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老上海人
一個經曆過知青、求學、自費留學的人
寧晉泊，地處河北省中部偏南，其西北距石家莊70公裏。四周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人民生活自給自足。1914年（民國三年）歲次甲寅五月五日，我出生在位於寧晉泊邊緣的楊豐頭村。該村原屬隆平縣耿莊橋鄉。1953年2月，隆平縣與相距隻有六公裏的堯山縣合並，改名隆堯縣。由於兩縣合一，版圖偏大，遂將邊緣的鄉鎮劃歸鄰縣，於是耿莊橋鄉便歸了寧晉縣。人隨地轉，我的籍貫就由河北隆平換成了河北省寧晉縣。
我於1921年進入當地小學就讀，6年後進入北京的一所中學。1933年高中畢業後，父親指望我回家鄉種地，我卻希望到外麵闖蕩世界。同年我考取了不收學費的中央軍官學校（位於南京）第十期第一總隊，進入炮兵科學習。三年學成，1936年6月我被分配到當時第一戰區（蔣中正兼總指揮）陸軍獨立炮兵第七團（時駐河南省安陽縣）見習，團長是張廣厚。見習期滿以後，我被上級銓敘廳任命為該團二營四連少尉排長。在排長任內，我隨軍參加了國民政府試圖平定西安事變的軍事行動（當時稱“西安叛亂”）。事件的結果迫使張學良、楊虎城二人投降，由張學良護送蔣委員長回到南京。
此後我又入專門招收炮兵尉官的陸軍炮兵學校軍官班進一步學習，畢業於空中偵察班第四期。
1937年7月7日，日寇發動盧溝橋事變挑起了中日全麵戰爭，當地駐軍宋哲元部奮起抵抗。隨即陸軍第26軍孫連仲部奉國民政府急令，開赴石家莊、保定一帶應援。我所在的炮7團於7月18日開抵永定河南岸，配屬第26軍孫連仲部，固守陣地，曾多次擊退了日寇的強攻。是役結束後，我晉升為中尉。7月30日北京和天津相繼陷落於日寇之後，國軍在津浦路戰線節節敗退。情勢導致盧溝橋陣地顯得突出，於是我們奉命撤退。當時平漢路指揮官為劉峙，在我們退守滹沱河陣地以後，程潛接替劉峙擔任第一戰區司令之職。日軍於10月9日先占領正定古城（炮7團第1營營長張任夫在正定之戰中以身殉國)，然後分三路強渡滹沱河，並派飛機轟炸石家莊市區。雖然駐守石家莊的商震第20集團軍將士堅決抵抗，但由於當時華北主力部隊被西調太原組織忻口會戰，石家莊兵力不足。此時，沿著津浦路西進的日寇在攻克山東德州之後，已經西進到距離石家莊僅100公裏的河北小範鎮。程潛眼見石家莊守軍將處於敵人的三麵包圍，難以固守，遂命令商震撤軍。1937年10月10日深夜，當石家莊慶祝國慶的鑼鼓剛剛偃息、萬家燈火依然明亮的時候，眾官兵們眼含熱淚，撤出了用血汗構築的陣地，向南轉移。10月15日，我們在邯鄲以北擊退了尾追的日本騎兵。然後於20日渡過漳河，在漳河南岸構築陣地，並在那一帶一直固守到1937年年底。
徐州會戰初期，戰事主要圍繞台兒莊展開。1938年3月26日，炮兵第7團在團長張廣厚率領下進入台兒莊以南3公裏處放列，第1營8門野炮和第2集團軍掌握的炮兵第10團一個連打得敵人暈頭轉向。3月29日，我團又配合第27師攻擊劉家湖之敵，擊中日軍油車4輛，一時煙霧漫天，因炮位暴露，遭到日軍重炮抑製，炮被擊毀4門，傷亡連長以下20餘人。4月5日，黃家樓三河口間有日軍500餘人，火炮12門，企圖包抄國軍第89師，我團立即向敵發射炮彈，粉碎了日軍的陰謀，並且將火炮12門悉數擊毀。
台兒莊戰役結束後，我被調往由南京遷到湖南零陵的陸軍炮兵學校，擔任軍士大隊第一連上尉連副，開始了對新戰士的培訓工作。不久，我們收到了從蘇聯購買的俄式野戰炮，很快又從湖南省道縣團管區調來新兵2,000名，組建了陸軍炮兵第20團，直屬於第一戰區司令部指揮，團長王顯慶。我擔任該團三連上尉連長，駐紮在湖南省祁陽縣。經過短期的集訓練兵，接到開往武漢前線的通知。
在上海淪陷、南京棄守以後，國民政府雖然宣布遷都重慶，但政府的一些主要機構及軍事統帥部於1937年11月從南京遷至武漢以後，武漢就成為當時中國實際上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中心，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為了盡快徹底打垮國民政府，於1938年5月製定了當年初秋進攻漢口的作戰計劃。他們認為隻要攻占武漢，控製中原，就控製了大半個中國。與此同時，中國軍民也發出了強烈的吼聲：保衛大武漢！正如蔣委員長1938年1月11日在第一、第五戰區團以上軍官參加的高級軍事會議上所說：“自從上海、南京失手，我們唯一的政治、外交、經濟中心應在武漢，武漢絕不容再失。我們要維係國家的命脈，就一定要死守武漢，鞏固武漢。”
