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器來牟利，比用私財來買春，更卑劣。

警方查證，沈顥等人涉嫌勒索近100家公司2億餘元人民幣。“我很早就知道這涉嫌犯罪。”沈顥承認，對於下屬媒體的犯罪行為，他不僅是默許，更是領導者、支持者、協調者和參與者。

 

沈灝及其他所代表的媒體，曾是新聞專業主義矗立在珠三角的一杆大旗，而今，“名媛”不堪如斯，墮落如斯。

 

有同行仿照沈灝的名篇寫下：“我們不停地為你惋惜。你的教訓就是我們的教訓，你的悲哀就是我們的悲哀。我們看著你收下髒錢，看著你放棄理想，看著你失去初心，看著你始以小錯，看著你終成大患。我們淚流滿麵……不希望今天的你就是明天的我！”

 

兄弟，隻有幹淨的靈魂，才能持久。今夜，你還記得曾經的法治敬畏嗎？

 

新聞人，本是社會公器。在袁氏複辟的1921年，梁啟超先生不納重金，寫下了全國大報競相刊登的千古名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在軍閥混戰的1925年，邵飄萍先生怒拒30萬元，在《京報》上堅持揭露張作霖直到被捕就義……在遠比現在艱難的時代，我們的前輩願意“雖千萬人而吾往矣”，就是相信，未來會有年輕人繼承他們的衣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但是，從2008年山西霍寶幹河礦難“封口費”事件，到2014年的新快報記者陳永洲事件，從所謂的“精英男神”芮成鋼到“新聞聖徒”沈灝，失範醜聞在新聞業界已不鮮見。

 

沈顥說“既然是行業內比較普遍的行為，就沒有充分反省這種行為的惡劣性質。”

 

新聞人本應是法治精神的守護者，為何卻在“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下，一再突破底線？

 

以公器來牟利，比用私財來買春，更卑劣。是到了該反思，敢於揭開業內膿瘡的時候了。否則，怎麽對得起深付信任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