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怎樣培養領導人：當首相至少需要從政二十年
在日本，不管對什麽事情，每進行一次民意調查，總有些不滿的回答：政府過於袒護大企業啦，政治家自私自利啦，官僚盛氣淩人啦，學問不切實用啦，現代文明過分偏重於物質文明啦，通貨膨脹過猛啦，住房情況太糟啦，等等。即使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最興盛時期，被調查的家庭，也會表達對經濟的不滿。可是，關於發展經濟、建設城市、控製汙染、取締犯罪等問題，歐美各國政府是否比日本做得更好呢？這不妨問一問考察過外國的日本人。他們往往是遺憾地搖頭，慨歎歐美各國為什麽頹廢到那般地步。歐美以外的國家的狀況，不言而喻，那是更糟糕的。日本人雖然全部了解這些情況，但卻馬上轉換話題，問起你來：“你看日本什麽地方還不行？”這在外國人看來，日本人真是不知足啊！
日本政府為什麽能夠比其他國家更好地解決了當代社會麵臨的這些問題呢？日本是怎樣選擇和培養去解決這些問題的領導人的呢？那些身負重任的領導人們為什麽能完成任務而不沉溺於私利私欲之中呢？為什麽日本的官僚製度既不腐敗又不脫離國民，而一直保持著能充分解決問題的權限呢？
2009年4月21日，日本茅崎市，在專門培養日本政治領導人的鬆下政經塾內，一名學員遭教員“當頭棒喝”。建於1979年的鬆下政經塾由鬆下集團創始人鬆下幸之助斥資70億日元創建，目前已培養逾200名學生，其中近70人踏足政界。
日本由兩個集團執掌大政方針：一個是以首相為首、包括各省大臣在內的政治家集團，另一個是高級官僚集團。與其他實行議會民主製的國家一樣，首相由國會選舉產生。可是，自一九五五年以來，自由民主黨在國會中一直維持著第一大黨的地位，國會的權限隻是承認自民黨所選出的總裁為首相而已。首相主要是從國會議員中任命內閣大臣及各廳的長官。通常，內閣的核心成員都是自民黨各派係的首腦。
日本的政治家雖有權決策，但與美國的政治家相比，他們是不容易指揮官僚的。對於各省廳的人事，首相任命的隻是大臣和政務次官，而實際左右各個省廳的卻是官僚出身的事務次官，可以說各個省廳的重要事務，並非由政治家，而是由官僚們一手包辦的。
這樣一來，日本官僚的權限很大，相反，比起美國來，地方自治體的權力較小，司法部門對行政部門的權限也小。雖然大臣有相當大的權限，但比起美國的議會來，日本國會的權力較弱。在日本，許多行政法規是由官僚而不是由國會議員起草的。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畢業於東京大學。
所有的高級官僚都有足以炫耀的學曆。全國共有二百萬名大學生，其中最優秀者均集中在東京大學，這一點是為社會所公認的。進入這所大學，必須通過嚴格的入學考試。在東大中，法學部又占有特殊的位置。學生們在這裏與其說是學政治學、法律學，不如說是在學如何當官執政。應屆畢業生經過高等文官考試合格之後，才進入官廳工作。其中，成績優秀的畢業生，可進入大藏省、通產省、外務省、經濟企劃廳等有權力的省廳。這些省廳每年各吸收二十幾名精英學生進來，其中十五名左右為東大法學部畢業生。過去，東大法學部畢業生曾占十八九名，現在比以前放寬了一些，也放進一些其他大學的畢業生。其餘的名額則為其他的國立大學，如京都大學、一橋大學以及慶應、早稻田等著名私立大學畢業生或東大的經濟學部畢業生。這樣培養出來的精英官僚，不僅有才能，而且為社會所尊敬。具有這種精英機構的國家，除日本之外，恐怕隻有法國了。美國有些官僚的薪金比日本高級官僚多，但是，他們既未受過這樣的教育，也不是通過考試選拔上來的。如果硬要在美國尋找類似的人，大概就屬那些大學畢業後又進法學院學習，然後進最高法院工作的人了。日本善於在本單位內部長期培養人才，直到退休年齡，這一點與美國大相徑庭。
