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選看台灣主體意識的上升
台灣總統、立法大選結束。民進黨大勝，不僅在總統選舉中大勝國民黨候選人308萬票，且在立法院第一次成為多數，成就政黨輪替；台灣民主發展進入一新的階段。
如何解讀此次大選以及諸多的後續課題：選後台灣內部的政治變動，民進黨的大陸政策，百年老黨國民黨能否改革重振，台灣年輕世代的政治取向，台灣的認同問題，新興勢力能否突破現有的傳統政治框架、製度約束，拓展台灣的政治光譜，兩岸關係是否會進入新的動蕩期……這諸多問題，既是台灣各界也是大陸乃至海外華人、國際社會關注的話題。
這裏本人不揣疏漏，就其中幾個問題談點看法，就教讀者。先談台灣主體意識的問題。
曆史轉型中的兩岸互動
二十三年前，筆者曾受邀赴台參加過一次兩岸關係的大型研討會，做過一個主題演講。其核心思想是：兩岸都處於一種曆史性的轉型中，任何一方內部的變動都會在雙方的關係上有所體現；而雙方關係的演變也必然會牽動各自甚至是對方內部的變動；某種互信和動態平衡是兩岸各自內部成功轉型、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外部條件。
近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以台灣來講，從威權體製向民主體製的轉型基本完成，政權的合法性得以再造，社會多元但和諧有序，公民社會進一步發展，台灣主體意識逐步強化，那種現代化成功初期的躁動和浮淺漸漸被一種更沉潛富內涵的文化風格所取代。
但經濟上尚未完成有效的產業升級，顯得有些進退失據，這一方麵是台灣原有的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的影響，另一方麵也與在推動創新、把握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一些發展機緣如利用大陸的經濟增長進行結構調整，推動升級上著力不夠有關。
就中國大陸來講，在上世紀末內部八九和外部柏林牆的崩塌等事件的撞擊下，後共產主義轉型也有了某些重大的進展，這尤其是體現在經濟領域。借助改革以及搭上新一輪全球化快車的開放，經濟發展迅猛，激活的能量使得社會複蘇、分化、活躍，但卻因製度再造的緩慢而顯得有些無序。文化上呈現多元但卻因政治的壓製而顯得扭曲，大變動時代的種種焦慮，認同的危機，製度上缺乏有效地表達、舒緩的渠道，文化上也缺少深厚、鮮活的資源加以化解。
而最嚴重的問題顯然是在政治改造上的沉滯，造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演變的相互脫節，積聚了諸多如社會不公等矛盾，執政的合法性危機並沒有因經濟的增長得到化解，這隨著新一輪經濟下行周期的到來而尤顯突出。社會緊張且有加劇的趨向。
但無可爭辯的是，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兩岸關係的發展雖經曆諸多風波，但整體看有長足的進展。放到一大曆史的角度來審視，兩岸的交流、互動的熱絡程度，既不是二戰後那短暫幾年的來往所能相比，更不是滿清割讓台灣前的歲月可以想象，這種挾現代信息、交通手段、經濟的驅動、文化的渴求、全球化的促動所造就的兩岸社會互動前所未有，在可見的未來可能會有冷暖起伏，卻也注定是難以阻擋。
也因此，兩岸雙方的各自內部的變動也比任何時刻都深刻地影響著彼岸的進程。當然這種影響形式多樣，或直接、顯現，迅疾，或間接、曲折、隱緩。就政治來講，2000、2008、2012以往的三次大選，兩岸因素都直接成為影響選戰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反觀此次2016年大選，兩岸議題相對降溫，即使是朱立倫曾試圖再打兩岸安定牌以拉抬選情，但效果並不明顯。這或許是因蔡英文當選已成定局，使其能在選前適當地調整政策，向兩岸政策上的中間路線靠攏帶來的效果，或許也是因大陸汲取以往的教訓，加之其世界影響力的增長帶來某種自信，並沒有強勢介入試圖影響選戰所致，總之，兩岸議題失去以往影響選情的權重。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可能在於，經陳水扁八年執政和兩岸交流的深化，某些不現實的想法已經淡化，維持兩岸現狀已成為台灣社會某種共識，那種激進的統獨立場在當下都已處於邊緣化。兩岸關係問題上的立場趨於理性平和務實。那些有很強台灣主體意識的新興選民，就其大部分人來看，也與以往民主化初期那種帶較強的意識形態立場的上一代深綠選民不同，對大陸並不取那種絕然勢不兩立的態度。
