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出身永不能選擇

已是深秋季節，天氣一天天地冷起來，人們又重新披起藍製服、灰製服、褪色的軍服，街上惟一鮮豔的顏色莫不過紅衛兵臂上的紅袖章，還有油了整牆的大紅油漆，上麵用白油漆寫著仿宋體毛主席語錄。

西北風不客氣地從西伯利亞吹來，頭天晚上貼在牆上的紅紅綠綠的大字報，第二天便被吹得七零八落，慘不忍睹。

學校裏的同學，大部分都串聯去了，全國各地，去哪兒都可以不花一分錢車費，隻要你說是“散播文化革命的火種”、“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你到哪裏都可以受到貴賓式的歡迎。

不過，這種榮幸是給予紅五類的，我們這些黑五類是沒份兒的。但我們是多麽向往著祖國的壯麗山河啊，為什麽我們就不能串連？

楊玉凡拿這問題去問留守學校大本營的郭秋生，郭秋生蔑視地答道：

“你們？還是改造好思想再說吧！”

“怎樣才算改造好思想？”楊玉凡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非要問個水落石出。

“你們出生在罪惡的家庭裏，脫胎換骨、改造思想是一輩子的事，懂不懂？”郭秋生的聲音大得要把我的耳朵震聾了。

楊玉凡和我聽了這話，不啻判了“無期徒刑”，誰也說不出一句話。

說句實在話，從六月份文化革命開始以來直到如今，現在我們的日子好像“好”過了很多，起碼沒有那麽多的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指著我們交待家庭問題了。

如今的紅衛兵，都去了全國各地串聯，天南地北哪兒都去，隻剩下我們這些家庭出身有“汙點”的黑五類。校園裏因此也平靜了許多，黑五類出身的同學，有不少家裏被抄了家，父或母在單位批鬥，即使家裏沒出事的（如我者），也是整天提心吊膽。

現在的學校裡，黑五類子女倒成了大多數了，可我心裏卻覺得很踏實，郭秋生雖是紅五類，但他代表紅衛兵總部留守在學校，卻成了學校裏的極少數紅五類了。

何成用迎麵走過來，滿臉與興奮的樣子：

“喂，還不去看學校門口那張新大字報！”

“什麽大字報啊？”現在的校園，紅衛兵大部份都去了串聯，沒什麽人再貼大字報了，怎麽忽然間又有了新大字報呢？

忙走到校門口，果然有一份一連四張的大字報，大標題是“出身論”。不但同學在圍看，許多年老、年輕的教師也在聚精會神地觀看，還有幾個顯然是外校的同學，蹲在人牆的前麵，用小本子一字一句地抄寫。

“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牽涉麵很廣，由於形左實右反動路線的影響，他們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別是所謂黑五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準專政對象。出身幾乎決定一切。”

這麽震撼人心、替黑五類子女說話的大字報，我們還是第一次見到，除了驚訝之外，還對作者懷著一份尊敬與佩服。

“多少無辜青年，死於非命，溺死於惟出身論的深淵之中。麵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不能不研究。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隻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

……在表現麵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誰是中堅？娘胎裏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是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就永遠不能成功，所以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

同誌們，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汙泥濁水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大字報下麵的落款是：遇羅克。

“哎，這個遇羅克是什麽出身？”看大字報的人群中有人這樣問。

“他不就是咱們學校高三的遇羅文的哥哥麽，他爸是大右派，他媽也是右派。”

“哎喲，他們家出身‘底兒那麽潮’（注：北京話，即十分差之解）還敢寫這樣的大字報，真是電線杆子上綁雞毛，好大的撣（膽）子。”

“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革命嗎？就不能寫大字報嗎？”

“我沒說不能革命啊，你衝我來幹嘛？”

“毛主席其實也是中農家庭出身，但後來毛主席還是走上了革命道路，周總理還出身資本家呢，也是選擇了革命的道路。”那位同學越說越激動。

“對，對，說得對。”眾口都支持他。“我們的出身是不能選擇的，但我們所走的道路卻是可以選擇的。”

我和楊玉凡興奮地站在人群中，高興得不能自己：

“這個遇羅克真勇敢，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其實，我們出身不好的，誰不想走革命的道路啊……。”

正說著，楊玉凡被人往後拉了一下，回頭一望，原來是她的堂姐楊維維-----那個寫“我就是混蛋”大字報的那個女生，她緊張而小聲地說：

“你們快點離開這兒吧，剛才紅衛兵總部裏吵成一堆了，郭秋生說這是反動大字報，要準備開聲討大會呢。我早就說了，咱們出身不好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跟他們拗，還不是自找苦吃？”