日寇於1938年6月間開始兵分二路進犯武漢。主要的一路由水路沿安慶、馬當、湖口、九江而上，另一路走陸路，從合肥、六安、霍山、信陽逐步推進。我部被派往漢口市以北的大別山，配屬第五戰區第17軍團胡宗南指揮，迎擊從陸路的來犯之敵。在1938年9、10月間的潢川、羅山戰役中，我連的野戰炮連續擊退了日寇筱塚義男中將指揮的甲種師團―第10師團坦克群的強攻，打毀敵人坦克車2輛，受到了17軍團指揮部的嘉獎，記功一次，獎勵銀洋200元。
武昌失守以後，停泊在長江中的日本軍艦，已經可以用炮火控製漢口全市。國軍被迫撤出漢口，我部隨17軍團開往西安整訓。不久17軍團改為34集團軍，胡宗南繼續為指揮官。1939年3月，我連被派往陝西省合陽縣夏陽黃河古渡，守衛渡口。4月15日，我軍偵察到日寇隱蔽在對岸一個山溝內，正在集結渡河器材。我連當即決定采用奇襲手段，利用夜色將火炮轉移到河灘上，用最大射程發射燃燒彈，將敵軍的渡河器材大部燒毀，挫敗了日寇渡河的企圖。此役我獲得河防指揮官曹日暉（黃埔一期）的授獎，記功一次，並獎勵銀洋300元。當年7月10日，我被晉升為炮兵20團一營少校營長。
在中國山西省西南部有一座東北-西南走向的中條山，長約300華裏，是黃河北岸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抗日戰爭期間日寇進攻華北的要地。日軍於1938年春占領晉南重鎮長治以後，國軍第一戰區主力進入中條山地區進行整訓，並構築工事，加強戰備。中條山，曾被侵華日軍稱為“盲腸”，必欲處置而後快。在抗戰初期，日軍傾十餘萬兵力，苦戰三年，竟未能越過中條山一步。這在抗戰初期實屬罕見。
當時的第一戰區政治部編了一首歌頌中條山的歌曲，期望用以鼓舞士氣。歌詞大致是：“中條山高又高，飛機炸不透，火炮打不到，……，敵人當它是盲腸，我們把它築成堡，……。” 然而這首歌的旋律並不太激勵人，唱久了反而導致官兵們暈暈欲睡。在此期間，不少指揮官相繼將家屬接到駐地，住進了陣地附近的民宅內。其中有些當官的與當地的奸商勾結，做起了走私販毒的買賣。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對此沒有察覺，自然也就沒有采取整治措施。而精明的日本人卻利用這一情況，逐步派遣大批特務混入商販，大搖大擺地進入了中條山防區。其中有的住進附近民宅，還有的與蛻化變質的當地官員結為知交，甚至住進了這些官員的家中，被奉為座上賓。如此一來，日寇對中條山的陣地工事和兵力配置搞得清清楚楚。1940年4月21日零時，沿中條山170公裏的陣地上空亮起了敵軍發出的藍色信號彈，此起彼伏。埋伏在我軍陣地內的特務們在信號彈的指揮下動手了，他們很快地把陣地上所有的電話線剪斷鉸碎，使我軍不能在短時間內恢複通訊。淩晨3點半左右，從太原、石家莊等處來的三十多架敵機，輪番沿著中條山狂轟濫炸。從睡夢中驚醒的國軍官兵們因為失去上下級之間的聯係，群龍無首亂成一團。日軍的飛機、槍炮聲，夾雜著敵人雇傭的農民的呐喊助威聲，使毫無準備的國軍頓時陷入絕境。潰散的士兵們摸黑退到黃河岸邊渡河後撤。4月22日淩晨我接到命令，立即率部乘夜趕到潼關以東占領有利地形，掩護潰兵渡河。等到潰兵全部渡完，已經是4月30日了。
同年9月，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得知日寇向湖北隨縣、棗陽一帶集結後，電請一戰區炮兵支援。 我部受命隨即急行軍先抵達樊城，然後到棗陽縣以東的三合店、隋陽店以南的大洪山麓占領陣地，阻擊來犯之敵。原在那裏固守的馮治安77軍與我部的炮火集中一起使用，我感覺到在此次戰役中指揮自如，多次擊退了日寇的猛烈攻擊，確保了陣地的安全，受到了五戰區指揮部的通報表揚。
