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88：武師失蹤案（上）

【塵封檔案】係列之188：武師失蹤案（上）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3年第09期

 作者：魏遲嬰、東方明

1950年夏，武漢市發生一起失蹤案，一個有著舊警察和武師雙重身份，現在靠走街串巷售賣鹵菜為生的郭姓男子早上離家後即不知去向。其時武漢解放剛滿一年，治安狀況依然嚴峻，棘手的案子多如牛毛，警方卻為這個郭姓男子的失蹤成立了高規格的專案組。原來，此人還有一個秘密身份——警方的“臨時顧問”，失蹤前剛剛協助警方破獲了一起雙命大案。警方迫切需要搞清楚的是，這起武師失蹤案，是犯罪分子餘黨的報複嗎？

一、雙命大案

1950年初夏，武漢，胭脂路。

一對正在熱戀的情侶，晚上男方騎自行車載送女友回家的途中，經過該馬路南側鄰近撫院街路段時，遭到一夥犯罪分子的攔截。

男性苦主關俊是“興昌船廠”老板關鶴齡的兒子，習練過多年摔跤術，其跤技在當地小有名氣，平素與人較技勝多敗少。此刻遇到攔路搶劫，勢必恃技反抗。女方保秀蘭也不簡單，出身三鎮聞名的武人世家，其祖上三代皆是武昌“長江少林國術館”的館主，她從小隨父練武，也有一手可以上場實戰的功夫。當下，摔跤手男友一動手，她跟著也冷不防一拳打翻一個強盜。

按照實戰要領，遇到這種敵眾我寡的局麵，一對情侶應該采用武俠小說裏經常出現的“並肩子上”的戰術。這對情侶深知這一點，可他們遇到的對手也是內行，利用人多的優勢將兩人分隔攔阻，而且手裏有凶器，更是施出了為武林所不齒的下三濫路數----向兩人投擲事先準備好的黃沙，致使對方無法有效還擊。最終，這對情侶寡不敵眾，被打倒在地，失去反抗能力，隨身財物也被洗劫一空。強盜逃遁時，估計是因為有人負傷，為泄憤下手殺害了兩個苦主。

其時武漢市已經解放一年。在中共新政權的大力整頓治理下，治安狀況已經有了明顯的好轉，惡性刑事案件發生率逐月下降，這個月的前半月，全市的命案發生率為零。哪知現在竟然發生這種公然攔路搶劫而且殺害兩人的重大刑事案件，不論官方還是坊間的震驚程度可想而知。武漢市公安總局隨即成立了“胭脂路命案”專案偵查組，積極開展工作，力爭早日破案。

這是一起團夥案。既然是團夥，其成員應該不止一個兩個，因此線索也相應會多一些。專案組一幹刑警最初都是信心滿滿，工作勁頭兒特高。可是，這起案件有點兒邪門，根據對案發現場的痕跡勘查、周邊群眾的走訪以及法醫對兩個死者的屍檢結果等情況的匯總，線索似是不少，十多名刑警一忙就是一個月，可那些線索要麽對不上號，要麽就是子虛烏有，根本無從查起。

如此一來，市公安總局領導著急了----市委、省委還有中南公安部都非常重視此案，不知過問了多少次了。那怎麽辦？領導班子經過研究，決定換將，任命中南公安部派到武漢市公安總局搞調研的正處級幹部高勇生為專案組長。

高勇生上任後，大夥兒以為他會來個“新官上任三把火”，整點兒聲勢出來。可是，這個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渾身上下透著一股書生氣息活脫一個教書先生的資深偵查行家卻沒點火，而是宣布：“同誌們忙碌了一個月，辛苦了，放假三天！”

這話一出口，一幹刑警都是一個愣怔。高組長卻不解釋，說了聲“就這樣吧，解散”，隨即轉身出門而去，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裏，去幹什麽了。

其實，高勇生哪裏都沒去，一個人縮在總局辦公大樓狹小的樓梯間裏----按級別他應該有一間辦公室的，總局沒地方，他自個兒找了這處隻有幾平方米的狹小空間，放了桌椅和一張行軍床，基本連轉身也難了一一埋頭閱讀從秘書科或者市、省圖書館借來的湖北省以及武漢三鎮的社情資料。

三天後，專案組刑警早早就來上班了。沒想到高勇生比他們還早，已經坐在屋裏等著大夥兒了。於是，一幹刑警各自找位置落座，照例準備開案情分析會，有人還去提來了好幾個打滿開水的暖水瓶，在他們看來，這是新領導召開的第一個案情分析會，還不知要開到幾點哩。哪知，這位被稱為“高處長”的新領導卻擺擺手道：“不必那麽麻煩了，就幾句話.....”

大夥兒又是一愣，案子一點兒頭緒都沒有幾句話能分析出個啥？可人家是領導，那咱就聽著唄。

高勇生果然隻說了幾句話，大意是：本案之前的調查工作諸多、方方麵麵都接觸到了，卻沒有什麽收獲。原因何在？我尋思，路數、方向都是準確的，甚至我們的偵查觸角已經伸到了某些關鍵位置，差的就是臨門一腳。因此，咱們現在的工作就是走回頭路，炒冷飯。這項工作盡管繁瑣、但為了破案，再繁瑣也得重新走一遍。當然，重新調查並非機械地重複，需要注意兩點----

其一，現場痕跡和法醫的屍檢結果表明，殺害這對青年情侶的凶手之所以作案得逞，不僅僅是靠“亂拳打死老師傅”式的以多勝寡，其自身的武術功底也不可小覷，所以，應該著重從案犯的武術生涯方麵去調查。

其二，雙方打鬥過程中案犯“撒沙子”的手段以及臨末對被害人的補刀之舉，顯然是解放前的地痞流氓以及幫會毆鬥的路數，故有必要在進行調查時了解這方麵的情況。

其三，以上調查，不僅僅要動用專案組刑警，還須注意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不管對方是何許人、操何營生，隻要能夠對上述調查提供幫助，都可以把他們吸收為專案組的外圍人員，或由專案組便衣配合，或讓他們放單飛直接打聽線索，相關費用由公家承擔。高勇生已經請示過領導並協調財務部門，可以作為特費開支。

“好了，話說完了，大家行動吧。”高勇生說，“至於分工，請副組長安排就可以，定下後不必報我，立刻出發。”

話音甫落，高勇生從寫字台的櫃子裏取出兩條“紅雙喜”香煙放在桌上，說是他以個人名義犒勞同誌們的。說罷，轉身出門。

包括副組長衣今昌在內的所有專案組刑警皆被這個外表溫和行事卻是特立獨行的新領導驚到了，一時間愣在當地沒有任何反應，隻是把目光投向高勇生剛剛出去的那扇門，而高勇生早就沒影兒了。

二、“特情”老郭

高勇生匆匆下達一應指令後去了哪裏？要說他去的地方，倒是跟剛接手主持偵查的這起凶殺大案有關的。

這三天，專案組其他刑警是否真在休息不清楚，高勇生卻是比平時還忙。頭兩天研讀資料昨天傍晚，他去了凶案發生地的武昌糧道街派出所，攔住了正要下班去分局宿舍的副所長小劉。小劉是高勇生的老部屬，剛參加革命時是給高勇生當通訊員的。他還不知道老首長已經調到武漢來了，當下見麵自是驚喜。

寒暄幾句，高勇生進入正題：“糧道街派出所轄區裏有個叫郭永昶的，小劉你聽說過嗎？”

“郭永昶？這個名字耳熟.....”

高勇生提醒：“這人住在小東門，以前做過多年刑警。”

小劉眉峰一聳：“哦，是那個武術高手郭老師啊！怎麽啦？他犯事兒了？”

“那倒沒有，是我有事想跟他嘮嘮。這樣吧你先把他的情況說說，回頭你悄悄去一趟他家告訴他市局有人相跟他這個警界前趟他家告訴他市局有人相跟他這個警界前輩聊聊。這事要嚴格保密，包括你們派出所的人，也包括老郭的家人。”

郭永昶是何許人也？值得早在抗戰前就已經參加革命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的老高這等重視？這裏自有一番說頭----

郭永昶是河北人氏，自幼習練武術，主攻形意拳。十七歲從北方來到武漢定居，憑著一手拳棍功夫，半年不到就在武漢三鎮的武術界出了名。漢口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部聞知，有招攬之意，派人找郭永昶探問。於是，郭永昶就成為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巡捕。

巡捕房刑事部的法國督察長很欣賞郭永祖的身手以及為人處世，有心栽培，便送他去越南西貢警察局進修了一段時間。回來後，要給郭永昶安排一個位置。郭永昶婉拒：“我當巡捕不過是混一個飯碗，並非有誌於此想有所建樹。當官沒啥意思，我還是拿一份底層巡捕的薪水，幹底層巡捕的活兒吧。”

據說這位法國督察長的脾氣一向不大和順，尤其對中國下屬，更是“眼睛長在額頭上”，他來華多年，還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下屬敢跟他這樣說話。讓人意外的是，他這回非但沒有發火，還點頭表示理解。事後，更沒給郭永昶穿過小鞋。

世上有些事情，冥冥中似是有講究的。幾年後，這個洋督察長帶了一群中外刑警前往福煦大將軍街(今蔡鍔路)德明飯店緝拿一夥江洋大盜，與對方發生激烈槍戰。一個家夥正準備對督察長開黑槍，被郭永昶瞧見，奮不顧身躍下一層半的樓梯將其撞倒。那家夥一槍打偏，還讓郭永昶撞了個暈頭轉向，隨即被拿下一一這也算是郭永昶對法國督察長的“知恩圖報”吧

