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斷紫禁城
大清國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最終沒能鑲嵌到權力的天幕上，最後一步功虧一簣——湖廣總督張之洞沒能在那個多事之秋走進帝國的權力中樞。
1898年4月23日，農曆戊戌年閏三月初三。隨著滴滴答答的電流，一道“電旨”（電報發送的聖旨）傳到了武昌：
“奉旨：張之洞著來京陛見，有麵詢事件。湖廣總督著譚繼洵兼署。欽此。”
奉詔入京，並且被安排了繼任人，但凡對大清國官場規矩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這一信號的含義，不是將被“雙規”，就是將被提拔。而政績卓異、如日中天的張之洞，顯然是正處於上升通道的“績優股”。
對於61歲的張之洞來說，這當然是他夢寐以求許久的機會。從1881年出任山西巡撫至今，張之洞已經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幹了17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誰不期望著能入軍機、進中央呢？督撫雖然起居八座、尊貴無比，但畢竟仍是地方幹部。而帝輦之下，雖然可能伴君如伴虎，畢竟那是躋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位極人臣，是每個官員的終極理想。
為了實現這個理想，張之洞謀劃了很久。如今，機會到來時，張之洞卻感覺到了那個誘人山芋的燙手——此時，北京城內風雲詭譎，一場日後被稱為“戊戌變法”的操切改革，及一場被成為“戊戌政變”的流血事件，都在醞釀之中。張之洞敏銳的政治嗅覺，讓他感覺到了這或許隻是一次“危機”而已——“機”中有“危”，何去何從呢？
跑官流水線
劉學詢、王之春和連仲三的組合，效果不錯。不久，榮祿表態，從中央層麵給予張之洞極高評價，但也透露了極為重要的信息：翁同龢並不希望張之洞進入中央班子。
張之洞一直在悄悄運作，試圖早日敲開中央的大門。當然，這一切，在正史中尤其是張之洞本人的來往函電中，毫無蹤跡可查——如果連這類事情都給後世落下證據，那張之洞這幾十年的宦海浮沉和17年的封疆大吏，算是白混了。
為後人留下旁證的，是翰林院的蔡金台。蔡是江西德化人，1886年考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5年後曾出任甘肅學政。1898年11月8日，也即戊戌政變之後約兩個月，蔡金台寫給江西德化老鄉、時任駐日本公使李盛鐸一封信。從這封信中可知，為張之洞謀求進入中央而操盤的，有三個人：劉學詢、王之春和連仲三。
最主要的操盤手劉學詢，時年43歲，是廣東賭王。
劉學詢不是一般的企業家，他原就是機關幹部出身，半途下海經營博彩行業，很快就成為大清國先富起來的一群人中佼佼者，人稱“劉三國”，即“文可華國，富可敵國，妾可傾國”，杭州西湖邊的著名劉莊，就是他的產業。
記錄下劉學詢“慫恿”張之洞“圖軍機”的蔡金台，與劉學詢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是“同年”，同在1881年考中進士，在講究同學互助的大清官場，這種關係一般等於是戰略同盟。何況，他們確實走得相當近。
蔡金台說劉學詢“慫恿”張之洞謀取軍機之職。“慫恿”，自然不能口惠而實不至，在當官的道路上積極要求進步，張之洞哪裏還需要他人的鼓動，他實際更需要的是劉學詢的資助。
張之洞號稱“錢屠”，以能花錢、敢花錢著稱，與“民屠”（殺民如屠）袁世凱、“官屠”（彈劾官員如屠）岑春煊並稱“三屠”。但張之洞是清官，金山銀海過手後，據說愣是兩袖清風。可這樣一個清官，卻一下子掏出了1000兩白花花的銀子（相當於今日20萬元人民幣），給了連仲三的哥哥，而且還承諾給連仲三安排個好位置。顯然，如果張之洞果真是個清官的話，這筆跑官經費，隻能是劉學詢資助的“政治獻金”了。
