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遵 |文
今年11月20日是中國共產黨曾經的重要領導人胡耀邦誕辰100周年。
當我提筆想寫一點紀念他的文字時，腦海裏即刻浮現出他辭別人世時的一幅畫麵——
1989年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一樓東大廳舉行。
追悼會結束，我和幾個同誌乘坐一輛小麵包車跟隨隊伍，送耀邦的靈車去八寶山。一出北門，隻見長安街南北兩側大街上，早已擠滿了為耀邦送行的人，密密麻麻的人群組成南北兩道人牆，一直綿延到萬壽路、五棵鬆……
當時，我直覺得胸口發悶，淚水控製不住地往外流，連我自己也鬧不清，那淚水是酸的，鹹的，還是苦的；那畫麵，也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本來，我和胡耀邦根本搭不上關係。如果一定說有，那就是，他是中共黨的最高領導人，我是這個黨的區區一分子，他位居雲霄，我棲身泥土。然而，機緣擘畫，際遇安排，當他還在總書記位置上的時候，我奉調進入中央辦公廳，給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同誌當秘書。命運讓我從一個新聞從業人員一步跨入高層政治生活的圈子。那時，我的辦公室也在勤政殿，距耀邦同誌辦公室不過十來米遠，而組織關係和耀邦同誌及他身邊的幾個工作人員，都編在同一個黨支部，也算是到了耀邦同誌身邊。由此得以近聞謦欬，麵獲親炙。後來又眼睜睜看著他從總書記位置上倒下來。
歲月易逝。轉瞬之間，耀邦同誌已溘然長逝26年了，但迄今依然音猶在耳，容猶在目，教猶在心。他的思想、道德、人格、情操，對於我如春雨潤物，不知不覺已悄然化為魂魄，凝成筋骨，融入血液和生命，成為終生的心靈指南和精神導師。
最初知道胡耀邦這個名字，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難中。那時我是一個在人民大學讀書的青年大學生。從街頭散發的各式傳單中，知道團中央揪出了"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王偉）。對胡耀邦有什麽罪狀不甚了了，卻記住了胡耀邦15歲就參加革命，是個"紅小鬼"，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是個年輕的"老革命"，心中不乏欽敬。
對他的進一步了解並心生敬意則是在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複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企圖糾正文革造成的混亂和錯誤，在全國大搞"全麵整頓"，和江青"四人幫"一夥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當時，胡耀邦被派到中科院任負責人。他堅定地執行鄧小平"全麵整頓"的指示，和當時權傾朝野、恣意橫行的江青一夥對著幹，盡力遏製和糾正被他們搞亂了的思想、政策是非，把科學院的整頓搞得有聲有色，深獲科技戰線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他主持製定的《關於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和文革中瘋狂的極"左"路線背道而馳，受到鄧小平的肯定和讚揚。他和當時鐵道部部長萬裏、教育部部長周榮鑫，成為鄧小平麾下搞整頓最積極、最得力的幾員幹將，在全國聲名遠播，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深刻記憶。我那時在天津一家報社當記者，對"四人幫"的淫威造成的恐怖歲月，以及他們推行的一套反動路線給民族造成的深重災難，感同身受，因而也深切關注著中央高層兩種政治力量的鬥爭。對鄧小平、胡耀邦的不懼橫逆、無私無畏、敢做敢當的戰鬥精神深懷崇敬。在我心目中，胡耀邦是個信仰堅定、意誌堅強的"鬥士"。
不久，毛澤東發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被再度打倒，胡耀邦也再度銷聲匿跡。
1976年粉粹"四人幫"之後，中華民族出現了新的契機。先是在中央黨校副校長、後是在中央組織部部長位置上的胡耀邦，在一批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團結一批人，頂風破浪、披荊斬棘，幹了在中共曆史上稱得起驚天動地的兩件大事情：一是發起和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他在推進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反省曆史錯誤、總結曆史經驗、實現曆史覺醒的偉大曆史轉折中，再次顯示出少有的英雄膽略、卓越眼光和博大胸襟。當他進入中共領導核心並進而擔任總書記之後，我心裏感到，黑暗的日子總算結束了，中華民族正在從泥淖中走出，中國共產黨正在回歸正途，中國將回複到一個正常社會，胸中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