每年總共有五百餘名精英進入省廳工作，要求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全麵手”。他們一進入機關大門，便按“論資排輩製度”的慣例行事。例如，每天十點上班，比普通職員要晚一個小時，因為慣例如此。可是，普通職員五點或六點鍾下班，精英官僚則工作到九點或十點鍾，星期六也不例外。他們總是準備承擔額外的工作。工作忙時，就在機關裏過夜。他們的薪水根據“論資排輩製度”晉升，但比在民間企業工作的同學，收入低一些。官廳的辦公室較簡陋，特別津貼也少。法律上未規定退休年齡，但幾乎所有精英官僚都在五十五歲退職。一般官僚可以多幹幾年再退職，有的年過六十五歲，仍繼續工作。日本的精英官僚要求為國獻身，這一點其他國家大致相同。他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是在處理國家大事，因此辦事得當，就感到莫大的自豪。
這五百多名精英官僚結為一體，形成一種集團思想。他們有時不免受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壓力，但在過多幹涉自己工作的政治家麵前，官僚們能毫不猶豫地團結起來。工作以“課”為單位進行，“課”的工作如何，根據它對整個機關作出多大貢獻來衡量。一個人在“課”內的評價如何，根據他能否同上下左右協調地工作來決定，上司是不會提升一個不能協調工作的人的。每個人在自己的“課”裏發揮積極性，以保持本人在整個機關裏的地位。
精英們按部就班，在一個崗位上工作二至四年。開頭幾年為見習期間，然後安排到地方、國外或機關的主要“課”裏工作。他們曆任兩三個單位的職務之後，就可顯出普通精英與超精英的差別來。特別有培養前途的人，被安排到大臣官房等有權力的部局裏工作。這批人到了三十歲，就可以顯出在同時進機關的人中，誰可能在二十年後當上事務次官。在五十歲前後，同期同學中幾個出類拔萃的人，當上主要局的局長，其他的同學，則全體主動辭職。過不了很久，人們又會評論在局長當中誰最適合當事務次官。當現職的事務次官指名誰接他的班時，其他的同期同學則全體主動辭職。辭職並不是規定，而是慣例。辭職之後，他們的未來是有充分保證的。民間企業和各種政府團體的肥缺已為他們準備好了。他們還可以登上政界舞台。企業和團體歡迎他們，固然是因為欣賞他們的能力，但主要還是期望他成為本單位與原官廳之間的橋梁。因此，他們在辭職之後，仍然努力繼續同原官廳的同事保持聯係。
日本東京大學。
在官廳任職年深月久，同屆同學中可能登上事務次官寶座的人選將越來越集中，到最後會集中到三四個人身上。一旦覺得自己可能當頭頭，還要幹二十年才行。在美國，政府有權任命一些不甚有知識和經驗的人去當各部門的第一把手，這使日本官僚驚歎不已。哪怕他是法律學家、學者或實業家，都有個隔行如隔山的問題，一個外行難道能勝任工作嗎？在一個人地生疏的機關，怎麽能夠掌握確切的信息資料，對別人發號施令呢？他們帶著這些疑問，並不完全是在諷刺地對訪日的美國人說：“你們能從外麵選拔有能耐的人，最大限度地發揮他的才能，把新的思想帶進來……貴國的製度，實在令人不勝敬佩之至。”
同屆同學的高級官僚們，不管在本部門，還是在別的部門，隨著同時升級，交往也加深。這種交往關係，許多人開始於就讀東大法學部時期，或者更早，開始於所謂尖子高中時期。當然，在同一省廳工作的人，接觸機會多，容易親密起來，但與其他單位的人也有交際的機會。互相了解了，就能更好地溝通思想，交換意見，比單純的公文來往和公式會議上的討論要方便得多，也容易估計到在某個問題上，其他的省廳會作何反應。一到四十歲，身居要職的官僚便要積極地利用與其他省廳的同屆同學交際的機會。這樣做，有利於順利地進行工作，進而，在晉升到真正的高位時，這些交際會比以前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華盛頓，每當新政府誕生，總是任用新人為政府各部的部長，以求克服官僚主義的軟、懶、散狀態，這種做法已成慣例。這在日本人看來，是官廳部門完全屈服於總統的權力，等於失去官廳的自主性和無畏精神。而且，從長遠來看，這也有礙於培養有才幹的官僚。日本的高級官僚因平時辦事不受別人橫加幹涉，他們以身為官僚而自信，善於互相配合，能大膽地發揮領導作用。如果他們不得不奉承外來的領導人，那就談不上有什麽自信和威信了。對他們來說，把第一把交椅讓給外來的外行，是難以忍受的。
