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紀到來之際，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黑運動，席卷了廣東。
這是兩廣總督李鴻章到任後的第一把火，也是在他短暫的任職期間內唯一的一把火。他動用了陸軍、海軍以及民兵(鄉勇)，高密度、大兵力出擊，重拳打擊廣東 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惡勢力，並且從中央要到了特殊政策——“就地正法”的殺人權。一時之間，廣東各地城牆上、要道旁，紛紛懸掛起血淋淋的首級。
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日記裏記載：人們告訴他，李鴻章在廣東處決的“盜匪”，多達五六萬人。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從1900年1月18日李鴻章到達廣州，到當年7月17日離開廣州北上，隻有短短的半年時間，平均每個月的處決人數高達近萬人。
究竟是什麽，令這位已經77歲的風雲人物，如此大開殺戒？
複出
李鴻章在政治冷宮中，足足憋了4年。
甲午戰敗之後，李鴻章一人承擔起了幾乎所有的政治責任和軍事責任，一切榮譽和實權被剝奪殆盡。
戊戌政變之後，與後來主流史家們所描繪的不同，除了操切的人事體製改革之外，一切改革並沒有停下來。重新回到舵手崗位的慈禧太後，要麵對的依然是一係列 具體而微的建設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提高財政收入。要應對沉重的對外賠款、要養活日益膨脹的官僚隊伍、要進行成本不菲的各項改革、要維持來之不易的安定 團結，光靠錢是不行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行的。這是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位當家人都不得不麵對的現實問題。
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後以皇帝的名義頒發聖旨，任命李鴻章擔任商務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務。
這一任命，對李鴻章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信息——解凍開始了。
12月1日，新任商務大臣李鴻章陛見。他向太後和皇帝表示，自己將先對天津的商務進行考察，估計需兩個月，春節之後再到煙台、青島、上海等改革開放的第一線考察——此時，離春節正好還有兩個月。
此時的通商大埠廣東，並不安寧。
法國人終於得到了廣州灣(今湛江)這個“勢力範圍”，開始圈地劃界，頻繁地與當地百姓發生衝突。遂溪的民眾甚至在官員帶動下，武裝起來，與法軍開戰，局 麵相當混亂。同時，英國商輪在廣東水麵、尤其是西江上不斷被劫。劫匪都是當地人，殺人越貨時讓洋大人們充分享受到了“國民待遇”，該殺照殺、該搶照搶。 12月11日，英國駐華公使向總理衙門發出了措辭嚴厲的照會，鑒於廣東盜風甚熾、英輪數被劫掠，英國軍隊將自行打黑剿匪。廣東這個外交糾紛的熱點和難點再 度困擾著北京。
此時，中央從外交、財政等大局出發，必須換上一個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國的南大門。
沒有人比李鴻章更為合適的了。
於是李鴻章代理兩廣總督的任命，迅速宣布了。
12月23日，《紐約時報》記者將寫好的一篇報道交給了郵輪送回美國總部，這篇報道的題目是《李鴻章掌權》，副標題則是“在太後的恩典下出任兩廣總 督”。這篇報道簡要回顧了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後的坎坷仕途，認為正是慈禧太後在一直為李鴻章保駕護航。而李鴻章剛得到的兩廣總督位子，看似光鮮，卻是一隻 “內飾刺刀的籠子”，不僅要麵對法國這樣咄咄逼人的外敵，還要對付北京的政敵們(《紐約時報》1900年1月17日)。
黑道
李鴻章要在廣東盡快站住腳，使“朝廷無南顧之憂”，必須解決一個棘手而迫切的問題：社會治安。
“平安廣東”已經在很長時間內成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粵東盜甲天下”則是全國人民幾乎家喻戶曉的說法，也成為困擾廣東曆屆官員的首要難題。
張之洞在1885年擔任兩廣總督時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粵東山海交錯，民情獷悍，盜匪之熾，甲於他省。”岑春煊在1898年出任廣東布政使，陛辭時光緒皇帝囑咐他：“廣東土匪甚熾，到任後宜設法剿辦。”