主體的追求與民主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台灣主體意識整體上強化，這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人身上表現得更加顯著。人們或許習慣於以兩岸的視角來看待此一現象，但如果我們不局限於此，將眼光投向世界，我們會發現這種對主體性的追求是一種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即使是在中國大陸，社會日漸分化，各種代際、族群、性別、地域、職業等領域的主體性追求也是沛然成潮，成為時代的主流。
可以說，自現代性誕生以來，主體性的追求就既是其主要特征也是其主流趨勢。盡管在帶有強烈的極權色彩的二十世紀這種潮流遭受反彈、阻滯，但仍不失其主導地位，且隨共產製度的崩塌和一係列威權體製的瓦解，在上世紀最後一、二十年形成一世界性的高潮，延續至今。雖因恐怖主義、各種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勢頭有減緩的跡象，但依然澎湃向前。
而民主製，既是這種主體追求在政治上的製度表現，也是鞏固，推動，深化這種追求的最重要的途徑。二十多年來的台灣民主化，既是台灣內部的社會壓力、政治更新的內在要求，也是整個世界、東亞二十世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組成部分，而不能僅以台灣自身發展的邏輯來做單一的解釋，或僅以蔣經國、李登輝等政治領導人的意圖和作為來加以說明。
事實上，當蔣經國說“我是台灣人”時，已經給幾十年後今日“我是台灣人”的主流合唱定下了第一聲調門。隻是他或許沒能想象得到的是，由於缺乏共同的記憶和生活，他的另外一句有關認同的話“我也是中國人”在新的一代中已漸漸失去回聲。
因為，由他啟動的台灣民主化進程，注定是要在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上起到發動機、助推器的作用。而北京當局因意識形態的僵化、威權體製權力運作的慣性、缺乏遠見、對台灣缺少了解造成誤判，政策調整的滯後以及某些事件上做法不當等等，也一而再，再而三事與願違地從外界壓塑強化了這種台灣意識的生成。至於香港回歸後發生的一切如“占中運動”，最近安全部門越境到港黑社會般綁架出版人等事件，不僅讓“一國兩製”徹底破產，也總是不斷地給島內拒斥統一的論述添加最有力的證據，讓香港的親中派灰頭土臉，台北的統派啞口無言。從前年的“九合一”到此次大選，香港發生的種種都有力地起到了給綠營助選、弱化中國認同的功效。
集體記憶與認同變遷
而當那弱弱無助的十六歲女孩周子瑜一身黑衣被迫道歉的畫麵在選前最後一夜在網上大規模傳播之時，台灣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經被觸動了——被外部強權遺棄、壓迫的“亞細亞孤兒”的集體記憶再次激活，一夜間或催生了3%到5%幾十萬到上百萬選票給綠營，讓國民黨又丟掉本可拿下的幾席議席。
我們盡可去象一些人推斷那樣認定此舉乃綠營選舉操盤高手所謀設，但大陸這些年在涉外、對台事務上官方、“環球時報”那類官方媒體所縱容甚至是鼓動的民粹、民族主義氛圍，顯然是這種計謀能達成效果的前提條件。
正如每個人、族群、民族的主體意識都是與生存經驗相連，台灣主體意識的生成說到底是與台灣近代以來特殊的曆史境遇、集體記憶有關，當著那些跟隨國民黨到台的老一代人漸漸逝去，與大陸沒有共享的集體記憶和生存經驗的新一代成長起來，台灣主體意識得到強化是邏輯的必然，是不能僅用某些教科書的更改來全部解釋的，尤其是這種意識上的不同是有些現實的不同作為參照並時時得到某種佐證的。
就以民族意識較強的韓國人來講，其年輕一代，因製度的差距、生活經驗的不同而生成的對朝鮮人的不認同，拒斥之強烈也是顯見的。或許這些南韓青年與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大陸年輕人、台灣的青年共享的語言和情感要遠大於與其同齡的北韓青年所共有的。正如筆者不勝感慨地發現，在台北觀選後一晚，陪些大陸出身的年輕人和台灣年輕人一起去唱歌，他們彼此間因兩岸這些年的交流所分享的共同語言和情感竟遠大過本人這屬於上個世代的大陸人與大陸背景的年輕人所共享的，至少在那一晚，在那種場合，就那類話題。
