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
我記得聽我母親說過,我家世代都窮隻有幾分田,一共兩小塊,還是很遠的“坑籠田”,這兩小塊“坑籠田”還不是在同一個地方,我們家鄉是丘陵地帶,“坑籠田”在兩山之間,到田地幹活要走幾個小時,不像平原地方田地就在門前。解放後,政府因我家田地少,所以在土改分田地時分到了小半塊田(幾分),一小塊田和我伯娘合分。我們那裏都是以坑籠田(梯田)幾多,每塊田都很小,很少超過一畝的。我伯娘家更窮,伯父早早去世(我沒見過),伯娘守寡幾十年,帶著兒子“養子”(就是北京眼中的窩囊堂兄)艱難過日子,所以在土改分田地時伯娘家分了大半塊(也是幾分),我伯娘家沒有主力,所以那大半塊田都是我母親幫著幹。 我進門時,阿公(爺爺)己去世,阿婆(奶奶)帶著四個兒女過活(一、三是兒子,二、四是女兒,)。我父親是長子隻讀過三年書,我母親一字不識是真正文盲,從小就被帶回家做童養媳。父親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我兩個姑姑自我懂事時己出嫁。叔叔在解放前由於不滿意他母親因(三籮穀)“偏袒”我父親,拆了老家一麵牆跑到香港謀生“行船”,叔叔一生沒成家,退休後八十年代回到老家餘度晚年。一個姑姑也是解放前全家到了香港。姑姑一家在香港艱苦生活了幾十年,到死還是住在政府最原始的徙置區。日本仔時期,據父親說,父親外出找工作時遭遇過日本仔開槍追逐過,也同樣被國民黨兵“吼吼雞”拉壯丁追過。
我外公家是大地主,娶了兩個老婆(過去農村人娶老婆是娶來幹活的),兩個老婆一共生下八、九個兒女之多,大舅是大婆生的,當了國民黨軍官,軍階是師長“是中將軍銜吧”,由於大舅是個國民黨軍官師長,帶兵抵抗日軍,日本在華南大亞灣登陸後,帶一大隊人馬到外公家圍捕搜查,外公一家接到消息後,全家十幾人跑進深山躲避日本仔搜家,這些事是我在老家時聽我母親說的。我母親是細婆生的,細婆好像一共生了三個兒女,我母親最大有一弟一妹,我母親六、七歲就送被我父親做童養媳,過去農村很多女孩從小就被人做童養媳,照理說一個大地主家庭為何要把自己小小女兒送人做童養媳,過去有些事真是想不通,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不是自己外公,說出都不會有人相信。
由於家裏窮田地少,父親外出找不到工作,想搞點小生意做做,家裏無錢婆婆用了三籮穀被我父親做本錢,在附近小鎮“澳頭”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那間小雜貨店,很小賣些油鹽醬酣糖之類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做漁民生意,漁民拿貨出海打魚回來賣了錢才結賬,每逢初一,十五漁船回港時才雇有一臨時小工,和漁民做生意多采用記賬方式結賬,水上人拿貨出海回港再結賬。解放後漁民大翻身一切賬目作廢,遺留賬簿幾大本欠款不用還,欠了多少錢隻有父親才知道,但厚厚幾本賬簿我見過,年紀小不知是什麽書本,父親說起才知道,解放後家裏我還見過港幣和袁大頭呢。
父親在澳頭小鎮做生意,寄宿在小店,阿婆(婆婆)和我母親帶著我兄弟三人在農村過日子,家裏農活家務全是母親做,除了農活,家務:砍柴割草、淋菜洗夜、挑水做飯。農活做主力,犁田耙田,打穀之類力氣活也是我母親包起。農村婦女特能幹。我家在很遠山坑有兩小塊田“坑籠田”和一些山坡開出來的“斜地”,家裏很窮全靠父親小店維持幫助,家中田地活和家中大水事條我母親一人包起,婆婆年老在家裏照顧我們,我十二、三歲婆婆去世,婆婆去世後母親田地家務繁忙,兩個弟弟由我帶著,我上小學時還要背著小弟弟一起上課(我比小弟弟大十歲,)。
這種世代窮苦的農村生活,不是城市人能想象的。後來為了生活而出走偷渡(這屬於個人行為),但不能忽略共產黨把我家鄉從世代偏僻窮農村改變成富裕的城鎮。我還有一弟在老家,弟弟一家有店有樓生話過得很寫意,弟弟五十多歲就不用做了(退休),一家人早晚在廣場唱歌跳舞,這種生活誰帶來的?站在家鄉人民角度看,不感謝共產黨感謝誰?我家有三個偷渡犯,父親、小弟和我,父親晚年在香港生活困難最後選擇回老家養老,我叔叔解放前到了香港一生在船上工作,沒結婚香港沒家庭退休後也是選擇回老家養老,我和父親始終是擁護共產黨的,始終愛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