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瀏覽中國曆史地圖集的過程中會發現各朝代疆域經曆這樣的變化趨勢。自漢唐中央政權控製的區域達到一個相對的頂點，後麵的朝代逐漸縮減，直到清代的疆域再次達到最大（元代應為一個純粹的少數民族政權，故除外）。有關西域，我們會發現隻有在漢唐時期，中央才對西域地區有著實質的，較長時間的控製。之後的很長時期，直到清代之前西域都基本上在中原政權的管理之外。那麽這是因為中央政權主動放棄經營西域？還是因為心有餘而力不逮，無力西顧？
舊的曆史教材將這個曆史現象歸結為中國傳統君王製度的劣根性。一般朝代開國時期的政治會比較清明，隨後的皇帝會逐漸昏庸，吏治腐敗。接下來國力衰退，外族入侵，中原地區持續戰亂，民不聊生。中央帝國自顧不暇，南避逃難，更別提西域了。這是一種從體製和製度上的解釋，認為舊的社會製度導致了中國曆史上的各朝各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過程。同時，這也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讓人們從邏輯上認可隻有破舊立新，采用新的社會製度，中國才能徹底走出5000年的怪圈。
筆者不置評上述說法的優劣，但將從其它兩個較少人關注的角度解釋一下西域與中央政權在幾千年間的變局。我主要從三點出發來闡述：第一，中原政權所依托的社會生產方式，以及依托的上層建築；第二，幾千年見氣候變化對環境的影響，而環境變化是如何影響中央政權的國策的；第三，地緣政治中，西域在中央政府心目中的位置變化。
從地理來說，四大文明古國，古中國在特定的曆史時期是最適合農業文明的發展和延續的。首先，黃河流域的帶來的可耕地麵積遠遠大於尼羅河流域與兩河流域。便利的交通與體量巨大的耕地，代表了一旦統一之後，所建立的農業文明政權的規模狀態。規模越大，所擁有的軍隊就越多，國力就越強。這一點來說古埃及與兩河流域都無法與古中國相提並論。有人會有疑問：印度河流域的麵積也很大，還有恒河流域，但為什麽古印度沒能建立強大的農業文明？這個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麵來闡明：
第一，印度河流域雖然麵積足夠大，但太容易發生災禍了。雅利安人來到之前，這裏曾經出現過高等級的文明，至今已經出土了若幹大型城市遺址。但是這些遺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曾經數次被洪水衝垮，並重建。到了後期，城市重建的過程越來越草率。這反應出了早期印度河文明國家力量的逐漸衰敗。
有關雅利安人取代印度河流域原住民，目前有兩種說法。有人說，雅利安人來的時候印度河流域已經逐漸沙漠化了，就像今天一樣。這樣來說，沒有現代化的灌溉係統，已經很難養活大量集中的農業人口。古國早已消失，遊牧民族麵對的抵抗力量隻有星羅棋布的以農業為主的小村莊。也有人說在遊牧民族對印度河古國的威脅一直存在，直到在某一段時間內，印度河多次出現洪水，大大削弱了古國的國力，讓雅利安遊牧民族乘虛而入。而遊牧民族到來之後，印度河流域因為氣候變化而逐漸沙漠化，失去了作為主要農業基地的作用。
類似上述的故事也發生在另一個大陸的瑪雅人身上。從公元9世紀開始，或許是由於不健康的耕作方式對環境的破壞，或許是直接因為氣候的變化，由中美洲西南部開始，一個個瑪雅的城邦經濟開始衰落、崩潰。在幾百年間，由西向東，一個個政權解體，國民四處逃難，文化傳承中斷。當地僅存的居民回歸到原始的遊獵方式，幾代人下去，文明消亡。等到西班牙人到來的時候，僅僅在尤卡坦半島的東部還存在著不多的瑪雅城邦，能夠成建製地反抗白人軍隊，其餘的都是以自然村規模的反抗。
