。
對於中國，何偉其實向往已久。何偉的祖父是名神父，他年幼時在祖父的日記中發現，祖父差點被派往中國，不過後來這項安排被取消了。祖父在日記中流露出對中國的向往。那時，何偉就對中國萌生好奇。同時，他也記住了父親的話“如果想對某個人有所了解，就不能沒有耐心,每時每刻這都至關重要，沒有例外。”好奇，耐心，與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能力和意願，在他的童年已經埋下了後來寫作的心理基礎。
何偉的父親是密蘇裏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小時就跟著父親參加訪談活動，去監獄、精神病院、鄉村診所做調查。何偉還曾長期跟社會學家牛康民相處。牛康民愛觀察、擅言談且四海為家，對何偉影響很深；此外，何偉對中國最早的印象也來自牛康民。
何偉說：“我的宗教背景給我最大的影響是，追求內心的平和。”
何偉憑著好奇來到中國，這股衝動也改寫了他的人生。不過，改變何偉的不是教書，而是寫作。隨著《江城》、《尋路中國》、《奇石》的出版，何偉不僅成了西方寫中國的暢銷書作者，還完成了對自己的內心探尋。
《江城》，完成了何偉對自我的內心探尋，是在寫涪陵這座城市，也是在探尋何偉內心的自己。在探尋中國的同時，他也逐步完成了失去彼得海斯勒，找到“何偉”的心路曆程。“這個城市向我展示出了它全新的一麵，當然，其實真正改變的是我自己，我成了一個全新的人：何偉。二十八歲的我突然有了一個嶄新的身份，我的中國自我跟我的美國自我大相徑庭;我同時過著中國人和美國人的生活。”《尋路中國》，何偉取得了駕照，去探尋整個中國各地人的生活圖景，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和差異，當然主要還是鄉村和工廠，探尋的是經濟和中國發展的源頭，講的是中國這個國家。《奇石》更關注的是中國人的性格，語言更加純熟，觀點更加犀利，對中國人的了解更精準了。
在中國生活多年後，何偉已能聽懂四川話，喜歡吃水煮魚，熟練使用筷子，能喝一點白酒——在中國生活並寫中國的事，“是一件特別好的事情。”何偉說，“不然我就跟那些美國、歐洲作者一樣了。”
20年後重回涪陵，早已不是當年的江城
在成都，來參加他簽售會的讀者擠滿了房間和空地，每個人都拿著何偉的書，談論著他的寫作。有人說“他是寫中國最好的作家”；有人看他的書，僅僅是因為“他有名”；有人想聽聽他的重慶話說得怎麽樣；也有人認為何偉的書已經“過時”：不再能代表中國，卻依然位於暢銷書榜首，反映出美國人對中國一向的認知偏差。
事實上，如今的涪陵高架林立、人口百萬，早已不是何偉書中所寫那樣，是一個必須坐船才能到、隻有20萬人口的小城。當年他任教的涪陵師範學院校園也已被廢棄，有些陰森、長滿雜草。“我的書，已經變成了那個年代的曆史，你要是看現代的中國，就去看Rob Schmitz的《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他笑著回答“過時”的問題：“我的書至少能夠讓他們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
何偉當年任教的涪陵師範學院校園已被廢棄，裏麵長滿雜草，有些陰森。在學院舊址附近，何偉見到了一位“故人”——他在《江城》中提到的開麵館的黃老板。那時黃老板的夢想是有一輛車，有一套房。
“半個世紀以來，沒有美國人在這裏居住過。”在師範學院舊址附近，何偉見到了一位“故人”——他在《江城》中用了一個章節講述開麵館的黃老板的故事：他的漂亮老婆，他的兒子，以及他的夢想，是有一輛車，有一套房。那時候黃老板的兒子才1歲。如今，黃老板已經有了幾套房。多年後再次見到何偉，黃老板有些激動。“20年前何偉幾乎每天都來餐館吃飯，算上他，一共有四個美國人來這裏吃飯。”黃老板回憶說，起初何偉隻能指著菜名比劃，過了幾個月，何偉會指著一個菜名問這個字念什麽，那個字念什麽。一個學期後，他就能熟練地點出想吃的菜了。“到了第二學期，何偉已經會講中文。一年後，能聽懂涪陵方言。”黃老板說，“另外三位美國人，離開時還不會講中文。”顯然，黃老板已經把何偉當成了朋友。
