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底金字 -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六）

轉載 （六）

輕煙縷縷叩師魂(1)

文/常伯工

我常想，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教師，所能給予學生攪動靈魂深處的影響，當會伴其一生且永不磨弱。而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學生，則會以其全部生命去吸收老師的影響，同時他又有著非常的幸運，能遇到那種真正意義上的教師。從這個角度看，高中時代的語文老師程忠海之於我，可當真正二字，雖然滿懷慚愧的我，並未敢稱真正意義上的學生。

商品大潮高掀的十數年來，基礎學科與純文化專業已漸失世之青眼。而二十年前高考擇向時，我朋輩中那些富於高瞻的學子們，如今正享受著當年智慧的陽光雨露；另一類優秀的癡兒們則咬牙坐冷板凳以度餘年。我自忖既無高瞻又非優秀且癡，我之選擇冷而又冷的文史專業，純粹是受真正意義上的教師的影響。

高中末年的我，本是隨了大流要報考理工專業的。但不知怎的，我忽然厭倦了整日的實驗推導及計算證明，而鬼使神差地轉到了文科班。這一轉便決定了我的一生，因為文科班的語文課如磁石般地吸引了我。任課的便是程忠海老師，我們背後稱她為“程老太太”。

這位老太太細細瘦瘦的，中等個，黃黑的麵容，戴副舊白邊眼鏡，給人的印象是全部的智慧都集中在那對鏡片後麵。沙啞的聲調，寬容的微笑，講課時手中常夾著支香煙，抑揚而從容的聲音便隨著那冉冉散開的輕煙布滿教室。那時，學校裏還沒有如今升學競爭中的嚴酷氣氛，相當多的同學於學習二字持可有可無的態度，因此教室中時起時伏的噪音就成了任課教師及傾心向學的學生們之大忌。但在程老師未嚐緊束紀律的課堂上，所有的學生都是延頸張目、全神貫注，生恐漏聽了半個字的架式。我有時不解，到底老太太的課程中什麽東西那麽強烈地吸引了大家？許久後才悟出，是她那近乎自我陶醉的精神。當她沉醉於所談詩文時，微開著雙眼，旁若無人，念念有詞；忽而覺來，又以熱切的目光掃視大家，征詢回饋；當她介紹某家某作品時，腔調抑揚，手勢聯翩，似乎那名家是她的知舊，又仿佛她是那作品中的角色。一個老師，如果不僅僅是在傳授知識，而是將自己的專業當作生命展給學生們讀與看，其成功必是毋庸置疑的。

好像是轉入文科班不久，迫於家庭及親朋輿論的壓力，我在痛苦盤桓多日後，又找到校方請求轉回理科班。那天早晨，聽了我的傾訴，教導主任表示願意研究研究，但當天上午還要我回文科班聽課，中午給我答複。而上午的課正是語文！我至今仍記得，那次課的內容是一篇古文《唐雎不辱使命》，程老師在講授唐雎以“布衣之怒”對抗強勢的“天子之怒”時的神態，我現在隻要閉上雙目，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因而當日中午定奪的結果自不言而喻了。

程老師的授課內容是博而雜的，並不限於課本。他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詩詞歌賦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敏感。一次課上談到李、杜詩之比較，二十餘年前的中國，由於某些政治思潮的影響，是將李白看得神聖於杜甫的。記得她提起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的揚李抑杜時，不以為然地講，文學作品的優劣應因時、地、角度的不同而具體地觀察，不能籠統而論。她舉了李白的《古風》和杜甫的《詠懷》做比較，李詩結以“吾亦澹蕩人，拂衣同此調”，杜詩則結以“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她說：“二首均是詠誌之作，杜甫借他人身世言己誌，而李則直白說出，從純文學的角度看，究竟孰高孰下，不是一目可以了然嗎？”又一次，在講授字詞巧用時，她引用了溫庭筠的“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給我們展現了將紅豆、骰子和入骨相思這一詞語自然地銜接起來的無窮妙趣。這類看似枝枝蔓蔓的散談，在變幻不歇的今日世界諸賢目中，也許不屑措意。但它在二十年前，對一群腦中空空、嗷嗷待哺的少年學子而言，不啻久旱後的甘露。