1983年秋天，我到中央黨校培訓部學習。此時校長已是王震將軍。當時正批"精神汙染"，思想理論戰線首當其衝。1984年1月3日，胡喬木到黨校做了《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報告。黨校的氣氛已不一樣了。教員們說話、講課都很謹慎。黨校教員中有許多是從我的母校人民大學去的，私下裏和他們交談，依然是耀邦在時如何如何，耀邦同誌說過什麽什麽，讓人感到若論及精神一脈，耀邦仍是校長。耀邦在黨校創辦的《理論動態》，我們每期都能看到，上麵依然會有一些外麵看不到的好文章；耀邦在黨校時的一些講話，也在我們學員中廣泛流傳。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耀邦讓青年幹部要認真讀書，說一個地市級幹部一生至少要讀2億字的書。他還說，人一生無非三種可能，一是平庸之輩，二是昏聵之徒，三是有為之人。希望青年幹部不甘平庸之輩，更不能當昏聵之徒，要努力做有為之人。就從那時起，我給自己訂了個讀書計劃，即到60歲退休之前，用20年時間，再讀2億字的書。分解這個計劃，每天至少要讀夠28000字，一個月要讀84萬字，一年要讀1000萬字。我一生立過許多誌願，有些因主客觀原因都沒能堅持到底，但耀邦提出了讀2億字書的要求，我做到了，直到今天，仍在堅持閱讀。當然，他說的人生三種可能，我自忖不是有為之人，但也還不至於淪為昏聵之徒，是雖不甘平庸而終歸平庸吧。
鑒於中央黨校前幾屆畢業生有過耀邦接見並發表講話的先例，到我們這一期，學員們都普遍希望畢業時能請耀邦來講講話。那時我任支部書記，心裏也有這個願望，把這個想法與培訓部十幾個支部書記一溝通，竟然是一致讚同。於是就把學員們的要求反映給培訓部領導，培訓部答應將此報告校方，但校方總是泥牛入海無回音。到了1985年夏天，離畢業越來越近了，這事還沒定下來。於是我就直接去找陳維仁副校長（陳在耀邦任黨校副校長時兼任耀邦秘書），希望他能轉達本屆學員希望耀邦接見並講話的請求。那時我完全不知道王震和胡耀邦之間的關係，也不明白陳維仁同誌的難處。維仁同誌說，現在是王老當校長，要講也應該由他講，具體誰講，要由中央定。我把維仁同誌的話給學員們一傳達，大夥都有些悻悻然。但仍然要求我繼續反映，強烈要求耀邦同誌接見並講話。於是，我也不講禮數，三番五次地找陳維仁同誌，別的話也不好說，反反複複就一句話：學員們還是想聽耀邦同誌講話。維仁同誌最後給我說了一句：正在聯係。
畢業的日子到了。終於得到了準確消息，耀邦同誌將參加畢業典禮並跟大家講話。那時，王震校長出國了。
7月15日，耀邦到黨校出席畢業典禮，和畢業班全體學員照完相，在大禮堂做了《形勢•理想•紀律和作風》的報告。在談到形勢時，耀邦說，對當前我們國家的形勢怎麽看呢？
他說，有兩種極端的看法：一種講我們好得不得了，簡直什麽都好。另外一種，是另一個極端，認為我們什麽都糟，除了一切落後、振興無望之外，還有什麽"修正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等等。我讚成這麽一種估計：這幾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所謂之一，就是可以同新中國成立初期相媲美了。他說，對於那些極端的議論，我們的方針有兩條。一條方針是：對國外那些說我們糟得很的，一般不予批駁，為什麽呢？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都要駁起來不勝其煩。第二條，我們也不把自己的成功經驗強加於人。同國外朋友談話，我們反複講，社會主義從俄國十月革命算起，到現在隻有60多年，怎麽建設社會主義還要靠長期實踐來回答。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間，誰都不能認為自己完美無缺，要允許和鼓勵大家根據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去探索，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
他說，改革這個大方向，要堅定不移，不要模糊。抓住局部現象，以偏概全，或者從某種抽象概念出發而不從實際出發，都是不可能正確判斷客觀形勢的。隻抓住一點，甚至隻聽到一點什麽風聲，就馬上做判斷、發通知、刮風！我們現在這種事情可多啦！
耀邦這個話，其實是話裏有話，當時我沒能聽懂，隻是後來進到中南海，了解了一些事情，才知道從概念出發，抓住一點，甚至隻聽到一點什麽風聲，就馬上做判斷、發通知、刮風，是什麽意思。