言歸正傳，我們再談一下第二個原因，來回答為什麽古印度文明沒能在恒河流域得到發展？簡單來說，原因與我國的長江流域一樣，由於森林。我們知道，在自然地理的條件下，隻要雨水充足，最終能夠覆蓋地表的一定是木本植物。所以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人類文明剛剛開始萌芽時期的地球，那時隻要能夠生長植物的地方，大部分一定是被樹木所覆蓋。隻有個別情況屬於例外，由草地替代了樹木成為覆蓋植被。比若說在河流沿岸，由於河流每年會經曆漲水和枯水期，漲水期河水會衝刷河岸，由於木本植物都需要若幹年才能成材，故隻有速生的草本植物才能沿河生長。對於古中國來說，由於黃河每若幹年會發生經常性的改道，而每次改道都會衝毀森林，形成大片的衝擊平原。要知道即便古人脫離了石器，進入到金屬時代，但是他們的工具遠遠沒有今天鋒利，也沒有機械化的砍伐設備，對付大麵積的森林一樣非常吃力。河流改道而形成的大麵積耕地，才是最初上天給予農業文明發展的恩賜。那麽從這點來說，處於亞熱帶，河道相對穩定的長江流域，文明多起源於下遊地區也就不奇怪了，因為當時那一點點人類數量和劣質的工具還不足以對付大麵積的森林。那麽，既然長江流域都是這樣，處於熱帶濕潤性氣候的恒河流域就更是如此。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亞馬遜叢林的複雜程度，改造森林成為耕地，這對裝備不足的古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挑戰。
有人會說，古時不都是焚林開荒嗎？將森林燒掉不就行了？殊不知“刀耕火種”也是一項技術活。首先，在沒有現代化砍伐工具的情況下，焚林是一項危險並且不可控的活動。首先要選擇季節，溫帶地區多選擇在冬末春初進行，這個時候的樹木最幹燥。同時事先要先將焚毀的森林的四周砍伐出足夠寬的隔離帶，以防火勢蔓延。這個隔離帶的砍伐工作靠家庭或者村鎮的力量是完全不夠的，往往需要以國家的力量征集大量徭役來完成。在亞熱帶和熱帶，全年濕熱，焚林開荒就更加麻煩。國家往往需要提前幾年，首先使用大量的人力，將整片森林裏麵的每一顆樹木靠近根部的樹皮切斷，這樣樹木會很快死亡，並逐漸幹枯。同時直立的樹木還會遮擋陽光，防止小樹苗生長。若幹年後，整片森林的樹木完全枯幹，政府才能組織人手進行焚林，改造成耕地。同時以上的這些還沒有計入對新增加的耕地的灌溉係統的建設，這對於古人來說也是一項艱巨的挑戰。所以說，我們的老祖宗向森林要土地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句老話：”靠天吃飯“。這用來形容傳統的中國農業社會非常貼切。要想社會保持持久的穩定與發展，對於中央政府來說：不斷謀求新的可供耕種的土地；憑借可靠的灌溉係統；和適宜的氣候，這些要素統一起來才能保證足夠的糧食供應。並且古代農業社會的陸路運輸主要依靠畜力與人力，糧食運輸的路途損耗一般要遠遠大於到達目的地的數量。所以古代一個地區受災，除非水利運輸可以大批量運輸糧食，官府往往引導災民前往臨近糧食充裕的州縣寄食。舉個例子來說，一旦西域地區受災，因為沒有河流聯通關中地區與西域，朝廷是無法有效運輸糧食賑災，唯一能夠采取的辦法就是將當地定居的民眾遷徙回中原。
農業社會，適宜耕種的土地是根本，灌溉和氣候是保證。在強大的朝廷眼中，一塊地區是否有價值，值不值得納入統治範圍，在於這塊地區是不是能夠改造成為農業社會。自三皇五帝以來，華夏民族之所以能夠由最初的河南一地遍布到東亞最豐饒的地區，原因之一是華夏民族始終能夠堅持一個純粹農業化作為國本的政權，以及擁有一套不斷完善的為農業化而生的文化體係和行政體係。再請看中國曆代疆域的變化，無論各朝各代的統治區域如何變化，那些大麵積的農業區外族都很難占據很久的時間。在一代或數代人之內，中央農業政權一定會將它們奪回來。
對於農業政權來說，最有價值的就是可供出產的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安置人口，派遣官員管理。於是不多久，這塊土地便有了出產，除了能夠養活勞作的人口，還可以反過來以賦稅的形式反哺中央。幾代人下來，這塊新的土地便完全歸心，接下來還可以在其中選拔士兵和官員，去開墾或占據新的農地。對於新的農地，中央政權在幾千年間形成了著一套完善的統治方略，就是有名的”改土歸流“製度。”改土歸流“製度雖然從明代才正式命名，但實際上相應的製度和嚐試老祖宗們最遲從周代就已經開始了。最初中央王朝除了直屬控製區之外，對周邊地區使用朝貢製度加以管理。藩屬國將貢品獻給君主國，表示順從或者結盟。這個時期，藩屬國處於盟友的地位，擁有自己的君主，行政機構和軍隊。古波斯，古雅典，古亞述，古羅馬都全部或者部分采取這種治理方式。
