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底金字 -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三）

轉載 （三）

複課鬧革命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這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餘，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所有學校的招生和課程運行均陷於停頓狀態，處在所謂“停課鬧革命”時期。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但恢複高考製度的通知，則是在差兩天整整十年之後的1977年10月12日，由國務院發布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間入學的高校學生（1977、1978、1979三級），年齡跨度在十多歲，從十八九歲到三十出頭。曆史的誤會讓他們成了同學，坐在一間教室裏讀書，這是空前絕後的一景。

北京孩子的走勢

複課以後，“北京孩子”的走勢，大體是這樣的：1959、1960兩個年齡段的孩子同時進入小學（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級結束時提前畢業，升入中學）。1953、1954兩個年齡段的學生同時升入中學，他們後來被泛稱為69屆和70屆（初中畢業）。1952年以前各年齡段的學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學的，被稱為老初一到老高三，統稱老三屆。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屆，這幾批學生複課後沒上幾天課（69屆學生隻在中學呆了一年多），其實也沒什麽人有心思上課。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後來響應毛澤東“上山下鄉”的號召，被陸續發到陝西、山西、雲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和農村落戶，少數人參軍，隻有極少數人因各種原因或借口“幸存”了下來。70屆畢業生是最幸運的，除了走後門和前門自願參軍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北京的工廠裏。

1971年起恢複高中，71、72兩屆初中畢業生中的少數優秀分子（分別為1/10、1/5）成了“時代驕子”，被選拔升入高中，多數人直接就業；但上了高中的，畢業後也大撥發到郊區農村插隊。73屆以後，高中升學比例不斷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畢業後全部到郊區插隊，幾年後返城就業，特殊情況（如獨生子女等）例外。這種局麵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兩到三年以後。

複課後，北京市實行的學製是小學六年（1974年以後改為五年，當年該上六年級的同學“戴帽”在原來的小學讀初一課程，次年轉入各個中學與前一級同學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後逐步恢複高中），高中兩年。若以中學畢業而不是歲數為限來劃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屆以及69、70、71、72屆的同學們，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結束了“北京孩子”的時代。

穿越當年的校園(1)

“文革”前，北京的中小學有等級之分，中學還有男、女、混合之分。“複課鬧革命”以後，各類等級自動取消，也不再有入學和升學考試一說。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北京孩子，無論畢業於哪一所中學，都談不上是一段值得炫耀或妄自菲薄的經曆。因為當時的中學生一律以居住點為單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學。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學校，曆史不一，規模不一。城裏老牌學校的曆史，可以前溯百年之上，至少也是二三十年代的產物。例如有名的北京四中，發端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創辦的順天中學，再過兩年，將是她的百年校慶，有四中之名，也是民國元年（1912）的事情。解放後，陸定一和郭沫若都題過“北京四中”的校名。又例如與四中相距不遠的西城區福綏境小學，可以追溯到魯迅出生那一年（1881），當時叫八旗第三小學。崇文區的匯文中學，更有長達130年的曆史。城外則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年代新建的學校，全麵恢複高中及小學縮短學製後，中學一時爆滿，迫使一些小學升格為中學，如三裏河四小就搖身一變，成了214中。我的一個大學同學是214中的頭撥學生，還參與過學校最初的基本建設（砌圍牆）。但學校的曆史與它的質量，並不一概成正比。圓明園邊上的101中學是解放以後建成的重點學校，所以叫101中，有兩種說法：一說是郭沫若給命名的，意思有點誇張——這個學校培養的學生，成績要超過100分；另一說似更可信一些，即再建一所重點學校，番號已不可能靠前，索性另從一個百位數數起。郭沫若確實題寫了校名，校歌也是他作詞，由李煥之譜曲。

闊氣一點的學校，有相對正規、配置齊全的教學樓和操場，甚至有“東西校區”或“南北院”之分；差一點的，則隨處將就了。當年北京有不少學校，因地製宜，安在廟堂裏。月壇二小的校址，是月壇公園裏的大廟；寬街小學的校址，是僧格林沁的祠堂；北京三中的校址，是祖大壽的家廟，7路公共汽車在附近有祖家街一站；13中的校址，是一處貝勒府；八麵槽小學的校址，是王府井北麵路東的天主教堂。159中（女三中）的校址，是阜成門內路北的曆代帝王廟。

