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滴滴村:被互聯網收編的司機和他們的江湖
“你要是覺得，隨便玩玩就能賺到錢，勸你不要搞。都是靠時間熬出來的。”夏正武笑了，“我們所謂的自由，不是你們所謂的自由。”
“叛變者”
深圳梧桐山腳下的大望村，一直以大量湖南攸縣籍出租車司機生活其中而聲名在外，直到出現了“叛變者”夏正武。即使不是第一個“叛變者”，他也是最出名的那個。
回頭看來，2015年4月那個傍晚發生的事情，遠不止是一個49歲的出租車司機決意將自己12年工齡清零。他從此跳出了那張需要繳納份子錢但也涵蓋社保的特許經營權合同，也跳進網約車時代的滾滾浪潮裏。那晚還是一個小型專車公司的成立起點，讓一個與科技革命看起來很遙遠的村莊開始了自我進化。
那個乘客與別人不太一樣。從一上車，他就明顯話多。“師傅，你看著開車技術不錯，你開了多少年的車？”“生意沒有以前好了吧？”“那怎麽沒想到去開滴滴呢？”
在乘客汪國平看來，那個司機也是特別的。但凡打車，他就會和司機聊天，有些人根本懶得接他的話，有些人能聊，但答案不是他所期待的，提起滴滴不是充滿憤懣之意，就是帶有為難情緒，“我們不敢幹啊”，或者，“車還沒有到期”。但夏正武給人的感覺，健談、爽快，他的租約馬上就到了，他對滴滴的態度，似乎是開放的。
汪國平唇上留著兩撇小胡子，樣子看起來精明老練，說話偶爾有一點誇大其詞的傾向。他當時是小額信貸公司的老板，很多錢借出去了收不回來，公司一度要斷掉資金鏈。但畢竟有幾十輛車抵押在他手裏，他想著轉型成立專車公司，與滴滴合作。不是所有車都能派上用場——比如加長林肯幾無用武之地，但他眼下亟待解決的並不是車。他缺的是好司機。
汪國平向夏正武發出了邀請。“你幹脆跟我來搞專車吧。你是最合適的，深圳你閉著眼睛走。”
一個月後，汪國平的“快易達”專車公司成立，夏正武成為首批招募的專車司機之一。
專車司機與出租司機，像是移動互聯網語境裏的一對反義詞，讓人聯想到彼此存在競爭並帶有敵意的兩個群體。把它們放到一起搜索，出來的結果是不同城市的出租司機打砸、圍攻專車的新聞。
與互聯網世界更為接軌的深圳，出租司機們的落差更大。除了滴滴，優步、易到等網絡約車公司以及已被並入滴滴的快的，也早早在這座城市布局，通過一輪輪的割喉戰，完成了市場教育。出租車市場遭到嚴重擠壓。幾年前，一個出租車司機可以月入一萬五六，現在，七八千元已算是天花板。
但深圳的出租車司機與同是大都市的北京、上海的區別在於，本地人占比極少。湖南籍司機一度占據半壁江山，其中以攸縣人居多。夏正武原籍益陽，是攸縣的倒插門女婿。
從上世紀90年代，親帶親，鄰帶鄰，像快速迭代的無性繁衍，攸縣人相繼湧入出租車行業。而城中村因為房租便宜、停車方便，成了他們首選的棲居地，攸縣老鄉們選擇在故土之外，繼續做老鄉。皇崗村、石廈村、大望村，都是深圳人眾所周知的“攸縣的士村”。據估計，大望村住有1000多名出租車司機。
2 大望村是深圳著名的“的士村”，但現在村裏有了越來越多的專車司機。
兩條相互競爭的敘事線索被並入一條。很快，整個村子知道，有個出租車司機變成滴滴專車司機了。通過口口相傳，一些消息在村裏被交叉驗證著：他第一個月交了12000塊錢給他的妻子，這是他妻子在“太太團”聚會的時候聊起的。當男人們找上門來問，夏正武承認了。
那段時間，每天都有老鄉上門谘詢。早一批，晚一批，與出租車早晚7點的交接班時間相對應。夏正武實在，把自己所知道的——甚至他的收入支出的所有細節，全部分享。但他也很謹慎，不輕易出具意見，“情況就是這麽個情況，要不要搞，你自己判斷”。如果那人表達加入的意願，他才帶著去見老板汪國平。他也害怕時勢逆轉，帶人入錯行，“他們以後就會挑毛病，當時要不因為你啊……我沒有必要。”
但對於親人，他還是幫著拿主意。45歲的謝學文是他外甥，2015年10月交了車，打算回長沙做貨車司機的老本行。夏正武向他陳述利害，勸他“一起搞滴滴”。