1943年2月23日，法國維希政府宣布放棄在華租界。同年6月5日，汪偽政府宣布收回漢口法租界，同日收回的還有天津和廣州的法租界。漢口原法租界巡捕房改稱漢口警察局，名義上受汪偽政府領導，實際上由日本軍方控製。根據日本軍方漢口最高長官的命令，原警察局全部警職工人員(按“警”是指警察，“職”是指不穿警服的職員，“工”是指工役亦即工人一一主要是清潔工人，舊時許多城市的環衛部門歸警察局管)一律留用，各司其職，違抗者將被拘拿處置。郭永昶無奈，隻好繼續在漢口警界幹他的刑警活兒。

一晃兩年多過去，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政權接收了日偽武漢三鎮警察局。湖北省警察廳刑警處長官聽說過郭永昶其人，知道其武術功底和當初對漢口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洋督察長的那份“知恩圖報”的“忠義”，決定把他從漢口警察局調到省廳刑警處，正好當時新組建了隸屬於刑警處的一支偵緝隊，長官指定郭永昶擔任副隊長。哪知調令下達到漢口警局，一眾警官皆為老郭感到慶幸，正準備集資給他錢行時，卻傳來消息：老郭辭職回家了！

此為何故？原來，郭永昶不接受調令，說去省廳可以，去偵緝隊也沒問題，但副隊長就不必了。省廳刑警處長官以為郭永昶是嫌官小，尋思這家夥能力強，路子廣，再說資曆擺在那裏，幹脆讓他當正隊長得了，破例給他個正科待遇。沒想到郭永祖還是拒絕赴任。

這下，長官惱火了。這主兒怎麽的，莫非要把老子這個位置讓給他？轉念一想，還是把火壓下去了。畢竟這人是塊好料，又是難得的忠勇正直，手下有這麽一號，也是老子的福分啊！人家不肯接受調令，是不是有什麽不便說出口的原因，不如當麵了解一下吧。

刑警處長官驅車前往漢口警局，直接跟郭永昶談話。他的想法是，如此禮賢下士，你姓郭的總得給我幾分麵子吧？不料郭永昶依舊油鹽不進：“當初進巡捕房時家裏老爺子有過囑咐，從警可以，當官不行。老爺子的話我不敢違背。”

談話時旁邊還有漢口警局以及刑偵隊的頭頭腦腦陪著，郭永昶如此回答，長官心裏當然不爽，而且中午又是喝了兩杯過來的，當下掛不住臉麵，拍案大喝：“不識抬舉！今兒個咱把話擱在這兒，不服從調令，省廳立刻下令把你開革！”郭永昶聽著，臉上神色平和如初，衝長官點點頭：“如此，我就辭職吧！”

就這樣，郭永昶離開了效力二十八年的警界，改行開了一家武館，教習其祖傳的形意拳術。武館開得不溫不火，掙大錢沒有，圖個全家溫飽不成問題。郭永昶做了多年刑事警察，隻辦刑案，不問政治，似乎是“隻知埋頭拉車，不知抬頭看路”的老黃牛，其實心裏明鏡似的，他的“不當官”才是最大的政治。

1949年5月16日武漢三鎮獲得解放，正式合並成為武漢市。解放不到一個月，郭永昶就主動關閉了武館，把尚未滿師的學員之前繳的學費全額退還。熟人不解，他說有共產黨治理，天下從此太平了，武術防身用不著了，最多隻能健身養生，有興趣的可以去公園學學太極拳，沒必要花錢嘛。

那麽，老郭靠什麽謀生呢？這人有的是辦法，備了釣具去長江邊捕魚出售，或者用不知從哪裏學得的一手廚藝烹製些葷素鹵味，蹬上三輪車穿街走巷，也不吆喝，弄了根古簫吹著就是。沒人知道他是幾時學會的吹簫以及師從何人，外行人聽熱鬧，業內人聞之，猜測老郭以前多半在戲班子當過伴奏。

高勇生收集到關於郭永昶的上述情況後，憑著他豐富的職業經驗，初步判斷這個老郭對於新政權警方是一個有用之材，遠景先不去考慮，近的就說眼下這起情侶雙命大案吧，估計跟他嘮嘮應該會有收獲一一這人在武漢地麵上幹了二十八年刑警，又是小有名氣的武師，結交的三教九流定然數不勝數，如果能幫著專案組分析一下，說不定不僅是受益匪淺，就是一舉成功破案也保不齊啊！

如此，高勇生就有了找老郭麵談的主意。昨天傍晚，他前往糧道街派出所找了當年的通訊員、如今的副所長小劉，請他跟郭永昶知會此事，如果老郭同意見麵，時間地點均由其決定還再三強調要保密。

老郭住在小東門，小劉騎車過去方便，不一會兒就有了回音：老郭同意見麵，請高勇生明天上午去長江邊上一個叫清水礁的地方，他在那裏釣魚，會多帶一副釣具，高勇生若是感興趣，兩人可以邊釣邊聊。

就這樣，高勇生於這天上午在江邊跟郭永昶起釣了兩小時魚。高勇生長這麽大沒釣過幾次魚，純粹是外行。可這天他的運氣很好，兩個小時竟然釣到了六條魚，其中一條還是三斤多重的草魚。這使他感到很開心，當然，更高興的是他輕而易舉地說服老郭成為專案組的“臨時編外顧問組”的一員，用行話說就是“特情”。

老郭答應為專案組提供谘詢，甚至可以協助調查，但要求高勇生不向任何上下級提起有他這個“編外顧問”的存在，把他提供的情況用到實際偵查工作中時，隻能以“據調查”之類的模糊言辭搪塞過去；另外，他和高勇生的聯係將通過派出所劉副所長中轉，劉不能知曉他提供的內容，也不能向他提出任何問題。

高勇生對於這些條件一概點頭，還說根據我們的規定，你作為我們的“特情”是有報酬的這在內部需要向財務室提供賬單，我會尊重你的想法，用化名作為你獲取報酬的憑證。你看這樣可以嗎？

郭永昶自是沒有意見。這事兒就這樣定下來了。高勇生萬沒料到，老郭竟然未能領到這份特費。

三、“顧問”失蹤

高勇生搞的這個臨時幫忙性質的“顧問組”一共有三名成員。所謂“組”，不過是一個說法，其實不但郭永昶，其他兩名“特情”也是秘密和專案組專人接觸的，他們並不知曉還有其他“特情”存在，更不可能聚在一起開個會吃個飯什麽的。郭永昶與他們的唯一區別是，在高勇生製作的特費賬單上，老郭不但使用了化名而且他的特費等級最高。

老郭也確實沒有辜負高勇生對他的信任和期望，當天午前跟高勇生在長江邊的清水礁分手，次日傍晚小劉趕到市公安總局專案組駐地，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材料。

後來大夥兒才知道，那是郭永昶向專案組提供的尋找雙命大案有效線索的兩條途徑。高勇生閱之覺得“頗有建樹”，當晚在專案組調查情況匯總兼分析會上，把這兩條作為建議提了出來，請大夥兒分析討論----當然，沒提出處。一幹刑警討論下來，認為這是兩個走得通的方向，都說可行。高勇生說：“既然大家都覺得可行，那我們明天就著手落實”

第二天，專案組根據這兩個方向實施調查，果然追查到了頗有價值的線索。隔日，順藤模瓜再接再厲，當晚竟然就把雙命大案給破獲了，八名案犯悉數落網，不久，即受到武漢市軍管會的嚴懲。因該案的具體案情與本文要說的故事暫時無關、這裏就此打住。

專案組接下來的工作是訊問案犯，搜查藏身處所，起獲贓物、贓金以及寫結案報告。建國伊始，百廢待興，公安機關財政拮據，也就沒法搞個慶功宴會犒勞大家，除非有誰以私人名義請客，那就是大夥兒的造化了。雙命大案專案組的刑警們正好遇到了這麽一個機會一----高勇生前幾天收到了一筆稿費，下館子不夠，不過若是請單位食堂操辦，勉強可以對付。高勇生請示了領導，把稿費交給食堂，請師傅整一桌酒席。

當下，菜上齊，酒斟上，組長高勇生舉杯：“今天咱們聚餐，一是慶功，二是散夥，吃完這一餐，咱們這個專案組就解散了......”

話還沒講完，就聽有人在食堂門口招呼：“高處長，您的電話！”

電話是糧道街派出所副所長小劉打來的。拿起話筒、一聽對麵是小劉的聲音，高勇生不禁眉頭微皺，心頭升起一股不祥的預感。

果然，小劉語氣焦急：“老首長，向您報告一個情況----剛才老郭的妻子彭嬸和小女兒郭小蓮前來所裏報稱，老郭已經四天沒回家了！他們全家人從前天一直找到現在，連同親朋好友以及老郭以前武館的弟子，跑遍了武漢三鎮所有老郭可能會去的地方，可愣一點兒音信沒有。看來老郭出事啦·.....”