在談到理想時，耀邦說，理想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我們已進入了社會主義曆史階段，我們的最高理想是什麽呢？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麽樣子，現在隻能講個方向，講個大概，那是要經過很長的曆史時期，經過好些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的。我們在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要注意兩條原則：第一，一定要講基本原則，基本精神，不能離開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目標。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代表我們的根本立場。第二，又一定要從實際出發，把我們的目標同現實的鬥爭目標緊密地聯係起來，要經常想到我們在此時此地究竟應當怎麽走，才能領導廣大群眾朝著我們的最終目標前進。今後幾十年，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要分三大步走。第一大步是到本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比1980年翻兩番，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小康之家"；第二大步是下個世紀的頭二三十年，也就是黨成立100周年之後，把我們國家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然後再走第三步，到下個世紀的中葉，也就是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以後，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發展的、經濟發展水平接近世界最發達國家的、第一流繁榮富裕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在我看來，這個三步走，就把我們的最高理想同新中國成立100年內的現實奮鬥目標聯係起來了。
耀邦這番話，講得我們熱血沸騰，感到共產主義理想和當前正在做的事情，同改革開放事業緊扣在一起了。
接著，耀邦談到了紀律問題。他說，一個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堅強的紀律不行。所謂有紀律，就是該怎樣做，就怎樣做，不該怎樣做，就不準那樣做。誰做了不準做的事，就查到底。該批評的批評，該處分的處分，該撤職的撤職，該法辦的法辦。有個經驗之談，不可忘記，叫作"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領導上搞親疏關係，下邊就會鬧派性；領導上講情麵，下邊就會搞對策，踐踏原則；領導上搞特殊，下邊就會搞嚴重的違法亂紀；領導機關不努力工作，下邊就會自由散漫。整頓紀律要先從黨委整起，要自上而下地整，不要抓替罪羊。
他說，我們要下決心，用兩三年時間把黨風搞好。如果不爭取在今後兩三年使黨風有個根本好轉，我們就對不起人民，黨就還有動亂的可能。一是黨風一定要搞好，二是隻有自上而下才能搞好。不是有個口號，叫作"從我做起"嗎？就是要自上而下，以身作則，不抓緊自己不行。我相信，隻要黨風真正搞好了，社會風氣也就好辦了。他說，中央、省市這兩級機關，講空話的太多了，講套話的太多了，一般號召太多了！現在，"表彰"大會多得不得了，一人一塊獎牌。必要的會可以開一些，但現在開得實在太多了！有的完全是走過場，搞形式，勞民傷財，而且還都提出要首長題詞。今後一定不要再搞那些自欺欺人的東西了！不能把有限的精力耗費到無窮無盡的空話、大話、套話上去。
最後，耀邦勉勵大家要實事求是，做有膽有識的幹部。什麽叫有識？他說，第一，有正確的方向；第二，有科學知識；第三，對實際情況了解很透。什麽叫有膽？正確的，敢堅持；不對的，敢說；違法亂紀的，敢糾正。他說，今天在座的多是三十幾歲，四十幾歲的年輕幹部。今後幾十年內要三步走，你們不單是走第一步，還要走第二步的人，你們要把老一輩手裏的接力棒接到下個世紀去的。人民對我們年輕的幹部充滿希望，年輕一代的同誌們一定要爭氣呀！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當麵聽耀邦同誌講話。撇開他講話中的道理、邏輯不論，他給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個字：真。純真，率真。真實的思想，真摯的情感，真誠的語言，沒有裝腔作勢，故作神秘，也沒有居高臨下，諄諄教導，他是自然本色，敞開心扉，和你做朋友間的交流。但就是在這種輕鬆交流中，你會感受到高山巍峨，大河奔流，他燃燒的熱情和雄辯的邏輯不知不覺就征服了你，讓你願意現在就站起來，跟他走。
