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七八碎
故鄉在哪裏
轉載（七）
掃墓、遊園、參觀(1)
掃墓的目的是讓孩子接受革命傳統教育。“文革”前，孩子掃墓，朝陽區去日壇公園裏的馬駿墓，石景山區去八寶山革命公墓，城四區有去八寶山的，也有去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祝東平“文革”前在育民小學讀書，聽說這個詞的時候，他以為是拿著笤帚打掃墳頭，後來親曆了到紀念碑的掃墓，才知道是怎麽回事。六七十年代，這項活動沒有中斷，逢清明節，北京的中小學生都集體給先烈掃墓。
西城區很多學校，四年級以下，去人民英雄紀念碑；五六年級去八寶山革命公墓。那時，學生集體出門活動，極少有坐車的，多遠都走著。低年級學生去紀念碑不去八寶山，也是因為距離的緣故。石景山區的學校，當沒有這種把高低年級分開的必要。有個朋友當年在長辛店上學，也走著去八寶山。掃墓一去大半天，要自備一頓飯，飲料是白開水，盛在鋁製的或塑料的仿軍用水壺裏。學生一大早到校，白襯衫，藍褲子，裝午飯的書包左肩右挎，水壺右肩左挎，以班為單位整隊，半臂間隔向前看齊，“手放下”以後，就可以出發了。
掃墓的路上，打頭的抬著花圈，舉著紅小兵旗。學生要唱兩首歌。一首是《毛主席語錄》歌：“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的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另一首為瞿希賢作曲的《踏著先烈走過的道路》：
在波浪滔滔的贛江旁，有方誌敏同誌戰鬥過的山崗，在白雪皚皚的森林裏，有楊靖宇將軍住過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紅色的戰士忠於祖國忠於黨。為了人民永遠的幸福，他們的鮮血灑在革命的道路上。
我們今天能戴上紅領巾，能高高興興走進學校的大門，是數不盡的先烈，用生命替我們換來的勝利；踏著先烈留下的腳印，我們繼續向前進。向敬愛的先烈們宣誓：你們的事業我們一定完成。
“文革”前掃墓，就唱這首歌，“文革”後掃墓也唱，但似乎隻唱第一段歌詞。
那時候，清明前後，滿天安門廣場都是孩子。活動並不複雜，舉行一個儀式，由紅小兵大隊長之類的人物代表學生向烈士致辭，獻花圈，全體學生宣誓，然後環碑參觀。有的學校把紅小兵發展會也拿到這裏開。之後，就到中山公園遊園、休息和吃飯。中山公園是北京孩子熟悉的去處，裏麵有一個可以開飛機和汽車的轉盤結構的遊樂場，別處見不到。同學之間的攀比心，學先烈時也不例外。一起吃飯的時候早忘了楊靖宇烈士肚子裏的野菜，互相打量，帶的是什麽東西。常見的是麵包和餅幹，最便宜的簡裝圓麵包一毛錢一個，最便宜的動物餅幹八分錢一兩，比它們更省錢的是家裏做的烙餅、糖三角、饅頭甚至窩頭。一個朋友還記得，有一回掃墓，他們班有個同學不吃午飯，說是不餓，背著的書包一直不肯打開，大夥便以為他帶的是窩頭，不好意思拿出來。返校時，猜了一路。據說後來有好事的孩子發現，他的書包裏有兩個花卷。
城區孩子去八寶山，走的路雖說比去紀念碑多出去幾倍，但一路郊區景致，看上去也與城裏不一樣，去一趟不容易，孩子很有新鮮感。低年級的孩子，都盼著升級，可以早點有資格到八寶山掃墓。八寶山乃革命公墓，無數先烈長眠的地方。最紮眼的是病逝於1950年10月的任弼時墓。任是黨內五大書記之一，位列陳雲、林彪、鄧小平之前，僅次於毛劉周朱。他去世後，毛澤東親筆題詞：“任弼時同誌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大多數學校在這裏舉行儀式，緬懷先烈，然後繞公墓參觀。有的學校在夏娘娘的墓前活動。1972年清明節，掃墓的學生還祭奠了剛剛去世的陳毅。