謝學文算是被迫離開出租車行業的。2015年6月，他的副班司機不幹了，跑去開滴滴。“招副班”的告示在車後窗貼了幾個月，硬是招不到人。每月一萬兩千多的份子錢沒有人幫他分擔，出車的時間更長，但賺錢反而少了，算下來隻有四五千元。公司向他承諾會降租，但一拖再拖。如此熬了4個月，他再也無法忍受。
“我的頭腦很簡單，就覺得出租車做不下去了，我就不做了，也沒想可以轉一下。”謝學文說。舅舅雖然隻比他大幾歲，但“舅舅永遠是舅舅”，說話管用。對於有意離開的司機，出租車公司總會動用各種說辭挽留，但他們大概不會想到，那個最有效的遊說者，曾是己方陣營的一員。
恰恰是昔日技藝與經驗，成為這些老司機們在新行業成就卓越的機會。“不認識路是最麻煩的事情，但出租車司機都是活地圖。”汪國平說。他的專車公司除了租車費用，另一個收入來源是總體進賬的返點，而出租車司機們從來沒有讓他失望：他們能吃苦，習慣長時間作戰，同等時間往往能賺到更多錢——他們知道哪裏是訂單高發區。在招募員工時，他對其他行業的人會慎重選擇，但對出租司機——夏正武至少介紹了十幾個人，來者不拒。
2016年年初，一篇微信公號的文章讓夏正武在村裏再次紅了一把。因為服務好、用戶評分高，也因為那段轉型故事，滴滴公司將他樹為模範人物，並以他為主角拍攝，發布了一組圖文，在網絡上傳播很火。他因此被同行們笑稱為“滴滴村村長”。采訪的邀請紛至遝來，有幾個星期，手機被記者打爆了。
夏正武並不開心，拒絕了幾乎所有采訪。“每天接電話的時間都多過我做生意了，”他向汪國平抱怨，但又不能設置拒絕陌生來電，“我不是靠出名吃飯的，我是靠幹活吃飯的。”他告訴《博客天下》，“你們是第三家采訪到我的媒體”，並發誓這將是最後一家。
一次，有個乘客看了他半天說，好像在新聞裏見過他。他裝作不知道，敷衍了過去。“因為很多人心態不平衡，”他後來解釋，“你服務好？你出名？我給你打個一星（即最低分）試試？會有這種人。”
轉型之後，許多事情都隨之改變。座駕售價近20萬元，手刹變成自動擋，開起來輕鬆得多。
但他也失去了一些以往的樂趣，載客需全程靜音，他鍾愛的草原歌曲，沒什麽機會播放了。出車時間全由自己掌控，想休息隨時休息，沒有交接班的捆綁。在街上不停兜轉的接客方式已經成了過去式，現在他把車停靠路邊，等待平台派單即可，沒有訂單時，還可以睡上一覺。“現在比原來更自由了。”夏正武反複強調。
然而有一些事情，是恒久不變的。
按照新公司規定，每月有4天假期，提前報備即可獲批，不過夏正武、謝學文從未休息過。在出租車行業，主班司機比副班司機更吃香，攤的份錢少是其次，主要在於無需跑夜班，“睡眠質量會好一些”，但現在，熬夜是常態。他們通常每天上午10點出門——為了避過早高峰堵車，夜裏一兩點回家，如果訂單多，則可能跑到三四點，工作時間遠遠超過了以往開出租。出租司機夏正武，在交班後吃過晚飯，保持著在公園散步的習慣，但專車司機夏正武，想散步唯有繞著車走幾圈。
他沒有機會和妻子、女兒道晚安。
1夜裏12點後，專車陸續回村，一旦過了3點，找車位將非常困難
日入1000元是夏正武的平均收入，但看起來驚人的數字，是要經扣減的，每天租車費用200元，21.77%的流水額需上繳平台，油耗也要一百多元。
沒有任何人強迫他，他自願委身在那個逼仄空間裏，成為車的囚徒。“你要是覺得，隨便玩玩就能賺到錢，勸你不要搞。都是靠時間熬出來的。”夏正武笑了，“我們所謂的自由，不是你們所謂的自由。”
從老板到司機
賀軍與夏正武是完全不同類型的攸縣人。
“夏師傅是典型的老實人，做事踏踏實實。攸縣人性格跟他差不多，誰嚇唬他一下，讓他給幾千塊，他也會給。”賀軍說。
他坐在他開的湘菜館裏，毛主席的畫像就掛於壁上。他外號“肥仔”，有一副臃腫的身材，留著板寸，脖子上戴著條粗碩的金鏈子——盡管如此，他仍然給人一種無害的敦憨之感，去開滴滴時，他會遵守規定將鏈子摘掉。飯店是他的主業，開滴滴隻算興趣愛好。
