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七八碎
故鄉在哪裏
轉載 （八）
拉練與軍訓
拉練是1971年初的事情。它的背景是這樣的：
1970年11月17日，北京衛戍區給毛澤東打了一個報告，匯報他們在一年間分四批組織十三個團進行一千裏和兩千裏戰備野營拉練的情況及收益。毛澤東當月24日在這個報告上給林彪寫了一段批語：
此件可閱，我看很好。請你和黃永勝同誌商量一下，全軍是否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每個軍可分兩批（或不分批），每批兩個月，實行官兵團結、軍民團結。三支、兩軍者不在內。但大、中、小學（高年級）學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實行野營訓練一個月。工廠是否可以抽少數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產不能減少）進行野營練習。請與中央各同誌一商。⑥
年底，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全國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為綱，立即掀起一個‘實行野營訓練’的熱潮。”隨即，北京的孩子，從小學生到中學生，都被卷入了這股“拉練熱潮”當中。
小學低年級學生拉練，是象征性的。不少學校選擇類似八一湖旁邊的土堆這樣的地方，玩了半宿挖地雷之類的軍事遊戲。五六年級的學生，就要遠赴郊區，但時間也就一周左右，最多十天半個月。不折不扣地落實了毛主席指示的，是當時的中學生。
中學的拉練，都去遠郊區縣，曆時一個月。所謂拉練，也叫野營或野營拉練。就是把臉盆打進背包裏，負重行軍。天天走。每天百八十裏，據說最多有走二百裏的。
王鳳基當年是和平街一中的學生，他們自北京出發，圍著密雲水庫繞了一圈。據說連油鹽醬醋、棒子麵，也都自己帶。夥食別提了，清湯寡水，頓頓窩頭，就這也不管夠。晚上住老鄉家。有一回餓急了，幾個同學半夜偷著起來在灶台上用大鍋貼餅子，但不得法，沒放起子，貼不上，最後弄成了水煮棒子麵。類似把窗戶紙捅破了往外撒尿這樣的壞事，差不多人人幹過。十幾歲的孩子，大冷的天，一睜眼爬起來就得打三橫兩豎的標準背包，準備上路，有時還“夜行軍”，滋味之苦，是不難想象的。有一回下大雪，征途令人生畏。在老師帶領下，大家齊聲朗誦毛主席詩詞：
東方欲曉，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風景這邊獨好。
這樣的拉練，回過頭來再看，難忘的還不僅僅是艱苦。鳳基回憶這段事情，是“非典”期間在一個吃老北京炸醬麵的飯館裏，我和另一個一起吃飯的70屆朋友都被他說得有點神往。
學生對拉練的感受，除了累，都免不了這兩樣：腳上打泡，肚子餓。在拉練結束時，各學校都供應了一頓飽飯。據說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有的男生解下背包上的臉盆去盛麵條，結果把胃給撐壞了，進了醫院。
軍訓的曆史要早拉練幾年，毛澤東也有過批示。“五七指示”發表後，駐京部隊拿二中和25中為試點，對兩校師生進行了軍訓。這次軍訓被新華社編入內參，進入毛澤東的視線，他馬上批示：
請派人去調查一下，這兩校軍訓的經驗是否屬實？核實後，可以寫一1000字左右的總結，發到全國參考。又大專學校也要作一個總結，發往全國。⑦