在蔡金台的信中，這條跑官流水線的第二個關鍵人物，就是王之春。
王之春是湖南人，無論是攀老鄉還是攀師生，都和張之洞扯不上線，他隻是張之洞在廣東時的下屬。但是，比老鄉和師生都更關鍵的是，王之春在官場上的關鍵“進步”，都是張之洞一手提拔的——張之洞將他從廳局級的“雷瓊道”，提拔為副省級的臬司。這種知遇之恩，足以令王成為張派人馬。
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後不久，湖北藩司的位置空了出來。藩司掌管省級財政，是從二品，其地位較掌管司法的正三品臬司更為重要。張之洞此時又選擇了王之春，將其從廣東臬司的位置上，調任湖北藩司。這一方麵是栽培王之春，另一方麵也是要借助王在廣東積累的改革開放經驗，希望能拉動地處內地的湖北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此時廣東藩司的位置也將空缺，於是，張之洞又同時插手了廣東的藩台人選，向中央推薦了湖北臬司成允。成允是軍機處的現任領班大臣、禮親王世鐸的遠親，而且廣東畢竟還是比湖北發達，“缺”也更肥，張之洞此舉無疑將大大示好於世鐸，也確保了王之春能夠順利調任。至於成允騰出來的湖北臬司位置，張之洞則準備安排正在北京賦閑的原浙江按察使陳寶箴。
這是一舉五得的事情：1.提拔王之春，鞏固“子弟兵”；2.提拔成允，示好禮親王；3.提拔陳寶箴，而且是雪裏送炭，等於新增一員幹將；4.確保了湖北的兩大助手藩司和臬司都是“自己人”，加上一個極好相處的二把手、湖北巡撫譚繼洵，湖北就徹底成了張之洞的天下；5.加強了張之洞在鄂、粵兩省及北京的影響力。
王之春作為鐵杆的“張派人馬”，如今掌管一省財政（按規定藩司是戶部的派出機構，歸中央垂直領導），這在張之洞無論是需要投資做政績，還是跑“部”“錢”進時，都大有裨益。
至於連仲三，被張之洞和劉學詢選中，成為到中央公關的具體操盤手，主攻榮祿。“連仲三”究竟何許人也？這首先要介紹“軍機章京”連文衝。連文衝是杭州人，進士出身，本職是戶部郎中，考入軍機處，分在漢二班，地位僅次於“達拉密”，深得榮祿的賞識，是很有實權的“大秘”，以至於有筆記說：“時當國者為榮祿，榮不學無術，詔令批摺，一切委連文衝。”連劉坤一這樣的封疆大吏要調動工作，都要走他的門路，可見“秘書專政”的強悍。連文衝文筆甚好，庚子年時慈禧太後對列國宣戰的詔書，文辭燦爛，就是出於他的手筆，據說那封偽造的列強要求太後徹底退休的“最後通牒”，也是他的大作，以至於八國聯軍非要將他也列入戰犯名單。
通過連文衝走榮祿的路子，這是找對了廟門的。
而“連仲三”正是“大秘”連文衝之弟，張之洞通過連仲三給“其兄”連文衝送了巨款，又給連仲三“許以美差”。
劉學詢、王之春和連仲三的組合，效果不錯。不久，榮祿表態說：“南皮（張之洞）公忠可敬，無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這既是來自中央層麵的極高評價，也透露了極為重要的信息：翁同龢並不希望張之洞進入中央班子，而作為光緒皇帝的師傅，翁的說話分量還是很重。
同時，榮祿也表示說：“兩邸皆病不治事，容當緩圖。”“兩邸”，就是“恭邸”（恭親王）奕?，和“慶邸”（慶親王）奕劻。恭親王當時的確是病重，並在不久後去世，當光緒皇帝前往探病的時候，恭親王的政治遺言是兩條：一是擔憂“小人”們借改革之名亂政，要光緒皇帝遠離“廣東舉人”，二是痛責翁同龢誤國，翁才是甲午慘敗的罪魁。至於慶親王的“病”，估計還是“心病”為主——在朝局並不明朗的前提下，這位並非近支的王爺隻能生病，以回避艱難的政治站隊。
上層的心思
軍機處、內閣、總理衙門等中樞部門中，大臣不是碌碌無為，就是權爭劇烈，根本無法應對日益複雜的外交內政局麵。剩下的也隻有張之洞、劉坤一等少數地方幹部。