很多孩子對墓碑上刻著的“享年”兩字不解，問老師，有的老師免不了瞎解釋幾句，說革命烈士哪有時間享受，這是“封資修”的提法。當時，瞿秋白的名分，已從烈士顛倒為叛徒，他的墓也被毀壞，遷出了八寶山。我們上高年級後，去過一次八寶山。有同學帶了一本中國青年出版社以前出版的《革命烈士詩抄》，插圖是古元等人的木刻作品，當中有瞿秋白的詩，老師還給大家解釋瞿秋白為什麽是叛徒，如何寫了《多餘的話》等等；還提到書裏的其他一些作者如“四八烈士”王若飛等，也是叛徒。同學聽著似懂非懂，即便是老師，在那樣的環境下，也隻是下達上麵的“精神”，又能明白多少？直到粉碎“四人幫”一段時間以後，學者陳鐵健寫了《重評〈多餘的話〉》，才拉開了為瞿秋白正名和平反的序幕。
我的印象裏，僅五年級去過一次八寶山，六年級沒有去，上了中學也沒有去過。不知何故，行之多年的學生集體掃墓活動，在70年代中期被取消了。
除了掃墓，中小學還偶爾組織遊園。小學遊園都是排隊“腿”著去。排隊走路，春秋天還好受一點；夏天最怕曝曬的日子，馬路上偶遇樹陰，或一絲的涼風，都是一種享受。那些年，各大公園如頤和園、故宮、北海、景山等，並不是常年開放。頤和園關過一段時間，故宮是70年代初開放的，北海和景山“文革”後期一直閉園。不少學校把陶然亭公園作為春遊的“點”，因為那裏有一套模擬紅軍長征的活動設備，據說可以捎帶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孩子的感覺則是，玩著就爬了雪山，悠著就過了鐵索橋。動物園，北京孩子學齡前就常去，上小學時必組織再去，一進門先看小熊貓，以為這就是國寶大熊貓小時候的樣子。70年代，斯裏蘭卡（當時叫錫蘭）女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送給中國人民一隻叫“米杜拉”的小象，會吹口琴，北京孩子都看過它的現場表演。外地孩子隻能在紀錄片裏見過它。中學生的遊園，就隨便多了，可以分別出發，騎車或坐車，一去一回在公園門口集合點人數，其他時間都放羊，有點像旅遊團。1976年春夏之交，我們上初三，就以這種方式去過頤和園，在門口等著集中時，遇見當時的國家體委主任莊則棟陪外賓遊園，穿著一雙網眼皮鞋。這件事在畢業以後的同學聚會中，被多次提到，可見莊的名聲之響。
掃墓、遊園、參觀(2)
外出參觀，大多關係階級鬥爭或階級教育。廣為人知的，有以下幾個展覽和參觀點：
武鬥現場。“文革”初期，各單位都分成兩派，多有演成衝突者，甚至動刀動槍，是為“武鬥”。毛澤東洞悉局麵的嚴重性，及時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複課鬧革命”後，北京武鬥局麵已大體結束，成了反麵教材。我們上小學後，學校曾組織到兒童醫院對過的北京市建工局辦公樓裏，參觀武鬥現場。
大型泥塑《收租院》。這是在軍事博物館和故宮都舉辦過的一個著名展覽，當年的北京孩子也差不多都被組織去看過。作為文藝形式，它與八個樣板戲齊名，其解說詞入了課文。大地主劉文彩和他的莊園、水牢，一時惡名遠播。後來，另一個大型泥塑《農奴恨》，以西藏農奴的悲慘遭遇為題材，雖也大展特展，卻沒留下多少回聲。
《三條石血淚史》展覽。這個展覽在北京辦過，實地是天津。說的是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事情。有的學校興師動眾，用卡車把學生一撥撥拉到天津受教育，去過的孩子回來說，見到了那三塊大石頭。
大白樓村。在大興縣，是王國福的老家。王國福的事跡之一是全村十七戶人家有十六戶都住上了磚瓦房，隻有作為支書的他，還“身居長工屋”。孩子們蜂擁而至，參觀的便是他家的破房子。有的孩子見人去屋空，生出疑惑，王國福雖然死了，事跡裏提到的他的若幹子女，怎麽不見一人？後來知道，王國福死前，已經搬進了新房。即使他活著，這裏也隻能算是一個故居。再後來，浩然的小說《金光大道》第一卷問世，高大泉的原型之一便是王國福，大白樓也改成芳草地了，情節很吸引人，從土改說起，但去過大白樓也看過小說的孩子又有些疑惑，總覺著兩者對不上號，差得太遠。