當漢族政權在中原地區擴張到極點，開始接觸到周圍生產方式、語言文化各異的少數民族政權的時候，在上麵朝貢製度的基礎上開始逐漸發展出了”羈縻製度“。實行羈縻政策的地區名義上從屬朝廷，實際由當地原住民首領自行統治。但羈縻製度對比上述朝貢製度增強了中央政府的控製程度，羈縻州縣首先需要宣誓忠於中央朝廷；其次羈縻州縣類似於”封地“，固定了其統治範圍，不可隨意侵占周圍的其它郡縣；羈縻州縣也要按照實力不等向朝廷提供賦稅和士兵，等等。
羈縻製度到了宋元，逐漸發展成為成熟的”土司製度“。至明清時期中央政府加強集權，采取”改土歸流“製度，將”羈縻州縣“完全納入了中原政權的領土之中。這裏的”改土歸流“的意思就是指將原來統治少數民族的土司頭目廢除，改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完全實行朝廷的法律，由朝廷直接管理。當時的改土歸流一般采取兩種辦法：“一是從上而下，先改土府，後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時機進行，如有的土官絕嗣，後繼無人，或宗族爭襲，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間互相仇殺，被平定後，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鎮壓後，以罪革職，改由流官充任”。
但是話說回來，這個”改土歸流“是需要成本的。第一，使用流官取代土官很多時候是要流很多血的，對當地經濟也是一種很大的破壞；第二，朝廷還要衡量流官取代土官是否值得。中原政府實行的是一種非常合適農業化社會的體製。一旦”改土歸流“之後，當地是不是能夠開展起農業生產，能不能被改造成農業社會，是”改土歸流“最終能不能成功的重要出發點。
咱們結合上麵提到的兩個原則，再從頭回顧一下西域與中原的交融史。
漢與匈奴爭奪：前209年，匈奴統一漠北，殲滅河西的大月氏，賓服西域三十六國，威脅中原。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決心聯合西域各國，夾擊匈奴，遂使張騫出使西域。前115年，漢朝與西域之間連接起了絲綢之路。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漢廷在龜茲建立西域都護府，使得西域各國首次在名義上處於中原王朝的附屬國的地位，但維持不久。直到東漢年間，再次設置西域都護府，監控西域諸國。先後於公元74-75年，公元91年到107年間短暫複置。整個漢代（含新朝）對西域采取的是一種“羈縻製度”，並無派遣官員將西域真正納入版圖中。
隋煬帝大業四年（608年），隋軍在打敗了吐穀渾之後，控製了今日的新疆東南部。唐太宗貞觀八年（634年），龜茲、吐蕃、高昌、女國、石國遣使朝貢。貞觀二十二年（648年）設安西都護府，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於闐、疏勒四國。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內。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唐軍占領高昌，於該地置西州，又於可汗浮圖城（今吉木薩爾）設庭州；同年在高昌設安西都護府，後遷至庫車，改置為安西大都護府。在之後的二十年間，安西都護府“管戍兵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匹，衣賜六十二萬匹段。”北庭都護府“管兵二萬人，馬五千匹，衣賜四十八萬匹段。”（《舊唐書》卷38《地理誌一》）。唐軍發動了對西突厥的一係列遠征，在657年西突厥徹底投降，670年安西四鎮被吐蕃攻占，693年武周再次占領。702年在庭州設置北庭都護府，後又升為北庭大都護府，管理天山北麓及新疆東部地區的軍政事務，而安西大都護府管理天山南部和蔥嶺以西的廣大地區。此後，安西府的府衙才在較長時間內穩固下來。唐玄宗開元年間，曾在兩大都護府之上設磧西節度使，是當時全國八大節度使之一。非漢民聚居區，則設置羈縻府州。同時，還在龜茲、於闐、疏勒、碎葉（一度是焉耆）設軍事建製，史稱安西四鎮。唐王朝通過上述中央直接委派的行政軍事一體化機構，在龜茲建立都督府、州、城、村、坊等地方各級行政建製，設置孔目司、宴設、掏拓所、關津、館驛等各類管理機構，並推行賦役製度。同時唐政府還在龜茲進行大規模屯田，重視河渠水堰的管理、館驛交通的建設及其銅、鐵礦的開采和冶煉。將西域中最富饒的地區當作自己領土來管理。