1941年2月，我部完成既定任務，我營恢複原來的建製，調回洛陽，進行整訓。同年3月籌建了暫編第一師，我被任命為該師第三團中校副團長，開展了新兵的訓練工作。三個月訓練剛剛結束，便奉命開赴晉西呂梁山地勢險要的黑龍關待命。為了阻止日寇向晉南增兵，我們接到了拆毀同蒲南路的任務。為避開日軍飛機的轟炸，我們在夜間作業，白天進山休息。在友軍的配合下，我們終於使同蒲南路交通阻斷3個月。日軍為此大為惱火，同年10月初調來了裝備精良的板垣師團，向呂梁山大舉圍剿。我部首當其衝，與日寇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由於裝備懸殊，我們傷亡很重，遂又調回洛陽整訓，防務由胡宗南部的第53師接替。
1942年3月，第一戰區軍務會議決定撤銷暫編第一師番號，將全部人馬分別補給13軍、67軍和85軍，我團編入湯恩伯部13軍。整編結束時，我被調任13軍參謀處第二課中校課長，地址在河南省登封縣大金店鎮。陸軍第13軍補充滿員以後，展開了嚴格的整訓，戰鬥力有所增強。同年底，上級為了加強洛陽側麵的防衛力量，命令我部移駐軍部所在地─河南省臨汝縣樊河坡村。
1944年3月，盤踞在鄭州的日軍蠢蠢欲動，吸引了第一戰區指揮部的注意。但是當時指揮部未能識破日寇的聲東擊西策略，命令13軍調往隴海鐵路上的汜水關，造成洛陽側麵處於沒有防守狀態。4月18日夜裏，隱蔽在漯河的日軍裝甲師突然發動襲擊，於次日晨圍攻洛陽。一戰區指揮官衛立煌倉皇飛往重慶，向蔣委員長請罪。5月25日洛陽陷落以後，13軍從汜水關調往洛陽以南的伏牛山布防。伏牛山地區瘴疫流行，我遭遇痢疾染身，被送入第93兵站醫院醫治。但是醫院有醫無藥，我隻得向當地民間求醫問藥，4個月後才得以康複。此時13軍已經調往貴陽一個多月。我因身體狀況欠佳，無力趕往貴陽，遂請求軍部就近安排工作。此時適逢中央軍校第八分校招收的第二十期學員入學，我被安排擔任該期學生第十五總隊中校總隊附。地址在湖北省武當山腳下均縣草店鎮（現屬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武當山旅遊經濟特區），校務主任為羅列。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同年年底，第八分校與位於西安王曲鎮的第七分校（主任胡宗南）合並，八分校的學生歸入七分校學習，八分校編餘的軍官均到位於西安的第23軍官總隊報到。我隨即擔任了該軍官總隊第六中隊中校區隊長。此時西安城內謠言惑眾並日囂塵上。有的說日寇投降，敵人已經消滅，“可以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了”。在軍官總隊中，蠱惑之詞更多，如“飛鳥盡，良弓藏”。更有人煽動：“老蔣不要老毛要；西安離了職，延安去報到”，等等。對於這些渙散人心、軍心，對國軍團結極為有害的言論與傾向，當時的陝西省和西安市的黨政部門竟然無人過問，聽之任之。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國民政府為謀求一部分複員軍官轉業水產事業，設立了複員軍官水產技術人員訓練班，由中央訓練團承辦。中央訓練團成立的水產技術訓練班，班主任由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兼（後為張君嵩），副主任有王宏謨、陳謀琅、屈均遠。我與其他800多名學員一起進入該班學習。開學典禮於1947年9月15日舉行，班址設在上海市水電路與廣中路口的營房內。開班以後才知道，這個訓練班沒有師資、教材，更沒有設備與器材。大家依靠參觀考察，走馬觀花地進行學習，效果自然不很理想。1947年年底學習結束，經國防部批準，所有學員統統移交陸軍第一訓練處，處長為關麟征，地址在南京中華門外岔路口的營房內。
1949年2月底，我接到母親病重的家信，即向上級請假一個月回河北老家探親。當時長江以北已經是共產黨的天下，我換了便裝北行。當時鐵路交通因戰爭中斷還沒有恢複，原本應該2天的路程，我竟用了6天才到家。一進門就見到母親呻吟在床，我轉身便去找醫生。誰知藥方開好後，卻配不齊藥。東奔西跑，總算將藥配齊，服完一個療程，母親始有好轉。我將取藥歸隊的情況向母親做了說明，請她老人家諒解，並替她又買了一個療程的藥，就離家歸隊去了。