就在這年秋天，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開幕前夕，我調進了中南海。沒多長時間，我就發現，總書記也有種種麻煩和無奈。他身處政治矛盾和旋渦的中心，置身於幾重夾縫之中，他雄心勃勃想要推進的全麵改革，哪怕前進一小步都要碰到重重阻力，他個人也時時處於誤解、謠言、攻訐的風雨之中。那個環境和氛圍，讓我這個書呆子體驗到了"侯門深似海""高處不勝寒"的況味。是政治家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的淡定，還是壓根兒就不知道身邊的風險？胡耀邦像一棵大樹，堅強地挺立著。
1985年9月18日，也就在黨代表會議開始的同一天，北京大學突然爆發了一次學潮，波及部分高校及其他省市。
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學潮，雖然沒形成什麽氣候，卻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關注。
黨代會一結束，最高核心層就開會研究北京大學生上街遊行的事。鄧小平說：我看學生鬧事是好事，說明了我們這幾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時。他說，充其量不過是學生示威喊喊口號，沒什麽了不起。人家說我是西太後，你（指胡耀邦）是光緒，這是侮辱，是挑撥。胡耀邦說：對於社會上流傳的各種無稽之談，我們大可不必太認真，關鍵是我們要把自身搞正確。鄧小平說：不采取斷然措施不行，對鬧事的首惡分子要抓，要處理。李先念說：我們憲法上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我們不能因為學生上街遊行就給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據啊！陳雲說：有必要根據國內地方的情況，由地方人大製定必要的法規和製度，對遊行示威進行必要的限製。鄧小平總結說：陳雲同誌的意見，實際上提出來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法律化的問題。我建議，由北京市就群眾遊行的問題通過一個地方法規，條文由中央書記處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義發。
此後，中央書記處曾幾次開會研究學潮的事情，就學潮的性質，發生的深層原因，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的內政外交政策都進行了總結和反思，提出來在全國開展形勢教育，加大對於改革的宣傳，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措施。胡耀邦比別人想得更多些。在一次書記處會議上，他講了這麽一番話，說：看來，今後乃至整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這一類大大小小的亂子恐怕少不了。至於他們喊打倒胡耀邦（國家教委的負責人匯報學潮中喊出來打倒胡耀邦和某某某的口號）也沒什麽，不要老盯著抓幾個壞頭頭，關鍵是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把路線搞正確，把黨風搞好，把我們黨自身建設好。我們共產黨人要學會在大大小小的動蕩和紛爭中，提高和增強治國安邦的本領，要靠民主和法製來處理各種亂子，化解各種矛盾和紛爭。這段話，我是從書記處會議紀要上看到的，當時還將其轉抄在筆記本上。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我對學潮的發生感到意外，不明白為什麽會在改革開放帶來民族大進步、經濟大發展、民生大改善的時候出現學潮。二是在告別了階級鬥爭為綱理論和文革極"左"路線之後，該怎麽分析和處理自發的民眾訴求？耀邦的這個談話如醍醐灌頂，讓我思想為之一震：耀邦跳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傳統思維，從一個民族走向現代化的大目標、大視野來看待社會階層的分化和不同利益訴求，對於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後的共產黨人如何執政的問題做了深層思考；對如何認識和處理新的曆史時期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有了新的思維，這就是靠民主法治道路，靠把黨自身建設好，把自己的事情幹好。作為黨的領導人，敢於提出打倒胡耀邦也沒什麽了不起，除了毛澤東當年在延安說過類似的話，沒有第二個中央領導人說過。這種共產黨人真正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覺，實在是大音希聲。