那麽，日本是怎樣做的呢？首先，精英官僚的人數少，所以他們無需去幹許多下級官僚幹的那些繁雜的事務性工作，能從大局出發考慮國計民生的大事。第二，日本的精英官僚常常與記者、政治家、各種審議會接觸，每每需要向對方說明自己省廳的計劃和見解。
為協商共同的問題，各省廳的主要官僚們還經常召開會議。每周舉行的事務次官會議就是其中之一。為了在這樣的會議上不使自己的單位落下壞名聲，他們得敏感地了解輿論動向和其他單位的要求。當然，每個單位都各有自己的權限，所以，都能相應地發揮各自的行政效果，而不會一味聽命於別的部門的意見。可是，因各省廳根據自己的判斷采取的行動常會引起別的部門的不滿，所以，各個省廳都為取得更好的成果而努力。這些高官要人同政界、實業界、新聞界頻繁接觸，互通聲氣，從而形成共同的見解。他們不願意孤立，都希望努力工作，以取得為別人讚譽的好成績，所以，無需像美國那樣用免職的威脅來促其工作。
日本的官廳是如何保持精英官僚們的這種熱情和幹勁的呢？首先，他們退職的年齡都較早，使權力都集中在正值壯年的人手中，這些人都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見證自己製定的政策的效果。再者，精英官僚的人數少，彼此間的關係緊密，互相切磋的要求強烈。他們因受同事的尊敬而敏求上進，也要善於體察同事的情緒。他們通過打麻將、打高爾夫球、宴會、周末旅行和逛酒吧等私人交往來消除彼此間的緊張關係。日本的官僚還善於互相幫助。這是因為他們知道，隻有跟眼前的同事同心協力地工作，取得好成績，自己才能有更好的發展。精英官僚社會地位高，還享有各種特權。他們的家屬十分明白這樣做大有好處，對他們加班加點毫無怨言。
政治家也承認官僚的優秀，因此，注意不得罪他們。國會議員沒有自己的調查機構，因此，在專業問題上不得不依靠官僚。對官廳持批評態度的政治家很可能受到來自官廳的報複。譬如，官廳故意提供不完整的資料，政治家據此在國會上發表演講，就會受窘蒙辱。之所以不常有這種情況，是因為國會議員清醒地知道與官僚搞好關係是上策。對國會議員來說，想要實現自己選區裏的建設計劃和提高大米收購價格等，無論如何得有官僚的協助。從政界來到官廳當大臣和政務次官的人，對於興辦公共事業、提高米價、幫助中小企業和增加福利預算等涉及政治家本分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要發表意見。在處理農民、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的利害關係時，這些政治家就要大講特講了。不過他們要掌握分寸，不能使國家的預算發生大變化。至於日常行政事務，都委托事務次官和其他官僚去辦。
作為政治家，盡管能就有利害關係的問題行使相當大的發言權，但就拿首相來說，他自己的調查機構也是有限的，所以，他也知道，不挑官僚的毛病，與他們搞好關係，利用他們準備好的材料是上策。各省廳派遣三四名財政、外交、內政等方麵的專家，以備首相就近谘詢。他們在首相身邊工作，但人們並不認為他們是效忠首相的心腹，而僅僅把他們看作是本單位和首相之間的聯絡員。實際上，首相並不獨自製定政策。他隻是同官僚們密切聯係，把各省廳的意見綜合起來，然後作為政策發表。總之，日本的官僚有許多特權和權限，以此來提高他們的士氣，使他們有所建樹。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首相產生的經過同精英官僚的產生一樣，也需要經年累月的培養過程，幾無例外。一位首相，畢業於哪個大學雖不一定很重要，但要成為首相的候選人，就要先成為自民黨內的一派之長，這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時間。所謂派係，最初就是以將來有希望當首相的人物為中心的結合，派係內的成員可望在總裁選舉中投本派之長一票。作為報答，可以在平日從本派之長那裏得到經濟上的援助，或者被安排擔任國會裏的主要職務。