曆代帝王廟本是一所明代建築，主殿名景德崇聖殿，裏麵支著六十根金絲楠木二人無法環抱的大粗柱子，供奉著自炎黃以下曆朝有功名的帝王的牌位。清朝的乾隆皇帝題的“報功觀德”的匾額高懸殿中央。帝王廟變成女三中（後改為159中）後，如此大殿成為一個“多功能”場所。全校師生集會時，它是禮堂；刮風下雨，它是學生上體育課的操場，鋪上墊子折跟頭。“文革”初破“四舊”，紅衛兵為摘下乾隆題匾，據說冒著“舍得一身剮”的風險。這塊匾從此不知去向，後來有關部門懸賞50萬找它，至今下落不明。2003年，159中終於搬家，遷入了一所據說有遊泳池等設施的現代化的校舍裏。

也有一些學校，因襲了學堂時代的舊址。一位叫姚和林的作者，在網上追憶他位於南橫街米市胡同裏的母校時說：

那是舊時的一家老學堂，分前中後三套院落，教室有大有小，院落也是大小各異。紅紅的校門，有一個高高的活動大門坎，其實就是一塊磨踏得沒有漆色，沒有棱角的長木頭。大門後是一個紅影壁，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手書體的白字。校辦工廠就在它的旁邊。那時的我們總盼著兩周一次的學工課，總是比賽誰縫的筆記本多。前院的北屋是一間有著青石板高台階的大教室。斜對麵是不大的校長室。當年是一位姓何的女校長。校合唱團排練就在大教室裏，各年級的男女生都有。那年月有時還要到區裏去演出。數同班的李凱亮嗓門最洪亮，我倆一起擔任領唱，還記得那首歌叫《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冬天裏，男生在課間圍在前麵的火爐旁，侃這侃那。那種火爐同民用的火爐不一樣，裏套沒有瓦，爐壁是帶棱的。加足了煤，燒得爐壁紅紅的。教室北麵的窗戶就是同學家的小院。

這大概可以被看作當年北京城裏的小學的縮影——簡陋、古樸、溫馨，類似一件古董，有一種讓畢業生幾十年都揮之不去的懷舊氛圍。城外新建的學校的畢業生們，少有這樣的情懷，而且各個學校之間，硬件上的差異甚大。那些帶“育”字頭和“一”字尾的，如育民、育才、育英、育紅，十一、八一、七一、六一等學校，條件相對優裕，當中的大部分，其實是軍隊所屬的子弟學校。

複興路小學（現在的白雲路小學，位於白雲觀北側）曾是一所設施一流的地方學校。它有一棟L形的四層教學樓，係蘇式建築，後麵還有一個近於禮堂規模的圓形木地板音樂教室，相當於今天的多功能廳。有標準化的操場、教工和學生食堂、圖書館、自己的鍋爐房。樓內每間教室配有玻璃黑板、電鈴、清潔櫃，每層有供熱的飲水池。課桌椅是木製的，課桌的設計是平麵加坡麵的組合，平麵也就兩寸來寬，用來放鉛筆盒，上麵有一道能放一支鉛筆的小槽，坡麵是放書本和寫字用的。這樣的條件，超過了一般的中學，城裏很難見到，城外也不多見。

與複興路小學也就一箭之遙的複興門外一小，是另一個世界。它的校園在小學當中，占地算是相當大的，樓前樓後兩個操場，一大一小，還散落著好幾處平房教室，校園裏還套著有住戶的院子，給人的印象是大而雜。那裏的教學樓也是L形，但它是一座類似南方常見的走廊外露的兩層簡易樓，沒有暖氣（冬天生爐子），沒有電鈴（上下課敲鍾），沒有玻璃黑板（木頭黑板）。“複課鬧革命”時，甚至連桌椅都供不應求，一部分學生要自帶馬紮或小板凳上學，課桌也是那種老式的合二而一平麵長條桌。整體感覺似一破落地主。

穿越當年的校園(2)