石景山鋼鐵廠（首鋼）。參觀鋼鐵廠，是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一種方式。學生對煉鋼工人的形象的認識，多取自藝術作品：鴨舌帽、眼鏡、手套，揮著一把鋼釺，渾身冒汗，身邊“紅流”滾滾，鋼花四濺。但眼見為實，學校一般都選擇夏天去，要的是那種熱勁，教育意義最大。孩子們確也能實地感受到爐前工的辛苦，並非畫麵帶給人的想象。聽說他們每人喝個十瓶八瓶的自製鹽汽水，還是解不了渴。去參觀的學生，也有機會嚐到那種汽水。
東方紅煉油廠。簡稱“東煉”，是和“石鋼”齊名的大型模範企業，位於更遠的房山縣。學校組織參觀這裏後，往往就便把孩子帶到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參觀。一舉兩得。
還有一些參觀活動，隻挑少數孩子參加，如去大寨、小靳莊甚至更遠的地方，誰被選上，是一種榮譽。這算不上意義普遍的集體活動。70年代以後，一些老牌展覽館和博物館恢複了展覽，北京孩子有機會走進故宮、天文館、自然博物館、美術館、曆史博物館這樣的知識殿堂，接受終生受益的知識與教育。
組字：說不出的滋味
“九一三”事件以前（包括“文革”前十七年），每年“十一”，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慶典禮。1969年是建國二十年大慶，自當更為隆重。逢此日，在廣場上參加組字的中小學生有幾十萬之多。
城四區許多學校都要承擔這個政治任務。參加組字的學生也是挑出來的，在當年是一件大可自豪的事情，政治背景不能有大問題。我的一個朋友1966年被挑上，隻參加了一兩回訓練，就因父親出了問題，被刷；中學生還有身高限製，男女分別在170和160公分以下（此標準以上的學生可以參加遊行）。被選上的同學都有一種榮譽感，因為按通行的說法，“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就在天安門城樓上站著，看他們表演。落選的孩子，自然免不了有傷心落淚的。
但參加組字的同學，要經曆一個難忘和難過的夏天。他們從暑假前就開始集中，進行封閉式的訓練。以學校為分隊，以幾個學校為分指揮部，以區為總指揮部。設有總指揮、分指揮等名目的負責人。要進行無數次各種規模的會操，直至若幹次彩排。學生手裏有紅黃兩種顏色的皺紋紙折疊花，按號令舉落，俯瞰形成圖案。他們或站或蹲或坐，三伏天，一練就不下幾個小時，中暑的情況時有發生。替補的同學跟著練，但不一定跟著去，內心滋味，更說不出。有的同學練過大半程，因身體原因被替下，前功盡棄，這也是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十一”那天，組字的同學淩晨兩點就到了廣場，中暑和受寒，都有可能在這一天裏交替體驗到。慶典開始前，若想“方便”，可以去廣場兩側隻有在舉行活動時才開放的流動廁所。
1971年參加組字的孩子，也經曆了這樣一個夏天。13歲的王朔是當中的一員。他回憶說：
按照計劃，我和其他數萬名兒童要共同組成那次遊行的背景，當軍隊和彩車走過天安門觀禮台前時我們就一齊打開手中的彩色大紙本子頂在頭上，向著天空拚出巨大的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此，我們從夏天開始停課，每天在學校集合，走十幾公裏路到天安門廣場排練。很多小孩中暑，尿褲子。廣場旁邊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鐵蓋子，掀開圍上帳篷就是臨時廁所。有時我在裏麵尿著半截，尿急的女孩子們就提著褲子衝進來占領了身後所有的茅坑，我隻好從另一出口倉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來，四周蹲滿女孩，又羞又無奈，氣得掉下眼淚。
