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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否定改革開放前的經濟路線

(2018-01-09 17:37:52)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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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的中國背景的圈子裏,經常有人就文革及之前的中共第一代領導時期發表看法。比如“毛時代”的社會製度是“均貧”;當時政府號召大家“貧窮光榮”;中央政府如何不懂經濟建設,導致餓死多少人雲雲。

我不想隨便揣測提出或者讚同這類觀念的人是不是文革時期受過迫害;或者不滿意政府;或者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代言人。

我在這裏也不想替建國後的中央政府翻案,但想提幾個問題,表達一下觀點,因為僅以“均貧”等等來概述毛時期的曆史過程,不僅僅是流於情緒化的浮淺,更重要的是對後人的認識不會有任何幫助。如何正確的看待這些,讓它能夠對我們今後的政策導向產生借鑒的意義,或者教育的目的,遠比發發牢騷,或者去否定某些來得實在?

首先,建國以後的中共領導班子是懷著極大的熱情去設計今後中華民族的走向。不僅是政府,包括全國有思想的民眾都知道,這是中國社會繼19世紀殖民地時期以來,第一次真正地被統一到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之下,中國終於可以有機會努力發展自己,提高國力,趕超英美了。但是怎麽發展經濟?擺在中央麵前就是一個已經取得成功的“蘇聯模式”。蘇聯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從帝王專製的半工業半農奴狀態中建設成為強大的工業化國家,無論是從意識形態角度出發,還是從單純的經濟製度出發,都是近似於必選答案。因為其一,中國已經經受了近百年落後挨打的曆史,中國必須要飛快地趕上去;其二,西方國家基於不同的政治製度,即便能夠與中國維持和平,也絕不可能予以實際的幫助。

另外抗美援朝戰爭也促使中國必須選擇“蘇聯模式”。斯大林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並沒有選擇去積極扶植共產黨政權,他在抗日戰爭中要求延安的共產黨要與蔣介石保持和平的關係,共同抗戰(這是當時蘇聯不想開辟與日本的第二戰場有關);在蘇軍收複東北後,斯大林仍然不信任中共。蘇軍搜刮走了所有能帶走的生產物資。這種情況一直到斯大林成功地把中共拖入了朝鮮半島的戰爭中,徹底把中國拉到了他的陣營。

對蘇聯的好處是終於有了代理人來替自己打這場戰爭,不必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對中共的好處是這樣就能順理成章地接受蘇聯的援助。大量的軍事援助,工業專家,成套的機械源源不斷地來到中國,迅速提高了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另外,隨著中國軍隊在半島戰場上的一次次勝利,這也代表著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有能力與西方國家的軍事力量抗衡,這也極大的增強了當時整個民族情感和向心力。反觀比我們先獨立的印度,由於一直實行誰都不得罪的不結盟政策,單單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經濟,這幾十年的進步可見一斑。

所以在戰爭期間,中共政府就在領導班子內明確了走蘇聯的路子,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其為主導推動整個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達到快速工業化。然後在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國民經濟的一套完整的體係。

然後才有了在1953年開始的“一五”計劃的“一化三改”的成功。“一化”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三改”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

之後在“二五”計劃中,中共提出了“三麵紅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工業大躍進,農業人民公社),以革命的精神來加快共產主義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績,但是代價是十分慘重的。這也成為民眾對中共政府路線政策質疑的始由。

隨後是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下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雖然當時還是沿襲計劃經濟的老路子,但是著重於平衡政策,恢複民生。國民經濟得到了恢複,但是在政治上“左”的東西仍然在發展。

再後來就是文革時期,政治運動的破壞力不亞於又一場全國範圍的戰爭,導致中國的經濟走入了崩潰的邊緣。直到毛去世後,中共的領導班子反思教訓,實行新的經濟模式,把中國的經濟重新挽救起來。這是後話,這裏就不細表了。

下麵來討論一下為什麽計劃經濟時期,中共采用的是“均貧”的政策?

首先要盡快發展重工業,就要依靠高積累。體製上的配合方法就是低消費。降低流通的日常商品的價格,同時也能把勞動力的價格壓得很低。其次是分配方麵,當時搞平均主義的低收入,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民眾的利益矛盾,能夠把精力放到生產建設方麵(這一點上同我前文描述的印第安人社會的激勵方式很相似)。

但是,當人們的激情過後,這種經濟方式也帶來了很大的問題。首先是占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切實的提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用剪刀差的辦法剝削農民,積累資金用於發展工業;其次,壓低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來提高發展工業的資金積累。由於新的資金的注入,工業部門能夠不斷的擴大再生產。但是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遠遠低於生產規模的擴大,為了緩解這個問題,隻能靠政府不斷擴大投資規模。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循環。

總的來說,建國初期實行的這套計劃經濟體製,在幫助國家集中力量提高工業化水平,奠定了中國完整,獨立的工業體係方麵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同時這種體製在現今看來也是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當時的措施忽略了物質利益,而僅僅以政治口號來調動民眾的勞動積極性;同時,這種粗放的計劃手段也無法按照市場實際的需求來安排生產;以官僚為主的生產部門負責人也不會去主動提高生產效率。以至於給中後期帶來了一係列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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