與夏正武的謹慎風格不同，賀軍直言不諱到令人驚訝。他看好滴滴，理由是，“政府想打壓你，通過平台呼叫所有車，守在那裏抓就行了，來一個抓一個，一下子打盡。何必出去抓車呢？”他認為現在的處理方法是一種微妙的平衡，“大領導怪罪下來，他說我在執行了。”
他也是大望村的老住戶了。2007年，他在大望村開了這家湘菜館後，搬進這裏。“我算半個地頭蛇，什麽風浪都見過。”他說。開店不到3個月，東北混混、本地民兵與關外來的複員軍人3夥人，就在他的店裏發生口角，各自叫了人，展開對峙。他擺了兩桌好菜，請各方頭腦坐下來，平息事端。夏正武等人從未接觸到村裏的領導，但賀軍與他們關係熟絡，他們常來店裏吃飯。大望村沒有人敢欺負到他頭上。
那些年，攸縣人賀軍從不與“的士佬”來往，成天廝混的多是生意場上認識的外地人。“打車時你跟他說攸縣話，好像要占他便宜似的。”他解釋，一個不成文的規矩是，攸縣司機遇到老鄉打車，結算時要少收幾塊，把零頭抹掉。
但據侄子賀背的說法，主要因為當時賀軍高傲，瞧不起人。賀背今年24歲，從15歲起就出來跟著叔叔學廚。“他經常不跟你說話的，館子裏的人都怕他。”
1賀軍與侄子在他開在大望村的餐館裏吃午飯（左一、左三、左四依次為賀背、賀軍、賀熊）
1989年，14歲的少年賀軍帶著幾十塊錢隻身闖深圳。在餐飲行業，他在曲折中一路上升，成為廚師長，獲得股份，最多時手下帶著200多人。他身上有股野蠻的生命力，粵菜原本是他的專攻，但因為湖南人身份，手藝再好也難被認可，才半途改學湘菜。“我以前家裏很窮，錢都是自己賺到的，沒人管到我。”他自稱是家裏的土皇帝。2007年時他最誌得意滿，在深圳的幾個不同地方都開有餐館。
但也正是那一年，他開啟了一段此後困擾他七八年的地獄之旅。他沾上了賭博。
麻將、骰盅、牌九，乃至香港的跑馬，什麽都賭。他的癮越來越大，後來是去澳門賭場的貴賓廳。當然是輸多勝少。開在西麗的一個餐館，在一場麻將中作價320萬元輸掉。而輸得最大一次是在澳門，十幾個小時裏，他先是贏了260萬，但竟不收手，直至輸掉500萬。當時他身無分文，收債人給他買了船票，押著他回深圳。另一座酒樓因此被抵押掉了。
輸錢的事情傳回老家。他父親趕至深圳，追問他到底輸了多少錢。他死咬住不說。“這個錢是我自己賺的，我沒從家裏拿過一分錢，輸了多少錢不用你們管。反正我也給過你幾十萬。”他對父親說。父親氣得半死，當晚就回了老家。
至2009年時，他所借的高利貸利滾利已達300多萬元，而他身上隻剩一百多萬元現金。他對妻子說，這些錢你拿走，我們離婚吧。講了幾次，妻子始終不願意離開他。
債務終歸是要麵對的。他把所有放高利貸的人約到一起。“利息一分錢沒有，本金我慢慢還。如果不同意，就一分錢不給了。”按原約定，300萬的欠債每月要還45萬利息，他根本還不起。他橫下一條心，如果來硬的，就做一輩子的混混。
對方唯有同意。某種程度上，也得益於他市井生存的經驗，借債時在借條上寫明本金與利息，而非籠統一筆賬，這樣高額利息就不受法律保護。此時，他隻剩下大望村一家店，另一家亟待裝修的店因現金流斷裂而變賣。
此後他用了整整4年還清這筆賭債。連續4年春節，他都沒有回過攸縣。“因為沒有錢。我們那裏講究排場，過年要放炮。”
這些聽起來驚心動魄的故事，賀軍講述的時候，語氣很平靜，某些情節反而缺少戲劇化。比如他說到，當他提出離婚而妻子拒不應允時，兩人一滴眼淚都沒掉過；輸掉幾百萬的那些夜晚，他也沒有失眠，倒頭就睡。
但他還在賭。澳門去不了，就在村裏賭小錢。昔日白手起家的攸縣之子，淪為故鄉的反麵教材，一直追隨他的侄子賀背也走了——他當時尚欠賀背母親5000元。“以前總有幾個人願意跟著我，當我倒黴的時候，他們都離開了。”他說。
也許隻有親曆者才能理解他的轉折——真正讓他決定金盆洗手的，不是一場滅頂式的大敗，而是親友鄉鄰的催債壓力。全是小賬，“你那裏幾千，他那裏幾千，我覺得很煩了，給我壓力太大了。我才戒賭”。