事實上，從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即使在海外，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兩岸新一代的同質特征正日益增多。從這兩天的“帝吧遠征”事件也看出，盡管雙方各執己見，相互之間在資訊和了解上還有相當的誤解和隔膜，但新媒體時代成長的一代人之間某些同質性的東西正在增多，這也是後來該事件能轉變成某種帶交友娛樂性的互動的基礎。
從這個角度看，在台灣主體意識增長的同時，台灣人與大陸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某些認同交織因這些年的互動事實上也在增多，至於這方麵的交織能否體現到兩岸在國家政治認同層麵的某種新交織，那要取決於今後曆史的演變，取決於雙方特別是大陸的政治發展。如果大陸政治發展繼續滯後甚至倒退，兩岸缺乏某些符合現代文明的共享價值，勢必衝淡、弱化雙方這種因互動的經驗交織所積累的某些正麵效果，阻礙兩岸關係的發展。
其實僅就大陸自身的發展來講，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也絕不是福音。當著許多人不惜代價移民海外，卻指望台灣人認同大陸，這顯然是不現實的。而那些參加FB“帝吧”遠征的一代，也不會永遠耐著性子翻牆。或許，他們心中的某種不耐煩正在積蓄，正象網上一篇對一位參與了此次遠征指揮所工作化名“美琴”的年輕人的采訪所揭示，她說：她要經曆曆史，要在推倒的柏林牆印上手印！我們可以感慨其認知的混淆，但我們也依然可以從中感到她所具有的那種本質上同台灣這代青年人一樣的主體衝動。
這裏順便提及一句所謂台灣的“反中”，這恐怕也需要具體的分析。在筆者看來，“反中”今天在台灣已不再象多年前那樣情緒化、簡單、整體化，而是具有層次，在政治上強，在文化上淡。而某種意義上，因中國的崛起、擴張造成的壓力，某些中國人的驕狂、不文明的舉止、缺乏對他人的尊重，一個世界範圍的“反中”潮流在許多國家也是暗潮湧動，當然因現實尤其是經濟利益的考量，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也同時都現出對中國的熱情，這種上下有別所顯示的矛盾，或許可能會是中國外交未來遭受某種挫折的根源。
認同從來就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象英美那樣，同屬一個民族、共享一種文化的也可能分成不同的國家；而不同的民族、文化、語言的人們組成共同的國家的例子也不勝枚舉。甚至相互敵對的國家因各種原因棄置前嫌走到一起，結成聯盟，共創未來的例證也多有：以歐洲為例，法德為現代史上的冤家，並不妨礙其今日正成為歐洲建設的雙架馬車，在某些歐洲事務上，雙方的認同在弱化，歐洲人的認同在凸顯。而和平分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卻在歐盟的框架中再次攜手。歐洲建設今後可能會遭遇某些挫折，但長遠看，如歐洲建設繼續下去，假以時日，一種聯邦式的統一歐洲的出現也並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與這種統合趨勢相對照，因主體意識的增強，歐洲到處也都出現那種分離主義傾向，英、法、西班牙、比利時……所有這些分離主義運動在主張分離的同時卻也都宣稱分離後要加入歐盟。就世界範圍講，這種分離趨勢也在不同的大陸，不同的區域持續地醞釀和發展著，以或暴力或和平的形式呈現著，構成對各種既有的政治框架的新挑戰，也在考驗人們尤其是政治領袖們的智慧、胸襟、眼界。
在筆者看來，台灣主體意識的提升並不一定意味著衝突的必然。兩岸的人們都應努力去了解對方想法曆史和現實的成因，堅持交流。因為兩岸交流是型塑兩岸未來關係的深層基礎，隻要這種交流互動不中斷，兩岸的相互理解、共享的經驗終會逐漸加深增多，最終為以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的方式解決曆史遺留的問題培養條件。而要做到這一點，前提顯然是雙方精英和民眾彼此要有善意、耐心和曆史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