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美國大選為世界的綠色事業蒙上了陰影。川普一直秉持氣候變化是謊言的信念，這次卷土重來，宣稱如果他當選，就要將民主黨的那些綠色政策掃進曆史的垃圾堆。川普的吃相太難看，那個知識分子模樣的副總統候選人萬斯，對川普的立場做了一些加工：我們還是要照顧氣候問題的，但采取的方法，是把產業都拉回美國，因為美國是相對比較綠色的，這樣，如果大多數產業都回到幹淨的美國而不是在肮髒的中國，那樣就相當於對環境做出了貢獻！這真是詭辯！但這招很管用，現在連本來是綠迷的哈裏斯也不敢提綠了，改變了原來反對裂岩技術的立場。總之，不管誰上台，美國的綠色能源政策將發生大倒退！
中國這幾十年對綠色能源進行了巨大的投入，取得了豐盛的成果，在太陽能，電動汽車和電池方麵，取得壟斷的地位，正打算將這些優勢，轉化為巨大的利潤，卻遇到美國的大反轉。受美國的影響，歐洲甚至南方國家，都對中國的綠色產品開始了抵製。中國的這些產業，麵臨了產能過剩的巨大壓力，很多工廠破產，瀕臨危機！
10月30日晚間，三峽能源公告，公司擬投資建設新疆南疆塔克拉瑪幹沙漠新能源基地項目，共建設光伏850萬千瓦、風電400萬千瓦，配套建設煤電6×66萬千瓦和新型儲能500萬千瓦時，項目動態投資金額為718.48億元。
與此同時，政策麵也是利好不斷。當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六部門發布關於大力實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動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出，全麵提升可再生能源供給能力。加快推進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區為重點的大型風電光伏基地建設，推動海上風電集群化開發。
現在，風能和光能的發電效率大增，而成本急劇下降，其單度電價格已經和煤電類似。但風光電有個致命缺陷，就是其波動性，不但時有時無，還時高時低，其電壓，電流，振幅和頻率急劇變化，無法直接輸入電網。就算建個家庭光伏電路，如果離開了外來電，那個獨立的係統就非常複雜，除了調頻變壓裝置，還必須有個電池。光伏電首先被存儲起來，然後通過電池放出穩定的電流供家庭使用。供一個獨立屋使用的獨立光伏電係統需要至少5萬美元，還是相當昂貴的。
而大規模的光伏，風電場，調製更加複雜。最理想的是和一個抽水電站耦合，有電時發出的一部分電把水抽到高處，無電時放水發電輸出，水電是比較穩定的電源。但抽水電站需要特殊的地理條件，建設成本也很高，還破壞環境。其它的儲電選擇，如壓縮空氣，飛輪，重力柱，各種化學電池，都各有利弊。其中最好的是鋰電池，但缺點是鋰元素是比較稀缺的資源，目前多用在汽車等動力電池上，用在大規模儲電，太可惜了，沒有可持續性。如果沒有強大的儲能裝置，一旦綠電斷供，需要其它供電方式接手。最理想的是天然氣電廠，可以無縫聯接，但天然氣比較昂貴，中國最常用煤電。而煤電需要至少保持30%的發電狀態，才能在綠電斷供時接手。核電無法擔當這個任務。而維持大量的煤電，對環境和減碳是不利的。
一般電網，最多能容納15%的波動電源。而隨著中國的風光電的大力發展，波動性超過了電網的承受能力。最近，中國發布了一個政策，6兆瓦以上的風光電項目必須有接受方，也就是你不能建設個項目就連網換錢，必須找到使用方，這對市場是個打擊。另外，光伏非常占地方，風電占地不大，但占空間，無法建在高樓林立的城市裏。
最近這個推進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區為重點的大型風電光伏基地建設，並配套儲能，煤電的方案，是解決新能源產能過剩，配套不全矛盾的嚐試。中國少氣少油，一旦戰爭很容易被人控製石油運輸線，不得不投降，因此，建立以新能源加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事關國家安全的大方向。而無論美國政治如何變化，氣候問題是個客觀存在，如果不解決，人類隻有大約100年的生存期，因此綠色技術事關人類生死存亡，不以意誌為轉移。中國通過國家投資，在廣闊的荒漠上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同時保住這些相關企業和技術。這些設施現在和長遠都有用，而保持下來的技術能力，將決定未來！
長期有人，包括中國人都認為，中國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創新，因為其創新體係存在缺陷：教育係統鼓勵死記硬背，壓抑創造性表達；規避風險敬畏權威，不利於取得突破或劇烈變革；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政府對市場的幹預效率低下。另一些人認為，中國不能創新是因為它的經濟受到低生產率的影響。不管是哪種原因，他們都認為，盡管中國的經濟崛起令人印象深刻，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隻能是西方創新的模仿者。
但曆史表明，這個結論未免太武斷。現代技術的原創者多為美英德等西方國家，俄國和日本就是兩個後起的，通過模仿西方技術崛起的後起的現代國家。他們都出現了創新，日本甲午戰爭時全用的進口武器，日俄戰爭時陸軍武器已經全部自製，二戰時日本的海空武器也全是國產的，新式航母，零式飛機，海軍航空兵戰術都是日本的發明，戰後日本在汽車，攝影，電子技術都有決定性的創新。蘇聯二戰前的工業化是在美德幫助下建立起來的，二戰中以T34 為代表的武器就是創造性的，戰後在航天技術上也出現了創新，首先發射人造衛星和將人送入太空。