軍訓有請進來和走出去兩種。校園裏的軍訓，由部隊派員來指導，時間可長可短。內容以操練為主，如緊急集合、隊列、走步、匍匐前進、用木頭槍拚刺刀、扔假手榴彈，等等，還要請解放軍裏最好是和日本鬼子拚過刺刀的老戰士作報告。到部隊去的，那就要過上一段軍營生活了，戰士怎麽練，學生也怎麽練。真槍真刀，真手榴彈。日常生活也跟著走，軍訓過的孩子都學會了快速打背包，以及能把被子疊得見棱見角這兩手。最令孩子興奮的是實彈射擊，這個項目一般會拖到最後，先練瞄準。許多孩子就靠這個盼頭支撐下來。
今天，拉練早已成為曆史，但學生在各個時段，仍需參加軍訓。
學工與學農
1966年5月2日，解放軍總後勤部給中央軍委寫了一個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5月7日，毛澤東就這份報告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⑦，裏麵有一段更有名的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⑧
以後的十來年，學工和學農，就成了北京孩子課外活動的一個重頭，是孩子的學生時代必須經曆的生活方式，也是學生學習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統稱“開門辦學”，名曰—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小學生：象征性活動
小學生的學工，周期短，不很固定。一般是去周圍的街道工廠，幹的是糊紙盒、縫筆記本、粘塑料袋一類的活，都不是有技術含量的工種，也不是掄大錘這樣賣氣力的苦活。有的學校規定一周一次，一次半天，排在課表上。也有的學校一個學期集中去一兩周。頭一回去時，請工廠的師傅介紹幾句廠史，說說操作規則。然後學生跟著師傅幹活。凡適合小學生勞動的作坊式的街道工廠，差不多都與附近的學校構成合作關係，有的工廠成為幾個學校學工活動的點。如果不出現大規模的返工，工廠很合算，畢竟不用付工錢，倘能一茬接一茬續上，是一種“零”價勞動力的運作。這些手工勞動計件方便，孩子們都比著幹，看誰完成的多，當遊戲做。比起上課，學工畢竟活動範圍大了一點，約束少了一點，“玩”的含量也多了一點。
學農也是這樣。一般在三夏或秋收期間，去個一兩天。撿撿麥穗和玉米杆，在玉淵潭或四季青公社的菜地裏摘豆角和西紅柿。總之是一些零活，有時候還不夠給添亂的。小學好像極少有組織孩子一去多少天的那種學農勞動。
真正能觸及北京孩子靈魂的學工和學農勞動，得到升入中學以後。
中學學工紀事(1)
“五七指示”發表後，作為“兼學別樣”的配套基地，北京的中學陸續開辦了自己的企業，叫校辦工廠。產品是一些並不複雜的商品，如80中生產電烙鐵，35中生產汽車上的繼電器，42中生產電鈴，和平街一中生產一種輸液用的醫療器械。這些工廠大多由以前的街道工廠轉並而成，規模不大，有車間若幹，在編人員不多。也有老師被下放到校辦工廠的，我們初一學工時的一位女師傅，高一時成了我們的物理老師。校辦工廠的工人，主要是分期分批來學工的本校學生。廠址有的在校內，有的在別處。當然，校辦工廠隻是學生學工的一個點，此外，每個學校還有若幹規模不等的定點學工工廠。和我們學校掛鉤的，是義利食品廠和北京鍋爐廠。東郊的那些大型企業，如第一機床廠、金屬結構廠、紡織廠等，也都是學工單位。
北京的中學，在六七十年代，一個年級大約十來個班。一般自初一下學期開始，有學工任務。按班輪，每班每年一次，一期一個月。學工時，在工廠換飯票，吃一頓飯。按工廠作息時間走，但三班倒的工廠，學生隻上正常班。學工期間，除了勞動，一般要有一些介紹廠史之類的活動，有時候趕上工廠開批判會，學生也跟著聽。倘初中加高中五年下來，學生要學四到五次工，即累計學工時間在一個學期上下。
中學生學工，總要留下不少故事，哪個學校哪個班都不例外。今天都成了同學再聚會時的一大“議題”。下麵這些片段，就是近幾年多次同學聚會時被倒騰出來的“學工紀事”，說起來還很有些那個年代的滋味。