我於同年3月25日晚到達南京，得知訓練處已全部赴上海待船赴台灣。我沒有敢在南京停留，連夜趕往上海。諾大一個城市，沒有詳細地址，到哪兒去找部隊呢？我隻好東打聽、西詢問，跑了3天，沒有任何結果。心中失望之餘，忽然想起為何不去黃浦江碼頭找找看。於是我又沿著黃浦江碼頭整整找了2天，找到江南造船廠碼頭時，終於了解到第一訓練處的船已經於三天前開往台灣了！當時心中萬分懊喪，五天來的奔跑全部落空了。下一步該怎麽辦呢？周圍的人給提了一句：“到碼頭去找便船嘛！”對！於是我又鼓起勇氣，再到碼頭去尋找，請求尚未開的船給與方便。問來問去，遇到的都是遣台單位承包的，零星人員不論有無證件，一律拒絕搭載。幾天折騰下來，終於沒有一點好的結果，打算跟著隊伍赴台的願望徹底破滅了。
當時我失望、疲勞、饑困，感覺像是喘不過氣來。在尋船的過程中，我認識了另外幾位也是期望隨國軍赴台灣的軍人，大家同病相憐，相互慰籍和鼓舞。於是我們一起努力，租了兩間房暫時住下。我們調整心態，安定情緒，心中存有尋機會赴台歸隊的幻想。但是沒過幾天，共軍已經渡過長江。為了生計，我們幾個人都脫下了軍裝，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到菜場當起了小販。
解放後的上海到處都貼出了要求舊軍政人員向政府交代自己經曆的告示，並承諾主動交代者不予追究。我遂向當地政府交代了自己的曆史問題，當即得到不予追究的處理。1950年以後，黨和政府加強了對各行各業的控製，攤販的生意越來越難以維持。我求得西安一位親戚的資助，在上海火車站附近開辦了買賣二手自行車的商店。因切合市場需求生意不錯，兩年以後我還請了從親戚那兒借來的錢。從1953年起成了獨資經營的老板。
然而好光景僅僅過了3年。到了1956年，共產黨就通過公私合營把我的商店收掉了，給我一個私方經理的虛名，當家的是政府指定的公方經理。在1958年共產黨發動的“大鳴大放”、“協助”共產黨整風運動中，我不知道這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在公開的學習會議上，向公方經理提了一些意見，此後不久我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加上我有黃埔軍校畢業和國軍中校軍官的曆史，自然成為了“曆史反革命”。同年9月23日，由上海市閘北區公安局將我逮捕。很快在10月13日，閘北區法院以閘刑字第2168號判決書，羅織我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攻擊幹部政策，支持右派言論，汙蔑蘇聯等罪名，重判我8年獄刑。
1958年10月20日，在我即將從上海被押往青海服刑的當天下午，被允許用十分鍾時間在上海虹口的提籃橋監獄向家屬告別。我們被帶入一個臨時安排的大廳，暫時去掉手銬，挨個站在一條長桌邊上，等待家屬的到來。當我的兩個不滿10歲的兒女在他們媽媽的帶領下進入大廳，撲向我的身邊，各拉著我的一隻手，哭喊著要拉我回家時，我的心情痛苦到了極點。天真活潑的孩子們哪裏知道我將被迫與他們長期隔離。孩子每喊一聲爸爸，都像戳到我心肝似的疼痛。我雖有滿肚子的話要告訴兒女，可此時我一句也說不出來。我無法給他們以應有的囑咐，更無法把實情告訴他們，因為孩子們畢竟太年幼了，還不懂世事。十分鍾時間很快就到了，獄警要將我們帶回監獄。我隻能違心地對孩子們說：“你們回去吧，在家聽媽媽的話。爸爸今天有事，暫時不回家了。明天回來一定帶你們出去玩。”孩子們哭得更凶了，好像知道我短時間內回不去。我向他們揮揮手，他們也被獄警往大廳外趕。他們邊走邊回頭看我，繼續大聲哭喊著。我重新回到了監獄，但是兒女們呼喊爸爸的哭聲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
1958年10月20日深夜，上海大雨滂沱，一片漆黑。呼嘯的幾輛警車，監押著約2,000名無辜的政治“犯人”，踩著一腳深一腳淺的路麵積水，冒雨徒步七公裏，到火車站登上了西行的囚車。囚車是“悶罐子”貨車，大家隨地而座，大小便就解決在車廂的幾個桶內。一周時間裏我們呼吸著令人窒息的劇烈臭氣，到達服苦役的青海省。我被分派到位於柴達木盆地的德令哈農場。