聽程老師的課，能時時感受到寬鬆與有趣的氣氛，使人不論嚴冬抑盛夏都如沐春風。常見的高考複習是學生必於考洋題海中沉浮喘息，程老師卻從未強迫我們背記一詞半句，她隻是將必知的語法現象和生字詞義不厭其煩地在課上重複，而且每次都有有趣的故事糅雜其間，而同學們在其樂融融之中便達耳熟能詳的地步。就在最緊張階段，她竟於課上繪聲繪色地大講克裏斯蒂的推理小說和蘇聯電影。我先以為她不過是要鬆弛大家緊繃的神經，後來才知她是在傳授我們敘述事件的技巧。而這種生動的方法使人一生都不會忘記。

程老師對教育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熱愛。她不單能在教學方麵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智慧，學習之餘也能處處以她獨到的智慧給學生影響，所以印象中的她是個極聰明的長者。臨近畢業的一次新年聯歡會上，師生一起遊戲為樂，她總是能在看似漫不經心之際贏得勝利，全場無人能比。我至今都不知她是怎樣一下子準確抓住遊戲中的致勝原則的。

教師中的程老師總是執著而不失風趣，悠然而又神采飛揚的。而生活中呢？她有沒有常人說的“另一麵”呢？我想絕對有的。當她走出教室，或周邊無人相對時，常能見到她麵色凝重、目光散滯地憑窗而立，手中仍夾著那支煙，隻是任其自燃，絕不送到嘴邊。我那時雖屬少不省事一族，但遠遠望著她孑然落寞的身影，也感到一種被強電擊中似的心靈上的震顫。多年後，才聽一位了解她的朋友講到，她果然身世淒苦，生活無助。我想，她定是以粉筆生涯和年輕學子為自己惟一的精神支柱，離開了四方的黑板與講台，她會脆弱至崩潰的。

輕煙縷縷叩師魂(2)

教室外的老師又是怎樣的，這是我們在對她五體投地般佩服之餘，存於心中的一點好奇。畢業前曾與同學一道登她家拜望，當時她全家與人擠住在一套舊式單元房中，室中除了大堆的書籍外，並無幾件家具，聊天時學生們坐在各式的椅子裏，老師就坐在床邊。至今不能忘懷的是，當在座的同學提到她家所在地區馬上要有市政拆遷，估計她家會有相當改善時，她立即忘情地大笑起來，如一個燦爛而純真的孩童！

我記不起是何時始立了決心從事文史的，但那段時日春風般的浸潤必定是透入我的骨子裏了。這個專業不能給我帶來任何物質上的實惠，但它給我的又太多太多，非筆墨所能形容。我自心底感謝上蒼使我有機會忝列程老師門牆。畢業後本應時常拜望，以增再沐春風之惠。而我賦性疏懶，又一事無成，究未動此念頭。直到去夏，才在朋友催促下，以不成器作品托其奉獻過去。朋友返時，帶來的竟是程老師已於前年辭世的噩耗。我的腦中頓時一片空白，雖似乎隔了重洋，又隔了時間，已失聞訊大悲的氣氛。但我日前還在盤算著，老師見文如見人，當感些許欣慰。一下子便至如此，真正嚐到了天人永隔的滋味，到了欲悲失覺，欲歌失音的地步。

程老師並非那種教育思想家，或為一山之首的教育大師，她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標準教師。而正是這標準兩字，奠定了她在我心目中的蠟燭形象。我自從教後，總不自覺地以老師為則，企圖將老師的恩惠推及於年輕的學子們。德能不足，但我盡了力。而近二年來，因各種緣故蹭蹬於北美。我自知此生也許不能再返回那半米見方的講台了。但我對天發誓，如有來生，我必會重操此業。因為我腦際永遠縈回著的，是程老師從容又飛揚的神采，陶醉其中的語調和那副智慧而寬容的微笑。