史學家鄧之誠在收錄蔡金台的信後，點評說：“張之洞戊戌春間由徐桐專折奏保，命來京陛見，後由劉學詢畫策，因王之春、連文衝以通於榮祿，謀入軍機，事為翁同龢所阻。即榮所謂常熟一掌遮天是也。榮、翁之不相能，翁之逐，榮與有力。於此征之益信。”
這段按語，比諸蔡金台的信，揭示了更多的高層權力鬥爭，涉及了榮祿、徐桐、翁同龢等重量級人物。孜孜以求進步的張之洞，雖然遠在武昌，卻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踩進了北京的旋渦之中。
建議中央起用張之洞的，是同治皇帝的師傅、主管中央組織工作（“吏部”）的大學士徐桐。這位79歲的老幹部，在光緒皇帝電召張之洞進京前4天（4月19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在分析了“俄、德兩國日益恣橫”、“英、法各國群起效尤，或相爭競，皆為我切膚之患”等大局後，提出“此正求賢共治之秋，而並非萬無可為之日也。”
在這份報告中，徐桐建議將張召到北京谘詢，並對張之洞“洞悉洋情”、“折衝禦侮”的能力大為讚賞，徐桐掌管組織部門，其用意十分明顯。
徐桐舉薦張之洞的背後，有著兩股大的推力。
一是內憂外患激烈。此時，李鴻章早已靠邊站，掌舵的恭親王奕?病重，軍機處、內閣、總理衙門等中樞部門中，大臣不是碌碌無為，就是權爭劇烈，根本無法應對日益複雜的外交內政局麵。剩下的也隻有張之洞、劉坤一等少數地方幹部，堪稱既有大局觀，又有豐富的政治經驗。
二是後來名列“戊戌六君子”的楊銳和劉光第的幕後運作。
時年39歲的刑部主事劉光第，進士及第時，考官是徐桐，因此算是徐桐的正牌門生，而張之洞也擔任過劉的家鄉四川的學政，兩人交情不淺。在上一年（1897）張之洞六十大壽時，劉光第代表在京的川籍官員，寫了篇激情洋溢的賀壽頌詞《湖廣總督張公六十壽序》，將張之洞比作周召公、衛武公、仲山甫，評價極高，深得張之洞歡心。劉光第在寫給其族弟的家信中，承認這篇文章的意圖，是“欲其（張之洞）入京來作軍機大臣，籲謨遠猷，匡誨吾君。”
劉光第的好友、41歲的楊銳，與張之洞的關係則更為親密。早在張之洞主持四川學政時，就將楊銳延請到他的幕府之中，成為相當重要的幕僚。後來，張之洞推薦楊銳到北京任職，成為張之洞的“坐京”——駐京辦事處的主任，在張之洞權力架構中的地位十分關鍵，甚至楊銳之兄在戊戌年去世後，張之洞都不同意他請假回鄉奔喪。
在戊戌年的關鍵時刻，楊銳要為張之洞老師“更上一層樓”而運作，他以徐桐名義代為起草了推薦張之洞的報告，然後找到好友劉光第，通過劉遞交給了徐桐。
楊銳此舉，究竟是個人行為，還是張之洞的授意呢？
在楊銳門人黃尚毅所著的《楊叔嶠先生事略》中說，楊銳此舉，是受到了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日後的民國大總統）的影響。徐世昌給楊銳寫信，說日本伊藤博文來華，而李鴻章坐困，“欲求抵禦之策，非得南皮（張之洞）入政府不可”。
而從張之洞的檔案看，楊銳此舉似乎並沒有張之洞的授意，而是他主動為之。因為，在張之洞接到入京“電旨”後的第三、四天（4 月25、26 日），曾兩度急電楊銳，一是打聽背景消息，如“此次入覲，兩宮意若何？政府有何議？”“原奏究何措施？”二是認為“此行於時局毫無益處”，甚至提出了“瞻覲後即乞罷”（入京覲見後就要退休了）的悲觀論調。他要求楊銳回電時務必加“急”字，以便及時溝通，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而就在張之洞狐疑之際，4月28日，光緒皇帝又發出了第二封電報，要求張之洞立即進京，“毋得遲滯”。張之洞還想再摸摸底，於4月29日致電總理衙門，表示手頭工作多，總要“大約十數日”後才能動身，中央“既有垂詢時間，如有急辦而可宣示者，可否先為諭知一二條，以便隨時豫為籌擬上陳。”這等於是赤裸裸的試探了。