楊玉凡不理她，說：

“這麽多人看，怕什麽？大字報又不是我寫的，能把我怎麽樣？”

話雖這麽說，楊玉凡跟我還是退到人群邊上去了。正在這時，曉莉走過來，臉色臘黃臘黃的，頭發散亂地梳成兩根小辮子，鬆鬆垮垮的，已是深秋了，她還是穿著單薄的藍製服，手放在褲袋裏。

“曉莉！”我們喚她，實在是出於同情，她不到二十歲，便要孤獨地麵對人生，而且是這樣一個難以應付的人生。

曉莉聽見我們這樣喚她，朝我們淡淡地點了一下頭，便是招呼了，然後走進人群去看《出身論》。

教學樓門口一陣喧鬧聲，回頭一望，原來是郭秋生帶著幾個紅衛兵從樓上下來，畢竟去串聯的紅衛兵走了一大部分，留在學校的隻剩這麽十幾個。

郭秋生一句話不說，橫著膀子就往人群裏闖，人群被衝開一個豁口，那幾個紅衛兵也走進去了。

“你幹嘛？”剛才那位越說越激動的同學大聲喝道。

“反動大字報，撕！”郭秋生的聲音。

“誰說這是反動大字報？”

“這還不反動？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替地主資本家的狗崽子歌功頌德……”

“你看清楚點兒，這能叫歌功頌德嗎？”

“我看得比你他媽清楚！哼，狗崽子想翻天？沒門兒！”

“你講不講理？”

“哼，跟你隻有用無產階級專政講理，你他媽小子懂不懂？”

“你敢罵人？”

“就罵你了，就罵你這狗崽子，怎麽，你能把我怎麽樣？”

“你，你……”那個同學激動得臉都漲紅了，國振強突然冒出來，把他連勸帶拉地拉走了，那同學剛離開，郭秋生抬手便將《出身論》的第一張撕去了。

其他的紅衛兵見狀，忙幫著撕去其他的三張，圍觀的人群忽地散去了，隻剩下那十幾個紅衛兵認真地把牆上的《出身論》一點點地撕去。

我和楊玉凡雖站得很遠，但目睹了這一切，剛剛被激發起來的熱情，幾分鍾之內便熄滅了，我默默望著被撕得斑斑駁駁的牆，心中一片悵然。

曉莉像個幽魂似的，最後一個從《出身論》大字報人群中退出來，臉上木無表情，臘黃的臉襯著那雙雖大卻無神的眼睛，拖著無力的腳，踽踽向校園深處走去。

楊玉凡悄聲對我說：

“趙校長自殺以後，聽說曉莉不回家住了，我想大概她不敢回家，要是我，我也不敢回家，媽也死了爸也死了，黑洞洞一間房，怎麽住呀？”

“那她住哪兒啊？”

“就住後麵小院一間堆棧房裏，崔大爺給她用木板搭了一個床，她天天就在那兒睡。”

“唉，你說她慘還是咱們慘？她是‘新生’的黑五類，咱們可是背了多少年黑鍋的黑五類了，照我看啊，都夠慘的。”

“哎，你知道那天我看見什麽了？”楊玉凡的神秘感又來了。“那天是下午六點多鍾的時候，大部分人都去吃飯了，我正想回去吃飯，忽然看見國振強往後麵小院去了，腋下還挾著個鼓鼓囊囊的包袱，我好奇心盛，就跟著他。

你猜怎麽著？這國振強是給曉莉送東西去的，可他不直接去那間堆棧房，反而在小院裏這兒走走，那兒呆呆，還好他沒看見我------天也差不多全黑了，忽然他推開那堆棧房的門，把那個包袱往裏一扔，轉身便走。我看得一清二楚，真不騙你！”

“噢，怪不得我看曉莉身上穿的衣服，好像男不男女不女的。”我聽楊玉凡這樣講，也恍然大悟。

我們邊說邊往教室走去，走到半路，忽見到劉創國背著個草綠色的書包，擋住我們的去路，他向我們使個眼色，把頭往旁邊一歪------示意我們到樓後麵去。

我跟楊玉凡隨他去了樓後麵，隻見劉創國迅速從書包裏拿出一份油印小報，像人民日報的半張那麽大，塞到我手裏，然後低聲說：

“別說是我給你們的！”