願此文化作不絕如縷的輕煙，飄至程老師在天之靈的居所，以彌補我痛失的叩拜之機。

操場

中學的操場，本是用於上體育課、出操、開運動會以及下課後的體育活動的。像點樣的學校，都有一個400米跑道的標準操場，中間是一個足球場，在跑道外麵，橫側麵對著開球點的位置，有一個水泥搭的豎著旗杆的主席台，倘主席台後麵還有一壁牆，上麵一定有毛澤東手書體的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從六七十年代過來的孩子，對操場的印象，恐怕並不僅僅是體育活動，甚至是不以體育活動為主。因為那時學生拎著椅子到操場開會，是三天兩頭的事情。

“文革”初期，操場天天用來開批鬥會和批判會，學生有一段時間看到的情景是，今天揪出一個，明天揪出一個，從校長到普通老師，各路“牛鬼蛇神”輪番上台。我的一個同事是65中老高一學生，他親眼看見隔壁的景山學校校長，有如清朝的“淩遲”犯人一般，雙臂伸展，被大綁在操場上（姿勢不同於常見的“噴氣式”），一個曾在一部轟動全國的兒童片中充作主角的該校學生，從廁所弄來一桶糞便，兜頭倒在校長的腦袋上。那時，校外的一些“走資派”乃至刑事犯罪分子，也時常被拉到操場上批鬥和宣判，學生則要充當觀眾。“文革”中後期，鬥人的場麵少了，但配合一浪接一浪的運動大潮，聲討“封資修”之類的批判會還時常出現在操場上。有時還要開更大規模的聯校批判會，操場局促的學校的學生，常被要求從家裏自帶小板凳或馬紮，整隊出發，匯集到操場大的學校。1976年3月8日，北京四中的操場上，就開過一個有一萬二千人參加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六個學校的學生代表發言，當時的團區委書記也到會發言。

除去批判會，其他一些經常性或特殊性的活動，也常在操場操辦。如請先進人物做報告，學習老三篇講用大會，紅衛兵大隊成立大會，慶祝五一、七一、十一，慶祝人造衛星上天、氫彈爆炸、南京長江大橋通車、萬噸水壓機製造成功，歡送去郊區或外地插隊的畢業生，等等。1976年9月15日，各校毛主席追悼會的分會場，也設在操場上。

操場上的活動，有時還伴有文藝演出，或者是專門的文藝匯演，演出者一般是學校的宣傳隊，由音樂老師負責排練或做導演。其他課任老師裏有一技之長的，也可借機露一手。我們學校的操場很小，沒有主席台，對著操場的教學樓大門口台階之上的平台，就動輒起著主席台的作用，逢演出，它就成了舞台。我們年級有一個班的班主任，外號“縮脖壇子”，典出何處，已經沒有印象了。她能拉拉手風琴，常在演出時為宣傳隊伴奏。她家住在操場後麵的一個居民樓的四層，窗戶對著教學樓。後來不知哪個同學先發現，一遇她出場，其丈夫必趴在家裏的窗戶上通過望遠鏡眺望，這個信息在同學中迅速傳開。以後再有演出節目的活動，她登台時，操場上必有學生扭過頭去，視線轉向她家的窗戶，不明真相的老師和同學也跟著這些學生瞎看，以為那座樓裏出了什麽事情。　　

注釋

①北京市中小學試用課本《語文》第十冊，1970年7月第二版。

②北京市中小學試用課本《算術》第十冊，1970年7月第二版。

③陳凱歌《我們都經曆過的日子》，載《我們都經曆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④北京市中學試用教材《語文》（初中一年級），北京出版社1968年4月第一版。