在中南海工作，經常可以聽到各種大領導講話。作為工作人員，我們自然都是恭而敬之，仔細諦聽，認真記錄，反複琢磨，努力消化。但實在說，多數場合領導人隻是念講稿，脫開稿子講的不多；二是他們講的都對，都正確，但似乎都曾聽到過，過後還能留在腦子裏的不多。耀邦不大一樣。尤其是在一些討論性的會議上，他極少照本宣科，總是坦率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同時他每次發表意見，總是在幫你打開一扇窗，啟發大家思考，讓大家無拘無束，暢快地把自己的真實想法講出來。一次，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需要召開一次全國理論工作會議。中辦主任王兆國召集我們幾個同誌在勤政殿小會議室研究這個會該怎麽開，需要從哪些方麵著手準備。那是個星期天上午，耀邦也早早來到勤政殿，他是要到外地去調研視察，等車來接他去機場。趁這個空當，耀邦走進小會議室，問：你們開什麽會？王兆國說，商量中央部署的幾件大事，議論全國理論工作會議怎麽開法。耀邦聽說理論工作會議這個話題，來了興致，問我們：哎，我新請來了一個理論司令，你們覺得怎麽樣啊？耀邦指的是朱厚澤。那時朱剛從貴州調來北京，任中宣部部長時間不長。我們異口同聲地說：好啊，不錯啊！耀邦說，他最近講了個"三寬"（指寬厚、寬容、寬鬆），聽說有些不同意見，你們怎麽看？
耀邦要聽的是真話，我們在他麵前說話也沒什麽顧忌，我們也真的很欣賞朱厚澤這個新部長，於是就坦誠發表了我們的看法：
"'三寬'符合思想文化工作的規律，是精神文化產品生產的內在要求"；
"這個提法有利於推動思想理論工作進一步解放思想，推動開拓創新"；
"'三寬'是我們黨處理和廣大知識分子關係，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積極性、創造性的正確方針"；
"是對過去曆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和總結"。
……
秘書、秀才們說話習慣講究個邏輯、層次，耀邦也不時會意地點點頭。我們中有一個同誌剛從廣東、江蘇、天津等地就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專題調研回來，向耀邦反映說：在這些省市對中央分管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同誌有些意見，認為不是積極支持改革開放，而是用過去搞階級鬥爭的一套，挑毛病，抓辮子，打棍子……這時耀邦接過話茬，說：這就是我們的曆史條件嘛！如果我們天天去爭論，好多事情就幹不成了，我們也陪不起啊！有些思想認識上的分歧，現在爭也爭不清楚，我們把改革開放搞好，把特區搞好了，經濟上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主義優越性體現出來了，反對的聲音自然就小了嘛。所以我主張，在意識形態領域，還是不要迎麵相撞，要超越飛行。你飛你的，我飛我的，你飛八百，我飛一千……
話還沒說完，警衛秘書進來說，車到了，該走了。耀邦站起來，說，好吧，你們接著議吧。看得出，耀邦對"三寬"的說法是讚賞的。他的"超越飛行"說本身就體現了一種理性和包容。後來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再一次提到了"三寬"，萬裏、習仲勳、胡啟立也都認為講得不錯。萬裏還衝著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不無揶揄地說：你就講不出這個話來。
在80年代改革開放進程中，經常麵臨來自"左"右兩個方麵的幹擾。特別是"左"的方麵的東西，根子深，積弊重，影響大，又常以"正統""革命"的麵目出現，成為阻撓改革開放的主要障礙和主要威脅。對此，耀邦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和清醒。有一件小事令我記憶深刻。1986年，為適應對外開放的形勢，加強對外宣傳工作，中央決定召開一次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會議原定耀邦出席並講話，後來耀邦讓啟立去講。會議講話稿的任務就落到我頭上。我奮鬥了一個星期，將稿子先送啟立同誌過目。通常像這類代表中央的講話都要送常委及相關領導同誌審閱征求意見。一個星期天上午，我到啟立辦公室，兩人準備把稿子通一遍再送審。啟立拿著稿子對我說，咱幹脆直接到耀邦那兒去，當麵聽他意見。我說，那你自個兒去？啟立說，走，一塊去。於是我又多拿了一份稿子，隨啟立去見耀邦。