更讓他們難忘的是，最艱苦的時段已經過去，眼看離天安門廣場越來越近了，突然接到通知：停止演練，解散。那年，由於林彪叛逃事件的突然發生，天安門廣場上的慶典活動被臨時取消，改為遊園。此後直到“文革”結束，都是如此。但毛澤東從未在公園裏露麵，也就是說自1970年的國慶節以後，毛澤東，這位共和國的締造者，就告別了國慶活動。
迎賓(1)
也是“九一三”事件以前，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訪，在首都機場舉行正式歡迎儀式後，外賓由中國領導人陪同，乘車前往釣魚台國賓館，一路受到有組織的夾道歡迎，電線杆子上栓著兩國國旗。從機場到釣魚台，都有孩子列隊歡迎。迎賓，這是一個經常性的活動，也是一個政治任務。“九一三”事件以後，一般隻在機場和國賓館門口有迎賓活動，市民可以自發到街上觀看車隊，1972年到1973年，有一段時間，周恩來經常陪外賓坐敞篷車從長安街經過，市民就在路邊觀看、鼓掌。重要的外國領導人來，天安門前也有活動。
參加迎賓的孩子，通常是提前數小時就被帶到現場，手持紙花、彩帶、兩國國旗，長時間地等待。好不容易把外賓盼來了，看到的大多也僅是一閃而過的車隊。趙福琪“文革”前是實驗一小的文藝骨幹，他還記得大概是1965年秋天，被派到首都機場歡送謝胡，發了白色府綢襯衫和藍色短褲。早晨八點就到了機場，排演歌曲《北京地拉那》，足足等了12個小時，晚上八點，外賓才到。“文革”前，實驗一、二小、景山學校、北京小學、史家胡同小學等學校的孩子，常有機會參加這類迎賓活動。
“文革”前期，來訪的外國元首不多。“停課鬧革命”期間，如遇重要外賓來訪，孩子要被從家裏召回，參加迎賓。複課後，1968年春天，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巴盧庫來訪，我的朋友賀桐是木樨地列隊迎賓的孩子中的一員。他記得那天很冷，小風颼颼的，飛機也沒按點到，他們在這邊幹站著，凍得瑟瑟發抖。長安街上的大喇叭不斷傳出“前方”的訊息：飛機已經降落，外賓已經走下旋梯，車隊正在經過天安門廣場……車過木樨地時，賀桐真掃著了幾眼，至今還有印象：去接客人的周恩來臉色不大好，外賓是個大胖子，與周形成鮮明反差。他能看清賓主的形象甚至表情，已經很不錯了。一般孩子名曰迎賓，弄好了能看見個外賓的影子，弄不好什麽也看不見，湊熱鬧而已。周恩來那時正沒日沒夜地忙，打不起精神，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巴盧庫那陣子老往中國跑，有時一年來兩趟。1967年2月8日，毛澤東會見了巴盧庫和另一位部長會議副主席卡博，他對他們這樣解釋正在進行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因：“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④這段話後來被用在了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報告裏。
以後，北京孩子參加的兩次大型迎賓活動，是齊奧塞斯庫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的來訪。都是十裏長街，夾道歡迎。許多孩子還記得那時的新聞報道中，毛主席會見齊奧塞斯庫時說的一句話：“同誌們！你們好。祝你們更好！”塞拉西皇帝1971年10月6日到京，距“九一三”事件尚不及一個月，這次迎賓的規模，是周恩來一手布置的，含著深意。吳德時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他回憶說：