課外活動

孩子的課外活動，任何時期都少不了。“文革”以前，北京市部分中小學實行二部製，宿舍區大多設有“少年之家”，騰出一兩間屋子，置辦一些文體娛樂用品，供孩子打發課餘時間和寒暑假，有時也排演節目。“少年之家”是那時主要的課外活動場所之一。此外家長所在機關經常組織帶孩子參加的活動，如春遊、遊泳、看戲、國慶觀禮。我們院不少孩子曾在人民大會堂和毛澤東同場看過《東方紅》。那時家家攢一摞節目單，諸如《代代紅》、《奪印》、幾個樣板戲之類，後來都包了書皮。1966年以後的十年，國家處在“史無前例”的特殊時期，孩子經曆的課外活動，比起以前和以後，要不一樣得多，也“豐富”得多。有些活動，是一時性的；有些活動，持續的時間長一些；還有些活動，貫穿於那“十年”的始終。

車內一景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5年07月06日00:00

上公共汽車念毛主席語錄，是“文革”初期流行於小學生之間的一種自發的課外活動，名曰“宣傳毛澤東思想”。它與中學生的串聯同步，持續時間不長，也就幾個月，但聲勢極大，成為當年北京市的一景。加入這項活動的，多為小學三四年級同學（偶有高年級同學參加），三四個人組成一個宣傳小組，盡量紅衛兵（當時還沒有紅小兵一說）打扮——軍裝、武裝帶、球鞋、紅袖標、像章，實在做不到，也無所謂。然後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到公共汽車上誦讀。他們通常是就近選一個公共汽車總站，下午過去，先學學雷鋒——打掃汽車站及車內的衛生。傍晚下班前後，趁乘客高峰時段上車宣傳，跟著司售人員跑一個來回，天天如此，風雨無阻，車票自然免了。那時毛澤東的語錄，稱“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裝訂為64開暗紅色斜紋的塑料本，又稱“紅寶書”。宣傳小組成員站在汽車尾端，以“最高指示”或“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開頭，自第一頁起，依次輪流朗讀。三四年級的孩子，多弄不大懂毛澤東的這些話以及說這些話的背景，不過是機械地過一遍眼睛和嘴而已，讀錯了字，鬧出笑話，都難免，乘客不會追究。這樣的活動，形式重於內容，但造勢的意義不可低估，至少顯示，連公共汽車這樣的交通工具上，都能聽到毛主席的聲音，毛澤東思想的力量無處不在；還意味著，即使連十來歲的小學生，都具有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自覺意識。這些孩子並不容易，一趟下來，嗓子啞的，腿酸腳疼的，人人難免。可以說得上安慰的是，過了過車癮。那時坐汽車跟坐電梯一樣，被北京孩子視為一種娛樂方式。

在遊行行列裏(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5年07月06日00:00

遊行不是什麽六七十年代的發明和創造，也不是學生的“專利”，但那十來年，它是一項一直與中學和小學的孩子們相伴的經常性集體課外活動，動輒傾巢而動。如今四五十歲上下的北京人，在學生時代，沒參加過別的課外活動的，說不定會有，但絕無沒遊過行的，再逍遙的學生，也不會對遊行陌生，這是一定的。

遊行的名目很多，大體分“慶祝”與“聲討”兩類，行話又稱“上街”。“十一”等國家慶典活動，組織嚴密，要戒嚴，有各種模型指引的方陣，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和多次彩排，孩子中隻有被挑出來的學生參加。林彪事件以後，這類活動改遊行為遊園。更多見的是全市規模的臨時性“自發”遊行，如遇大事的發生，一場運動的開始，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中共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的召開，等等。學生們通常是在學校集合以後，整隊向天安門進發。低年級不一定去天安門，有的就在周圍的馬路上轉兩圈。