這是我頭一次進耀邦辦公室。趁啟立和耀邦說話，我把辦公室掃了一眼，耀邦辦公室和其他書記們並無其他不同，隻是他屋子裏書格外多，一麵牆的書櫃裏除了經典作家的大部頭，各種大辭典之類工具書，還有些曆史、哲學類的著作。他的寫字台上也有打開正在看的書，書裏夾著一支紅鉛筆。啟立跟耀邦說稿子是我起草的。耀邦衝我點頭示意。我們圍著耀邦的寫字台，啟立坐耀邦右側，我坐耀邦對麵，三人呈品字形坐下。我把講話稿的主旨、邏輯及結構向耀邦做了簡要匯報，然後由我一字一句地念，他們倆各拿一份稿子，看哪兒不合適了，就停下來修改。沒想到，念完第一段就卡了殼。文章開頭，通常總有幾句禮節性的話，我也習慣性地寫了幾句。當我念到"代表黨中央向辛勤戰鬥在外宣戰線上的全體同誌表示衷心感謝和致以崇高敬意"時，耀邦就叫停說，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停了下來。耀邦說，"我怎麽聽著這個什麽戰鬥在，什麽戰線啦，總有點不那麽舒服，和平年代，搞經濟建設，搞各項工作，都要講規律，講科學，和打仗不是一回事，當然也要艱苦奮鬥，要犧牲精神?，但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什麽戰鬥隊呀，衝呀，殺呀，那麽一股火藥味?。"我當時聽了覺得很有道理，長期以來受文革遺風濡染久了，一不小心這種文革語言就會習慣性冒出來。經耀邦點撥，我馬上就來了句，那就把"戰鬥在"改成"辛勤勞動在"或"勤奮工作在"，把"戰線"改成"外宣工作各個崗位"，耀邦馬上說，這個好，這個好。啟立也笑了，說這麽改也顯得親切了，樸實了。耀邦連鼓勵帶告誡地對我說，你們年輕人嘛，寫文章要有點新的思想、新的語言嘛！我向耀邦檢討：是我粗忽，用心不夠，說套話成了習慣了。
就這樣改文章，好處是推敲得仔細認真，但速度慢，效率低。改了約一個小時，中間不時有電話打進來。耀邦說，這樣吧，這個稿子給我留下，看完後再把意見告訴你們。於是我們退出來。第二天早晨一上班，耀邦修改後的稿子就送來了。在頭頁左側位置上耀邦豎著批了一行字："退啟立同誌：此件我已看過，內容和文字都很好，隻在第8至9頁上動了幾個字，供參考。"
此前，我也聽同事講過，說耀邦交辦的活兒不好幹，原因是他標準高，要求嚴，一個文件不改十遍八遍根本過不了關。後來便有了親身體會。記得整黨運動之後，中央下決心端正黨風，強調從北京做起，從中央機關做起，力爭兩三年內實現黨風根本好轉。書記處決定召開一次動員大會，由耀邦講話。
當時我和中辦調研室兩位同誌，還有從中紀委、中組部借來兩位同誌共5人，承擔初稿起草任務。我們5個人白天調研，開座談會，拜訪黨內外各界人士，聽意見，晚上碰情況，務虛議觀點，最後拉提綱，定思路。起草小組白天黑夜連軸轉，奮鬥了40天，寫了1萬多字的初稿送上去。1986年1月9日，耀邦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央機關八千人大會上做了題為《中央機關要做全國的表率》的報告，這個報告隻采用了我們起草報告中的3000字。我將初稿和耀邦最後的講話稿做了認真對比，立刻找到了差距之所在，從中領悟出來許多東西。
在耀邦身邊工作，無論是一次談話，一個批示，或是一處文字修改，他總能給你一種思想的啟示，給你點亮一盞心燈，同時又總是充盈著一種濃烈真摯的人文情懷，會感染你，溫暖你，淨化你，讓你變得心地純淨、澄澈、光明。
一次午飯後，我和兩個同誌從食堂出來，打算到瀛台去走走，快到石拱橋了，見耀邦正由警衛秘書陪著也在瀛台散步。怕打擾他，我們就扭頭往回走。誰知被耀邦叫住了，我們便停下腳步，耀邦邊向我們走來邊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你們躲我幹什麽喲！我們都笑了。因為雖然也沒誰規定，我們工作人員平時的習慣，見了中央領導一般都隻點頭示敬，或站下讓領導同誌先走，不趕上去主動搭訕。耀邦走到跟前，突然提問：哎，你們說說，中國的農業究竟怎麽搞，怎麽樣才能讓我們的幾億農民盡快富起來啊？他是滿臉的認真，我們則是瞬間腦子短路。一是有關三農的重大方針政策問題，一般由國務院和中央農研室做專門研究，我們平常係統的考慮較少；二是剛吃完飯，腦子也不在狀態。好在我老家在農村，多少知道點情況和信息，就信口說了幾條：三中全會以來的惠民政策，農民是滿意的，他們的顧慮是怕變。雖然農村出現了一些專業戶、種田大戶等新的苗頭，但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還是要長期穩定；聯產承包責任製調動了廣大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但生產方式還是千百年形成的一套老辦法，要讓科技下鄉、下地，向農民推廣新品種、新技術、新方法，培養各行各業的能人和高手，起致富的示範帶頭作用；長期以來，農業基礎比較薄弱，這些年生產條件改進不大，像水利灌溉、土壤保護等基礎設施投入不足，政府要向農業傾斜，加大投入，加強為農業的服務；工業發展之後要考慮反哺農業，改善生產條件，引導、幫助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我對三農問題研究很少，一知半解、浮皮潦草地說了幾句，耀邦聽得很認真，不時還點點頭，最後叮囑我們說：農業問題是個大事情，是篇大文章喲，你們多做點調查研究，要把農民致富的事放在心上啊！我當時想，耀邦心中有個"平民心結"，天下蒼生唯係念，萬家憂樂掛心頭。他把老百姓的事看得比天還大。