成為派係之長的人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年輕時就當上了國會議員的“地道的政治家”。當選三四次，有六年以上議員資格，積累了作為國會議員的經驗時，自民黨的高層認為他是有前途的新生力量，就會任命他擔任某個省廳的政務次官。當他曆任過幾個大臣職務之後，就建立自己的派係。有的人是接替某個引退的派係之長，也有人脫離某派係而獨立。派係原則上在一九七六年取消了。可是，現在結成了與派係有同樣機能的政策研究會來代替它。這個政策研究會不用說是共同對付在野黨的，但同時又捍衛各自內部成員的利益。
另一種類型是從官界進入政界的人。當幾年國會議員後，在被認為有前途時，便形成派係，這與前者相同。最近，有許多立誌成為政治家的優秀青年，首先是進官廳工作，在那裏取得社會威信和行政經驗，再相機出馬競選國會議員。他們轉入政界較早，有時三十來歲就出馬競選。當了國會議員並積累了一定的資曆之後，就成為一個派係之長。在幾位派係之長當中，最有希望當首相的就是這個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他們有行政事務的經驗，其卓越的才能已經得到證明，也不像政界那些從下麵往上爬的政治家那樣受到各種製約。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今天，非官僚出身的首相隻有三木、田中兩人。這兩個人是在特殊情況下嶄露頭角的，從他們占主導地位時的自民黨內的情況來看，今後官僚出身的人可望當首相。
不管原是政界人物還是官僚出身的派係之長，至少曆任六種重要職務，才能成為首相的候選人。所謂重要職務是指自民黨幹事長 要省廳（大藏省、通產省、外務省、經濟企劃廳等）的大臣。當黨的幹事長，可以處理財政和黨務，以積累經驗。而即使當了大臣，因省廳的實際業務如上所述，是事務次官獨自處理的，大臣本人不單獨對省廳的工作方針下指示。可是，他需要善於掌握省廳內的主流的動向，與省廳的上層領導和黨的領導人協調一致。另外，作為一個大臣，還要對本省的工作了如指掌，在社會上替本省說話。除了履行大臣的職責之外，還要關照本派係的黨員，學會掌管派係工作的經驗。
曆任幾個職務的各派係之長後，誰能當首相，還與各種因素有關：資格要老，要能同其他政界領導人打交道，要看各派係的動靜和黨內的氣氛，要看時機與社會上的評價等等。最後決定首相人選的是黨內的元老們，他們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受上述因素的影響。過去二十年中，因政治妥協而誕生的首相，隻有三木武夫首相。當時，兩大派係之長互相牽製，黨便選擇了第三勢力人物三木。雖是意外的決定，但他也曾曆任上述被認為是當首相先決條件的各職位。
當首相的人都擔任過一些有影響的省廳的大臣，又擔任過國會裏的重要職務，因此，與官僚和政治家們有幾十年的親密交往，必要時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在需要通過非正式途徑了解情況和征求意見時，隨時可以跟老部下、黨內人士或有交情的新聞記者商量。在這一點上，英國的政黨領導人和官僚完全沒有私人交情，同日本大不相同。
首相在眾議院裏是議席最多的黨的總裁，因此他是由多數黨的黨員來選定的。即使個人魅力無限，但如無法讓中央政府有效運作，還是不會被選為首相的。政治經驗豐富、富於領導能力並得到許多省廳協助的人物最有可能被選上來。當他碰到重要事項，不是他一個人的才智所能處理，可以交給下麵的專家去解決。在美國，從未在華盛頓官僚體係內任過職，或者從未在首都工作過的人當選，對官僚們發號施令，這種做法使日本人大感不解。在日本人看來，這樣做會挫傷高級官僚的自尊心和熱情，提出外行或主觀武斷的政策，而這種模式導致的不夠老練的、缺乏一貫性的方針，可能會把外交關係鬧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