2015年中，村子裏漸漸有人開起滴滴後，賀軍也加入了這股潮流。最開始是開快車，後經人引薦，進了汪國平的專車公司。賺錢在其次——他的餐飲生意大有起色，在受訪的夜晚，他剛剛送了700份盒飯到會展中心——重要的是，把零散時光全部消耗掉，就不會想到賭。
“我想把我的人生改變。”賀軍說。
每晚他在後廚幫忙，飯點過後沒那麽忙了，才開車出去。但不要以為他對自己沒有標準，每次出去哪怕再晚，至少要賺到500元才回家。
為了符合專車司機的著裝要求，他買了兩套以前從沒穿過的襯衣西褲。這種裝束並不能讓他看起來像個真正的紳士，也算不上舒服，“我肚子大一點，白襯衣就有點繃”。但就像變裝的超人，他投入到那個嶄新的角色中。車廂備有T恤和短褲，收工時他會在車上換掉。
曾經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在大望村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變得封閉而沉默。舊時生意夥伴都身家千萬，他被拋在了最後麵，感覺不好意思一起玩了。而攸縣“的士佬”呢，他們並不在一個圈子裏。
現在，他似乎完全融入到新朋友中。因多年來在村中的“江湖地位”——也是順應本人意願，他擔任起名為“賞罰群”的微信群群主，管理賬目。按公司規定，司機每次被評為一星，罰100元，如果全天沒有3星及以下的評分，汪國平獎200元。利用這個小金庫，公司組織活動與聚餐。不久前，司機們還一起去了趟大梅沙。
至少按賀軍的說法，從前的老板朋友，沒有因他去開專車而嘲笑他，“他們說我變了，不是以前的‘肥仔’了”。
滴滴不是萬能藥。把賀軍從賭徒命運中拯救出來的，是他自己。而他的妻子，當然還是原任，依然在他的生活裏。
隻是在某些時刻，過去的痕跡仍會不經意流露。比如，當談及當日跑到的一個金額較大的訂單時，他用的是牌桌上的話，“手氣還可以”。
家族
聯接夏正武家族的那條隱形紐帶，就長在大望村裏。某種程度上，他們的生活變遷標示了這座城市的外來務工史。
2003年，夏正武到深圳之初，就住進了大望村。在那種村民自建的“握手樓”，他住4樓，樓下住著妻子的哥哥與姐夫——他們更早些年就來深圳開出租了。這種家族式蟻居，或許初衷隻是圖個相互照應，事實上足以對房東形成合力的對抗。“每次說要漲房租，都遭到司機的全體反對，他們會聯合搬走，”一位房東抱怨說，“因為這裏的司機都是集體住在同一棟樓裏，他們搬走了，一棟房子就全空了。”
當時的出租車行業是香餑餑。“一般白領是一個月一兩千塊錢，高級白領是三千多塊錢，但我們能拿一萬多。”
出租車屬於特許經營，想申請到一輛車絕非易事。“你去搞車，隊長把抽屜打開，你把現金裝到信封丟裏麵，他把抽屜一關。”夏正武回憶，“茶水費最少6萬。反正行業裏這麽一句話，如果你當隊長，經曆過一次舊車換新車（需重新申請牌照），你就賺了。”這個潛規則在2010年被媒體曝光後才嚴格禁絕。
副班司機雖無需操心牌照，但也需要關係。“你都不知道他是哪裏來的，你會跟他搭檔，把車交給他嗎？你不會的。”鄉鄰關係自然地成了一種準入門檻。
住進大望村後，夏正武從來沒有搬過家。“環境確實非常差，但你想我每天幹活這麽辛苦，讓我搬家我也不想弄。”他的一室一廳在2003年時月租是350元，現在漲到1100元，大約隻有市區公寓的三分之一。
夏正武逐漸把他原籍益陽那邊的親友——這些年算下來至少有十幾個人，引入到深圳開出租。光在他家長期借宿過的，就有4個人。直至現在，客廳裏還擺著張床，以備接待客人。外甥謝學文也在舅舅家住過，他考了兩次上崗證才通過，前後住了一個多月。穩定下來，他才搬到幾分鍾步距的另一幢樓裏。“出租車司機好像群居動物，都是我介紹你，你介紹他，然後枝繁葉茂，越來越多。”夏正武說。