掛斷電話，高勇生回到食堂：“同誌們，非常抱歉，這頓酒看來喝不成了。這樣吧，酒讓食堂幫忙保存著，大家弄點兒主食就著這些菜吃個晚飯，然後全體到專案組辦公室待命！”

高勇生自己沒有吃飯，向市局車隊要了一輛破摩托，仗著六七個年頭的駕齡，一路風馳電掣直驅糧道街派出所。

小劉和一個年輕女警正陪著老郭的妻女說話，見麵後，母女倆禁不住哭泣起來，被高勇生勸住：“你們別著急，先把詳細情況跟我說說再商量下一步怎麽辦。”

那麽，老郭是怎麽失蹤的呢？

6月21日上午，老郭像平時一樣出門去垂釣。彭嬸送走丈夫，照例開始操持家務。這天有些悶熱，她去菜場買了幾樣清淡食材，烹飪了四個菜肴。看看中午時分了，就把菜碟從廚房移到客堂的餐桌上，還拿了個瓶子，從屋角那個碩大的陶瓷酒壇裏灌了小半瓶丈夫按照祖傳秘方泡製的養生藥酒，塞緊瓶口後放在一個竹籃裏，用繩子拴住了，垂到院子一角的水井裏涼著。

老郭是練武之人，平時的作息時間把握得很準。他上午出門釣魚、賣魚，中午回家吃飯，飯後小憩個把鍾頭，就把彭嬸準備好的鹵菜裝上三輪車----那三輪車是他自己用零件拚裝的，後邊有個封閉式的玻璃櫥，伴隨著悅耳的古簫聲穿街走巷，售賣已經打出牌子來的“老郭鹵菜”。偶爾老郭臨時有事，比如接待朋友、受人之邀外出替人調解矛盾、為朋友寫份訴狀之類，賣鹵菜的活兒就由彭嬸帶著十七歲的小女兒郭小蓮代勞。郭小蓮不會吹簫，但笛子吹得不錯，遂以笛聲招徠顧客。

這天，彭嬸一直等到午後1點鍾，還沒見丈夫回家，她倒也並不著急。郭永昶在武漢地麵上的名望，江湖黑道或是從事灰色營生的那類人是相當看重的，難免有事情麻煩“郭爺”，而郭永昶也具備助人家一臂之力的能力和古道熱腸的。

在彭嬸的記憶中，不知多少次了，或深更半夜或大雪紛飛或三伏酷暑，都會有人倏然上門，號啕大哭甚至跪求於地，請“郭爺”伸手相助。老郭則不管來者是何人、是否相識，隻要認為自己能解決得了難題，不管當時在幹什麽，都放到一邊，收拾一下立刻出門。同樣，老郭有時在外麵釣魚或賣鹵菜，遇到有人當街求助，多半也會出手相幫。至於耽誤了垂釣的收獲或者鹵菜賣不出去，求助方是江湖人，自然懂得規矩，肯定是由他們給予補償

不過，郭永昶的這種“調解員”、“老娘舅”都是義務的，雖然接受補償，但都與他的日常收益相當，對方若是多給，他是絕不接受的。

因此，當日老郭沒回來吃午飯，彭嬸並未有什麽擔心，隻當丈夫在外麵遇到了類似情況，那酒菜就留著丈夫晚飯時再享用吧。

誰知一直等到晚上8 點，老郭還沒回來。這下，彭嬸覺得奇怪了----丈夫以往若是遇到有人求助前去幫忙，有時一兩個小時即回，有時半天一天，有時可能還要去外埠(最遠曾去過湘西)，那耽擱的時間就長了。一旦遇到這類情況他都要先回趟家帶上盤纏、替換衣服等旅途必需物品，跟妻女告個別，從來沒有不辭而別過，哪怕請人捎個信兒回家呢。

如此，彭嬸就感覺有些不對勁兒了。小女兒郭小蓮更是著急：“我去外麵轉轉，向街坊打聽一下是否知道爹爹去了哪裏。”

彭嬸擔心是自己大驚小怪，萬一女兒出去打聽一圈，把四鄰都驚動了，結果過不多久丈夫安然無恙回來，那不是成笑話了，自己少不得要被丈夫責怪。遂攔住女兒：“先別出去，再等等。”這一等，又是兩個小時。郭小蓮再也穩不住了：“爹爹隻怕是遇到什麽不好的情況了，我去糧道街派出所報告警察。”

彭嬸嫁了郭永昶這麽一個男人，二十多年一起生活下來，耳濡目染，多多少少也知曉些江湖上的規矩。“你爹爹若是遇到什麽麻煩給絆住了，對方肯定是江湖人，那就要按江湖規矩辦事，憑你爹爹的能耐，舊社會那麽複雜混亂都對付過去了，如今新社會了，還有過不去的坎兒嗎？還是先不要驚動官府，過了今晚再說。”

一宿無話。次日，老郭還是沒有消息。母女倆終於忍不住了，彭嬸請一個鄰居過江去漢口把出嫁三年多的大女兒郭秀鳳喊回家。母女三個商量下來，決定發動一幹親朋好友尋找。可是直找到今天傍晚還是沒有任何音訊。母女三個意識到老郭肯定是出事了，說不定還是凶多吉少的大事，遂向糧道街派出所報告。

當下，高勇生聽了前因後果，估摸郭永昶十有八九有危險，心裏不由得一凜。當然，他是經曆過多少次生死考驗的老公安，盡管神情凝重了些，但語氣依然淡定，對劉副所長說：“小劉，你把她們娘兒倆帶到那邊屋裏去做一份筆錄，其間不許任何人入內。我去一趟總局，一會兒給你打電話。”

郭永昶的失蹤，是在他向高勇生秘密遞交那份已被證實對偵破“胭脂路命案”甚有價值的文字材料之後，高勇生難免引發聯想，會不會是犯下“胭脂路命案”的犯罪團夥猶在社會上活動的狐朋狗友所為？這當然是臨時冒出來的想法，沒有任何真憑實據。但郭永昶是成功破獲“胭脂路命案”的有功人員，他的失蹤必須受到重視，否則不僅對不起老郭，還會對新政權人民公安造成不良影響一一人家賣命替你辦事，你卻保護不了人家的安全，今後人民群眾還怎麽支持公安工作？

因此，高勇生認為此事需要認真對待，他心裏已經產生了“專案組暫不解散，立刻投入對老郭失蹤案的調查”的念頭。

四、專案重啟

“胭脂路命案”專案組是市公安總局和武昌公安局兩級公安機關聯合的偵查班子，要繼續調查，必須經過武漢市公安總局最高首長的批準。高勇生匆匆回到總局，心裏暗暗祈禱朱滌新局長還在辦公室，否則，他就得去武漢警備區司令部匯報了----朱滌新還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警備區副司令員，代行司令員職責，經常在那裏坐鎮。好在朱局長這天恰恰在市公安總局，而且沒有其他會議，正在局長辦公室批閱文件。

朱滌新早在1930年就開始從事政保工作，先後擔任過紅一軍團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八路軍115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這位老政保對於“特情”這個詞具有遠超常人的敏感性，聽了高勇生的匯報，不由得眉峰一緊：“這個“特情’是誰建立的？誰批準的？”

“是我建立的，向侯副局長報告後獲得批準的。”

當時武漢市公安總局的一號首長是朱滌新，二號首長是我黨的一位傳奇人物侯政。侯政1927年參加革命，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紅五軍第五縱隊手槍隊分隊長；1930年春入紅八軍醫訓班學習，結業次年任紅三軍團第四師衛生隊隊長；1933年春人紅軍軍醫學校學習並兼支部書記，畢業後任紅二十四師衛生部部長、紅八軍團衛生部部長、總衛生部醫政科科長、紅二方麵軍衛生部部長兼紅二軍團衛生部部長。其間，紅軍著名將領餘秋裏手臂負傷感染，再不截肢會有生命危險，侯政擔任主刀，用自製的手術鋸子成功實施了截肢手術。

抗日戰爭爆發後，侯政先後任八路軍一二O師軍醫處處長，中共中央軍委衛生部醫政科科長、新四軍第六支隊第二縱隊政治委員、江北指揮部獨立四團政治委員、第二師第五旅政治部主任。在軍事作戰和指揮、醫政衛生管理兼專家級外科醫生、部隊政治工作者等崗位上轉了一圈，侯政忽然來了個華麗轉身，受命擔任中共準南路西區黨委社會部部長，開始從事政保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後任北平軍調部中共方麵主管政保的中校參謀、中共旅大區黨委社會部部長兼旅大公安總局副局長等職務。武漢解放後，他被任命為市公安總局副局長。一號首長朱滌新是兼職，侯政應該算是初解放時武漢公安工作的實際主持者。後來，侯政先後出任中央衛生部辦公廳主任兼人事司司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廳廳長，繼續書寫他的人生傳奇。

此刻，朱滌新聽說高勇生建立郭永昶這個“特情”是經侯政批準的，馬上點頭，同意了高勇生的請求，原“胭脂路命案”專案組暫不解散，繼續調查郭永昶失蹤案。

當然，這事還得由侯局長拍板。朱局長正要撥打侯政辦公室的電話請他過來，侯政卻叩門而進，他是來跟一號首長商量公安局幹部隊伍建設事宜的。聽了高勇生的匯報以及朱滌新的意見也表示讚同：“如果真的是失蹤了，那就正式立案調香。"

兩位領導交換意見後決定，仍由高勇生主持該失蹤案的偵查工作，案件的進展情況隨時向侯政副局長匯報。

高勇生返回專案組辦公室時，專案組一幹刑警正圍著副組長衣今昌議論高勇生去了這麽長時間還沒回來的原因，當然，都不著邊際。忽見高勇生回來了，大夥兒還沒開口招呼，高勇生就宣布：“接到上級命令，專案組暫不解散，繼續著手另一起案件的偵查工作。專案組還是咱們這些人，我任組長，衣今昌同誌仍是副組長。老衣我想把咱們專案組移個地方，去武昌那邊。你看哪裏比較符合：清靜安全、交通方便的條件？”