媒體對廣東治安的敗壞，也是深惡痛絕。1897年1月澳門《知新報》說：“地球各國，盜賊之多，以中國為最；中國盜賊之多，以廣東為最。”1899年 11月的《廣東日報》，在《說賊》一文中說：“今日廣東，賊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賊，官無文武，皆以防賊為慮；家無貧富，皆以防賊為慮……翻閱省港各報， 其內地紀聞一欄，紀賊之現象者，十事而六七。”
自入清以來，廣東長期活躍著號稱“反清複明”的眾多地下幫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幫會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為純粹的黑道。粵海關在一份報告中也說：“這個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擁有無法無天的壞名聲，而且自古以來一直是‘海盜’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土匪出沒的所在。”
打家劫舍的“盜匪”與幫派會黨合流，成為典型的黑社會，組織嚴密，裝備精良，聲勢浩大。
這些黑幫，通過“拜會”等方式，擴充隊伍、收取會費，再通過綁票勒索、強收保護費、開設“黃賭毒”等，形成了龐大的“黑色經濟”，儼然成了“二政府”，令廣東實際上處於黑白兩道共管的局麵。
“黑道”盛行，不稼不穡，成為廣東社會的巨大問題，民眾不僅要供奉穿製服的政府，還要供奉這些不穿製服的“二政府”，這兩種“政府”的界限也隨著內憂外患頻仍而不斷模糊。
以軍警為例，為了應對列強入侵和維持社會穩定，廣東與全國一樣，不時需要招兵買馬擴充軍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軍中，這雖然有效解決了兵員的問題，卻令軍紀更為敗壞。士兵公然穿著軍服入室劫掠的報道，也時常見諸於報端。
而政府基於財政的考慮，往往在內憂外患略有好轉後，就立即遣散新募的軍隊，卻又難以妥善安置退伍軍人。這些軍人，無論之前出身黑道還是白道，此時麵臨著 下崗，不少幹脆帶著武器加入了幫會。張之洞曾報告中央：“近年海防多事以來，各路投營遣撤之遊勇，紛至遝來，紛紛勾結土匪，打單嚇財，入村攔路，劫掠慘 殺。”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惡性循環，為了對付日益猖獗的“匪患”，廣東又不得不經常加強“警力”。
要打黑，就牽涉到經費籌措的現實問題。治安之外，各項洋務改革舉措，也都需要大筆經費，如何尋找新的財政稅收增長點，就是每任廣東督撫必須麵對的難題。
郭嵩燾在擔任廣東巡撫時，有一次例行抓賭，被抓的一個賭商鬥膽提出，願意繳納高額罰款，代替受刑。這大大啟發了郭嵩燾，之後，“以罰代禁”便成為廣東治賭的土政策，罰款收入也成為地方財政新的增長點，皆大歡喜。
1875年，新任廣東巡撫張兆棟有點書生意氣，宣布嚴禁賭博，結果導致廣東的賭徒大量流入澳門，僅“闈姓”一項，澳葡當局每年就能獲得30萬兩白銀的稅 收，自此奠定了澳門博彩業的基礎。但這種“利權”的流失，大大刺激了廣東的愛國人士們。在他們的呼籲下，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後，得到了國防部部長(“兵部 尚書”)、著名的湘軍將領彭玉麟的支持，說服中央同意放開“闈姓”賭博，公開招標，每6年為一個承包周期，承包費用高達440萬元，相當於每年73萬元， 掀開了賭博合法化的紅蓋頭。在出任封疆大吏前，張之洞以高唱道德高調而聞名，如今則被人嘲諷為：“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煙，廣東開賭”。
吊詭的是，賭博合法化雖然能為政府帶來豐厚的“賭餉”，卻也同時進一步惡化了廣東的社會治安，陷入了“治亂缺錢——開賭增收——更為添亂”的怪圈。“捕務廢弛”成為中央經常批評廣東督撫、督撫們又經常拿來敲打下屬官員的主要問題。
廣東黑道漸漸失控，越來越多的地方士紳，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幫會。黑道勢力壯大，不僅敢於與官軍正麵衝突，而且也不放過境內的洋人，西江上不斷發生的劫掠謀殺外籍人士的案件，給了一直謀求勢力擴張的英國人以充分的借口。
拉鋸
在李鴻章之前，廣東曆屆督撫並沒有在打黑問題上掉以輕心。而最常用的辦法，就是出動正規軍“清鄉”，這成為廣東的社會常態，一直延續到民國。