20年前，涪陵作為四川重慶的一個小城市，整個城市沒有外國人。像“何偉”這樣的老外，到任何一家餐館吃飯，或者到商店買東西，都會有一群人過來圍觀。“梅長樂會顯得比較恐懼，而何偉卻不害怕這種情形，他總是比別人愛溝通。”何偉還向他了解父輩的故事，並寫下了近代中國曆史的那一場土改，講到鄧小平上台以後，一切都好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可以自己做生意了。
“他總是比較愛說話，到了第二學期，何偉已經會講中文，再一年後，能聽懂涪陵方言。”黃老板說，“而另外三位美國人，走的時候還是不會講中文。”
何偉書裏有這樣一段話：“中國人大都對陌生人心懷戒備，社會學和人類學在這裏根基不深，對不同於自身的群體往往缺乏興趣，中國人生性不適合講故事，常常過於謙遜，不願意成為被關注的焦點。一般要等上幾個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才能讓一個中國人無話不談。”
這也許能解釋為什麽何偉的作品能適時地脫穎而出：“好的非虛構寫作，需要充分了解你的采訪對象，跟他們成為朋友。這樣才能在他們身邊，觀察他們的每個細節。”他一直堅持這種方式方法。當然，中國隻是他旅行的第一站，但無疑，何偉依然是最有影響力的“那個美國記者”。
事後“地球外參”再次致電黃老板，黃老板無意間提起：“是的，何偉來吃飯的時候，還給我看了《西行漫記》，但我沒看懂。”
從中國到埃及，兩個文明古國在他的筆下相遇
2007年，何偉離開中國。他建議作者不要在一個地方待太久，因為這樣“很難寫出更好的故事”。
從《廣場上的清真寺》《阿拉伯之夏》開始，何偉開始寫埃及。何偉曾經建議寫作者不要在一個地方待太久，因為這樣“很難寫出更好的故事”——他現在仍堅信這一點。2011年，何偉來到開羅，開始寫埃及的故事。“我總愛描寫那些同樣處於變動之中的人們，我發現，移民、遷徙、探尋者、逃離者之類的字眼總是吸引著我。”
他在埃及為《紐約客》寫的《客廳裏的民主》《雨中的伊斯梅爾廣場》《全球化闖入舊世界：中國內衣商的埃及路》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在揭示埃及的變或者不變。從寫人入手，一直是何偉的寫作手法。何偉讓“中國商人帶著情趣內衣走進保守的埃及，全球化使得兩個文明以這種方式相遇”。
何偉借用中國內衣商的視角來展現最保守的“上埃及區”以及穆斯林女性在埃及的生活和地位。何偉和這些人朝夕相處，觀察他們的一言一行。“林顯（中國內衣商）很少談及當地文化，但有一次我漫不經心地問他，埃及麵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麽？他斬釘截鐵的回答著實讓我震驚——男女不平等。在林顯眼中，埃及女人隻是呆在家裏睡覺。埃及想要發展，就得首先解決這個問題。”
他和這些人朝夕相處，觀察這些人的一言一行，但是為了保持非虛構寫作者的客觀性，又借由中國內衣商的視角引出一些關鍵的觀察，比如“林顯（文中中國內衣商）很少談及當地文化，但有一次我漫不經心地問他，埃及麵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麽，他斬釘截鐵的回答著實讓我震驚。‘男女不平等。”他毫不猶豫地說。’女人就呆在家裏睡覺。埃及想發展，就得首先解決這個問題。看看我家人—你也知道我老婆的能力。沒她我們這個工廠開不下去的。我的女兒也幫忙管這個廠。埃及女人才不會這樣。”
對比中國跟埃及，是何偉在埃及作品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視角，他自己說道：作為一個講著流利中文，在中國居住多年，熟悉中國，但是還正在學習阿拉伯語的外國人來說，從跟在埃及做生意的中國人打交道開始，來展望整個埃及，乃至揭示整個阿拉伯世界的一角，應該也是一個比較實際的選擇。
為此，何偉對埃及的中國工廠區充滿好奇，他說：“我更喜歡寫埃及的中國商人，因為商人要接觸整個社會，他們身上有很多故事。”在《尋路中國》的第三部分《工廠》中，何偉開著車來到溫州，他在那裏了解了溫州人做生意的方式和盈利的秘訣，拜訪了很多溫州的工廠和小企業，這為他寫埃及的中國工廠奠定了基礎。不過，何偉坦言，“埃及的經濟變得越來越不好，很多中國商人賺不到錢開始離開。”