周總理要求組織20萬群眾，從機場一直到天安門、國賓館，進行夾道歡迎。我們發愁了，怕“小艦隊”還有一些什麽人漏網，進行破壞活動。我擔心在當時的形勢下夾道歡迎會不安全，就提出隻在飛機場歡迎的建議。周總理說：不行，還是要組織夾道歡迎。我意識到周總理的這一布置，是表示中國政局是穩定的。⑤
更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3月18日，西哈努克親王到京，周恩來不僅親自去接，還邀請了46位外國駐華大使。孩子們參加的這次迎賓，嚴格說，不是外國元首的來訪，而是一次流亡。西哈努克隨後擔任了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的主席，在中國呆了五年，成為老百姓家喻戶曉的人物。不僅西哈努克，他的流亡班子裏的主要人物賓努親王、喬森潘、英薩利、沙林察，以及他們的敵人朗諾、施裏瑪達、鄭興，也都廣為人知。當時有個流傳甚廣的謎語，謎麵是“茅坑裏的發動機”，謎底即施裏瑪達（屎裏馬達）。有個朋友告訴我，她的一個同學去歡迎西哈努克後，回來考問他媽，西哈努克姓什麽。答雲不知道。他告訴他媽：“姓王。”因為他把喊了半天的歡迎詞“熱烈歡迎，西哈努克親王！”聽成了“西哈努克姓王”。當年就是這樣，一些孩子對於很多必須說的話，很少走腦子，留下的都是機械記憶。
“九一三”事件不久，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隨即出現建交潮，來訪的外國領導人驟增。第一個到訪的好像是尼克鬆，那是1972年2月，沒有舉行大規模的夾道歡迎。尼克鬆來訪時，正趕上北京下雪，據說市政府動用了僅有的四輛進口掃雪車。這可是有新中國以來，外交場合上數一數二的大事。接下來的幾年，第二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首腦紛紛來訪，走馬燈似的。但都沒有出現十裏長街夾道迎賓的場麵。
例外和特別的一次，是1975年春天，金日成的來訪。那時，周恩來已經病重，鄧小平代表他到北京站迎接，政治局委員去了一多半，舉行了多年不遇的盛大歡迎活動。我們當時上初二，被派到天安門前的灰觀禮台參加迎賓，也是等了很長時間，遠遠望見鄧小平陪著金日成乘敞篷紅旗車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方向過來，又折向西而去。後來知道，車隊直接開進中南海，毛澤東正等著與金日成見麵。“四人幫”粉碎以後，我們也在同一地點參加過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來訪的迎賓活動。
迎賓(2)
那些年，外國首腦隻要來訪，即在北京成為公眾人物，小學生都知道。西哈努克不用說了，被北京人簡稱為“努克”，其他像馬科斯及其夫人、卡翁達、尼雷爾、尼邁裏、班達拉奈克、布邁丁、蒙博托、施密特、達達赫、邦戈、布托、埃切維裏亞、奈溫、蓬皮杜、西思、巴列維、田中角榮、特魯多、馬爾登等等，也都如此。有人通過電影紀錄片發現，馬科斯夫人來訪時，一天換若幹套衣裳，這在當時的中國婦女看來，是一件奇聞。另有幾位外國人，如美國記者斯諾、意大利攝影家安東尼奧尼、有中國血統的英國女作家韓素音、澳大利亞和緬甸共產黨的領導人希爾、德欽巴登頂、采訪過江青的美國女記者維多利亞、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等，也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為國人所知道。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去世以後，通常會得到這樣的評語——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