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百像
多看常思
編者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2013年，胡耀邦逝世24周年之際，周瑞金先生撰文《胡耀邦：中國改革的“總工程師”》，以示緬懷。
又是清明。24年前，胡耀邦就是在清明過後的10天因心肌梗塞過世，使全黨陷入巨大悲痛。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麽，胡耀邦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為了把中國從瀕臨崩潰的邊緣用改革的力量拉回來，他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哲人已萎，在中國改革又將走出新境界之際，懷想遠人，別是一番滋味。
彈指三十年，換了人間，改革開放讓中國迸發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堪稱脫胎換骨，經濟總量躍升到世界第二把交椅。不過，有一點和耀邦當年力促改革時頗為相似：改革同樣麵臨巨大阻力，同樣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所不同的是，耀邦麵對的，是意識形態方麵的抱殘守缺，是發展之初麵臨的突破舊體製的種種困境；而如今我們麵對的，則是特殊利益階層的畫地為牢，是發展起來以後更巨大、更多元、更深層次的矛盾堆疊和利益衝突。在中國改革到了需要狠推一步、擊一猛掌的新的曆史時刻，緬懷耀邦，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
胡耀邦冒著風險發動真理標準討論
曾在胡耀邦領導下參與發動真理標準討論的著名哲學家吳江，為胡耀邦故居陳列館撰寫過宋代楊萬裏一首詩作：“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耀邦其人，正如一道清溪，無懼千山萬壑之險阻，仍是日夜奔喧，堂堂湧出無私無畏的人生境界，也堂堂推開思想解放、銳意改革的新境界。今天，我們仍然需要這樣敢破險關、大智大勇的“堂堂溪水”。
縱覽耀邦在文革之後的行止，突出的一條，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決不懼怕任何權勢的束縛和壓製。“四人幫”被粉碎後，胡耀邦最先敏悟到，黨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絕不能迷信個人，應當提倡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應當正常化、民主化，杜絕家長製、一言堂，一個人說了算。在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期間，他勇於頂住“凡是派”位高權重的壓力和阻力，大無畏地組織和推動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不怕“砍旗”、“丟刀子”、“反馬列”等的無端指責，衝破對領袖個人迷信的精神枷鎖，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重要理論準備，成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沒有胡耀邦冒著風險銳意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並在關鍵時刻得到鄧小平支持，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個深遠曆史影響是怎麽評價也不會過份的。
胡耀邦組織領導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
而耀邦最為人銘記的另一項曆史功績，就是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組織和領導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冤獄、落實政策的艱苦卓絕工作。1977年12月胡耀邦受命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即著手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迅即摘掉全部“走資派”帽子，繼而為1957年錯劃為右派分子的數十萬人平反，為在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徹底平反；為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為彭德懷、陶鑄、賀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平反；為天安門事件的幹部群眾平反；為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最大冤案--劉少奇平反。到1982年底，花整整五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從“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曆次政治運動中冤案冤獄的平反工作，為數量高達三百餘萬人平反昭雪，恢複名譽。這次大規模平反冤案冤獄，是為共產黨人洗刷恥辱，也是為共產黨本身恢複元氣，準備改革開放的中堅人才，其功績無論怎樣估計也不為過。平反冤假錯案固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一人之功，但胡耀邦對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膽識，態度最堅決，斷案最公正，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最難能可貴的是，耀邦持有共產黨人的赤子之心，毫無私心，沒有山頭意識，痛恨整人立威，堅持有錯必糾，無愧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良心。
胡耀邦衝破層層阻力，打開改革開放局麵
耀邦當年，更傾注全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衝破層層阻力，打開改革開放局麵，忍辱負重為推進改革、加速現代化建設嘔心瀝血。他不光自己身體力行，也不遺餘力地把有改革精神的先行者推向潮頭。1978年，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他，受葉劍英委托，給複出主政廣東的習仲勳寫信勉勵：“仲勳同誌去廣東後，大刀闊斧，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麵，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完全支持仲勳同誌的工作。”80年代初，耀邦又相中另一位改革大將任仲夷，促成了他從遼寧省調往廣東接替習仲勳，後來任仲夷陪同他考察深圳時，即席題詞：“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遏製了當時否定特區的喧囂聲浪。而當農村包產到戶等改革實踐麵臨巨大現實阻力時，耀邦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支持萬裏等改革先鋒，1982年更在他的促動下，以“一號文件”的形式，讓“包產到戶”姓了“社”，理直氣壯地推向全國；從此，他連續主持製定了對推動農村改革有重大指導意義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概括出為全黨所接受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提法，最終瓦解了破壞農村生產力的人民公社體製。在農村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後，他及時將改革推向全麵，強調“全麵，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他主持製定關於經濟體製改革在內的一係列關於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對外開放等重要曆史文件，努力探索黨和國家領導體製的改革。早在1983年1月，他就提出“三個有利於”的最初版本：“總之，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的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他始終堅持政治體製改革要與經濟體製改革同步，在鄧小平政治體製改革的思想指導下，胡耀邦是積極的推動者和冷靜的引導者。他努力倡導黨內民主，主持製定黨的政治生活準則；他糾正了“清除精神汙染”中“左”的錯誤，同意新聞立法，推動言論自由；他主持製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曆史性文件。總之，胡耀邦為中國加快改革開放進程和加速經濟發展，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人們公認，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成了我們黨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胡耀邦從不自居為神
耀邦同誌還有一項獨特的貢獻，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他從不自居為神，也沒有領袖習見的威重、神秘和永遠正確，百姓們熟悉了他別具一格的率真、寬厚、活力四射，容易和他感情上親近起來，喜歡他的無拘無束。
今天，黨的十八大報告洋溢著對中國現實的憂患意識和堅定改革的頂層設計。洋洋灑灑，破題之道何在？習近平總書記在調研時對百姓說過一句話，“你們過得好我就高興”，而十八大報告則以不容置疑的堅定語氣，提出了新的“兩個凡是”：“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人民滿意與否，正鮮明地成為中共執政目標，曾讓執政黨建立新中國的群眾路線法寶，正被重新打磨，重放光華。這也正是耀邦當年身體力行、念茲在茲的執政理念，他曾經對隨行調研的溫家寶說過：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下基層調查研究，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掌握第一手材料。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
當前的中國，迫切需要黨內健康力量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輕人職業的安全感，營造人群的溫暖感和對國家的歸屬感，錘煉社會的向心力、凝聚力。而領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也是這種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一環。胡耀邦說過：“要做完人、聖人，難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當家作主的。”在中央推出八項新規，力促改政風、文風、會風的今天，懷想遠人，誠哉斯言!
我們紀念胡耀邦，就要像他那樣，銳意改革，勇於創新，做一個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無私、坦蕩胸懷、光明磊落的人!（2013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