1975年12月，我們班（北京42中初二一班）輪到去義利食品廠學工。這是一家1951年上海遷京的著名企業，廠址在廣安門附近的一條胡同裏。全廠有兩千多工人，係當年的開放單位，產品出口。據說年年超產，我們12月1號去上班，生產的已經是1976年計劃內的產品了。北京人都吃過出自這家工廠的麵包、餅幹、糖或別的點心。工廠兩班倒，我們也跟著倒。早班7點上，下午2點下；午班2點上，晚上8點下。每天上班帶著飯盒，在工廠吃一頓飯，夥食不錯，紅燒肉兩毛，溜肉片一毛五，素菜幾分錢。
我們工作的是巧克力車間，下麵又分若幹班組，如包糖、掛醬（在維夫餅幹上包一層巧克力）等等。巧克力車間，顧名思義，產品就是巧克力。1975年，還是拿雜拌糖當回事的年代，我們卻天天接觸成缸的巧克力，閃都閃不開。大的小的，圓的扁的，果仁的奶牛的。最稀奇的，是一種白色巧克力，向所未見，據說此產品隻供出口。初二學生和巧克力天天打交道，能出什麽事情，是不難想到的。
要說沒有偷吃過巧克力的，女生肯定有，男生就不敢說了，即使有，也不占多數。開始是偷著嚐嚐，分在包糖組的同學上班不久，有一回突然停電，好幾個同學不約而同，把糖送進了嘴裏。後來變本加厲，下班前從盛巧克力的大鐵桶裏抓兩把揣進褲兜，坐公共汽車回家時，能吃一路。有的同學開始還戰戰兢兢，那些進廠不久，大不了我們幾歲的青工沒少教壞，或示範，或開導，學生很少有摟得住的，不拿白不拿，否則也會落個假正經的罵名。其實幾天下來，就吃膩了，加上天天聞食品廠的味，學工半程以後，見了巧克力就惡心的同學，大有人在。再後來，有個同學把事鬧大了，順了一袋奶粉，放在飯盒裏，被老師發現，批判會一直開到回校，給了他一個記過處分。老師後來說，那袋奶粉是食品廠的原料，尚未加工，即使施盜成功，食用了也會中毒。
2003年春節過後，我到同年級八班的一個同學家串門，他如今做了共和國的檢察官，說起義利食品廠學工，張口就回憶的，也是他們班偷吃巧克力的趣事。巧的是我的一個朋友和一個大學同學當時是150中的學生，也在義利學工，說起那段時光，開台也是偷糖吃。魯迅中學的孩子，也在該廠學工，大概也沒少偷糖。一些孩子，學了個把月工，把“地雷的秘密”探聽到手。返校一段時間後，曾夜裏摸到工廠，翻牆破窗而入，用旅行包往外偷巧克力，這要讓值勤的抓住，就不是小偷小摸、給個處分可以了結的了，而是盜竊國家財產，不坐牢也得勞教。
義利食品廠之前和之後，我們班還在校辦工廠（兩次）和北京鍋爐廠（一次）學工三次。北京鍋爐廠在八寶山西邊，簡稱“北鍋”，是一家生產發電鍋爐的重型企業，有數千工人。一進廠門一條寬敞的水泥大道，兩邊是車間，往裏走有科室辦公樓，好像光食堂就不隻一兩個。我們班被安排在一進門左手的閥門車間學開車床。車間裏以70、71屆青工居多，學生一人跟一個師傅。北鍋不比義利，活不用多教，上來就幹。車床切削的是鋼鐵零件，不是鬧著玩的，出廢品還在其次，弄不好手指頭就沒了。學生一般是先觀摩師傅幹活，三天下來，再在師傅的指點下上手，就這樣，還是有好幾個同學第一刀就車過了縮，出了廢品。有個同學接受的是政治任務，給正在蓋著的毛主席紀念堂車不鏽鋼門把手，盡管榮譽感罩身，也沒少出廢品。因工廠三班倒，休息星期二，我們隻上白班，這次學工，每個同學與兩三個師傅有合作關係。後來大家回憶北鍋學工，誰的師傅如何，是一個被津津樂道的話題。那時，青工裏藏龍臥虎，學生還記得，有個70屆初中畢業的師傅，記憶麵之廣，令人稱奇，他有一回給我們背緬甸政要的名字，一口氣說了一串，有七八個，都是全名。還有一回背小說《青春之歌》的段落，一二十分鍾，不卡殼。學生都很靈通，去不幾天，就開始傳遞小道消息，誰的師傅拖兒帶女，每月掙41塊5，吃飯時隻買幾分錢一個的菜;誰的師傅未婚先孕，挨了工廠的處分；誰的師傅下班後換下工作服，穿的是什麽衣服，變了個人。這次學工，讓我們知道了什麽是車鉗刨銑，什麽是天車，什麽是機床，什麽叫“緊車工，慢鉗工，遛遛達達是電工”。前兩年，車工出身的關牧村和侯耀華在電視台聊天，說他們開過大清年間留下來的床子，每台車床不能獨立運作，要把鏈帶往廠房頂上甩來甩去。到我們學工時，應該隔不了幾年，北京鍋爐廠的車間裏已經有了好幾台歐洲進口的自動車床，手搖車床已顯被淘汰的架勢。