中國可以創新——即便不是全麵創新，那至少也在一些特定的關鍵技術上能實現創新。例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將中國列為全球第11位最具創新力的國家，並指出，“中國的創新潛力與培育高收入群體的能力與西方旗鼓相當。”
中國在許多技術領域發展勢頭良好。在機械臂、液壓泵及其他設備等先進機床的製造方麵，中國企業迅速取得了對歐洲和日本同行的優勢。在構築電子產品供應鏈方麵，中國現在已經與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處於同一梯隊。在建設特高壓輸電線路、高鐵、5G網絡等現代基礎設施方麵，中國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2019年，我國實現人類探測器首次月背軟著陸；一年後，中國科學家通過衛星實現了量子加密通信，中國在量子通信領域的探索前進了一大步。此外，中國公司甚至可以與矽穀的科技巨頭一較高下，就如在TikTok和Facebook之間展開的競爭。
1945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程師兼校長Vannevar Bush首次提出了美國創新的典型模式：政府投資大學的基礎科學和政府實驗室，研究人員和機構根據自己的研究興趣，或為了國家利益，專注國防、太空探索、衛生或能源等領域。在某一時間，知識被產生出來，然後被美國的企業家使用。
這些企業家雖然並不多，但卻構成了美國體係的核心，因為美國的文化、教育和移民政策支持那些跳出常規思維、願意冒險顛覆行業的個人。像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傑夫·貝佐斯、拉裏·佩奇、馬克·紮克伯格和埃隆·馬斯克這樣的人，把科學成果與其他東西結合在一起，開發出了全新的東西（個人電腦操作係統、智能手機、電子商務、搜索引擎、社交網絡、電動汽車等）。
由於自由市場、有限的稅收和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製度的存在，他們可以收獲創新的回報。同時，他們的產品能夠在市場上公平競爭。至少在過去的75年裏，這一直是美國人相信的美國創新體係的故事，很少有人質疑這種神話般的敘述。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在今天，上述舉措已經不夠了。
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裏，美國的創新體係逐漸變成了注重上遊的體係，從而放棄了價值鏈中較低層次的部分。的確，在許多技術領域，上遊技術是價值鏈中最賺錢的部分。然而，一個強大的國家創新體係不僅需要價值鏈上遊的能力，下遊一樣重要，因為創新必須發生在價值鏈的每一個層麵，而不僅僅是尖端科學和麵向客戶的高價值領域。但是，美國向價值鏈下遊移動的能力要比中國差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模式注重前端的發明；中國注重持續地創新和生產製造。
中國的創新模式與美國的創新模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因為中國的模式的目標不在於獲得利潤，而是獲得相較於競爭對手的優勢。需要強調的是，這裏說的優勢不是更高的GDP，而是相對的國家技術經濟實力的提升。
當中國企業開始生產新產品時，其價格優勢往往會犧牲一些質量。但由於政府的大力支持，企業能快速擴大生產。與此同時，企業會進行嚴格的、持續的產品改進。深度流程創新（產品製造方式的改變）也經常得到政府的支持。隨著銷量擴大，處於劣勢的公司會被淘汰，規模經濟的效益進一步增加，從而利於降低成本、增加研發投入。同時，龐大的中國市場可以使企業得到更多的客戶反饋，從而加速迭代，提升利潤。
這些利潤會被繼續投向研發環節（產品和工藝），以幫助企業占領更多的細分市場。隨著中國產品的競爭優勢進一步擴大，企業得以向高附加值環節攀升。雖然這種創新模式可能不會帶來激進的發明，但它可以通過創新、持續改進和增加全球市場份額取得行業領先地位，跑贏競爭對手。
從曆史上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通常不是創新者，他們要麽在更常規、更老的行業競爭，要麽在先進行業通過複製和廉價勞動力參與競爭。但是，如果中國能夠在諸多複雜的行業中充分競爭，生產出麵向世界的新產品，同時還享有顯著的成本優勢（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約為美國的25%至30%），這將對全球領先的創新型企業及其所在經濟體構成重大挑戰。
這將意味著中國在先進行業更加自給自足，更不容易受到西方製裁和其他約束力量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國在外交事務中的實力也將增強。如果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例如，機器人領域的ABB，汽車領域的通用，飛機領域的波音，芯片領域的英特爾，藥品領域的默克等）的市場份額上取得重大進展，全球經濟的基本性質就會發生變化。
美國希望通過高關稅防止中國的新能源產品獲得利潤，通過封鎖芯片技術遏製中國的成長，恐怕無法成功。中國現在的技術發展是基於市場競爭的，國家確實有補貼，但決定性的力量來自市場。華為生產的芯片確實成本比台積電要高，但如果賣得好利潤高，它就能成長，而投入巨大的荷蘭光刻機，如果沒有利潤，就得破產。美國禁止中國的電車進來，又不鼓勵本國發展電車，假以時日，氣候問題已經影響到生存了，到那時坐火箭都追不上中國了，那句斯大林的話將響徹耳邊，“落後是要挨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