談起耀邦，很多人都說他有一顆赤子之心。我領略過，感受過這種赤子之心。
十三大之後，耀邦成了一個不分管具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除了參加政治局會議，他不再到勤政殿來上班，我們也很少再看見他的身影。啟立同誌是分管宣傳思想工作的常委。按照黨內規矩，他把該送的文件照常送耀邦看，該征求意見的照常聽取耀邦的意見，心中依然視他為師長。1988年秋天，中央準備向全國發一個改進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文件征求意見稿出來，啟立同誌就給耀邦送了一份，請他審閱修改。過了兩天，耀邦就給啟立來電話，說，文件看完了。啟立讓我到耀邦家裏去，專門聽他對文件的修改意見。我沿著中海順東牆出一扇小門到耀邦家。耀邦正在小會客室等候。那時天已經有些涼。耀邦穿著一件藍色中式小棉襖，臉色有些蒼白，神態略顯疲憊。坐下來，開門見山。耀邦說，個別字句的修改我都寫在稿子上了，你們參考就是了。想到兩個問題。一個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學性、有效性問題。這些年，我們對思想工作並非重視不夠，也使了很大勁，但效果不那麽好。戰爭年代，我們積累了一套思想政治工作經驗，很有效。今天時代不同了，任務變了，曆史條件也不同了，所以要研究適應今天的新形勢。今天我們幹什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麵向世界，思想政治工作從內容到方法都要適應這個，既不同於戰爭年代，一切為著戰爭勝利，也不同於新中國成立之後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政治為中心，更不同於文革十年，反修防修，全麵專政。把這個大背景、大形勢搞清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務、目標才講得清楚，有的放矢，取得實效；不改進就沒法加強，改進了，也就加強了。戰爭年代，我們有一條過得硬，就是共產黨員，首先是領導幹部以身作則，率先示範，這個傳統我們如果不發揚，你讓群眾艱苦奮鬥，大幹四化，你在那裏搞官僚主義，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甚至搞特權腐敗，這個不改變，發多少文件也不行。我總是覺得，思想政治工作必須要做，這是我們共產黨的優勢，但要看到，今天有很多所謂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聯係在一起。現在有些年輕人不大相信社會主義，不大相信黨的領導，當然也可以跟他們講些道理，但光講道理恐怕解決不了他的問題。首先是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好，把路線政策搞對，首先中央機關帶頭，把黨風搞好，帶動全國，等到兩個文明抓上去了，人民得實惠了，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幹部都很廉潔，思想工作才更有說服力，什麽信仰危機、信任危機就自然消除了。把工作搞好，把路線搞對，把黨風搞好，我們就理直氣壯了嘛。這件事你們研究，當然也不一定要寫進文件了。還有一個隊伍問題。現在全國專職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多少？恐怕要以百萬計，百萬大軍啊，這些人對黨忠心耿耿，過去我們搞階級鬥爭，搞政治運動，有好多"左"的東西，這支隊伍因為聽黨的話，忠實執行黨的決定，在實際工作中傷害了一些群眾。現在這些人名聲不好，群眾說他們是"隻會耍嘴皮子"，"搞假大空"的"嘴把式"，把人搞得灰溜溜的。過去的錯誤在我們黨，在中央嘛！這些替我們做工作的同誌是在代黨擔責，代黨受過。群眾中有看法，有情緒，可以理解，中央要說句公道話，千萬不要再傷害他們的感情。
這就是胡耀邦。一方麵，痛徹反思和糾正過去"左"的一套的遺毒，毫不掩飾地承認黨曾經犯過的錯誤和過失，一方麵，毫不推卸地承擔責任，吸取教訓，從執政黨自身找原因，找辦法。這就是從胡耀邦身上體現出來的共產黨人的政治擔當。這與我們通常那種出了問題、犯了錯誤，要麽就是歸結為敵對勢力的陰謀，要麽就是責怪下麵執行出了偏差的慣性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完全不同。而後者正是我們長期"吃塹不長智"，在同一個地方多次摔倒的重要原因。