5月1日，光緒皇帝再度來電，口氣就不那麽和氣了：“前諭該督（張之洞）迅速來京陛見，自當聞命即行，何得托故遷延，致稽時日。至麵詢事件，豈有豫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議。欽此。”至此，張之洞不敢怠慢，一邊立即動身，一邊臨時抱佛腳，向正在俄羅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駐德公使許景澄討教國際局勢。在經過南京時，張之洞還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進行了密談。5月15日，張之洞終於抵達上海，準備在此換海輪北上。
對張之洞在戊戌年的活動，學者茅海建等有相當深入的研究，認為張之洞召京之事出於楊銳、楊深秀的主動，而不是張之洞本人的授意，加上北京此時的水很渾，敏銳的張之洞不願意蹚渾水，因此，對召京之事相當冷淡。
從正史所公開的材料看，張之洞對召京之事似乎極為冷淡，這與蔡金台私信中的揭露，有天壤之別。為什麽？
結合鄧之誠所收錄的蔡金台私信，合理的推測應該是：
第一，既然“追求上進”是中國官場甚至任何官場的天然選擇，張之洞謀入軍機、再上一層樓，是十分正常的。
第二，從上文的各種分析看，實際上有兩套班子在為張之洞運作，一是“駐京辦主任”楊銳，這條線是明線，工作性質也與各省的其他駐京辦一樣，主要是刺探政情。張之洞極有可能沒有讓楊銳與聞“跑官”的內幕，因此，楊銳隻是根據自己對局勢的判斷，而主動開啟了徐桐這條線；二是劉學詢、王之春、連仲三這條線，通過連文衝的關係，勾兌榮祿，這條是暗線，做的全是秘密工作。而蔡金台因為是劉學詢的密友，共同參與了極多的機密，而得悉此種內情。
第三，正因為徐桐的薦舉是張之洞“計劃外”的，在北京局勢如此複雜的情況下，張之洞自然疑慮重重，多方摸底——他不是不想進京，而是要搞清為什麽是“他們讓我進京”。
坎坷進京路
不久，朝局再度變化，北京的“坑”被迅速填滿了，似乎沒有給張之洞這根“大蘿卜”留出位置，他也就隻好繼續紮根湖北。
就在此時，張之洞後院起火了。
5月8日晚，張之洞剛剛離開武昌不久，湖北沙市出事了。
一位湖南籍的麵館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門前隨地小便，與招商局更夫發生衝突，被更夫用扁擔打傷，激起湘人憤怒，次日，集體趕到洋關驗貨廠門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攔。“湘人倏即聚眾，登時放火將稅司洋務、關署、招商局及日本領事公寓住宅焚毀，並阻水龍不許往救……”（張之洞發給中央的事件報告）
這其實隻是一起本該歸城管處理的衛生事件，卻因為摻雜了湘鄂兩省人的地域衝突，及民間對國企、外國人的不滿，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起來。根據江海關沙市稅務司、英國人牛曼的報告，財產損失應該高達10萬兩（相當如今2000萬元人民幣），史稱“沙市事件”或“火燒洋碼頭”事件。
5月11日，張之洞的座艦還沒到達上海，荊州將軍祥亨的報急電報就飛到了中央。駐日公使裕庚也發來電報：“日因沙市領事館案，派兵船兩隻來華。”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於5月15日電令剛到上海的張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辦竣，地方安靜，再行來京。”
張之洞則致電自己安插在北京的那些“坐京”們：“接鄂電，沙市現已無事，譚（代理總督譚繼洵）已屢奏。我到京於時局無益，回鄂甚願，滬上有要事，兩三天後即回鄂。日來都下係何情形，鑒園（恭親王，鑒園是其住地）病如何？速覆。”