衣今昌是武昌公安局刑警隊副隊長，科班舊警出身，中共地下黨員，武漢當地人，故對武昌地塊非常熟悉。老衣想了想說：“糧道街派出所對麵原先有一家當鋪，解放後老板全家移居香港，臨走把當鋪連地帶房統統獻給了國家。當時正好軍方跟地方政府商量，要在地方上租借一處比較寬敞的房屋作為軍用物資庫房，政府就把當鋪提供給他們無償使用。這家當鋪麵積不小，前中後三進院落，前朝街後臨河。軍方物資進出是走水路的，他們隻用了中、後兩進院落，前麵臨街的房子空關著，跟後麵的庫房之間打了隔斷，相互之間沒有影響。老高你看以這裏作為專案組的駐地如何？”

高勇生當即拍板：“就這裏了！”

第二天一早，專案組人駐當鋪後，馬上聚合一起，對這起“武師失蹤案”進行案情分析。

根據武漢公安總局主持日常工作的侯政副局長的意見，高勇生也就不再對郭永昶的“特情”身份予以保密了 (僅限專案組內部)，簡單介紹了郭的情況，告訴大夥兒，“胭脂路命案”之所以能夠迅速破獲，郭永昶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一幹刑警紛紛表示，一定鉚足了勁兒盡快把這個案子拿下來。

在場的多是老刑警，之前在偵查“胭脂路命案”時，對高勇生那種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主持偵查方式已經有了一種不同凡響之感，此刻又見識了他對“武師失蹤案”的分析，更是加深了這種感覺，有人暗暗給了他四字評語，曰“特立獨行”。

怎麽個“特立獨行”法兒呢？

高勇生對於首次案情分析會方向的把控跟眾刑警平日裏經曆或聽說過的完全不同，他讓大夥兒把老郭家眷反映的情況，以及老郭在“胭脂路命案”的偵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結合起來予以剖析。一幹刑警得知老郭係“特情”這個內幕後，自是踴躍發表意見。高勇生自己卻隻是起了個頭，往後就一聲不吭了，坐在那裏隻是專注傾聽。

待眾人的意見發表得差不多了，一個個說得口幹舌燥，有人拎起暖水瓶給大家續水了，高勇生才開腔：“同誌們都說完了？那好，咱們就行動吧一一就按照由陳寶德同誌最先提出的那個調查思路進行。駐地這裏，我和老衣兩個留守，其餘十人分為五撥，分頭進行調查。

陳寶德提出的調查思路如下----

郭永昶在同意成為專案組“特情”後，很快就寫了一份材料，通過糧道街派出所劉副所長轉交高勇生。專案組根據老郭的這份材料，很快就破獲了“胭脂路命案”，把八名案犯悉數緝拿歸案。其後兩天，6月20日上午，老郭像往常一樣外出垂釣，然後就沒再回家，沒有留下一絲半點兒的信息。雖說警方是以“失蹤案”立案調查的，但顯然是凶多吉少，基本上可以確定老郭已經遇害。

先破案，後失蹤，兩者接連發生，讓人不由得不懷疑其中的關聯性。陳寶德提出，專案組應該盯著“胭脂路命案”案犯的餘黨，或者雖然不是餘黨但存在千絲萬縷聯係的黑道人物進行調查。他們或出於共同利益，或出於所謂的江湖義氣，或出於其他什麽目前警方尚未考慮到的因素，對老郭進行報複。因此，專案組目前要邁出的第一步，就是調查老郭成為警方“特情”並團對破獲“胭脂路命案”提供幫助之事是怎麽泄花露出去的。

高勇生一邊聽部屬的發言，一邊腦子在飛速旋轉。待大夥兒發言完畢，他也完成了對眾人觀點的總結和提煉，不但形成了完整的看法，甚至連具體怎樣調查乃至人手分工都考慮到位了一五撥刑警中，兩撥去看守所訊問“胭脂路命案的案犯，挖出他們的餘黨以及黑道熟人、結拜兄弟、狐朋狗友之流的情況；另外三撥則負責調查郭永昶是在何處寫那份對偵破“胭脂路命案甚有價值的材料的，以及事先、事中、事後接觸過什麽人，以評估是否存在有意無意泄密的可能性。

然後，高勇生宣布案情分析會結束，大夥兒根據分工，該幹嗎幹嗎去吧。

專案組長此舉弄得包括副組長衣今昌在內的全體刑警都是一頭霧水：這就是案情分析會？這就是針對一起很有可能已是命案的失蹤案的首次案情分析會？難道不再對其他可能造成郭永租失蹤的情況進行分析了？

高勇生從眾人驚愕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們的疑問、微微一笑：“當然，眼下的這個判斷可能不那麽準確，不過沒關係，咱們可以從頭來過。現在，我們先把力量集中一處，順著這個方向調查了再說。”

如此，大夥兒就沒啥可說的了。這是領導的工作思路，而且已經把分工定得清清楚楚了，那就執行吧。

五、“菩薩強盜”

往下的事實證明，高勇生的這個邊幹邊修正調查方向的思路還是有效果的。刑警老符、梁晨生這一組很快在武漢市公安局看守所查摸到一些情況---

“胭脂路命案”主犯馬彪今年三十二歲，出生於洪湖湖匪家庭，據說祖輩皆是以水上“二打”(打漁、打劫)為生，漁汛時撒網捕魚，淡季時往臉上抹黑炭，一個個弄得似煤礦工人一般出沒於湖上，搶劫過往商船(既運貨也搭乘旅人)，謀財害命。這種傷天害理的營生進行到民國前期，因配有武裝警衛的客運小火輪和軍警巡邏汽艇的出現，交通工具、武器裝備大大落後的湖匪的好日子終於到了頭。馬彪的湖匪老爸不但受到官府通緝，還遭到仇家的追殺，無奈之下，帶著妻兒潛逃省城。

以當時的條件來說，洪湖離省城已經算是非常遙遠了，而且武漢那麽大，往三鎮中隨便哪一處改名換姓藏匿下來是比較容易的，就好似漏網之魚躲藏在湖裏的水草底下。馬彪的老爸既然有資格上官府的通緝令，其見識能耐料想與眾不同，他還自作聰明地帶著全家躲到了漢口的外國租界裏。

哪知，租界法捕房對於社會治安抓得比華界頂真，而且外國巡捕跟華人之間的語言溝通不大順暢，舉凡舊社會常有的受賄、買放之類的司法作弊行為也比華界警局少些。巡捕房接到洪湖方麵的協查請求後，不會像對待上海、廣州、天津租界警務處的同類文書那樣認真，但場麵上的動作總是要做的。結果，馬彪的湖匪老爸運氣不佳，很快就被發現，開槍拒捕，當場被擊斃。

馬彪的母親也跟著丈夫幹過打家劫舍和銷贓勾當，但通緝令上沒有她這一號，租界巡捕房也就放過了她。這個曾經的女漢子沒敢再為非作歹，靠著逃亡時帶出來的贓金，開了一家小酒肆，把兒子馬彪撫養長大。

應該說，馬彪十六歲前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少年，盡管讀書沒有靈性，學武倒還可以，可惜未能遇上名師，拜過的幾個師傅要麽是打拳賣藥的江湖藝人，要麽是草台班子的武生，都是花拳繡腿。終於有一天讓他遇到一個少林和尚，穿佛衣有度牒，頭頂還有香疤，馬彪大喜過望，當即跪拜為師。

哪知，這和尚其實是少林寺的一個新僧，在北方家鄉犯了刑案逃到少林寺削發為僧，學了一年多武藝，吃不了那份苦，就跟少林寺來了個不辭而別。若說少林功夫，這和尚連皮毛都沒學到。可是，別看他二十二三歲年紀，卻長得老相，加之一臉絡腮胡子，看上去少說三十出頭。這副形象挺能唬人，馬彪誤以為他是難得遇到的高手，而逃亡和尚也不說破。

如此一段時間學下來，馬彪發現這個師傅傳授的武功稀鬆平常，甚至還不如以前的師傅。是不肯傳授？還是繡花枕頭？馬彪生出了試手的念頭。結果，一試之下，竟然失手，一棍打在師傅的後腦勺上。那是人的軟檔，師傅當場就被他給打死了。

如果是在華界，估計還不至於驚動警局，但在租界就不同了，有人報告捕房，外籍巡捕趕到，一了解，凶手是馬彪，便去小酒肆逮人。馬彪哪敢回家，幹脆來了個遠走高飛。這一走，長江上就多了一個渾名“菩薩強盜”的江匪。

當時在長江中下遊活動的江匪被民間稱為“長江兄弟”。與同樣在水麵上打劫的湖匪不同，他們作案時有個說法，叫做“有所為，有所不為”。

什麽意思呢？那意思是說，搶劫嘛，是必須進行的，那就是有所為；實施搶劫時，隻要苦主不反抗，他們通常不會下手殺人，那就是有所不為。馬彪入夥江匪團夥後，被告知須嚴格遵守這個規矩。他對此倒是想得通的：強盜嘛，就是圖財，隻要能夠順利搶到財物，何必多此一舉傷人性命呢？不過，若是正好遇到苦主是熟人，擔心日後遭到報複，那就是例外了。還好，馬彪在長江上幹了數年，倒是從未遇到過熟人，所以，他手上也沒有人命。匪夥弟兄們因此送他一個綽號，曰：“菩薩強盜”。

有一年，“菩薩強盜”甚至還做過一樁可以說是積德的善事----

一天夜晚，他帶著兩個新入夥的弟兄劃著一條快船沿江邊巡風時，發現江中漂著一個人，一邊掙紮一邊叫“救命”，突然間善心大發，把船劃過去將其救起。正值早春二月，乍暖還寒，深更半夜，又是浸在水中，獲救者已被凍得幾近失溫。馬彪既然救了人家，那就幹脆善人做到底，自然不能讓他失溫而死。當下三人脫下其濕透了的衣衫，用船上的空麻袋裹上，還給灌了幾口白酒，那人終於緩過一口氣。