說罷，便走了。

我和楊玉凡打開那份小報，原來是“中學文革報”，全文刊載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們興奮地幾乎跳起來。楊玉凡卻說：

“別在這兒看。”

回到教室，又見到劉創國，書包裏空了一大截，許多出身不好的同學手裏都拿著那份“中學文革報”------有的挾在毛選裏，有的用人民日報挾裹著，還有膽子大的，索性在課桌上看。

劉創國若無其事地坐在一旁，眼睛望向窗外。郭秋生這時走進來，站在講台邊，中氣十足地喊道：

“全體起立！首先敬祝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身體健康！”

“祝願”完畢，全體坐下，郭秋生又發話了：

“今天，我們學習毛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大家翻開毛主席著作第三頁。”

我們知道，郭秋生是在針對剛才校門口的《出身論》大字報的。

“毛主席的這篇偉大著作，是在一九二六年寫的，文章一開始就提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分清敵我，大家好好想一想，今天在校門口出現的，是不是偶然的？還是有預謀、有計劃的？”

郭秋生一邊說，劉創國一邊往外麵走，郭秋生大喝道：

“你上哪兒去？”

“我上廁所，不許啊？”劉創國慢條斯理地答道。隨後，推了門出去，剛一出門，便聽見劉創國唱京戲的聲音：

“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

這是當時得令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李玉和的唱段。

郭秋生在教室裏氣得臉都憋紅了，突然，他看到何成用正在埋頭看一份東西，郭秋生像隻老鷹似的，迅速走到何成用身邊，猛地抽起何成用聚精會神看的那份東西------那是劉創國剛給我們的“中學文革報”。

“哼，哪兒弄來的？說！”

何成用囁嚅著，不肯說出來。

“啊，印得還不錯嘛，怎麽革命大字報沒見印得這麽好哇？這反革命小報倒弄得這麽好，這是目前運動的階級鬥爭新動向，我們一定要揪出這個黑後台來！”

“何成用！你留下別走。其他同學可以先解散回家了。”

我們鬆了一口氣，但又替何成用捏了一把汗，誰知郭秋生會怎麽逼他-----何成用出身反動軍官（國民黨軍官），他叔叔現在還在台灣，所以又加上了“特嫌”的成份。

揣著那份印了《出身論》的“中學文革報”，心裏多少有些得意-----畢竟有人出來為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講句公道話，雖郭秋生叫人把大字報撕了，可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整份的《出身論》卻在我們手裏，你郭秋生有什麽辦法？

我急著想回家馬上看那份《出身論》，車子也騎得快了。

拐進幹麵胡同不遠，立刻有種不祥的預感籠罩了我，是不是以前的那種錯覺？不，這次不同。

以前，騎車拐進胡同，總有街坊、孩子們跟我打招呼，今天這是怎麽啦？街上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望著我，眼光十分異樣。我的心立刻亂了。

離家門還有一丈遠，我一眼看到了大門旁邊的一幅牆上有一條長長的標語，上麵寫著：

“打倒反動資本家、漏網大右派、反動知識分子黃珍達！”落款是母親工作的醫院。

我眼前一片黑，幾乎從自行車上栽下來，定了定神，才看見家門緊閉著，我掏出鑰匙，開門，但鑰匙插進去，門卻開不了，裏麵有個陌生的男人聲音粗魯地叫著：

“誰啊？”

“我！”我的聲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

門被猛地打開，我狼狽地站在門外，倒仿佛他才是這大門裏的主人，我卻成了不速之客。我硬著頭皮走進家門。

院子裏混亂一片，母親的箱籠裏擺放了多年的旗袍、西裝、衣料……，七零八落地搭在院子裏的晾衣繩上，地下撂著一捆捆的書，電風扇也東倒西歪的歪在牆角。

除了剛才開門的那個陌生男人外，站在我們房間和院子裏東翻西找的人，還有四個。他們正聚精會神地研究著我家的那幾本舊照相簿，我舒了口氣：還好我和二姐已經在不久前先破了一次“四舊”，該撕的照片全撕了。