1夏正武當年帶外甥謝學文加入出租車行業，現在又帶他開起專車（左一為夏正武）
總體而言，夏正武絕非那種輕易與人發生衝突的人，但家人有事，他會衝在前麵。他承認，有幾次“打仗”，都是為了外甥謝學文。
幾年前在加油站，有個小子不好好排隊，還賭氣撞了謝學文的車。他勃然大怒，呼叫老鄉支援。當時已至下半夜，大家都不接活了，一路飛馳過去，“所有的紅燈我們甩都不甩它”。
情理都站在他們這一邊，十幾個人把加油站一圍，下車就把那人給狠揍了一頓，一哄而散。後來警察來了，問是誰打的。謝學文回答，都是路見不平的，不認識，打完就走了。他最後賠了500塊錢。
“我們都是輸錢不輸氣的。”夏正武承認他也動了拳頭，“老鄉不幫老鄉，誰還幫你呢？”
“司機這個群體你管不好，他們就是一群流氓。你管得好，他們能變成有用的人才。”汪國平說。
他的方法是把夏正武任命為隊長。與出租車行業的隊長不同，這個隊長需要親自出車，也不可能“打開抽屜”。他沒有什麽實權，更多近乎一個榮譽，以及溝通的橋梁。在這個現有約80名專職司機的公司裏，有十幾個人都是夏正武帶進來的，甚至是他的親戚，他的聲音至關重要。
“如果老汪說，可能別人並不會相信，因為他是老板。我不是老板，我跟你們天天住一起的，不可能害你啊。我從來不說假話的。”夏正武說。
在法律關係上，滴滴平台與專車司機隻是合作而非隸屬關係，並無日常交集。為了最大化調用資源，平台的獎勵政策時常變動，一些溝通上的誤差難免產生，而一旦控製不當，可能演變為司機與滴滴的衝突。但至少在汪國平的專車公司，此類事件從未發生過。
汪國平的公司裏另一個有重要地位的人，是賀軍。他在大望村攸縣人中有著很強的號召力，而且，他的3個侄子也都進了公司。他沒有獲得隊長一職，私下裏他也會說，“都是因為老汪怕我造反”。但千萬別把他想象成狠角色，現在的他深具親和力，公司裏誰都可以叫他“肥仔”——他喜歡被人這麽叫，隻有3個侄子不能。
“肯定要叫叔啊，輩分不能亂。”28歲的賀熊說，早年間他也跟過賀軍一段日子，學煲瓦罐湯。
最早加入的侄子是賀背。過去幾年，他在佛山幫父母看店，本想去廣州開出租，賀軍召喚他——欠他母親的5000塊錢早還了，他就回歸了。現在，他就住在賀軍家裏，獨享三居室中的一間，來客人就睡客廳沙發。
賀背身份證上的名字不是這個，賀背是他小時候用的原名。但賀軍依然這麽叫他。他是看著侄子長起來的。“生他的時候，他媽差點死掉，背出來去醫院的，所以叫他賀背。”賀軍說。
賀熊之前在廣西開了3年家具店，生意垮了，虧了80萬，才決意投靠叔叔。目前他和賀背都有了自己的專車。第三個侄子5月底才來，車還沒發到手。
賀軍的餐館成了侄子們的食堂。每天上午出車前，他們會在這裏吃碗米粉，其他時間趕上飯點，也一起吃飯。當然是免費的。
賀熊初來乍到，賀軍為他擔任起向導，帶他在村子轉。他提醒侄子，他所住的區域比較亂，“打牌的都在那邊”。
與許多城中村一樣，大望村自有看不見的江湖。這些事情賀軍一清二楚。早些年，地下賭檔與放高利貸的營生被東北人的幫派控製。上百個河南人也住在這裏，負責給龍崗與平湖的迪廳、夜店看場子，到了晚上就一窩蜂地出去了。現在，大的幫派都不在了，隻剩下一些零星的放高利貸的小混混。
走在村裏的路上，一輛車迎麵開來，車裏的人探出頭向他打招呼。車駛過後，他輕聲說道：“那人是個放高利貸的。”
他早就對那些人把醜話說在前麵了，“如果你敢借給我侄子，我一分錢不還你們”。
侄子們一天到晚在外麵出車，兩三天難得見一次麵，但隻要碰到一起，他就會問起每人的業務量。“3天隻做1000多元？”他對賀背的成績很不滿意，“上周還跑了7000塊呢。”他懷疑侄子們又去聚餐了，“耽誤時間”，他嘟囔著。幾周前3人就曾先斬後奏，過生日喝酒去了。
他每天查崗，在微信裏看侄子們有沒有回話。如果沒有，就直接打電話。他訂下規矩，看見他的未接來電，必須馬上回複。賀熊曾因回複不及時被他憤而拉黑。