這個被救起的男子名叫柳存仁，是漢口警局的一名警探，這天赴朋友酒席多喝了兩杯，騎自行車回家路上內急，停車去江邊小解時，不慎失足滑入長江。他會遊泳，但水性一般，加之醉醺醺的四肢無力，衣服穿得又多，束手束腳的，落水後隻能維持著暫時不沉下去，要想遊回岸邊就力不從心了。如果不是正好遇到馬彪那條快船，隻怕即使沒被淹死，也得被江水浸得因失溫而喪命。

柳存仁自是對馬彪感激涕零，上岸後扯著馬彪三個去了附近一家旅館，先找了身衣服換上，又讓旅館老板弄了一桌酒菜。

以柳存仁的那份職業眼光，自然猜到了馬彪的身份。但他沒有點破，當晚喝完酒分別時，他給馬彪留了自己的地址電話，若馬彪以後有什麽難處，盡管去找他。

其時漢口法租界已被汪偽政府收回，巡捕房成了日偽警察局，馬彪失手打死那個少林三腳貓拳師之事，時隔久遠，案子已經銷了。他不但在漢陽租了房有了住所，還娶了個妓女出身的丁姓女子為妻。出於謹慎，他沒給老柳留住址，隻說住在漢口。沒想到，三天後的午前，柳存仁忽然帶著一份重禮登門拜謝來了。

馬彪這一驚非同小可，由此領教了警局職業捕探的厲害。不過，在之後的交往中，老柳始終沒有問過他操何營生，他也沒找老柳求助過什麽。

抗戰勝利後，馬彪所在的匪夥自動散夥，一幹強盜各奔四方。馬彪用積蓄的贓金開了一家一個門麵的茶葉店，和老婆丁氏兩人守著店過起了一份安穩日子。柳存仁上下班經過茶葉店，沒事就進來坐坐，喝茶飲酒，海闊天空，兩人的交往這才漸漸密切起來。時間長了，盡管沒搞什麽義結金蘭，但互相之間稱兄道弟，透著一份親熱。

柳存仁說自己隻是一名普通刑警，不過，幹的年頭久了，加之人緣不錯，所以朋友頗多，其中不乏個把尋常百姓難以搭上關係的“名流”。這話倒也並非虛言，不久，已由國民黨接收的警察局在武漢三鎮搞戶口登記，這當然也包含著審查可疑分子的意思。馬彪的戶口記錄有一段空缺，若是經辦人較真，難免疑其曾是為日本人效力的漢奸或者暗通共產黨的“奸細”，那就麻煩大了。跟柳哥一說，老柳說沒事，你把登記表給我，我去給你辦----竟然立馬搞定了。

轉眼到了1949年5月中旬，武漢解放，馬彪的好日子也快到頭了。

武漢解放的第三天，馬彪陪著丁氏去給其早年認下的幹媽拜壽，茶葉店無人看管，隻好停業一天。沒想到前店後宅格局的茶葉店因電線老化發生短路，家裏無人，隨即蔓延成一場火災。等到晚上夫妻倆酒足飯飽回來，茶葉店的廢墟上還在冒青煙呢。

火是地方上的民間救火會出動“洋龍”(即以人工按壓作為動力的水泵) 撲滅的，管段派出所當時正在搞接管，聞訊隻來了一名警員看了看情況，就回去複命了。街道上還沒成立，居委會仍是由舊政權的保甲長在管理，這當兒這類人個個人心惶惶，不可能關照善後。

丁氏見狀立馬號啕，馬彪倒還穩得住，因為他積蓄的贓金還藏在灶膛裏呢。不過，稍後他就不淡定了----火被撲滅後，來了一群乞虧，見現場無人留意，就進入廢墟尋找沒燒掉的財物，初時他們也沒指望有什麽金銀，隻想弄點兒廢銅爛鐵換幾個錢花，誰知竟然把馬彪藏在灶膛裏的金銀給挖出來了，自然大喜過望，立刻攜之而遁。

這下，馬彪真想跟著丁氏一起哭了。往下的日子怎麽過？解放才三天，人民政府牌子還沒掛出來，負責救濟的民政局也還沒成立。沒別的辦法可想，隻能找柳哥幫忙了。

老柳這幾天待在家裏，沒去其供職的漢口警局上班。警局已被軍管會公安部接管，據說要改名公安局，但牌子還沒掛。那些跟地下黨有聯係的舊警員已被定為第一批留用人員，仍舊照常上班。老柳不在名單裏，讓他待在家裏等通知。自己還朝不保夕呢，一聽馬彪遇到這等難事，二話不說先把夫妻倆收留下來。次日，又喊了幾個跟他一樣待在家裏等通知的舊警局同事，前去幫助馬彪清理火場撿出尚可勉強湊合著使用的材料，又掏錢買來木材、磚頭、瓦片等建築材料，請幾個匠人師傅搭建了兩間雖然簡陋但勉強可以棲身的小屋。

馬彪夫婦總算沒流落街頭，不過，茶葉店肯定是開不成了。柳存仁把自己的懷表賣了，給馬彪作為本錢，讓他批發點兒茶葉，再去弄輛破自行車沿街叫賣。馬彪的生活有了保障，夫妻倆對柳存仁自是感激不盡。

之後這哥兒倆見麵的機會就少了。倒並非馬彪賣茶葉太忙，而是老柳分不開身。柳存仁是武漢市公安局的第二批留用警員，但不在刑警崗位上了，而是給分配到了市局看守所。看守員是上三班的，業餘時間還要開會學習或義務勞動什麽的，總之忙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和精力跟馬彪喝茶聊天了。

讓柳存仁想不到的是，兩人再次見麵，竟然是在看守所裏。

六、“將軍”浮現

高勇生主持的“胭脂路命案”專案組在總局公安大隊配合下抓捕一幹案犯，馬彪是最先落網的，直接押解到總局看守所。馬彪進入看守所撞見的第一個看守員就是正當班的老柳，兩人都沒有思想準備，不由得同時一個激靈。

馬彪屬於要犯，按照規定得砸上腳鐐，單獨關押。稍後，老柳在巡監時悄悄問馬彪在這宗案子裏占了多大的份兒----意思是主犯還是從犯。

馬彪說：“柳哥您啥都別問了，兄弟這回是上了一條不歸路。若是您還念著咱倆以前那段情分，麻煩您下班後去楊公廟走一趟，跟‘大將軍’捎個口信，就說他薦來的這筆買賣不地道，上了人家的當，老子拿到的酬金還沒捂熱，人倒折進局子了，這事有鬼啊！柳哥，就這兩句話。‘大將軍’是個重義氣、有辦法的人，以前還救過我的命，他知道應該怎麽做。當然，這次他救不了我了，但他會替我出這口惡氣的。如此，兄弟死也瞑目了！”

關押馬彪的這一排監房，位於市局看守所的最裏麵，事先專案組已經通知看守所將這排監房騰空，用來關押“胭脂路命案”的一幹案犯，此刻柳存仁跟馬彪說話，也不擔心隔牆有耳，卻不料柳存仁還是大意了。

老柳剛剛接班，不清楚之前發生的一個情況。昨晚市局的夜間巡邏隊在巡邏時拿下了一個醉漢，是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兒，罪名是襲警。其實他也不是有意跟警察動手，他喝得迷迷糊糊的，冷不防被迎麵過來的巡邏警員攔下盤問，自是不耐煩，就動手推了一個民警一把，被巡邏警員一擁而上製服。今天上午治安處警員過來一問，覺得這事兒也算不上襲警，再說小老頭兒是個泥瓦匠，屬於勞動人民，還是應該以教育為主，遂決定關他七天，訓誡一番釋放了事。

先前看守所接到專案組通知，讓騰空監房準備收押要犯，看守所長非常重視，親自下去檢查，發現監房後牆有幾處破損。想起昨晚關進來的那個小老頭兒是泥瓦匠，又是輕微違法，就把他喚來，讓他把監房後牆拾掇一下。

巧了，老柳跟馬彪作上述交談時，小老頭兒正在這間監房後麵幹活，監房後牆緊挨著天花板處有一道外裝著鐵柵欄的飄窗，平時都開著一條縫給監房透氣，兩人的說話聲音傳出來，讓小老頭兒聽見了。不過他的耳朵有點兒背，聽得不甚真切，“大將軍”三字倒是聽得清清楚楚。看守員和在押犯有勾結，這種事在舊社會是普遍現象，小老頭兒不敢多事，聽過算數。

第二天，專案組四名刑警前往看守所，分兩撥開始工作。一撥訊問“胭脂路命案”案犯，另一撥向有著軍代表身份的看守所長了解留用警員的情況，主要是為了提防串供。看守所長不敢怠慢，有問必答，沒有問及的，他隻要想到了.也隨口說了說。

偵查員老符是有著中共地下黨身份的留用警察。他在舊警局幹的是刑偵便衣，這原本就是一項需要機智靈活的工作，再加上他又是敵人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者，其機靈勁兒更是高出尋常便衣一籌。老符正在向看守所長了解在押犯的情況，忽見那小老頭兒在窗外探頭探腦，隨口問這人是誰。所長解釋說小老頭兒案由輕微，也沒有前科，就派點兒零碎活兒讓他幹幹。