房間裏，所有的抽屜都被拉開，裸露著裏麵的東西-----書本啦、手絹啦、衣服啦，而且被翻得亂七八糟，似乎他們想找什麽而找不到。

突然，我看見我自己放日記本、心愛小玩意兒的抽屜也被不客氣的拉開了。我這個抽屜是母親特意給我放我自己東西用的，我還裝了一把鎖，每天都鎖上。

“幹嗎我的東西也抄？”我真的想跟他們講講理，如果說母親被他們揪出來，現在又抄家，可我又沒犯罪，憑什麽抄我的東西？

母親神色慌張地趕快跑過來，壓低聲音對我說：

“別說話！讓他們抄吧。”

我家的地板是日式的，地麵與地板有一層空間，約有半尺吧，走起路來有空洞的感覺。這時，有個矮個子男人，拿著錘子猛敲地板，每個地方都敲到，然後揀了個牆角地方，用錘柄將地板撬開。

“他們找什麽東西？”我悄聲問母親。

“他們說我們有發報機……。”

“說什麽呢？”一個粗眉大眼的漢子跳過來惡聲道，“跟你閨女交換情報是不是？老右派，你放老實點！”

“我沒跟她說什麽，沒說什麽。”母親低著頭答道。

母親是醫生，從來都受人敬重。這樣粗聲惡語地對母親講話，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隊長，你過來一下！”小屋傳來一把女聲。那個隊長，就是先前給我開門的那個人，他走進小屋不久，便又出來，著母親和我進去，指著一個裝雜物、抹布的箱子，大聲說：

“你這麽痛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竟敢將主席的石膏像跟這些破布爛襪子放在一起，你真是惡毒、反動透頂了。”

糟糕，這事是我幹的。好幾年前，二姐同學送給她一個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她拿回家，我便將這像放在鋼琴上麵，有天拭灰的時候，不小心碰掉了石膏像的鼻子，偉大領袖的鼻子削去半個，總是不敬，但又不知如何處理它才好，情急之下，用塊舊布包起來，放在那個箱子裏。

母親並不知此事，但此時又不能跟這些來抄家的造反派解釋什麽，便兀自站著，不說一句話。

我想替母親開脫，說那不是她的事，但剛要開口，便被母親阻止了，眼睜睜地看著那隊長拿著“證據”-------削掉鼻子的毛像，得意非常地收進他們的大口袋。

那個女造反派全神貫注地翻我的抽屜，突然她拿起一個綠色的小本子仔細地翻看起來。我的心往下一沉，這小綠本子是我的讀書筆記，摘抄了許多外國名著的精句，但這些外國名著幾乎全被打成“封資修”的“四舊”。

“啊，真是老子反動兒混蛋，當爹的是大右派，當媽的是漏網右派，這姑娘居然也這麽反動，你們看！”那女造反派尖著聲音叫起來。

我的心一直向下沉，沉到無底洞去了，眼前一片黑，幸好靠牆站著，沒有跌到地上。

那些摘錄的詞句，有些是我存有疑問的，有些是我準備拿回學校大批判用的，但這時候全變成了我的罪狀。

“你們聽聽，”女造反派的聲音已響起，其他四、五個人立刻圍攏來。“‘對於一個向來自重的人，死比屈辱要輕鬆。’、‘隻要仔細觀察一下表麵上大公無私的行為或感情，我們就會看出，它們的基礎仍然是自己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快樂，個人的幸福等思想，仍然是那種叫作利己主義的感情。’”

“哎喲，這麽反動！是誰講的？”

“叫什麽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人講的，哼，這都是蘇修的流毒！”

“不是蘇修，是俄羅斯作家。”我囁嚅著。

“什麽？你還敢強嘴（駁嘴）？你不服是不是？我交到你們學校去，讓你們的革命師生看看！”

我低頭不語，口中幹渴得像要冒出火來。

隊長這時把我叫過去，在那棵蘋果樹旁邊，很有誠意的樣子，對我和藹地說：

“黨的政策，是團結所有出身不好，但又願意與家庭劃清界限的同誌，出身不好是不能選擇的，但革命道路卻是可以選擇的呀。”

幾句話，說得我幾乎熱淚盈眶，到底是隊長，水平高一點，我連忙點頭表示同意隊長所說。隊長接著說：

“不過，你母親的問題現在很嚴重，你要跟她劃清界限，懂不懂？剛才，我們抄你們家的時候，發現很多外國藥瓶子，那都是她以前當資本家剝削人的罪證。”

“我媽解放前開診所，沒當過資本家呀。”我看隊長挺和氣，便大著膽子提出我的疑問。

“開診所的本質，跟當資本家一樣，都是剝削人、欺騙人的。”隊長嚴肅地指出。

我的嘴張了張，說不出一句話。

“你要想站到革命群眾一邊，就要揭發你母親以前犯下的罪惡，跟她劃清敵我界限。”

