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紅衛兵所向披靡

八月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

“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郭秋生在教室裏大聲地念著，楊玉凡捅了我一下，低聲告訴我：

“你知道嗎？老舍給揪出來了。”

“什麽？老舍？”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我們多麽敬愛的作家。

“你別這麽大聲，這是真的，我們家住國子監，那天孔廟批鬥牛鬼蛇神，我擠進去看了，全都是文聯的大作家，老舍就在那裏麵，哎喲，讓紅衛兵打得腦袋流血，眼鏡也打飛了。後來，紅衛兵又讓他把一塊寫著‘現行反革命’的牌子掛在脖子上，老舍可能是挨打得太厲害了，那牌子掉在地上，紅衛兵馬上擁上去，又是一通亂打……。”

老舍是我們最喜愛的作家，《茶館》、《四世同堂》、《龍須溝》，誰都會背幾段。他怎麽會成了反革命呢？

郭秋生讀完社論後，對全班同學說：

“現在，毛主席號召我們紅衛兵大串聯，把革命的火種播向全國各地。我們班除已公布的紅衛兵之外，還有一批紅外圍可以參加革命串聯，紅外圍，即是出身不算黑五類的，但家庭清白的同學。但是，出身黑五類，或被抄家的同學不能去串聯。

現在公布不能去串聯的同學名單：

邊秀珍、楊貝、楊玉凡、劉創國、趙曉莉、何成用、費黎黎、徐曉之、祖蘭英、林湘子……

這些同學可以在學校努力學習毛著，改造思想，與家庭徹底劃清界限。”

我的心又“突突”跳起來，臉也紅了，頭都抬不起來。這樣開誠布公地宣布，就是要將我們打入另冊------黑五類的另冊-------我們什麽時候才能翻身？

回家時，楊玉凡見我情緒不好，說要陪我一段路。我們學校在東安門大街，我回家時必經過廼子府、燈市口，我們騎車到廼子府的時候，不由得望了望那小黑門------老舍的住宅，卻見牆上貼著新的標語：

“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絕無好下場！”

我和楊玉凡忙跳下車子，對望了一眼：

“老舍死了？”

是的，這位偉大的人民藝術家，就在他於孔廟受了一生之中的奇恥大辱之後，自盡於城北的太平湖。有人看見，老舍從八月二十四日早晨起，便坐在湖邊，直到下午，身子像是一尊雕像。第二天，人們發現了他的屍體，但這位著作等身的劇作家卻沒有為這個世界遺下隻言片語。

他，沉默地離開了熱愛過的人民和那片土地。

我和楊玉凡無言地離開了老舍家門口，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又不敢說出來，老舍是“現行反革命”，假如將同情他的話傳出去，再加上我們這些人出身不好，豈不罪上加罪？

“邊秀珍怎麽樣了？”我故意不去談老舍。

“她下禮拜就走了，去西北她姐家。”

“離開北京？為什麽？”

“她父母都沒了，家裏隻剩她一個人，日子怎麽過呀？”

楊玉凡是我們班出身不好的同學裏麵，最“灑脫”的一個，她跟那個寫“我就是混蛋”的楊維維，是堂姐妹關係。楊維維家是資本家成份，但楊玉凡的父親以前不善經營，臨到解放那年，小工廠已瀕倒閉的地步。後因家族的生意關係，楊玉凡的父親仍被劃成資本家。

我曾去過楊家，楊父在工廠任職鍋爐工，楊母在家領些縫縫補補的活計幫補一家八口人的開銷。按楊玉凡家的生活情景，真的是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全無“資本”可言。大概因此緣由吧，楊玉凡特別不在乎她那個“資本家”出身，完全沒有“罪惡”感，講起話來也比我們大膽。

“你們家，嗯……沒事吧？”我問。

“我們家除了‘資本家’那仨字屬於有錢的，剩下的就沒有一樣值錢的了，抄個什麽？根本我們家的成份就劃錯了，劃成城市貧民倒差不多。就這樣，街道積極分子還警告我媽：不許亂說亂動。喂，你家怎麽樣了？”

“嗯……，現在還沒事。”我的那塊心病一下子又翻上來了------今天回家，家裏會不會像寶格格家那樣抄得亂七八糟，媽會不會挨打？我回去後會怎麽樣？我馬上沒了心情。

與楊玉凡道別後，馬上騎車回家。

到家門口才想起，今天是房管局的最後限期日——騰空所有房屋，隻留兩間我們母女住。

母親在家。

“你怎麽這麽早就下班了？”