根據張之洞的奏折，“清鄉”就是要“示以軍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圍捕，痛懲積惡，重治窩家。”
除了組織軍警進行運動式的打黑之外，廣東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辦團練與完善保甲製兩種。
團練是從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時興的辦法，著名的湘軍、淮軍，都是團練出身，從民兵升格為國防軍、乃至成為國防軍的主力。團練在打黑中的作用，顯現於 1878年，當時清遠黑道歐就起、姚庚人、陳鑒等，率200餘人占據佛岡廳城數日，結果被當地團練剿滅。當時劉坤一擔任兩廣總督，十分高興：“官軍既難節 節設防，全賴團練相為捍衛”，因此要求各地大辦團練，“無事則安耕鑿，有事則習戰攻”。團練自此在廣東各地蓬勃興起。到1898年底，兩廣總督譚鍾麟成立 了全省團練總局，“統計68州縣，挑壯丁65萬6000餘人，始練88100餘人”(《譚文勤公奏稿》)。顯然，這個龐大的計劃，也是沉重的財政負擔。
辦團練的同時，廣東全省大力設立“保甲局”，“遴其族內誠實紳士十餘名為局首，一麵懸賞花紅購線捕匪，一麵分造戶口冊籍，編立門牌”，並“將戶口人數造 列清冊，仍按十家為一甲，立甲長一人；五甲立黨副一人，十甲立黨正一人，百甲立聯董一人，以次遞加，鈐束村民；一經犯法，以次責成捆送，徇庇者查出同罪， 同甲十戶知而不舉發者，按以連坐之科”(《不自慊齋漫存》)。水上人家也一樣，“無論輪船、帆船，必編列號，互相保結，如無號數，不許駛行”(《申報》 1899年5月9日)。
這種源遠流長的“秦王政”，試圖以連坐的威懾力量，形成遍布城鄉的預警網絡，讓黑道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但是，廣東的黑道力量實在過於強大，連坐政策反而逼著他們大力降低入會門檻，吸引更多的成員。一般民眾、包括不少地方鄉紳，為了自保，也隻好靠向黑道，客 觀上令“保甲”成為“黑道”的“保甲”，誰敢通官，倒是一定會被“連坐”。
廣東官員指望“辦團練以助兵力，查保甲以絕匪蹤”(譚鍾麟 語)的思路，在實施過程中，還大大促進了廣東的各種地方勢力迅速成為武裝集團。為了供養這些民兵組織，各地不斷出台土政策、土辦法，向普通民眾強行攤派， 民間固有的宗族矛盾、區域矛盾，因為槍杆子的失控而更趨嚴重，在客觀上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黑幫化”。
李鴻章接手時的廣東，就是這樣一種狀況，已經沒人能夠說清，這大好河山究竟是誰人之天下。與前任譚鍾麟相比，李鴻章並沒有什麽更好的招數。隻是，他在細節的落實上，比譚鍾麟更有執行力。
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鴻章，經中央批準，全麵放開了廣東的賭博行業，以廣開財源，籌集包括打黑在內的經費。除了早已公開經營“闈姓” 賭博方式之外，山票、鋪票、番攤、彩票、“小闈姓”等賭徒們早已喜聞樂見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發放執照，招標經營。在為此而於4月23日成立的 商務局中，劉學詢被任命為局長，而他擔任大股東的“宏豐”公司，除了已經承包經營的“闈姓”之外，還承包了山票、鋪票的經營。
對於李 鴻章到任後全麵開賭，梁啟超是大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這是李鴻章“最流毒於粵人者”。梁氏在《李鴻章傳》中評論說：“粵中盜風之熾，其源實由賭風而來。盜 未有不賭，賭未有不盜。鴻章之勸賭也，美其名曰緝捕經費，其意謂以抽賭之金為治盜之用也。是何異恐民之不為盜而以是誨之？既誨之，而複誅之，君子謂其無人 心矣。”
梁氏的指責，雖然在理，但看人挑擔不吃力，設身處地為李鴻章考量，還是有求全責備之嫌。日後廣東城頭上不斷變換大王旗，那些 新的大王即便在野時痛責當權者誨毒誨盜，坐上位子後也隻能蕭規曹隨，大征賭稅。賭稅於廣東曆屆政府而言，不是“飲鴆止渴”的問題，“鴆”早已成了日常的飲 用水源了，也從根本上保證了廣東“黑幫”的可持續發展。
嚴打
在大抓賭博這個新的支柱產業的同時，李鴻章開始重拳打黑。
李鴻章的打黑行動，也與前任們手法相似，整頓團練、保甲，派兵清鄉。而比前任們更進一步的是，他設立了專門的打黑機構——緝捕總局，並在各地開設派出機 構，以便就地審判，並分兵五路進行大規模清鄉。而且，經中央批準，他於3月14日得到了“暫複‘就地正法’舊章”，以遏製“廣東盜匪日熾”的特殊政策。這 意味著，本來要報經中央的死刑審判權，完全下放給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線——李鴻章的刀因此磨得飛快。