王朔的小說《看上去很美》的第十七章，有一半說的是遊行場麵，盡管是小說，記錄的當是實情，例如：

第一批看到的紅衛兵是翠微中學的。我正走在上學路上，他們從翠微路北口校門冒出來，男男女女幾百號人，黃糊糊一大片，有步行的，有騎自行車的，一人一身黃軍裝，戴著軍帽，紮著皮帶，腳下一色白球鞋，左胳膊上套著一摣寬的紅袖標，印著新鮮的三個黃字。走在街上的小學生都停住腳看他們，翠微路商場的一些售貨員也戴著藍套袖跑出來看，還有路對過黃樓的一些推著嬰兒車的老太太聚在路邊指指戳戳。

他們看上去很溫和，也很沉默，自顧自地走路眼睛盯著前方，女孩子挺著胸脯帽簷朝天好像知道自己很好看所以有點驕傲。我身邊一個歪戴白帽子一看就有點不正經的男售貨員突然振臂高呼：向翠微中學的紅衛兵戰友致敬！我們都覺得此人滑稽，抿著嘴笑吟吟地看著那些紅衛兵作何反應。她們也像是有點不好意思，憨笑著往這邊看，有幾個女孩子也尖著嗓子握拳高喊：向首都革命群眾致敬！①

這是“文革”乍起時的遊行場麵，路人還很有新鮮感，當熱鬧看。很快，它就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生活模式。王朔隨後又寫到小學裏的情景：

上街遊行成為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學校放暑假了。老師好像巴不得我們早點滾蛋似的暑假作業也沒留就把我們統統打發走了。但到晚上，她們又不得不把我們召回去，參加慶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的遊行。那是人人有份的夜生活，她們不能不叫上我們一起過。流行的說法那叫“大喜的日子”，也真像是什麽人結婚，各大院裏敲鑼打鼓放鞭炮。有一次我給海軍大院的一掛鞭數著，數到九百九十九我拉了一泡屎偷了一盤向日葵瓜子都嗑完了還在響——那得是一多高的大個兒在那裏舉著啊。②

“文革”初期，三天兩頭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這也是遊行頻率最高的時段，因為逢“最新指示”發表，遊行慶祝不隔夜。孩子們可以在遊行中得到散發的“最新指示”卡片，是一種套紅鉛印的半個語錄本大小的紙片，文字越新，越有吸引力。很多孩子都攢了一遝子，變成一種收藏品。不少同學湊在一起核對卡片上的文字，互通有無。一時洛陽紙貴，誰先拿到最新的“最新指示”卡片，且可以高興一陣子。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慶祝遊行中，孩子們能見到《人民日報》號外，如八屆十一中、十二中全會，九大，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都有號外散發。遊行中的另一樣收獲是撿傳單。遊行隊伍經過的辦公樓，常有傳單從窗口飛出。傳單紙多為大字報紙，類似《紅岩》裏的《挺進報》那樣，是刻了蠟版以後油印而成的，五顏六色，由標著五花八門稱謂的戰鬥隊、兵團、聯絡站、公社等造反組織編印，內容不外乎毛主席語錄、中央及“中央文革”負責人接見各地造反派組織的談話，造反派的活動動態，當權派的“黑材料”，等等。撒傳單不是孩子的事情，看傳單也不是孩子的事情，但撿傳單是很多孩子愛幹的。攢傳單的孩子不多，撿到的傳單，新鮮一兩分鍾，以後都疊了風車或糊了風箏。現在，它們成了貨真價實的藏品，我曾在報國寺的攤上問過，一張傳單要價200元。倘能重溫這些最新指示卡片或各種顏色的傳單，不知還能勾起多少當年的北京孩子對遊行的記憶。

說撒傳單不是孩子的事情，也有點絕對。人民大學院裏長大的孩子王藝曾和我同事多年，他還記得，當年人大兩派組織“三紅”和“新人大公社”分據教學樓和圖書館，武鬥、打派仗，都往下撒傳單，接傳單的多為來串聯的外地紅衛兵。院裏的孩子出於湊熱鬧，也上樓幫著撒。經常是傳單撒光了，樓下人群仍翹首以待，這幫孩子就把廁所裏的紙簍拎來（當中確不乏用作手紙的傳單紙），一通往下亂倒。樓下的紅衛兵不明真相，爭搶紛紛。樓上的孩子看熱鬧之餘，也為惡作劇的奏效大呼小叫。