中學學工紀事(2)
在北鍋學工，下午四點下班。下班後經常有同學去爬附近的西山，當時是四月份，刮風的季節。有一回爬到山頂，得有七八級大風。紅衛兵中隊長張銳，外號小個子，有點激情，在山頂上即情賦詩，似乎還有別的同學跟著唱和。還有一回，一個叫杜世傑的同學（外號“杜小帽”）替叫熊文軍的同學（外號“老不記”）用鉛筆刀在山腰的楊樹上刻了一句話：“老熊，來此一遊。”熊文軍同學後來不知為什麽，得了精神恍惚的病，退學了。高二的時候，傳來噩耗，他在豐台的鐵道上被火車撞死。二十幾年過去，那棵楊樹是不是還在呢？
巧的是，當年學工時，義利食品廠和北京鍋爐廠的兩個青年女工，後來竟和我一度成了同事，而且她們就是巧克力車間和閥門車間的。
行之十多年的學工活動，確實讓學生實地粗略認識了工廠的麵目，也大致了解了他們參與勞動的工種，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嚐到了毛澤東提出的“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收益，很難說。有的學校讓學生記學工日記，然後由工人師傅閱評，我看過一個朋友的學工日記，說的都是套話，師傅（一位女工）看後給他寫了這樣幾句話：
思想改造是一項艱苦的工作，要下決心努力去做。這兩天勞動情況較好，但我們不能鬆懈鬥誌。要注意新動向，頭腦中繃緊階級鬥爭這個弦。
這與他日記裏的話，大同小異。
那時，學工前，要交決心書，學工結束時，要開總結會。上麵那位朋友把他的決心書也記在日記裏，全文如下：
在學工期間，我決心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落實毛主席“五七指示”，虛心向工人師傅學習，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明確學工意義，端正學工態度，服從紀律，聽從指揮，堅守崗位，不亂串車間和亂動機器。在勞動中發揚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自覺磨練自己，改造自己。不遲到，不早退，不曠工。服從組織分配，不管幹什麽活，都要努力去做，不挑肥揀瘦，認真完成任務。在這次學工中，我的主要目的是認真改造世界觀，提高思想覺悟。不過思想改造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我決心努力去做。這次學工對我們每個同學來說，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學工結束時，學生照例要對工廠的師傅有所表示，貼一張致謝大字報，或寫幾首詩之類。這是一首35中署名“（初）三、6（班）學工集體”創作的詩歌，題為《贈車間師傅》：
一月的學工使我們心情激動，
車間內外洋溢著戰鬥豪情。
你看那產品彩色的包裝紅豔豔，
你看那閃光繼電器個個亮晶晶。
批林批孔的戰鬥猛打猛衝，
促進了我們聯係實際搞好學工。
師傅們親切教導牢記心中，
虛心學習為人民服務的本領。
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
使我們革命的步伐更加堅定。
學工激勵著我們永遠戰鬥，