進入青藏高原以後，氣溫驟降15攝氏度。眼望一片荒涼，狂風裹著沙石迎麵打來，又冷又痛。我們住處因為風大，帳篷支不住，所以蓋的是帳篷布覆蓋著的砂石，既當被又當房。那時全國處於毛澤東倡導的“大躍進”時期，我們每天要勞動將近15個小時。幹的是開荒種地的強體力活，然而吃的隻是三個拳頭大小的蕎麥麵饅頭，和一碗用甜菜葉子煮的深色鹽水湯。所有“犯人”不僅承受著精神上的巨大壓抑，還不得不承擔沉重的強迫勞動和常人難以想象的生活之艱難。僅僅一個月後，就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四分之二的人病倒，剩下的四分之一也已接近有氣無力。死亡的大多原先是闊人或身體有病的。
我出身於河北農村，體質本身就好，經過當兵多年，經曆過多種困難的環境，因而能夠挺得住，但也時時感覺到饑餓、寒冷、疲勞，以及對疾病的恐懼。那時差不多天天有人死亡，需要有“犯人”將屍體送去掩埋，這是一般人不願意幹的活。我因為在戰爭年代見過許多死屍，並不害怕，加上我身高力大，一個人就可以扛起一具屍體，所以這個掩埋死去同伴的活就常常落在了我的頭上。我能夠得到的唯一獎勵是每處理一具屍體給兩個饅頭。
在如此的苦難中，我熬到了八年刑滿，正是1966年，正遇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向全國推開的時候。大批共產黨的領導人都遭批鬥、關押，已經在押的“地、富、反、壞”之流哪有釋放的可能。像我這樣的政治犯屬於“反革命分子”，更不可能出獄了。據說當時中共中央有通知：在押罪犯，無論是否滿刑，一律繼續改造，不予釋放。於是我與其他很多同類人員一樣，以“刑滿留場”的身份，繼續在青海勞改農場被強迫勞動。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75年。是年3月中共宣布特赦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我於當年9月在離開18年之後回到了上海的家中。但此時我的頭上依然帶著“曆史反革命”、“右派”、“刑滿釋放人員”等帽子，在中國大陸，這些帽子中的任何一頂都足以將一個人打入社會的最底層。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胡耀邦作主給全體“右派分子”平反。此項工作原限定一年之內辦完，但是由於全國的右派分子多達55萬人，待我獲得來自原單位的平反通知時已經是1979年年底了。通知承認以前將我劃為“右派”是錯誤的，現予以撤銷。1980年3月20日，我收到了上海市閘北區法院寄來的新判決書（閘法刑申字1634號，簽發日期為1979年12月31日），稱鑒於以前將我定罪的主要依據─“右派”已不複存在，因此決定撤銷該院1958年閘刑字第2168號判決書。當然這個新的判決書對我被定罪為“反革命分子”整整20年、投入冤獄達17年、導致我個人和家庭的巨大人生災難，沒有有任何抱歉的表示，隻簡單提及我的生活問題交由原單位解決。我44歲被打成“右派”並判刑8年，到得以平反昭雪時已是66歲的老人了。原單位給我辦理了退休手續，從此我成了一名退休職工。按照當時有關規定，單位給了我數千元的經濟補償。可實際上光我在這22年中的工資損失就接近3萬元，因此這些補償僅僅是象征性的。
我今年已經85歲，在青海高原勞改期間因為寒冷、低氧、繁重勞役而導致的肺心病越來越嚴重，自知來日無多。對於我的經曆，我的妻子和子女都不很了解。在我入獄之前孩子都小，我不便告訴他們。1975年以後，我雖然回到上海，與孩子們也沒有很多交流機會。更重要的是，在他們所接受的長期教育中，隻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與日寇正麵撕殺的是八路軍和新四軍，而國民政府和幾百萬國軍都是投降派或不抵抗派。為了孩子們的前途，我那時不便糾正他們的看法。我現在將自己的經曆寫出來，希望將來我的子孫們能夠明白事情的真相：我雖然坐過共產黨的監獄，卻不僅是一個沒有犯過罪，而且是當年在抗日戰場上奮力抗擊日寇的千萬國軍戰鬥部隊中的一員。
（1999年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