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228)
2017 (182)
作者：餘傑
有人說，中國人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的傳統，因此將曆史當作宗教信仰。德國思想家黑格爾指出：“沒有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那樣擁有數不勝數的曆史編纂人員。其他亞洲民族也有古老的傳統，但不是曆史。”然而，中國的曆史是成王敗寇的曆史，是統治者的曆史，是皇帝的曆史。這樣的曆史必定不真實、不客觀，是被扭曲的和被遮蔽的曆史。所以，中國的曆史是不能從中汲取經驗教訓的、循環的曆史，文明的積累因權力的摧毀而屢屢歸零。以當代史而論，僅僅才過去二十多年，人們便不相信六四屠殺是鐵的事實，年輕人看到趙紫陽的照片不知道此人是誰，即便新一代的知識階層亦未必知曉那場八十年代後期剛剛啓動就夭折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整個曆程。
圖片：吳偉《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封麵照片
在此背景下，吳偉的《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一書，就是“以曆史照亮未來”的嚐試。作者根據抄家之後倖存的筆記資料，對鮑彤、閻明複等改革派先驅以及諸多當年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同事的第一手訪談素材，完整地呈現出了那場迄今無法企及的政治改革的真相。
鄧小平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生前最得意的兩個名號，一個是“第二代領導核心”，另一個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實，後者是鮑彤對趙紫陽的概括，卻被鄧小平竊取而去。
吳偉在書中澄清了鄧小平的改革與趙紫陽的改革之間存在根本的差異，正是這一差異導致了作為鄧小平欽定接班人的趙紫陽最終與鄧小平分道揚鑣。吳偉指出：“由於趙紫陽的主導，使得這場由鄧小平提出的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改革，演變成了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製度向現代憲政民主製度轉型的一次勇敢嚐試。”這一改革趨勢是鄧小平無法容忍的。即便沒有後來的八九學運，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分歧終將演變到無法調和的地步。
在中國這個擁有數千年人治傳統的東方專製主義國家，人際關係是政治人物必須處理的首要難題。對於八十年代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而言，鄧小平是必須尊重和擁戴的“神主牌”。吳偉在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小組和研究室工作期間，在多次會議上聽到鮑彤等領導再三強調：“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鄧小平的話就是中國最大的實際。”如果說改革者是舞蹈家，那麽鄧小平就是沉重的鐐銬，改革者不得不戴著鐐銬跳舞。
吳偉指出，八十年代的政治體製改革必須考慮到各個方麵的承受力：黨自身黨承受力、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承受力、老一代領導人的承受力。其中，最重要的是鄧小平的承受力。鄧小平能承受，政治體製改革才有可能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提出來，被全黨所接受；鄧小平不能承受，就談不上被全黨所接受。比如，鄧小平在《政治體製改革總體設想》的草稿中增加一句，“決不搞西方三權分立、輪流坐莊那一套”。不加這句話，鄧小平不放心；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整個政治改革方桉就會夭折。
與此同時，趙紫陽的策略是：抓住鄧小平的思想脈絡，研究他說過的話，用他的說法開路；同時把民眾最迫切而現實又能做得到的東西加進去。按照鮑彤後來的說法，這叫“跪著造反”。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大在北京舉行，選舉趙紫陽爲總書記，鄧小平爲軍委主席。並通過一個沒有公佈的秘密決議：鄧小平仍然是黨的最終決策人。趙紫陽在開幕式致辭中説，重大問題仍然要請小平同誌掌舵。話音剛落，全場鼓掌。趙紫陽説，鼓掌就是大家讚成，就是全會的決議。大家又鼓掌。趙紫陽不可能像葉利欽挑戰戈爾巴喬夫那樣公開挑戰鄧小平。這是傳統和形勢比人強的道理。
鄧小平在成為中央政治局“唯一的婆婆”之後，充當左右兩派的最終仲裁者的角色。他時而用右派打擊左派，時而用左派打擊右派，以此保持他本人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將中國源遠流長的厚黑學和權謀術玩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而在鄧小平的思想觀念中，也確實存在著金庸筆下老頑童周伯通“左右互搏”的神功，水火不容的“改革開放”和“四個堅持”居然統一在他身上。鄧小平深受毛澤東為所欲為的獨裁統治之苦，也一度試圖終結文革模式；但他拒絕多黨製和憲政民主，對文革的恐懼回憶反倒成了他反感民主運動的理由。於是，鄧小平吊詭地變成了一個縮小版的毛澤東。
八十年代政治體製改革的亮點
八十年代是一個讓人懷念的年代，也許是中共統治中國的半個多世紀裡，唯一讓人懷念的年代。
八十年代，我還隻是一名如饑似渴地吸取新知識、新思想的中學生，對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十分有限。但我至少真切地感到，那是一個有夢、有理想、有憧憬和有向上的氣象的年代。就閱讀的刊物和書籍而言，北京的《新觀察》和上海的《文匯》月刊，劉賓雁和蘇曉康的報告文學，是我跟父親搶著讀的寶貝。九十年代以後，再也沒有那麽精彩的讀物了。而對趙紫陽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十三大記者會上端著酒杯繞場一圈的自信與從容，在中共的黨代會上，那一幕亦成絕響。