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詩裏的一些字句顯示，這應該是1974年的事情。
曾聽一個曾在鍾表廠學過工的朋友說，在學工結束時的總結會上，大多數同學都提出，工人師傅中存在著不少帶有普遍性的缺點，如懶惰，如紀律渙散，等等。整體上還不如學生。他們離開時，一位工廠革委會主任曾當著全車間工人的麵對學生說，你們給全廠職工樹立了榜樣。有時候還真難說清楚，到底是誰在接受誰的教育。
中學學農紀事(1)
學農和學工是一對孿生姊妹。“文革”前期，學農有時候與拉練混稱，諸如被稱作“三夏拉練”等等。學生上學期學工，下學期就得學農，時間都是一個月。兩者間的區別是，學農一年隻兩季，學工不論季節；學農一去至少半個年級，幾百人，學工按班輪；學農要火車來往，連吃帶住，學工隻是買張月票，生活上和平時上學區別不大。
學農過的是名副其實的集體生活。頭一回學農，對絕大多數孩子來說，是一件人生大事。行前要交一個月的夥食費和糧票，大約是幾塊錢，30斤糧票。此外必帶的還有《毛主席語錄》、《紅旗》雜誌、兩個決議、筆記本、《毛選》、筆、薄被一床、塑料布、球鞋、涼鞋等。後來，《毛主席語錄》等書漸漸不在必帶之列。有個70屆朋友的父親“文革”初期被打成“曆史反革命”，下了大牢，母親也停發工資，一家五口最困難時靠街道發的20塊救濟金度日，當老師的母親不得不去挖溝，掙一天一塊多的血汗錢。他的妹妹上中學後去學農，是班主任給墊的夥食費。
被褥要在家打好背包，統一運送。學生住老鄉家，每戶騰出一間房，三四個同學睡一條炕。老鄉對學生，態度有好有一般有不好。我們班有一年去順義秋收，進村當日，下了一天雨，晚上行李尚未運到。有的老鄉還算不錯，送來了自己的被褥；不少同學是和衣而臥，在涼炕上囚了一宿。“文革”前期，學農時吃派飯，後來單開火，學生中挑體質較弱的去幫廚。夥食以粗糧為主，窩頭、餅子、棒碴粥、鹹菜。肉蛋很少吃，偶爾吃上一頓肉籠或包子，解饞的感覺終生難忘。
學農和學工不同，幹的是地裏的活，風吹日曬，出大汗，晚上有時還請老貧農憶苦思甜，又吃不好甚至吃不飽，一天下來，躺在炕上，隻有麵壁而泣的份了。夏收和秋收又有不同，三夏是農活“大忙”的時節，這時去學農，更累更苦。據既參加過麥收又參加過秋收的同學比喻，夏收是一次探險苦旅，秋收是一次戶外郊遊。我們班隻參加過秋天的學農，幹的不過是一些每天不重樣的零散活，人人都有累了個半死的感覺。夏收，一天到晚曬在麥子地裏，不直腰，回來全成了另一個人，多少日子緩不過來。這對於筋骨缺乏訓練的城裏孩子，教育意義，確實超過了想象。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們有一次三夏學農，下了火車，整隊往村子裏進發時，一路意氣高昂，扯著嗓子歡唱：“麥浪滾滾閃金光……”不出三天，就飽嚐了金光閃閃的麥浪帶給他們的“收獲”。
順義縣張喜莊公社東馬各莊大隊是我們學校的學農基地。但中學五年間的三次學農中，我們班僅去過一次真正的農村，還是在“十一”之後。那撥去了五六個班，二三百人。先坐火車到順義縣城，下來再走一個來小時，中間路過著名的牛欄山中學。進村時，地裏的棒子已經掰完了，剩下的是一些雜活，頭天不知道第二天幹什麽，從未連著兩天幹重樣的活。脫過粒，翻過地，在場上晾過白薯秧子，下地撿過玉米稈，諸如此類。脫粒最累，相當於搬磚，機器不閑著，人也不能閑著，要一筐一筐地運玉米棒子。女生幹不了這活，她們很舒服，坐在玉米堆上用手搓粒。
這次學農，學生照例少不了“違法亂紀”。
我們三個同學住在一戶老鄉家。房東不錯，騰出了一大間房子，還噓寒問暖的。我們對他家也不錯，天天把窩頭帶回來，喂兩隻滿院子跑的小豬崽。後來隻要我們一進門，兩隻小豬就圍過來打轉。村裏有個小賣部，學校以學生來接受再教育為名，禁止去那裏買吃的，這是事先宣布的紀律。但夥食實在難以下咽，不少同學溜到小賣部買桃酥和雞蛋糕，裹在衣服裏帶回來。此事或者老師沒發現，或者發現了裝沒看見，一直平安無事。