唐高宗麟德四年（667年）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陷龜茲撥換城。唐朝罷安西四鎮但對西域還保有一定影響力。如，上元中（675年）龜茲王白素稽獻銀頗羅、名馬。
後世明朝初年為防範漠北的韃靼和瓦剌勢力於哈密等地區設置衛所。1472年，哈密等衛所一度被吐魯番攻破，諸衛內遷，後複，1514年再度被並。15世紀後半期後，西北諸衛全部喪失，明朝最後放棄新疆，退守嘉峪關。1755年，清朝軍隊平定準噶爾，三年後又消滅阿睦爾撒納勢力，西域底定。乾隆帝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意名為新辟疆土，出自1760年乾隆帝給陝甘總督楊應琚的諭令:“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帶，距內地遠，一切事宜難以遙製。” 1759年，清朝平定回鶻的大小和卓之亂，采用伯克製和軍府製，開始統治南疆。民國與新中國的西域曆史便不細表了。
首先從地緣政治來說，隻有紮根渭水流域的關中朝廷才會去經營西域。關中如果不能牢牢把握西域，隴右河西則門戶洞開。秦代一直依靠重兵去剿滅和防範來自北西南三個方麵的遊牧民族的威脅。但是從公元3世紀末到5世紀，亞洲西北部的氣候逐漸變冷，草場開始退化，周圍的遊牧民族失去了生活的憑借，遊牧部落逐漸開始融合，要組建一個強大的遊牧帝國。如果遊牧帝國的軍隊南下，就會一路大進關中，進逼長安城下。此即所謂，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這句詩就反應了一旦匈奴南下，將會直接威脅朝廷的安危。而關中隻要崩盤，帝國本身就會大亂。但在盛唐時，關中地區的生態環境就開始出現問題了，耕地、糧食產量都在減少，失去了這個人口和糧食支撐，當時的唐朝廷控製西域越來越難。所以唐朝以後，關中地區生態崩潰，再也沒有出現類似的以關中基地的朝廷。
另一個原因，中原朝廷麵對的遊牧民族的威脅不斷東移。漢朝麵對的北方威脅主要是匈奴，匈奴帶來的壓力主要在西北方向，這種情況下西域的戰略意義就凸顯了。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為了聯合西域的月氏，由西南兩個方向夾擊匈奴。後來匈奴被擊潰，南匈奴內服，逐漸被同化，威脅減少。這時候對中原的威脅已經不在西方，漢末的烏桓已經在遼東了；隋唐攻打的高麗在朝鮮半島；李靖對付東突厥也在山西以北；再之後麵臨的威脅已經變成了東北方向的漁獵遊牧部落了（遼、金）。軍事壓力東移的情況下，再維持對西域的控製，並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還一個原因是從西域的生存環境來說。西域國家主要分布在塔裏木盆地、吐魯番盆地和以北準噶爾盆地的邊緣，利用從高地上溶化的水在綠洲上生活，此外塔裏木河與羅布泊是西域地區的主要農業、生活水源，因而該區域的國家興旺與水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在水就是生命的西域，幾乎每一個國家都要對應一條以上的河流，尤其是那些以農業為主的定居國家。同時西域地區由於地理上的因素，國家的興衰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3世紀末期—5世紀後期，和自15世紀30年代以來東亞全境氣候逐漸變冷，當地氣候也受到強大影響，期間經過該地的商貿往來更樂意通過南方絲綢之路來進行，令西域貿易逐漸減少，各國也因此衰落了。
在東亞，河流末端的三角洲地帶，往往是擁有最高農耕潛力的肥美之地。遇到地勢阻力，在流速減慢之時，總是能夠用上遊帶下來的泥土，掃出一片水網縱橫的扇形平原來。然而對於臨近沙漠地帶的河流來說，這種情況卻不太多見。鑒於沙漠地帶強大的滲透性，大多數河流隻是默默無聞淹沒於黃沙之中。對於一條穿行於沙漠中的河流來說，如果想在沙漠之中滋養出一片三角洲形態的綠洲來，通常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地勢變化讓河流遇到阻力，比如低窪地。因為隻有這樣，才能讓水流慢下來，並開始橫向發展出天然綠洲來；第二個條件是，必須得有滲透性較差的黃土層做底。這樣的話，水即不容易滲透掉，也有了植被生長所必須的土壤。最後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得有較大的水量，幫助你在被炙熱的陽光蒸發幹淨之前，找到合適的歸宿點打造終極三角洲平原了。這三個條件中，最為重要的還是水量了。水量夠大的話，即使下遊條件再差，河流也能年複一年的，把上遊的黃土搬運進沙漠，自然鋪就在河道上。直到它找到一個相對低地作為最終的歸宿。