正說著，小老頭兒再次探頭探腦，老符疑其有事兒，便招呼他進來。別看小老頭兒是個泥瓦匠，江湖經驗倒是有一點兒，刑警到訪伊始，他就準確判斷出可能是來提訊馬彪這個要犯的。刑警進屋跟所長交談期間，他便去外麵走廊裏掃地擦窗戶，偷聽到片言隻語，便有了立功爭取寬大處理，以便早日開釋的念頭 (他並不知道治安處決定隻關他七天)。那一番探頭探腦的動作是故意的，就是為了引起刑警的注意。

小老頭兒終於達到了目的，刑警老符把他叫進來問話，得知馬彪的背後還有“大將軍”這麽一號人物。

馬彪自知作為雙命大案的主犯，沒有不斃的理由，自然不會把柳哥給“賣”了，一間三不知，訊問形成僵局。老符跟同一組的刑警梁懸生商量，要不咱們先把這廝放一放，找那個姓柳的看守員談談。

老柳這天休息，老符和梁晨生向看守所長要了住址，去了管段派出所，請所方出麵把老柳約來聊聊。這一聊，就聊出了馬彪請他捎口信之事。不過，柳存仁說他並沒有捎這個口信，因為他知道，這個口信若是帶到了，他麵臨的就不是丟飯碗那麽簡單了，吃牢飯也難說。

老符問：“這個“大將軍’是什麽人？”老柳搖頭：“以前從來沒聽說過。”

老符認為柳存仁不一定是在撒謊。老符自詡也是本地的老警察，武漢三鎮地麵上的白道黑道，難能有他說不上來的，可“大將軍”這個渾號他還是頭一次聽說。“老柳，你是老刑警了依你看，馬彪此舉是啥用意？”

柳存仁說：“小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倆交往多年，彼此也算了解。小馬這人重義氣一一當然，這是舊社會的習氣，如今不提倡了。我估計您二位之所以來找我，就是因為他怕我受到牽連，不肯對你們說實話。至於他為什麽要托我捎這個口信，我就猜不透了。武漢解放後，我們很少見麵，尤其是我調到看守所以後，我倆就沒再見過麵。我隻知道他在走街串巷賣茶葉一一本錢還是我給他掏的，其他情況比如跟什麽人交往我的確一概不知。這也是我沒去楊公廟找那個‘大將軍’轉達口信的原因。我是幹刑警的，這種事一旦穿幫有什麽後果，我比誰都清楚，何況那個‘大將軍’我壓根兒不認識。當然，我也知道，跟小馬的那番簡短交談是應該向看守所領導匯報的。為什麽沒匯報呢？我是擔心匯報後我跟小馬的交往也就曝光了。小馬之前是幹什麽營生的，我想你們已經知道了。公安局怎麽可能留用一個和江洋大盜結交的舊警察？這隻是我當時的想法，如今您二位找到我頭上，那我就不能隱瞞了。不管受什麽處分，我都認了。”

老符也是舊警出身，對柳存仁的說法表示理解。那麽，有什麽辦法可以讓馬彪把這個“大將軍”的情況交代出來呢？老柳說：“要麽我去一趟看守所，當著您二位的麵勸勸他？”

於是，柳存仁隨符、梁兩個去了總局看守所。老符的社會經驗又一次顯示出來，一上來就向馬彪說明，並非老柳“出賣”了他，而是我們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以免馬彪對老柳立生敵意，而老柳夾在中間說不上話。之後，老柳就動員馬彪交代“大將軍”的真實身份以及此人在“胭脂路命案”中到底是個什麽角色。柳存仁的這番話說得非常誠懇，但馬彪不為所動：“柳哥，先前我不跟公安說請你替我捎口信之事，是不想牽連你；現在我不說“大將軍’之事，是不想牽連別人。你我是過命的交情，我跟“大將軍’也是過命的交情，而且是人家救了我的命。我一個將死之人，還能指望什麽？”

老符是老刑警，經手過不少命案；梁晨生雖然是抗戰後期加入解放區公安隊伍的，資曆淺一些，但也跟不少亡命之徒打過交道，見多了這類家夥絕望無助頑抗到底的眼神。兩人都明白，馬彪肯定是要死扛到底了----反正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對他來說無所謂了。

老符隨即往專案組駐地打了個電話，向組長高勇生簡要匯報了情況。高勇生在電話那頭微歎了一口氣：“唉，這種案犯最難對付！看來，看守所那裏沒希望了，其餘那幾名案犯，都是馬彪在社會上網馬的，聽招呼做事而已，料想也問不出什麽來。要不，你倆去一趟楊公廟，看是不是能打聽到“大將軍’這麽一號人物。‘大將軍’這樣的綽號，不是一般小角色擔得起的，而且還救過慣匪馬彪的命，按說應該“道上有名’才對嘛。”

七、臨時換崗

當天晚上，專案組刑警聚在一起開了個案情分析會。

這個案情分析會開得比較傳統，主持者副組長衣今昌讓白天外出調查的五撥刑警分別說了說各自調查的情況，匯總下來，除了老符和梁晨生那一撥，其餘四撥盡管接觸了不少對象，但未能獲得什麽有價值的線索。

那麽，老符、梁晨生兩個去漢陽漢南路楊公廟是否查摸到什麽有關“大將軍”的情況呢？

說來還真讓人垂頭喪氣。老符、梁晨生兩個趕到楊公廟，發現這座抗戰中毀於戰火的廢棄寺廟正在修繕。一打聽，得知軍方已經征用該處改建後將作為軍用物資倉庫使用。這不，修繕還沒結束，外邊已經豎起了“軍事區域 嚴禁擅入”的牌子。原本聚居於此的那些無業遊民、乞虧叫花、江湖藝人之流自然一個不剩。刑警向在場值勤的解放軍戰士打聽這些人遷移去了哪裏，答稱“不知道”。

接下來，就是對符、梁二位在看守所查摸到的線索進行分析。

高勇生首先發言：“我是以專案組成員之一而非組長身份發言。從老符、小梁去看守所提審‘胭脂路命案’主犯馬彪的情況來看，之前的偵辦工作是有缺陷的，當然，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負。訊問馬彪時，我是主審人，當時隻覺得該犯供述內容跟我們掌握的犯罪過程一致，與其他同夥的交代也合拍，該案因搶劫而引發凶殺的作案特征明顯，贓物贓金收繳順利，就認為此案可以畫句號了。”

“但今天老符、小梁查摸到的情況表明，馬犯背後是有指使人的。因此，這個案子可能是雇凶殺人，所謂先將苦主毆傷倒地、案犯中有人出於泄憤目的對苦主補刀導致死亡的結論，現在看來是有問題的。這個情況，我將在會後起草的書麵材料上向上級領導報告，返工是少不了的，處分也難保不挨，眼下就先不說了。畢竟，我們目前要調查的是老郭的失蹤案，那我們就先集中精力對付這樁案子。”

“我個人的觀點是，老符和小梁調查到的情況，應該和老郭的失蹤有關。請大家注意，馬犯跟柳存仁談話時表示‘這事有鬼’，讓柳存仁給‘大將軍’捎個口信，說‘大將軍’知道該怎麽做。馬犯的這些話，是否可以和老郭的失蹤聯係起來？下麵，就請大夥兒對這個觀點進行評估。”一幹刑警紛紛發言，匯總起來，基本上都讚同高勇生的觀點，不過，究竟有關還是無關，最終需要找到“大將軍”其人才能確定。

待發言告一段落，衣今昌看看手表：“這一討論兩個小時就過去了，大家抽支煙休息一下吧”

在座的都是常參加案情分析會的，明白這是讓大夥兒暫且回避，專案組領導要交換意見，確定下一步調查路數了。

一會兒、眾人返回會議室，衣今昌果然宣布了次日的分工：“原調查郭永昶失蹤前行蹤的三撥刑警，抽出陳寶德和小王兩個搭伴的一撥，與老符、梁晨生這一撥分頭查找‘大將軍’的下落。不過，要作一個微調，老陳今天白天調查時扭傷了腳，走路有影響，我來頂上，老陳和高組長留守專案組駐地。好了，時間不早了，大家趕緊休息吧。散會！”

上述人員分工是高勇生、衣今昌兩人商量後定下的。可是，次日即6月26日上午，眾刑警在短暫的班前會後剛要出發各奔東西投入工作高勇生卻說人員分工還要調整，他和衣今昌對調一下，衣今昌留守駐地，他和小王搭伴出動。

衣今昌聽著有不同意見：“這不妥吧，高組長您是一號，您出去了，一旦總局領導有事找您咋辦？”

高勇生打個哈哈：“就一個小小專案組，哪有一號二號三號那麽多講究？我有正經活兒幹著，總局領導還找我幹嗎？”說著，衝人高馬大的小王點點頭，“咱倆出發！”

這個換崗的念頭是昨晚冒出來的。昨晚高勇生一夜難眠，腦子裏老是閃現著“大將軍”三個字，思維自然也就圍著這三個字運轉.......