有個同學偷著帶了一包紅葉煙，同屋的另兩個同學也跟著抽著玩。這在當年，是一件一旦被老師知道就不得了的事情。他們也做了點躲閃的準備。有一回哥仨正抽著，班長陳凱掀簾而入，即使沒撞個正著，也聞到了煙味，但他沒吱聲，若無其事。這三人中的一個，在學農結束時還火線入了團。陳凱是我們班的早期團員之一，學生幹部裏的紅人，就差入黨了。他當年立過“改變中國農村麵貌”的大誌，後來學的卻是自動化控製，畢業後進入某部屬公司，常往伊朗跑，去改變那裏的麵貌。三年前跳槽，如今在一家著名的電腦公司供職，已是一天一盒的煙民。像這樣在關鍵時刻不打小匯報的班幹部，用那時的話說，是需要一點“資產階級”人情味的。
很多同學都偷過大蔥。那次學農，帶隊的是軍宣隊李政委，他先幹了一件對人（學生）馬列主義，對己（老師）自由主義的事情。背著同學，與大隊作大蔥交易。老師人人有份，不讓學生買。同學得悉後，也都想弄點剛下來的新鮮大蔥回去，不讓買，隻有偷，也算是“逼良為娼”。不記得是誰帶頭下的菜地，總之法不責眾，最後幾天，夜裏11點以後，一窩一窩的出動，都得了手。凱旋前，學生把偷來的大蔥打進背包。回來拆行李，一股子大蔥味，怎麽洗都洗不掉。
學農期間，一般會捎帶安排點活動。我們那次有兩回，一次是到鄰村西馬各莊大隊的一個高炮連駐地參觀，聽連長作報告。這個炮連戰史輝煌，不久前還打過仗，剛從越南回來。另一次是去鎮上，參觀一個種豬配種場，獸醫介紹說，這兒是一色的荷蘭豬。
中學學農紀事(2)
那次學農結束後，第二年開春，別的班有個同學（我們院的孩子），糾集同屋三四個同學，騎車去東馬各莊村，看了一趟他們的房東。
我們班的另外兩次學農，去的不是農村，而是一個“玩”的地方——香山植物園。
香山植物園隸屬於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那時還沒有正式對外開放，但內部組織去參觀的，接連不斷。有葉聖陶的日記可證。1976年5月7日，中國青年出版社組織員工到此一遊，葉聖陶作為出版社的家屬，也“頗為高興”（前一日日記）地加入了這次活動。他在當天的日記裏敘述了參觀過程。
晨七點偕至善到其社中。
七點半開車，擠滿，殆有四十餘人。開行五十餘分鍾到植物園。參觀其熱帶亞熱帶植物之溫室。全為玻璃所構成，分室頗不少，前度來時尚未有此屋也。先有一批人在聽講解員講說，候之稍久，乃得入。先聽講解，然後參觀各室。不可悉記，亦不能細看，隨眾周行各室而已。遇見又一批參觀者，其中一位女士呼餘葉老，握手，餘認之，似為白楊，然不好意思問足下是白楊否，隻得應之而已。此人已十餘年未見矣。參觀溫室畢，他人皆以為參觀之事已畢，其實此園中露天植物亦大有可觀，眾既回入汽車等候，餘亦隨之。十點一刻即開車，到家才十一點過不久也。⑨
葉聖陶隻在香山植物園呆了個把小時，看上去不大盡興。我們班兩次去學農，在園內各住了一個月。頭一次是距葉聖陶這次參觀一年之前，1975年的5月；後一次是當年9月。植物園是一個單位，環境與農村大異，比城裏還宜人。學生住植物園的宿舍，上下鋪，木頭床，七八個人一屋。用的是自來水，走的是水泥馬路。還可以集體看電視。幹活按植物園下屬單位分組，有中草藥組，某某組，某某組等。第一次去，我們被分在中草藥組，指點我們幹活的師傅，是一個六七十歲的姓孫的老工程師。此人很厲害，現在看來，他是富有經驗和貢獻的植物專家，溥儀曾在他手下勞動過。有一種歐洲生長的名水菲薊的植物，德國人從中提煉出一種藥，叫西林馬寧，號稱是治肝炎的特效藥，但進口代價昂貴。而水菲薊引進後，到處都種不活，他的一大貢獻，是讓這種植物在國內成活。他指著那片茁壯生長的水菲薊，為我們班同學作了半個小時的介紹。