育民小學位於複興門西側長安街路南，也就是複興路小學的東北、複外一小的東南方向。“文革”前，它是財政部所屬的子弟小學，全員寄宿製。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的祝東平教授1962年到1966年在這裏就讀。2003年暑假，我和祝東平因事路過育民小學，恰值學校準備翻建，一棟樓已被騰空，成了工地。東平一時觸景生情，在裏麵盤桓了一個多小時。這所學校有兩個樓，那時候北樓是學生宿舍，南樓是教學和辦公樓，兩樓之間是一個操場。東平邊環視邊回憶說，教學樓頂層是一個多功能廳，常舉行各種聯歡和遊藝活動。教學樓南麵是餐廳和浴室。他們星期一早晨到校，星期六下午被家長接走。每個班都配有生活輔導員，類似於今天的寄宿製私立學校。育民小學的生活及學習條件沒什麽說的，惟一讓祝東平和他的同學感到不自在的是，他們平時不準跨出學校半步。學校大門也是宿舍樓門，門前的一道線，等同於國境線，兩條腿如果都出線將被處罰。學生們經常是把一隻腳固定在線內，另一隻腳盡量往遠了伸（若打籃球時的定點持球狀態），頭探出去四處張望，透透外麵的風。“文革”初，學校裏貼滿了大字報，指斥校方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據有人推算，這所學校的學生人均占地六倍於普通學校的孩子。

中學和中學之間，反差也很大。好學校，有400米標準跑道的操場以及籃球場和排球場，甚至遊泳池，有分開的教學樓與辦公樓，有禮堂，有學生食堂，教學樓中有階梯教室、實驗室、音樂教室、圖書館等等。這樣的條件，甚至已經超過了吳玉章當校長的中國人民大學及其他一些名牌大學。

地處文化相對薄弱的宣武區的15中，是一所花園式學校。四座低矮建築—兩棟辦公樓、兩棟教學樓—隱在綠樹成牆、曲徑通幽的校園深處，即使在校門口，也看不出它是一所學校，以致發生過不明真相的兩個老太太誤以為是公園，要買票入內的事情。西城區的西單以西，集中了四中以外的幾個“名校”。複興門內按院胡同裏的八中，有三個院子（本校、分校和操場），本校的建築有環廊連帶，其舒適和怡人不難想象。巧的是，“文革”期間，八中的斜對麵，西側住著風雲人物姚文元，東側住著後來審判姚文元的江華；“文革”後期，姚文元的兩個女兒也在八中讀書，其中一個據說腿還有點毛病，而另一位風雲人物王力的兒子王魯軍，則是這所學校的老師。八中的東邊，小口袋胡同裏的35中，李大釗是創始人之一。它也有兩個院子，北院有一個木結構的小樓，是誌成學校時代留下來的，頗有二三十年代的特點，電影《青春之歌》的若幹鏡頭，就取自這裏。“十七年”時期，西城區的中學在聲譽上，民間排序有四（中）、八（中）、三十五（中）一說。此外，這一地帶還有二龍路中學（教育部曾打算把它建成一所十年製的部屬子弟學校）和150中（前身是師大女附中，現為北師大實驗中學）。

條件一般的學校，多不值一提。拿42中為例，前身是社會路中學，說是中學，其規模、設施、麵積，都與一所普通小學相仿。全校僅一個三層的教學樓（行政、教學、後勤人員和學生都擠在裏麵）和一個半個足球場大小的操場，打籃球就沒法踢足球，開運動會要借用隔著兩條街以及一個月壇公園的月壇體育場。上過這個學校的學生都會有過抹不開身的體會。惟一可以讓他們引為自豪的是，這棟教學樓是用建人民大會堂剩下的材料蓋的，全校師生，無人不曉。後來才知道，人民大會堂工地剩下的材料，不僅蓋了這所學校，更蓋了頗有氣勢的軍事科學院主樓及前麵提到的永安裏那幾棟九層高的煤炭部宿舍樓和白塔寺附近的一棟居民大樓。挨著月壇體育場的112中，就更不用說了，人稱“棒子麵中學”，這是一個雙關稱謂：一者，玉米麵的價格當時是0.112元/斤；二者，學校差，廉價的意思。

其實，當年學生畢業以後的出路都差不多。因而學校的條件怎麽樣，教學質量怎麽樣，學生和家長都不大介意，介意也無濟於事。畢業於四中、14中還是44中，無論是學生及其家長還是局外人，都絕無誰高誰低的感覺，這是一個事實。倒是有不少普通學校，後來沾了按片入學的生源的光，如被國家機關宿舍“包圍”的44中，“文革”結束後，升學率與聲譽同步躍進，成了一所莘莘學子趨之若鶩的學校，這又是一個事實。但是，話還得兩說著，即便不以成績論，也即便不影響畢業以後的前程，北京的孩子，畢竟是成長和學習在或優或劣的校園中，麵對的是不同層麵的老師，也給了他們或多或少的心理上的影響，這同樣也是一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