“就地正法”，是大清國刑法中 具有相當威懾力的一種刑罰。在《大清律例》明文規定的少數“就地正法”情形中，廣東是有這個權力的：“粵東內河盜劫，除尋常行劫僅止一二次、夥眾不及四十 人、並無拜會及別項重情，仍照例具題外，如行劫夥眾四十人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有拜會結盟、拒傷事主、奪犯傷差、假冒職官，或行劫三次以上、或脫逃二三 年後，訧獲各犯應斬決者，(土恒)加梟示，恭請王命先行正法。”
“恭請王命”，就是所謂的“王命旗牌”，一種代表著中央特別授權的令牌，督撫們向“王命旗牌”行禮，就算是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可以就地殺人。
但是，根據《大清律例》，廣東的“就地正法”權，被嚴格限製在“內河盜劫”，而且有詳細的條件限製。其實，死刑的審核權主要還是掌握在中央，並主要掌握 在皇帝本人手中。每年，所有被判處死刑的人犯，都要由皇帝本人親自核準，皇帝用紅筆打勾了的，才可以處決，這叫做“勾決”。這並非因為皇帝對法律的執行有 著興趣偏好，而是因為死刑的核準權不僅是皇權的重要體現，也是中央權威的重要標誌，國家重器，不可輕易下放。
但在動亂年代，為了發揮 專政機器的震懾作用，從重從快處決人犯，這種死刑審核權會被下放給地方官員和軍隊將領。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就地正法”權被廣泛運用，乃至濫用，戰後，中 央和地方對此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地方大員們，多數都希望繼續保留自己手中的“就地正法”權，並列舉了種種特殊原因。幾經反複，中央 最後還是宣布收回。1882年刑部草擬的法案規定：“除甘肅省現有軍務，廣西為昔年肇亂之區，且剿辦越南土匪，以及各省實係土匪、馬賊、會匪、遊勇，案情 重大，並形同叛逆之犯，均暫準就地正法，仍隨時具奏備錄招供谘部核查外，其餘尋常盜案，現已解勘具題者，仍令照例解勘，未經奏明解勘者，統予限一年，一律 歸複舊製辦理。”
1885年，張之洞在廣東，為了打黑，請求中央批準授予“就地正法”權。他的理由是廣東黑道猖獗，“土匪、會匪、遊勇、鹽梟、鬥匪、洋盜七種合而為一”，不從重、從快進行打擊，難以奏效。中央核準了張之洞的要求，但到了1898年就下令收回。
如今，李鴻章到任，為了震懾黑道，他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舊招，得到了中央的批準。
拿到了殺人權的李鴻章，究竟為這一次重拳打黑出動了多少兵力，難以統計。但僅在新會、順德及香山交界一帶，負責清鄉的連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 有1200名，並有12艘巡船配合(《申報》1901年1月16日)，而此時(1900年年底)，早已過了李鴻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時的兵力之大，亦 可見一斑。
而在這次打黑中，李鴻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確切的數字。澳門《知新報》曾報道：“半年以來各屬拿獲正法不 下數百餘名”，但報道出籠時(1900年3月1日)，李鴻章的打黑才剛剛開始，“就地正法”的權力還沒到手，顯然，“數百餘名”這個數字是偏小的。至於瓦 德西的日記裏說的五六萬人，似乎又大得比較離譜。具體的數字，在缺乏“數目字管理”的大清國，永遠是一個解不開的謎了。
可以肯定的， 一是李鴻章的確大開殺戒，即使沒有起到震懾黑道、樹立法製權威的目的，也絕對達到了樹立李鴻章本人權威的目的。在庚子年由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激起的動蕩局勢 中，廣東保持了相對的穩定，為之後全國的複蘇打下了基礎。二是即使李鴻章大開殺戒，其效果依然有限，廣東的黑道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緩解，李鴻章的後任們依 然必須麵對這個棘手問題。甚至到了民國，曾經將黑道作為依靠力量、乃至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政權，也不得不在當權後調轉槍口，大力鎮壓黑道，“就地正法”，搞 得廣東到處血雨腥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