有一次，賀熊的同學來找他玩。他就沒有出車，約上賀背，幾個人把手機一關，去賓館打了一天牌。晚上回餐館，賀軍將他們攔在門外痛罵：“如果你們這麽瞎混，全部滾出去。”原來，他通過車載衛星定位係統查到侄子們的位置。“定在那裏沒動過，肯定在賭博。”
他不想侄子們走他的老路，“在這裏的年輕人很容易沾上賭博。從打小牌開始，輸了錢，旁邊馬上有人借你高利貸”。
實際上，他們隻算遠親。在攸縣農村“賀家組”的56戶人裏，低一輩的賀姓男丁都是他侄子。“不單單開滴滴他才管我，他就等於我們親叔一樣，全部要管，包括與老婆吵架。”賀熊說。
角色轉換
賀軍與他的第一個乘客相處並不愉快。
那是2015年5月，他剛開滴滴快車，從大望村接上一個女人，結果遇上了堵車。那人一直罵個不停，他很快就受不了。他半途放下乘客，並按照13元的快車起步價塞去15塊，“你不用找了，反正我不拉你了”。
他掉頭就回家睡覺去了。後來他在司機群裏抱怨，別人告訴他，這種遭遇挺正常，沒什麽大不了的。
作為回報，他獲得了一個“一星”的最低評價。
當他跑到一百多單的時候，他又遇到一樁堵心事。事由是他不對，那天他與侄子剛好都有接機預約單，他想早些回家，便私下和侄子調換了。把客人送到3個不同的地方後，最後下車的那個自稱從事互聯網行業的女人指出他人車不符，拒絕付款。車費是280元，他賠了女人300塊錢。
“300塊對我沒什麽，但我剛剛做滴滴，不想被投訴。”他回憶。
他之前哪裏受過這種委屈，開餐館遇到的客人五花八門，但有事輪不到他出麵，有經理頂著。“那個女的太狡猾了。人車不符，你可以不上車，把所有人送完了，才說不付錢。”
“酸甜苦辣都嚐過，把我的性格也磨掉了。”賀軍感歎。
每一個滴滴司機都麵臨著挑戰。對於曾經的出租司機來說，他們需要對抗的，是昔日的慣性。
謝學文從來是個不愛說話的人，開出租車時幾乎不和乘客說話，看見有人招手，停車、開車、收錢。但現在，他必須要說了，接單後的標準用語是：“您好，我是您的專車司機。”
而當他說起話來，又是個大嗓門，甕聲甕氣的。他必須控製，用一種略顯怪異的發音方式——聽起來他好像在依賴鼻腔說話，才顯得溫柔一些。但有時乘客聽不清，他就想，“完蛋了”。
最初開專車的一段時間，他的評分隻有4.7，屬於全公司墊底的極低評分了。他很苦惱，向舅舅抱怨，就差給乘客當孫子了。比如有乘客抱著小孩坐在副駕，他會說：“先生，您這樣坐是不行的。”那人說沒事。他有點著急，但還是客客氣氣，“路上很多攝象頭，抓到了要罰款的”。那人還是無動於衷。
“我能再說嗎？我說了，他給你一個一星怎麽辦？”以前在出租車上，他哪需要管這些。
“你表達的是你的立場呀，你是怕扣分怕罰款，你沒有站在乘客的立場。”夏正武給外甥演示正確的方法，“如果急刹車，這個小寶貝坐在前麵不安全。這樣乘客很願意接受的。”
“我哪裏想到那麽多喲！”
“換位思考，懂不懂？換位！”
慢慢地，謝學文的評分也長上來了。“他那個人畢竟學曆不高，讓他說出個所以然來，他也說不出來，但是這個人是誠實肯學的，我一教呢，他還是會聽我的。”夏正武說。
1謝學文以前不愛搭理乘客，但現在他有意識地在提升自己的親和力
賀軍的滴滴之旅在繼續。這一年，他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人：一個青年臨登機時才發現手機忘在車上，賀軍返回出發點，把手機交還他的父親；一個麵色憂鬱的香港人去皇崗關口，聊了一路自己不開心的事情，最後竟給了50塊錢的小費；兩個美國人完全不懂中文，靠著手機打字，最終順利抵達……
一個離異女人一路上都在同婚介所打電話，直至到了目的地惠州，才發現她原本要去的是惠陽，他於是主動提出免費送她一程，以避免投訴。但一路上他們聊得很開心，女人確認是自己搞錯了，照價全付，還說到下次去爬梧桐山，要順道做客他的飯店。
賀軍發現，他喜歡上了與乘客聊天。