要說高勇生的革命經曆，堪稱資深。他是抗戰前兩年加入的中國共產黨，當時他還在北平上大學，入黨後擔任學生圈內地下黨組織的特別支部領導。次年參與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的策劃和組織，12月9日那天還直接上街指揮如此，想不暴露也難，當天他就接到組織上的緊急撤離通知。遂離開北平去了延安，被安排在西北政治保衛局工作，曾給局長王首道做過秘書。抗戰爆發後，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中共中央將原西北政治保衛局與邊區保安司令部合並更名為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他在保安處下轄的偵香科工作。1942 年，邊區保安處創辦了旨在培養邊區警察及地方鋤奸保安人員的警政學校，高勇生被調往該校擔任教員。1943 年7月，警政學校並入行政學院，改稱警政班，他繼續留校任教。

抗戰勝利後，高勇生被調往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1948年5月改稱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先後在第二室、第四室任職。這兩個室的職能，前者是負責對來自華北各城市的革命青年進行短期秘密工作培訓，後者是情報研判。1949年初，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在光榮地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後解散，高勇生跟隨原城工部長劉仁奔赴北平參加接管工作，不久積勞成疾，先是肝病，後是肺病，不得不停止工作住院治療。

1950年春病愈後，正好中南公安部要求調派資深政保幹部充實隊伍，已是正處級的高勇生向組織上請命，獲準。中南公安部聞知來了這麽一位堪稱專家的幹部，決定順勢開辦一個培養特殊人才的學校。領導擔心大病初愈的高勇生再次感染，對他的工作安排是，不必參加學校的籌備工作，先做些調研，一邊工作一邊休息。高勇生尋思，若是待在部機關裏，那肯定無所事事，不如去下麵走走。這一走，就去了武漢市公安總局。

其時總局領導正為“胭脂路命案”偵查月餘未能突破而煩惱，聽說有這麽一位資深政保幹部下來調研，朱、侯二位首長親自和他談話，打算聘其擔任專案組顧問。高勇生說：“我對顧問沒興趣，要麽就當組長吧。

於是，“胭脂路命案”專案組就有了走馬換將這一幕。

從高勇生的革命經曆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長期“以用腦為主”的革命工作者，不曾上過戰場，更沒有什麽長途行軍的經曆，總之就是缺乏體育鍛煉，因而睡眠總是不大好，失眠是家常便飯，這才導致他的健康狀況出問題。現在，專案組的工作遇到瓶頸，他的失眠乃是順理成章的，他也習慣了。

躺在床上睡不著，那就琢磨案子吧。首先，這個“大將軍”不可能真的曾是舊軍隊的一個什麽將軍，也許這人經曆過行伍生活、甚至擔任過底層的兵頭諸如班長、排長之類；也可能其外形有別於一般士兵，看上去有點兒威風，就得了這麽一個綽號。當然，獲得這個綽號的時間肯定是在其退出行伍之後，

其次，馬彪說“大將軍”曾救過他的性命之語是否真實呢？那倒是可能屬實。不過，據看守員柳存仁說，他跟馬彪相識相交十餘年喝茶飲酒侃大山不知多少次了，卻從未聽馬彪提起過這個“大將軍”。由此推斷，馬當時陷於幾近喪命的危險境地的原因怕是很不光彩，他也就不自曝其醜了。

再則，漢陽漢南路楊公廟被部隊征用，原先寄居於此的流浪漢、乞寫作鳥獸散，但漢南路上還是有一些地痞混混兒之流，符、梁兩偵查員曾向他們試著打聽過“大將軍”其人，卻無人知曉。這樣看來，“大將軍”在黑道上的名氣應該不算響。這倒是也說得過去----相應的，馬彪在道上名氣也一般。

高勇生又想起之前研讀過的武漢地區的社情材料，其中也沒有一星半點兒有關“大將軍”的記載。因此，可以斷定此人不過是武漢黑道上的一個小角色。但問題又來了，既然是一個小角色，他怎麽又具備為馬彪介紹殺人搶劫這種“大買賣”的能力呢？這個，高勇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

想不通就先擱在一旁。下一個疑問是，馬彪請柳存仁幫他給“大將軍”捎話，說“上當了”，讓“大將軍”幫他出這口惡氣。此語又該如何理解？

“胭脂路命案”破獲後，專案組搜查馬彪的住處，除了該案兩名受害人的隨身錢物，還發現了不少無法確認來路的贓物贓金。當時專案組沒有往“雇凶”上去考慮，但因數額不符，曾追問過一應案犯。那七個家夥的說法差不多，殺害兩名受害人後，老大馬彪自己隻拿了一塊從男性被害人手腕上擼下來的手表，其餘的都讓他們分了。最後問到馬彪，他承認拿了那塊手表，至於家裏的那根五兩金條以及其他錢物，是“長江兄弟”生涯中打劫所得，苦主是誰根本不知道，同夥的下落也不清楚----早就各奔東西了嘛。

那時高勇生還不知道馬彪家曾失過火，也就信了。直到昨天從柳存仁那裏得知這個情況後，才產生了懷疑，再結合其讓老柳捎話這個情節，尋思那金條應是受雇所獲。

然後，就要剖析所謂的“上當”是什麽意思了。按說傭金已經拿到，這算不上是上當吧？那他指的就應該是突然落網之事了。看來，馬彪是懷疑那個雇主不知出於什麽目的，在自己履行協議把活兒幹完之後，故意向公安機關透露消息，借警方之手行滅口之實。

想到這裏，高勇生難免對自己建立起來的“特情”郭永昶產生想法，難道老郭也是這樁案件中的一環？那個幕後雇主請“大將軍”雇凶作案，然後，又故意向老郭提供馬彪一夥的線索。待馬彪落網，那個幕後雇主不知用了什麽手段，又把老郭給弄“失蹤”了。如果真是這樣，“大將軍”恐怕也岌岌可危了·.....

高勇生越想越心驚：如果專案組遇到的真是這麽一宗連環殺人案，那麻煩可就大了！憑我的能力、能否對付下來還是個未知數。當務之急還是要盡快找到“大將軍”的下落··....

窗外傳來陣陣蚌鳴，高勇生打了個哈欠，似有倦意襲來，眼皮也漸漸沉重。不知不覺迷糊了兩三個小時，高勇生突然驚醒，自然而然要把睡著之前大腦中的那些信息作一個複盤，最後定格在此起彼伏的陣陣蛙鳴聲上，忽地就是一個激靈：哎！費了那麽多時間，怎麽沒往這上麵去考慮呢？這個調查方向可以試一試呀！

於是，就冒出了跟副組長衣今昌換崗的念頭，請老衣留守駐地，他和小王外出調查。

第二天上午，高勇生和小王各踩一輛半新不舊的自行車離開了駐地。

小王問：“高組長，咱這是去哪裏？”高勇生說：“你是武漢當地人，說說武漢三鎮的花鳥市場有幾個，具體位置在哪裏。”

“就我所知，武漢一共有七個花鳥市場，武昌最多，四個，漢陽兩個，漢口一個。”稍停小王又補充，“其實以前漢陽有三個，楊公廟這邊就有一個花鳥市場，後來不知何故給拆了。”

高勇生沉吟片刻：“那個大將軍’以前是在楊公廟一帶活動的，我們先去漢陽的兩個市場碰碰運氣。”

之前高勇生研讀的武漢三鎮的社情資料上有對本地幾個著名花鳥市場的簡單介紹，其中也提到了小王剛剛說的這個情況。昨晚他翻來覆去睡不著，突然冒出一個念頭：馬彪和“大將軍”為什麽偏偏選擇在楊公廟見麵？選擇這個地點，應該是“大將軍”的意思，說明“大將軍”經常在楊公廟一帶活動。他為什麽要在這一帶活動呢？高勇生就聯想到了花鳥市場。

應該說他們的運氣還真不賴，漢陽的那兩個花鳥市場都在車站街上，相距不遠，兩人在第個市場就打聽到了“大將軍”的線索。

兩人剛進入市場的時候，小王還沒想明白為什麽要跑到這種場所來尋訪“大將軍”的下落。如果他是跟著尋常老刑警出來調查，肯定要開口請教“此為何故”了，可眼下跟他搭伴的是中南公安部下來搞調研的高處長、抗戰前就參加革命的老政保，他哪敢造次，隻好悶聲不響。

隨老高在市場裏轉了一會兒，兩人在一個專售鳥籠、螺蜂罐、蟲料罐等一應鳥類草蟲玩家必備用品的店鋪前駐步。這是整個市場裏門麵最大品種最全的一家，不像那些無名的地攤小鋪，是有自己名號的，而且還挺氣派，喚作“雅樂齋”。高勇生麵皮白皙、舉止斯文，白色襯衫的左上衣袋裏插著一支鋼筆，配上那副近視眼鏡，人皆將其視為一介書生。那時有養蟲玩鳥嗜好的，都是手頭有些錢鈔、平時空閑較多不愁吃穿的主兒，店主一看就認為生意來了，迎出店門表示歡迎。高勇生從容不迫進了店堂，在靠牆專門為顧客準備的一副古色古香的座頭上落座，店主沏茶奉上。人高馬大的小王則被人家認為是這位眼鏡先生的保鏢，夥計送來一個漆色閃亮的圓凳請他坐在一旁。

這時已是6月下旬，武漢已經進入夏季，店堂裏沒有電風扇，高勇生便把折扇展開，一邊緩緩扇動著，一邊跟店主攀談。先談鳥，再聊蟲，不知不覺就把話題轉到了不久即將成為市場主角的蟋蟀上。店主對蟲鳥器皿相當精通，但對於蟲鳥本身也就不過一知半解，談著談著，知道遇到了行家，語氣神情愈發恭敬。

高勇生知道人家是生意人，宗旨就是賺錢得利，就說自己打算購買一件用正宗宜興紫砂製作的蟋蟀罐，年代不講究長短，隻要求品質精良貨真價實。店主便讓夥計拿來七八件貨品，請高勇生挑選。

高勇生出身當鋪家庭，祖父早年做過清廷五品文官，是憑真才實學進入仕途的，家裏文化氣氛濃鬱，經濟條件也寬裕。他在祖父、父親營造的環境中成長，耳濡目染，對於花鳥魚蟲、文玩字畫之類也略有心得。當下再三挑選，看中了一件估計是光緒年間的紫砂罐，店主開價一百萬元(此係舊版人民幣，與1955 年發行的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使店主驚奇的是，這個文弱書生竟然熟悉討價還價的路數，幾個回合下來，最終以三十三萬元成交。