從耀邦家裏出來，耀邦送我到門口。我請他留步，他執意要送。我順便告訴他：這一兩年，我們出差到下麵去，各地的同誌都很惦記你，一再托我們向你表示問候。耀邦說，那謝謝同誌們?！說這句話時，他憂鬱的臉上露出了笑意。似乎受他情緒的鼓舞，我壓在心頭很久的一句話終於憋不住了，說：耀邦同誌，在你麵前，我是個後生晚輩，有句話不該由我來說，但我還是想說給你。這時耀邦凝神望著我，顯然是鼓勵我說出來。我說：曆史是由人民來寫的。公道自在人心。希望你想開些。曆史最終會給你以公正的評價！耀邦沉吟片刻，說，哦，這是句好話嘛！謝謝你喲！不過我個人微不足道，不評價也沒什麽了。我說，也不單是你個人的事，曆史會說話的。
說完，和耀邦握手告別。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第一次單獨麵對麵聽他談話，也是最後一次單獨聽他談話。
回到辦公室，立即將耀邦的談話整理成文，送啟立同誌。啟立同誌當時看完，什麽也沒說，隻是輕輕歎了一口氣。因為耀邦談的，遠不是一個文件修改問題。
1989年春天，我到蘇南調研。4月15日淩晨，從廣播裏聽到耀邦逝世的消息，頓時腦子像遭到電擊。盡管知道他身體不好，住在醫院，但總覺得這個內心強大的人是不會輕易走的。沒想到他還是急匆匆走了。
我連夜坐火車趕回北京。第二天一早到啟立辦公室。自從耀邦住院，啟立每天都要去醫院探望。耀邦逝世，他在醫院守護耀邦遺體一宿，也剛回到辦公室，顯得很疲倦，臉色很難看，見了我，說，耀邦家裏設了靈堂，你們可以去家裏吊唁，然後又輕輕吐出三個字：少說話。我心裏咯噔一下，悲痛之外又壓上了一塊石頭。
18日，我和中辦幾個同誌去耀邦家裏為他送別。當看到他靈堂裏那張麵帶憂鬱的遺像，想到幾個月前還在聽他談話，禁不住悲從中來，眼淚止不住嘩嘩地往外流。從靈堂裏往外走時，隻見院子裏堆滿了花圈，前來吊唁的人排著長隊，一撥剛走，一撥又來。也就在那兩天，天安門廣場上已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群眾。空氣顯得沉悶而凝重。
我對形勢有些憂慮。到天安門廣場去的人越來越多。我關注著耀邦的喪事。一天早晨上班，我走進辦公廳一位主任的辦公室，道出了我的擔心。他告訴我：耀邦的悼詞中"馬克思主義者"這一條沒通過，一位老人不同意；一位中央領導同誌提議，在北京組織十萬幹部群眾及市民向耀邦遺體告別，也遭否定，因為耀邦隻不過是個政治局委員……
我啞然無語。心裏搞不明白：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隊伍中的一分子，是中國人民的忠實兒子，有那麽多共產黨員和普通群眾擁護他，愛戴他，願為他送行，這不是共產黨的光榮嗎？有什麽可怕的呢？何必要漠視和壓製廣大黨員和群眾的這份情感和心願呢？
身在高處，不敢造次。隻能把很多疑問都吞咽下去。然而，耀邦的下台和辭世，對我心靈的撞擊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我不得不再一次審視和校正自己的認知體係和價值評判體係。
耀邦逝世兩年後，我走出紅牆，回歸泥土，再作馮婦，重為報人。這使我可以漸離中心、自解縲絏，更從容冷靜地去追尋耀邦的足跡，探尋他思想的脈絡和人生的軌跡。我去了湖南瀏陽蒼坊村那簡陋的農家土房子，找到了他的起點；我去了江西共青城含鄱口耀邦的墓地，拜謁了他的歸宿；我去了前人稱為"苦瘠甲於天下"的西海固地區，在那片幹涸的黃土地上聽鄉民們講胡耀邦讓他們反彈琵琶，念"草木經"，種草種樹，治窮致富；我去了興安嶺林海，去了烏蘇裏江畔的邊陲，去了貴州的民族地區，去了天山南北，去了雪域高原，耀邦去過的一些地方，我也去了。所到之處，幾乎都聽到了他許多的故事……我重讀了他的許多講話和文章，觸摸了他和時代共振的脈搏，和人民相同頻率的律動……
正是從耀邦身上，我懂得了，什麽叫政治家，什麽叫人民公仆，什麽叫光明磊落，什麽叫剛正無私，什麽叫道德操守，什麽叫清正廉潔，什麽叫赤子之心，什麽叫善良仁厚……我以為，胡耀邦之在共產黨隊伍裏出現、存在和離去，都有某種符號意義。他以自己的人格在權力場重塑了一個參照係。透過胡耀邦，我們可以清楚地辨識，何謂高尚，何謂卑劣；何謂正義，何謂邪惡；何謂君子，何謂小人；何謂真善美，何謂假惡醜……
一部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史，胡耀邦篤定是抹不掉、繞不開的人物。
重新認識和評價胡耀邦，不僅關乎曆史真相，也關乎未來的方向和路徑。
大樹百年，風範永矗，偉哉斯人，精神萬古！
（2015年夏•北京西山）■
作者係《工人日報》原總編輯。本文原載《炎黃春秋》201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