從有些角度看，乘客與司機的地位似乎並不平等。乘客一旦投訴，依據汪國平專車公司的規定，司機就要接受罰款，還會影響每月返點。一位司機講述了某次他的兩難處境，情侶在他車上，一個要調頭回家，一個堅持往前開，他不知道聽誰的，兩個人都是他的“上帝”。他試圖調和，被罵了一頓，拿到低評分。
一般預約等待限時10分鍾，接機則必須無限等待。賀熊曾從下午2點等到淩晨——預約期間無法接實時單，才接到乘客電話，飛機因大雨降落於汕頭，訂單取消。
在所有受訪者中，夏正武是唯一願意理解這種不平等的人。“滴滴憑什麽跟出租車來搶市場？服務。你憑服務贏得市場，而不是靠價位。”
他們更有禮貌。他們更友善。他們更在意你的感受。但他們不是新的人類物種，他們是你在出租車上可能遇到的同一批司機。他們都不完美——謝學文說話甕聲甕氣，賀軍是個賭徒，夏正武曾為侄子出頭打過人。
但這些不完美的人，盡力在提供盡可能完美的服務。
同一個屋簷下
置身大望村，你很容易忘記這裏是廣東。村裏餐館選擇不多，湘菜館占了絕對多數。湖南人鍾愛的檳榔在每個小賣部都可以買到，賀軍店裏的夥計一天要嚼4包。“攸縣”成了一種商標，如果說用在餐飲業尚可理解，但一家理發館與修車廠也冠以攸縣字樣。
“隻要你願意，你可以在這裏全天都講攸縣話。”賀軍說。
如果稍微觀察，你會發現大望村壯年人占了多數，老人和小孩占少數，與湖南的村莊恰恰相反，就像是互相咬合的齒輪。
很多人都會把稍大的孩子放回老家，小的帶在身邊。賀軍16歲的大女兒在攸縣讀中學，9歲的小女兒則在大望村讀小學。很難視她為廣東人，因為她不會說廣東話，在這個村裏，廣東話是排在普通話與攸縣話之後的第三通用語言；也很難視她為湖南人，因為她尚缺那裏的生活經曆，她在大望村出生長大，老家總計隻回過2個月。
無論賀軍與夏正武有多少不同，至少有一點上是一致的：他們在大望村已經生活了足夠長的時間，但依然對這個地方缺少歸屬感。
“這個村子我不喜歡也不討厭，但我喜歡老家，永遠不會改變。”賀軍說，“這裏的米粉雖然叫攸縣米粉，但沒有攸縣的味道。”夏正武則肯定地說未來要回湖南，“等我孩子一上大學我就走”。
10年前的大望村，最多的是製衣廠。互聯網對大望村的第一波改造是製衣廠的逐漸消失。信息透明化的力量與網購的消費習慣，殺死了欠缺競爭力的小作坊。
現在，第二波改造來了。
盡管變化仍持續發生，就目前來說，出租車司機轉開專車的，還是少數派。更多人的心態是保持觀望，不敢冒險。
而即便像夏正武這樣的先行者，也選擇每月租車，而非像賀軍與其侄子那樣自行購買。實際上，他每月租金要比月供還高一些。
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如果追問下去，夏正武會忸怩地說，“因為這個新生事物，政策性的東西誰也不敢保證搞多久。如果我買個車，搞一年就搞不了了，那我折現賣掉的話，這一年白幹了。租車簡單，我不要操那份心”。
移動互聯網早已覆蓋了大望村，但如果不是加入滴滴，夏正武是屬於這個網絡之外的人。他早就用上智能手機了，但隻使用打電話這一個功能——發短信都很少，他覺得打字費勁費時。加入滴滴後，他的手機裏至少多了兩個移動應用，“滴滴”是必須的，另一個是微信。
但直至現在，他對自身的互聯網改造不盡如人意：他總是忘了看微信，汪國平與他達成共識，有事直接打電話；由於跟不上“搶紅包”的節奏，一位滴滴的總監在過年時不好意思地問起他，“是不是最近有情緒，怎麽一個都沒搶”；他自拍技術恐怕遠遠落後於他的車技，他的微信朋友圈隻有一張自拍照片，若非被提醒，他意識不到眼睛是閉上的。
2015年1月，汪國平將公司的新年聯歡會放到賀軍的餐館舉辦，他不放過每一個普及滴滴的機會，“滴滴專車公司”的條幅就高高地掛在店門之外。這個舉措引發了內部的擔憂。這裏可是傳統的的士村啊，“這麽高調不怕被砸場子嗎”。