“埃及的經濟變得越來越不好，很多中國商人賺不到錢開始離開，當然有些離開又回來了，但越來越多的人離開了埃及。”何偉對穆巴拉克和阿拉伯之春作了很詳細的了解，他說：“事實上，現在很多人都懷念穆巴拉克。這一係列的政變讓開羅人也覺得，現在比穆巴拉克的時期更糟糕。埃及讓人感到毫無希望。這可能是為什麽，我的作品似乎壓抑的原因。”
讓何偉對埃及另一“沮喪”的原因之一，是在埃及采訪有特殊的“困難”。“在埃及，人們從來從來不接電話。你打電話，根本不可能找到人。我在埃及打電話，從來沒有人接過。但是，如果你能去找到這個人，見到他，哪怕他是一個政府官員，他會跟你滔滔不絕地講述很多事情，哪怕一些他不應該說的，比如批評政府的政策，批評政府公共服務機構的管理混亂。隻要能麵對麵見到他們，你就根本沒法讓他們停止訴說。”
何偉名片的背麵，已經變成了阿拉伯語版的姓名和聯係方式。據了解他現在早已說流利的阿拉伯語，除了電話打不通整個障礙，大概已經沒有語言障礙去阻礙他的采訪。
出生於正統的基督教家庭，何偉談及，這對他本人看待事物是有很大影響的。“和平，這很重要，這也是我跟隨‘和平隊’來到中國的初衷。當然，埃及人跟我們很不一樣，他們大多數人是穆斯林，但是，也同樣有很多基督徒在埃及。埃及人相信，一切來自於上帝，他們很虔誠，在這方麵，我跟他們最大的不一樣是，我不相信一切都來自於上帝。”
他們是書寫中國的“黃金一代”
或許是對埃及感到失望，何偉計劃2年內重返中國。
何偉曾寫道：“中國人大都對陌生人心懷戒備，社會學和人類學在這裏根基不深，對不同於自身的群體往往缺乏興趣，中國人生性不適合講故事，常常過於謙遜，不願意成為被關注的焦點。一般要等上幾個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才能讓一個中國人無話不談。”
何偉沒有意識到，離開中國後，他在中國仍有大量粉絲。在成都，大量讀者前來參加何偉的簽名售書活動。有人說，何偉是寫中國最好的作家；有人看他的書，僅僅是因為他有名；也有人認為何偉的書已經過時，不能代表中國，卻依然位於美國暢銷書榜首，反映出美國人對中國的認知偏差。“我的書，已經變成了那個年代的曆史。”他笑著回答自己的書“過時”的問題，“這些書至少能夠讓他們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
他並不是寫中國的唯一一人。
20年前，在JF Kenedy的創建下，一個旨在“和平”的和平組織建立起來。就這樣，一批像何偉這樣的年輕人，作為美國和平隊誌願者被派遣到中國。它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會說中文，此前對中國的了解僅停留在美國人對中國不多的了解。後來，他們回到美國，又回到中國，他們每個人都變成了中美兩國建交的大背景下，兩國民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他們大部分人都在做著和中國這個國家或者中國人有關的工作。
近20年來，這些誌願者中，有7個人在美國、中國等其它海內外國家和地區，出版了關於中國的10本書。他們是書寫中國的“黃金一代”。獨立而相對客觀的寫作視角，讓他們的作品更能讓西方讀者所接受。
何偉也曾聊起過他在涪陵任教時最欣賞的一個學生：“安妮是班上最聰明的那種學生，喜歡自己拿主意，能夠遠離大多數學生都在老調重彈著的套話。”他覺得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和自己的變化：《江城》寫完後，他看著自己的文字覺得很奇怪。“我的聲音變了——和以前自己的文字聲音完全不一樣了，我不認識自己了。這讓我信心倍增。”
未來《江城》將會被拍成電影，有的讀者認為，讓陸川來執導不如賈樟柯更合適。對此，何偉坦言，賈樟柯對自己的書不敢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