那樣一種精神氛圍是如何形成的呢？文化當然無法跟政治脫鈎，沒有政治改革的大氣候，就沒有文藝和學術思想的自由與繁榮。在這本書中，作為當事人的吳偉，栩栩如生地還原了作為正部級單位的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的成立過程及人們的工作方式。最讓我驚訝的一個細節是：在這個人才濟濟的部門裡，工作人員之間並沒有中央部門裡嚴格的等級秩序，他們以“老鮑”親切地稱呼作為部門負責人的鮑彤。更重要的是，他們切實麵對政治體製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拿出庖丁解牛的智慧和勇氣，作出診斷、開出藥方。而六四屠殺之後，雖然中共當局時不時地重彈政改之老調，卻再也沒有一個人是真心誠意的改革者。
為什麽說那個時代的政改是“真槍實彈”的呢？吳偉指出，研究當年政治體製改革留下的資料，可以看到其中大量的向憲政民主發展的政治指向。黨政分開、建立國家公務員製度、在人大中展開黨派活動、改革選舉製度、發展基層民主、實現社會團體自主化、保障公民基本權利法律化、開展社會協商對話、實現和保障司法獨立等等，無一不是向現代憲政民主製度發展的第一步。一九八九年之後，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各自提出理論學說，一個比一個天花亂墜、色彩斑斕，偏偏沒有實質性的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
我們必須承認，那時的趙紫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侍候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時不時地放慢改革的步伐，以免左派反彈過大；那時的趙紫陽，本人的思想水準也未能突破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大框架，直到幽禁歲月裡，才逐漸認同美國式的憲法為大、多黨競爭和議會政治。在這個意義上，趙紫陽隻能算是半個戈爾巴喬夫。
那麽，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相似的部分在哪裡呢？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中，趙紫陽提倡黨政分開，已經在中共一黨壟斷權力的鐵幕上撕開了一道口子。比如，十三大之後，撤銷了中央政法委，推動公檢法獨立行使職權。然而，六四之後，中央政法委又死灰複燃，而且在此後“暴力維穩”的潛規則之下，政法委蛻變成窮凶極惡的蓋世太保，如此方有惡貫滿盈的“政法沙皇”周永康橫空出世。如今，周永康雖然倒掉了，但當政者並無取消政法委這一違背憲法的組織的改革之舉，第二個周永康、第三個周永康還會層出不窮。
八十年代的政治體製改革為何失敗，以及對未來的啓示
八十年代的政治體製改革在六四屠殺的槍聲中化為烏有。不過，六四隻是矛盾的總爆發，而不是改革派失敗的根本原因。曾經身處那場改革最核心位置的吳偉，對失敗的原因作出了草蛇灰線的梳理和痛定思痛的反思。
客觀原因方麵，除了最關鍵的“鄧小平因素”之外，黨內高層保守勢力強大、黨內中高層普遍缺乏從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思想基礎、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的權力並不穩固且有脆弱性、黨內改革派並未得到社會力量的支持等，也都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就主觀因素而言，吳偉也作出細緻的分析：首先，趙紫陽對鄧小平過度信賴，對鄧的態度轉變估計不足；其次，改革力量對圍繞改革進行對黨內外鬥爭的複雜性和殘酷性認識不夠、準備不足；第三，改革的指導者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應對失誤，比如趙紫陽在六四學潮興起之際，居然赴朝鮮訪問，從而失去在處理學潮問題上的主動權；第四，在輿論宣傳指導方麵發生失誤，比如在央視全文播出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第五，沒有及時向社會交底，引導社會上的改革力量與黨內改革派形成有效互動。
這些問題，有相當部分是由趙紫陽的性格弱點所決定的。正如多年追隨趙紫陽的鮑彤直言不諱地指出的那樣：“趙紫陽在性格上有一個弱點，就是缺乏主動進攻精神，缺乏在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大刀闊斧、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而大膽爭取的精神。……他很多明明是可以進一步的時候，考慮的卻是‘要避嫌’。這種性格上的弱點，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可以評價為‘忠厚’，但對一個政治家來說，在關鍵時刻可能就是致命的。”比如，在處理學潮問題時，貌似愚蠢的李鵬，實際上心思陰毒、步步殺機，將趙紫陽誘入事先安排好的陷阱之中。而每一階段，趙紫陽都是被動回應，未能主動出擊，終於滿盤皆輸。另一方麵，趙紫陽對鄧小平始終懷著報答其“知遇之恩”的想法，囿於“忠孝至上”的中國封建傳統觀念，對其獨裁本性隱忍不發，最後淪為對方刀俎上待宰之羔羊。
那一場政治體製改革失敗了，但失敗並不意味著它就沒有啓示未來的價值。對於今天中國的社會狀況的評估，既得利益階層的自我感覺相當良好，為“大國崛起”而感到洋洋得意，習近平也儼然以“造夢者”自詡；實際上，大部分民眾的心態是不滿乃至絕望的，他們清楚地看到，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向極端化發展，體製性的腐敗無法遏製，中共的執政基礎和政治合法性所剩無幾，中國社會正處於“準緊急狀態”之下。因此，吳偉認為：“中國在此麵臨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新回顧和研究八十年代政治體製改革的這段曆史，總結它的經驗教訓，對於凝聚朝野的廣泛共識，明確當前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基本方式和約束條件，作出合乎中國現階段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實際情況等路徑選擇，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今天，當然不必也不可能全盤照搬昔日趙紫陽和鮑彤主導的政改方桉，卻可以根據變化了的情況進行調整和修正，並像趙紫陽晚年所說的那樣，“最終要過渡到議會民主政治”。
作者還說現在大多數民眾是人心不滿和絕望的，又是在YY了。
我估計中國政改要搞，也不會照搬西方，會走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