他的另一貢獻是讓菊花提前綻放。菊花的開花時間一般是深秋，趕不上國慶節用。彭真當年大膽設想，要讓它開在國慶時節。這作為一個政治任務，落在了孫先生的肩上，並在他手裏創造了奇跡。植物園的領導曾把這件事作為一大成就，向一撥撥來學農的同學介紹過，當然，彭真其名是不能提的。孫工程師領著我們在中草藥組的七畝實驗地轉了一圈，挨個介紹，記得他指著一片綠草說，這叫罌粟，就是鴉片，花開的時候美麗之極。孫老工程師患有嚴重的心髒病，隨身帶著藥。他的風範，回憶起來，能讓人想起今天的袁隆平。
第一次學農，我們在到達的當日下午，就去參觀了葉聖陶提到的溫室。這裏的植物達2000個品種。印象最深的是王蓮，浮在水麵上，直徑有一米左右，據說上麵可以坐一個七八十斤重的小孩。還有朱德養的蘭花，董必武養的金橘，康生養的銀杏，江青送的文冠果，以及胡誌明、馬科斯夫人、田中角榮等外國領導人送給中國的花草，以及更多的北方戶外無法生存的熱帶植物。晚飯後，又繞植物園轉了一圈。園子裏有一棵哆嗦樹，用手輕輕一觸，樹身就晃動，不明什麽道理。還有很多水杉，園內職工告訴我們，這是一億年前的植物，有活化石之稱。我們都很稀奇，回來逢人就宣講，多年後去南方一看，到處皆是。
植物園的學農與進村下地學農有天淵之別，周圍誘惑太多。我們第一次為期二十五天的學農生活，真正在植物園勞動的時間也就占一半。其間，去過一次臥佛寺（沿小溪走到《閃閃的紅星》拍潘冬子磨刀的外景地），一次香山，一次李大釗墓（萬安公墓），三次大紅門生產隊（參加勞動），兩次盲人工廠（參觀）；聽了三次植物知識講座，兩次解放軍的報告，一次團課，一次“帕米爾高原上的白求恩—杜紅亮”事跡報告；看了《平原作戰》、《列寧在1918年》、《勝利油田》三場電影；開了兩次批判會，一次團員納新會；還每人輪著開了一次手扶拖拉機。剩下來的時間，是在草藥組裏幹幹鋤草、翻地、刷漆的活。
第二次去植物園學農，是1976年9月。8號到園，9號下午，我們正在鋤草，突然通知到一個空場聽廣播，4點鍾有重要新聞。這是極少見的現象，大家都預感出了大事。果然，是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刹那間，有天塌了的感覺，連班裏平日最鬧的幾個孩子都失聲痛哭，有個叫“彎彎繞”的孩子平時沒少瞎折騰，這次竟然哭暈了過去。那幾天的學農生活被徹底打亂，雖也勉強幹活，但心神已不能安定。有老師回去參加遺體告別，回來對我們說，很多人建議保留毛主席的遺體，中央在研究。我們在植物園也進行了各種悼念活動，還在17號到19號返城參加學校的追悼活動。開追悼會那天，學農的同學在學校的靈堂輪流守靈。20號回到植物園，又呆了十來天。其間開過一次團員發展會，一次撤銷對一個同學的嚴重警告處分、恢複紅衛兵組織生活的會，其他小組會，班幹部會，不計其數。回校前，植物園的一個姓馬的負責人給我們作該園概況的報告，提到了江青，稱其為“敬愛的江青同誌”。沒過幾天，學農假期尚未過去，江青一夥就被“粉碎”了。
中學學農紀事(3)
這二十來年，不斷有同學專門或順便到植物園，走訪自己的“故居”。據說現在還在。也曾有同學提議在那裏開一次同學會，未果。
注釋
①②王朔《看上去很美》，華藝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⑤《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月第一版。
③⑨葉聖陶《一九七六年日子》，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四、二期。
⑤⑥⑦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