這是店主當天的第一筆交易，沒法兒找零。高勇生就讓小王去外麵隨便什麽店鋪買點兒零碎商品，換些零錢以便照價支付。一會兒，小王返回，高勇生付錢後拿著包裹得嚴嚴實實的陶罐和小王一起離開市場。

小王問：“高組長，咱們接下來去哪裏？”“擺渡過江回武昌。”

“回駐地？”

“不，去丁字橋派出所。

小王更是不解：“丁字橋？”

高勇生語氣淡定：“沒錯，去丁字橋，已經打聽到目標的家址了。”

這下，小王驚得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也不管老高是從中南公安部下來搞調研的什麽處長了，開腔便問：“難道是“大將軍’有下落了？”高勇生微微一笑：“差不多就在你我的口袋裏了。

當天下午1點，“大將軍”在武昌丁字橋的一家小酒肆裏落網。專案組一幹刑警想象力再豐富也沒有料到，這個綽號“大將軍”的家夥竟十六歲的少年！

八、“神童”怪趣

武昌丁字橋有家祖傳三代的老茶館，名喚“一壺樂”。傳到第三代老板印如玉，截至抗戰勝利前，生意與其上兩代一樣，做得不溫不火，所獲收入可供全家過上一份勉強稱為小康的中等市民生活。

抗戰勝利後，據說在擴建後麵院子裏的茶廊時，掘到一罐金器，估計是“鬧長毛”(太平天國)時什麽人埋下的。於是，“一壺樂”的印老板真的樂起來了，把原先的茶館擴建為三部分一-茶館、酒肆和咖啡館，兼帶出售高級禮品酒，打的仍是“一壺樂”的招牌。

那時國共內戰還沒正式開打，武漢這個全國最大的水陸碼頭人來人往熱鬧非凡，給各路生意人提供了難得的賺錢商機。印老板的茶館擴建後生意興隆，原本在業界默默無聞的狀況被打破。1947 年當選為行業公會理事，又在幫會掛了個名，雖然不直接參加幫會的任何活動，但在武昌地麵上也一躍成為地方新名流。

然後，就要說到印老板唯一的兒子印天樂了。這小子天生一顆碩大的腦袋，一出生就被人稱為“大頭娃娃”。百日時，算命先生認定他日後必定“聰慧機靈，學啥像啥”。這話還真給說準了，印天樂從三歲開始就展現出了不同凡響的天賦，學前教育中的唐詩隻是小菜一碟，宋詞元曲都能張口就來幾首；至於算術，乘法口訣滾瓜爛熟，四歲時已能把算盤劃拉得跟“一壺樂”的賬房先生張老爺子一個水平；五歲時跟教堂洋神甫學英語口語，到了六歲生日，已經能用流利的英語與賓客中的大學生作大段的英文日常對話了。

這麽一塊堪稱“神童”的料，親朋好友街坊鄰裏都說趕緊找家好學堂送去培養。印老板深以為然，四處托人想要玉成此事，最後定下去漢口一所由外國人辦的小學。那時印老板還沒掘到寶藏，經濟狀況算不上優裕，而這種學堂費用肯定不菲，可他一心想讓兒子出人頭地，即便借高利貸也無怨無悔。

誰知，一切準備就緒要把“大頭娃娃”送去上學時，這小子卻不肯前往。好說歹說，隻是搖頭。印老板火了，把他對下一代從未使用過的祖傳“家法”----一根上等紅木戒尺拿出來威嚇兒子。印天樂的反應更是令人咋舌，這小子天生有一股倔強勁兒，二話不說就奔後院。幹啥？一頭紮進水井！

天下“神童”自古以來不在少數，既然是“神童”，脾氣秉性特殊一些也不足為怪，但為了抗拒上學不作任何鋪墊毅然投井的，恐怕印家少爺是獨一份。到了這一步，印老板無咒可念了，隻好一擺手：“此乃命也，隨他去吧！”

如此，印天樂從七歲起，就開始自由發展了。從七歲到十二歲的五年裏，他的興趣有些雜，學了武術、雜技、捕魚、捉鳥，還跟花匠侍弄過花草。憑著學啥像啥的天分和超常的悟性其學習效果比常人有餘，但雜而不精，難成大器。

到了十三歲上，他開始對這種生活厭煩了，覺得難以放飛自我——---老爸算得上有錢有勢，他無論學什麽，都不是為了學份本領日後謀生，而是純粹追求有趣，可興趣又隻能維持一時，難以長久。找個什麽方向，才能有趣一輩子呢？印天樂經常自問。

馬彪就是他在尋找這個方向的過程中結識的。

1947 年初秋的一天，印天樂去長江邊上一處廢棄碼頭溜達，這裏經常被熱衷於體育、玩鳥、釣魚之類的人們作為活動場所。雖是十三歲的少年，但他個頭兒長得高大，乍一看，說是十六七歲別人也不疑。無意中，印天樂擠進一個正在練拳的圈子，茶葉店主馬彪正在指點幾個編外弟子或者說是閑人習武。

印天樂從小就拜過武術名家，打眼一看，就知道這個師傅的本領不咋的，如此教學必定誤人子弟，弄不好還有可能導致暗疾。他雖然沒上過一天學，但打自七歲起就在社會大學裏修煉了小小年紀已經有些江湖經驗，見狀也不吭聲，隻是在一旁氣定神閑地練了一套拳腳，與馬彪教授那幾個編外弟子的拳法一模一樣。

馬彪暗吃一驚，尋思這少年不是尋常角色。待散場後，馬彪驅散弟子，跟印天樂搭訕。兩人聊下來，倒是很投緣，一會兒到了中午時分，有流動攤販來叫賣老酒鹵菜，印天樂便喚住要了些，馬彪要掏錢，他早已付了。

兩人在一棵大樹下喝酒聊天，不知不覺就把一瓶一斤裝的白酒喝光了。馬彪有了些醉意再看印樂天，早已是一副暈頭轉向的模樣。兩人幹脆就地打了個盹兒。

睡了個把鍾頭，印樂天被渴醒了。睜眼一看，馬彪還在酣睡。站起來正要去碼頭外麵買些涼茶解酒，忽見一條毒蛇從旁邊草從裏悄無聲息地遊出來，直奔馬彪而去！

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印天樂的腦子卻異常清醒，知道這當兒不能驚醒馬彪一-馬彪冷不丁兒醒來，看到一條毒蛇在眼前遊走，多半會被嚇得跳將起來，而麵對毒蛇時亂動是大忌，勢必被毒蛇作為攻擊對象；可若是不驚動馬彪也不妥，他穿著短袖衫和西裝短褲，四肢裸露，如果毒蛇爬到他的腿上或手臂上，冰冰涼涼的，很容易把他驚醒，醒來看到毒蛇受到驚嚇，那結果是一樣的。

千鈞一發之際，印天樂七至十二歲期間那段捕魚捉鳥待弄花草的經曆發揮了作用，因為幹這三項都會接觸到毒蛇，教他的師傅傳授過對付毒蛇的諸般法子。眼看毒蛇距馬彪越來越近，印天樂一個箭步竄上前去，雙手扯住馬的一條臂膊奮力一扯，將其扯離原位。幾乎是同時，毒蛇展開了攻擊，但隻咬到了馬彪的鞋底與鞋幫連接處。而印天樂那學啥像啥的天賦此刻得到了發揮，當下出手如電，一把掐住毒蛇的七寸，將其生擒活捉。

馬彪被印天樂扯翻在地，迷迷糊糊睜開眼睛。待到看清印天樂手裏攥著一條毒蛇，瞬間醒過神來，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哎呀！兄弟你救了我一命！”

馬彪落網後說“大將軍”是他的救命恩人，就是這個緣故。

印天樂這年的運氣實在不錯，除了做了一樁“勝造七級浮屠”救人性命的事兒，繼而又把興趣轉移到蟋蟀上。玩蟋蟀除了捕捉過程中的樂趣，更有捉對兒廝殺的緊張刺激，當然，賭錢是免不了的。

剛剛接觸這項行話稱為“玩蟲”的活動，他就遇到了內行們幾十年也無緣撞到的好運，竟然在漢陽龜山一個被盜掘過的古墓穴裏捕捉到一隻看似平常，一旦上場開打卻戰績輝煌的蟋蟀。這個秋季，印天樂的蟋蟀逢戰必勝，接連打敗三鎮十八個“玩蟲”大佬遠赴山東精心搜購的“蟲中高手”，爆了當年“鬥蟲界”的一個大冷門。

圈內人將這隻冠軍蟋蟀譽為“大將軍”，從此，這個名號也成了印天樂的江湖渾號。隻不過“玩蟲”並非黑道諸行中的一行，所以黑道上很少有人知道印天樂這麽一號人物。

印天樂從此對“玩蟲”樂此不疲，每年秋天以外的三個季節，都在做這方麵的準備工作，包括拜訪“鬥蟲界”的元老泰鬥、前往山東蟋蟀產地打聽相關情況、潛心研究蟋蟀的習性和訓練方法，甚至包括怎樣分辨對手的蟋蟀上場前是否被喂過興奮劑之類的藥物。但遺憾的是，往後兩年多，他再也沒獲得過類似“大將軍”那樣超級神勇逢戰必勝的蟋蟀。

那麽，這個外號“大將軍”的“玩蟲”高手，是怎麽和老郭失蹤扯上關係的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