“我，我媽開診所的時候，我還沒出生呢，我……我怎麽揭發她？”隊長似乎忘記了計算我的年齡，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黑五類）。

隊長畢竟是隊長，水平甚高，話鋒一轉，說道：

“你再好好想想，她平時有沒有灌輸給你們一些她當年開診所如何欺騙人的事？她雇過幾個人，怎麽剝削他們？”

“我隻知道我媽用過一個護士，後來那護士成了我舅媽，剝削沒剝削我也不知道。”我低聲道。

“再想想，再想想。我相信你一定會站在黨和人民這一邊來的。”隊長的結束語，終於結束了這場談話。

新搬來的那戶鄰居有三個兒子，皆不到十歲，穿著肮髒的衣服，拖著鼻涕，此時也站在院子裏看熱鬧，那個叫“狗子”的老大，肆無忌憚地也去翻我們家的東西，我衝他喊了一句：

“你幹嘛？”

狗子朝我翻了個白眼；

“黑五類狗崽子，你媽是大右派、資本家！你們家是壞蛋！”

他旁邊的二狗子和小三也跟著喊：

“大壞蛋，大壞蛋！”

我真的氣極了，衝口而出：

“滾一邊兒去！”

那女造反派不知從哪兒跳過來，尖著聲音又喊起來：

“你對無產階級後代什麽感情？你罵他們，是不是對他們恨之入骨？”

我眼前又是一陣昏花，耳朵也嗡嗡作響，脖子的動脈一跳一跳地像是要爆炸。

被抄走的東西，全運到門外的卡車上去了，他們將母親一同帶走，說今後就住在醫院的專政隊，不準回家。

人，全走了。我跨進家門，一屋淩亂，所有抽屜都大開著，地上飄落著各種紙張，原本靠牆的家具，全被移開，東倒西斜地擺在房間中央，地板被敲開一個大洞（為查有無發報機），連床的被褥也被他們抖開，爛腸子似地堆在床上。

天漸漸黑下來，隔壁傳來那三個孩子依依呀呀反覆唱的“革命造反歌”的最後一句：

“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邊唱邊嘻哈笑著，仿佛那是一首令他們快樂之極的歌。

我不想開燈，不想吃飯，也不想收拾淩亂的房間。隻管扒在床上，用一塊被角蓋住我的頭，盡量壓抑著委屈，悲哀、屈辱……一切痛苦的情緒。

淚，無聲地流下，無聲地濡濕了被角，無聲地侵蝕著尚不諳世事的心田。

迷迷糊糊之中，忽覺窗外有人說話：

“在這屋裏頭扒著呢，沒事！”

說話的人是狗子他媽，那個小腳女人。我們住的四合院，窗戶隻有齊腰高，如果晚上不拉窗簾，從外麵看裏麵，一覽無餘。狗子他媽就是這樣隔著玻璃窗看我的，我聽她說的那番話，立刻爬起身，準備把窗簾拉上。卻聽這小腳女人又開腔了：

“嘿，有人就這麽沒自覺性，把這資產階級的東西滿院兒扔，幹嘛呀？想腐蝕我們呀？嘿，那麽容易？”

我走出屋，果真院子裏東一堆西一堆地全擺著我們家抄家後未有帶走的東西，英文書啦、布料啦、毛衣啦、舊相機啦、印著西洋圖案的餅幹盒子啦……。我連忙拾起這些東西，小腳女人仍不停口：

“你倒舒服，往床上一躺就睡覺。你媽是資產階級，有罪啊，你得跟她劃清界限，接受我們的再教育，知道不知道？”她叉開那兩隻圓規腳，一邊說一邊閑閑地吸著煙。

我默默地執拾著東西，又用掃帚把院子掃了一遍，才回到屋裏。

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肚子有些餓，走到小屋想準備晚飯，忽見窗台上多了一隻藍邊大海碗，碗上扣了一隻小碟子，我好奇地掀開小碟子，原來是一碗尚有餘溫的小豆粥，碗底壓著一個不顯眼的字條：

“趁熱趕快吃了它，身體要緊。——大媽”

原來是跟我們作了多年鄰居的大媽，我們一直相處得好像一家人一樣。今天抄家的時候，大媽一直沒露麵，我以為她不在家，原來她什麽都知道了。

淚水又一次湧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