在張騫到來之時，塔裏木盆地諸綠洲土著們的生產方式，主要是擇水而生。即選擇一塊水流平緩，麵積較大的天然綠洲，挖掘簡易的溝渠，引水以灌溉有限的耕地。在這種情況下，河流末端的三角洲也就成為了人類棲息地的優先選擇。而大多數地緣板塊的綠洲，也因此呈線性排列狀（沿河分布）。當漢帝國開拓至此之後，塔裏木盆地對水資源的利用方式開始出現了質的變化。在山前平原築壩攔水，讓河水橫向漫流（與此同時，挖通更為複雜的引水灌溉係統），以形成更大麵積的灌區，成為了帝國輸出給西域土著先進技術。當然，帝國這樣做的直接原因，並不是因為有著無私奉獻的白求恩精神。而是因為經營西域的需要。在中國傳統的“耕戰”模式中，如果一片土地不能夠在糧食上自給自足的話，那麽它將很難避免，被中央之國所拋棄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一塊土地是否能夠屯田以養兵，成為了衡量其價值的重要標準。以漢帝國的農業技術水平來看，西域這種擇水而生的自然狀態，顯然浪費了大量的水土資源。而這，也正是帝國入主西域所需要的空間。盡管漢帝國的到來，嚴重影響了西域綠洲原本的生存狀態，但對於西域那些綠洲城國來說，並不算是壞事。因為這些從東方輸入的農業人口，並不是在跟他們爭搶原有的蛋糕，而是在把蛋糕做大。正因為如此，帝國在西域的屯墾工作並沒有遇到阻力。相反，在看到新技術所帶來的巨大收益之後，還有不少國家主動邀請漢軍前去屯墾。這樣以來，漢唐才能夠有可能在外族林立的西域，先後占據上百年時間。
但由於公元3-5世紀間氣候的大變化，西域逐漸失去了能夠作為“耕站”的農業基礎。有關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近現代對西域古國考古挖掘的成果中找到答案。最有名的就是“樓蘭”、“尼雅（精絕）”和“克裏雅”遺址。它們分別分布在古絲綢之路、塔克拉瑪幹沙漠與古塔裏木河的不同位置，對討論古西域的氣候變化來說很有代表性。這裏直接引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王守春在《塔裏木盆地三大遺址群的興衰與環境變化》中的結論。
塔裏木盆地三大遺址群早在公元前就有人居住。1-3世紀期間可能是其最盛期，房舍建築增多，耕地麵積擴大，農事活動在生產活動中處於重要地位，綠洲麵積擴大。三大遺址群的廢棄是逐漸的過程。這一過程可能從4世紀時就已開始。三大遺址群廢棄的時間表現出較明顯的同步性。三大遺址群的廢棄都是由於所依托的河流下遊來水的逐漸減少。而它們開始廢棄在時間上 的同步性，又意味著造成來水減少的原因是共同的。隻有用氣候變化才能解釋這種同步性，而與人為因素無明顯關係。3-4世紀後，塔裏木盆地的人口數量總的趨勢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因此，3-4世紀後，人類所消耗的水量也相應是在減少。4世紀後塔裏木盆地諸多河流普遍表現出尾端退縮的現象，應當歸之於氣候的變化。三大遺址群最終廢棄時間的不同，則是與各遺址群所依托河流的水文以及地質地貌條件有關。樓蘭遺址群位於塔裏木河最下遊，對全流域水資源狀況的變化反映最敏感，完全被廢棄的時間最早，而另兩大遺址群廢棄的過程持續時間較長，可能由於所在環境條件對河流的退縮起到緩解的作用。
綜上所述，漢唐之後中原政權之所以放棄西域，是從多個因素考慮得出的一個合情合理的政策。西域作為一塊飛地，即滿足不了建立農耕社會的要求；從戰略上，西域也失去了作為兵家必爭之地的作用；我們的老祖宗們已經盡可能的占據了作為一個純粹的農業帝國所能夠把握的最肥沃的土地，並維持了幾千年時間，我們作為後人，實在是不應該多加指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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