這種敵對是可以理解的。兩個陣營的人總能在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相遇，專屬經營權被共享經濟（滴滴的專車、快車有近80%是兼職司機）所挑戰，而最煩躁的是，輿論的同情與支持主要還流向了那一方，有些乘客上了出租車竟然還會毫不客氣地褒貶評價。都是滴滴的錯。
即便夏正武也承認，當他還開出租車時，對滴滴“有一點討厭，如果你問我路的話，我就不會告訴你”。而謝學文開了滴滴後，也能感覺在路上遭遇前同行的怨氣，“他知道我們是幹滴滴的，有時候超你的車，或者變道，對你不客氣”。
但那場聯歡會平安地結束了。
其實，彌漫於外界的滴滴與出租車的緊張氣氛，在這個處處是熟人網絡的村裏並不存在，每個家族都有不同陣營的人。雙方的對話常常是這樣的，比單價，比客源，購車要多少錢，被抓到罰款多少錢，每月賺多少錢。“天天就是聊這些，對比。”賀熊說。
在夏正武印象中，從2003年到現在，深圳出租車隻停過3次工。一次是非典期間，一次是爭取燃油補貼，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1月，針對滴滴。
停工發生，大望村的出租司機向來共同進退。“有時候並不是心裏想罷工，是為了大局，”夏正武說，“大家都罷，你要不罷，你以後在這個村裏麵怎麽見人啊，人家說你八輩子沒見過錢。”
盡管停工是因滴滴而起，鄉鄰間的和諧關係並未破壞。夏正武記得那天早上，他大哥把出租車停在門口，對他說：“你快出去吧，外麵好多客。今天讓你們賺個飽。”
那之後的幾天，深圳政府發布消息，“鼓勵出租車企業降低租金以減輕駕駛員的負擔”，並對每輛車發出每月2000元的補貼。
“其實做出一點小小的讓步，出租車就不會餓死了。他們心理上受到安慰，政府還是重視我們，就像解決兩千塊錢，第二天就開工了。”夏正武說。
從前開出租時，他也琢磨過行業改革。“但是我想又有什麽用呢？誰會給你改革？因為它沒有受到衝擊的時候，是沒有人站出來說話的。”他認為兩個陣營不該敵對，“相反有滴滴專車之後，你出租車司機更有理由，讓政府和公司做出讓步，減租。如果沒有滴滴，一輩子都不能實現。”
夏正武獲得過“優秀出租車司機”的證書，全年無投訴、無違章、無罰款。他說他從不繞路，撿到手機會返還失主，但他也承認，他會拒載。
對於那個他已經離開的行業，你能感覺到他的感情仍在，“不管是司機服務水平、整體素質，全國沒有一個城市的出租車能夠跟深圳比”。
他仍會努力地為其辯護，他說乘客以為的繞路，可能是因為這座城市單行道較多；提及行駛於關外的“綠的”經常不打表，而且投訴往往是無效的，他強調關內的“紅的”不一樣，“是正規軍”。
“深圳管得多嚴啊。”那些內部製度他記得清清楚楚，“發現一次繞路罰款兩千。多繞的錢，按50倍返還給乘客。發現兩次，取消上崗證……”
至於滴滴與出租車在所難免的競爭，誰該獲勝，對於夏正武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我有親戚開出租車，也有親戚在開滴滴，我希望雙方都不要失業。最完美的結局。”他說。
采訪結束時已是淩晨3點，此時到黎明是大望村最難找車位的時間段，因為專車都回村了。路旁停滿了車。夏正武把車開到了村中一處林中空地，但樹與樹的縫隙也都擠滿了車，要知道擱兩年前這裏一輛車也不會出現。
兜轉多處地方，半小時後，他終於死心了。
他唯有冒險一試，將車開到家樓下。他極不情願，因為要穿過一處極其狹窄的胡同。天黑看不清，他心疼車被擦壞。車以近乎嵌入牆壁的狀態，一厘米一厘米地推進，通過了那條幾米長的關口。
夏正武長噓一口氣，他的一天結束了。按照他的習慣，他要抽幾根白天沒太多機會抽的煙——他總怕煙味沾到車廂，然後衝涼，吃飯，睡覺。
他所在的大望村則是不會沉睡的，不斷有夜歸的車燈亮起，而幾個小時後，大批出租車將啟程，它們顏色一致，向著城市進發，有如道路上的蜂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