在遊行中，北京孩子還陸續熟悉了不少已成為一種象征的數字，如“五一六”、“八一八”、“七二○”、“五二○”，以及用幾個人物的姓串起來的流行詞，如彭羅陸楊、劉鄧陶、陳姬喬、王關戚、楊餘傅、黃吳葉李邱，直至1976年的王張江姚。而被打成“三家村”的鄧拓、吳晗、廖沫沙，以及“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瀚笙，雖也婦孺皆曉，但三人或四人並提時，都用全稱，有一首打油詩的開頭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仨人是一家……”時隔二三十年後，當年遊行隊伍裏的孩子李喬已是一家大報的理論部主任，手裏管著若幹研究生，來自五湖四海，二三十歲不等，包括名牌大學黨史專業畢業的。他有一次測試他的下屬——讓他們說出黃吳葉李邱的名字。眾皆張口結舌，有一人硬著頭皮似問似答：“黃……是黃克誠吧？”

在遊行行列裏(2)

天安門並非每一次遊行的目的地。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後的遊行，是針對“蘇修”的抗議活動，目的地是蘇聯大使館。當時很多學校組織學生先坐車到東直門，再下車整隊，圍著蘇聯大使館繞圈，呐喊聲討。我們上初中時的1976年，大事迭發，學校組織過兩次遊行。第一次是4月8日，“兩個決議”廣播後，聲討所謂“天安門事件”，記得那天下午先開會，會後在學校附近的月壇南街和月壇北街上轉了一圈，沒有到天安門。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幾天前去天安門廣場抄詩的大有人在，這次遊行，純屬應付差事，隊伍稀稀拉拉，沒什麽聲勢。第二次是六個月以後，“四人幫”粉碎，郭沫若詩曰：“大快人心事。”這也是大家聞訊後的第一感覺。1976年10月21日到23日，北京市舉行了連續三天，每天100萬到150萬人參加的盛大的慶祝遊行活動。當時已過八旬的葉聖陶雖沒能跟著上街，但不無湊熱鬧的興致。他在10月22日的日記裏述及他聽到的情形：

本欲偕兀真出外，觀天安門熱鬧情形，以小雨而止。後知即不雨而出門，亦未能到天安門，緣遊行隊伍太多，電車汽車不能前進，乘客皆不耐而下。餘令兀真出外買熱水袋與薄圍巾，以為少頃即歸，孰知未得乘車，徐徐而行，竟曆三小時有餘而歸，可見遊行者之眾。③

用當時的概念衡量，東四八條離天安門並不算近，可知那幾天，整個北京市都動了起來。次日，葉又寫道：“累計三日遊行人數，當有四五百萬矣，此亦向所未有者也。”

這四五百萬人中，中小學生占了相當的比例。可以這樣說，當年有多少中小學生，就有多少人上街。對於孩子來說，它可以算是“文革”十年曆經的數不清的遊行活動中的最後一次，如果葉聖陶的估計準確，它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當然，它還是參與者最發自內心的一次遊行，包括孩子。我們學校被排在22日上街，那天細雨蒙蒙，但沒人顧及天氣，惟一不解的，是橫幅和口號中“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句話，孩子看著聽著都不自在。不少同學穿著白色的網球鞋、乒乓球鞋、排球鞋，冒雨而行，邁步於萬眾歡騰的熱鬧場麵中。回來以後，穿球鞋的同學都得先幹一件事——買鞋粉，刷鞋。

遊行有一套模式，有敲鑼打鼓的，有舉標語打橫幅的，有扛旗子的，有搖旗子的，有放鞭炮的，有領喊口號的……隊伍裏的一般成員，除了走路，還需跟著振臂呼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