張之洞發給“坐京”們的這封電報，可以間接推導：1.張之洞謀入軍機，主線就是劉學詢那邊的“暗線”；2.北京的局勢的確複雜，即便在和劉坤一長談後，張之洞仍要在上海這個大清國唯一的國際大都市中多探探風。張之洞當然不願意他的進京之路，被遙遠沙市的一泡不合時宜的尿所澆滅，他準備在上海繼續觀望。其實，如果他真的不想進京被谘詢，此時大可立即回湖北去，不必逗留。
但是，他的“坐京”們集體給他回了緊急密電，建議他“既奉旨，祈速回鄂，遲必有謠言。回鄂日期速電奏。事畢速請旨，令來京否？”顯然，“坐京”們得到了確切的情報，張之洞入京的事情大起變化。
北京究竟發生了什麽針對張之洞的事件，令“坐京”們如此驚慌，甚至擔心“遲必有謠言”？正史中自然不會有如此具體而敏感的資料。
能夠作為依據的，一是前文所列的蔡金台私信引的榮祿之語：“南皮（張之洞）公忠可敬，無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兩邸皆病不治事，容當緩圖。”
二是楊銳於8月寫給張之洞的一封信，信中明確說：“公入對之舉，前沮於常熟，昨日之電，則出剛（剛毅）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
這兩份信件，都將阻止張之洞入京的黑手，指向了翁同龢。
張之洞返回湖北沒幾天，5月29日恭親王去世，死前留下遺言，告誡光緒皇帝，認為翁同龢禍國殃民。6月11日，中央發布變法詔書，開始了“戊戌變法”。6月15日，翁同龢被突然“雙開”，送回了常熟老家。這是戊戌年眾多撲朔迷離的怪事之一。一直以來史家對此的解釋，都是歸因於慈禧為首的“後黨”與光緒為首的“帝黨”進行權力鬥爭，慈禧將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緒的力量。近年更多的證據表明，正是光緒皇帝本人不滿於這位“居心叵測，並及怙權”的老師，而親自下旨令老師下崗的。
不久，朝局再度變化，王文韶、裕祿調任軍機處，榮祿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北京的“坑”被迅速填滿了，似乎沒有給張之洞這根“大蘿卜”留出位置，他也就隻好繼續紮根湖北。
不過，這一年所發生的一切，證明了張之洞的政治敏感性的確過人。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裏，張之洞在堅持改革實踐的同時，及時地寫出了一本《勸學篇》，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在改革的同時要堅持正確的政治領導。這本書令其成功地劃清了與康有為等所謂變法派的界限，無論戊戌變法中，還是戊戌政變後，都成為中央力推的幹部教育教材。
在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提拔了四名年輕的軍機章京，組建了一個小型的“中央改革領導小組”。其中，與張之洞關係極為密切的楊銳、劉光第皆在其列，其餘2人則是譚嗣同、林旭。這令張之洞得以更為直接快捷地了解到中央的動向。
政變之後，除了戊戌變法中的操切而隨意頒布的上百道改革詔令被停止外，一切改革仍在推進。此時，張之洞在京的“明線”，因楊銳被殺而大為受損，但以劉學詢、王之春、連仲三為主的“暗線”，依然通過連文衝與榮祿保持極好的互動。
榮祿本來打算在此時再次起用張之洞，但慈禧太後看出了張之洞的書生秉性，拒絕了榮祿的請求。至此，張之洞完全失去了這次進入中央的機會。好在他掌握了一件官場上最為強大的武器——時間，1907年，他最終獲得了夢寐以求的中央職務——大學士、軍機大臣，那時，他已經70歲了。
一場軍機夢，做了整整十年，這究竟是張之洞很有毅力，還是因為大清官場隻有一根獨木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