“我血壓高到二百三十，醫院讓我回家歇半天，明天再去，正好可以把該搬、該賣的都處理掉。”母親邊收拾邊答道。

“怎麽處理呀？”

“我叫了東單老三羊拍賣行的人來估價，他呆會兒就拉走這些東西。”

我忙走進堂屋，所有家具都移動過，亂了軼序，每樣家具都貼著標價：

三人絲絨長沙發：十元；單人沙發每張：五元；大理石台麵、硬木八仙桌：十二元；鋼琴：五十元；硬木套幾：六元……

“這麽便宜的價錢就賣了？”我實在有些依依不舍那些陪著我長大的家具。

“唉，你懂什麽？我們家沒抄家就算謝天謝地了，你沒看見咱們胡同十四號寶格格家被抄完以後，又把她的那些硬木家具全拉走了，聽說連睡覺的床也拉走了……”

“啪，啪，啪。”有人在敲街門，很急。一定是拍賣行的人來了，我跑出去開門。

三個大漢不由分說便往院裏走，我叫道：

“你們是不是拍賣行的？家具在北屋呢。”

其中一個大漢揮了揮手上的工具說：

“什麽拍賣行，我們是來拆你們的浴缸、馬桶的。”

“什麽，洗澡房的東西你們都要拆？那讓我們去哪兒洗澡、上廁所？”

“你這小姑娘思想可真不怎麽樣，你不知道工農兵是怎麽上廁所的呀？誰跟你們這些資產階級少爺、小姐那樣，上茅房還得坐在馬桶上，以後哇，全出去上公共廁所，跟工農兵看齊，懂不懂？”

母親走到院子裏，一邊拉我一邊說：

“由得他們拆吧，這房子都是房管局的了，我們怎麽拗得過他們。”

我站在洗澡房門口，看他們拆。三大漢閑聊著：

“喂，我說老李呀，手底下輕著點兒，頭兒說了，不能碰瓷兒。”

“哪兒來那麽多事兒？”

“哎，說你不信是不是，明兒這浴缸、馬桶、洗手盆，就得給吳頭兒家裝上去。”

“吳頭兒是誰？”

“哎喲，您這都不知道？咱房管局新上任的革委會主任呀。人家可比原來的孫局長還腰杆子硬呢！”

又有人在敲街門，我跑出去，開門處，是林湘子一臉愁苦地站在那兒：

“楊貝，我們家……”剛說了兩句，她就說不下去了，仿佛梗咽著。

“來，進來說，怎麽回事？”

“不，我不能呆時候太長，就在這兒說。”林湘子壓低了聲音，就在我家門背後急促的說起來。“我爸被揪出來了，說是裏通外國的特務，被關起來審查，我媽一下子嚇出病來了，老說有人要殺她，我不敢離開她，明天我不上學了，你幫我請假，說我病了，我們家的事兒可別給我說出去啊。”

湘子說完，便匆匆走了。

說起林湘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學兼好朋友，更巧的是湘子與我住同一條胡同，上學、放學都常碰到一塊兒。

林湘子是中日混血兒，她爸是中國人，媽是日本人，家裏隻有這麽一個女兒，所以，湘子常把我邀到她家裏玩兒，林媽媽不太會講中文，隻跟湘子講日文，每次見了我，高興得嘰哩咕嚕地講一串日文，我一句也不懂，湘子便笑著為我們作翻譯。

林伯伯是人類學家，很會講故事，書房裏有數不清的書，我一去，他便忙不迭地抱著一本本的書為我介紹。

林伯伯怎麽可能裏通外國呢？特務多是出賣情報，人類學家出賣什麽，中國猿人？北京山頂洞人？

唉，文革開始以來，好多事都變得難以理解了，但是每天還在繼續發生著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誰都不能解釋。

我走到洗澡房去看，他們正不知如何將那搪瓷恭桶拆掉搬走，其中一個人說：

“這還不容易，拿鋼鋸從底下鋸斷不就行了！”

另個人立刻拿來鋼鋸，就開始鋸，吱吱拉拉，鋼鋸咬嗜在馬桶搪瓷質料上，發出尖利刺耳的噪音，令我不得不塞住兩耳，不一會，白瓷恭桶便已倒在地上，原本放置馬桶的地方出現一個大約半尺直徑的洞，裡麵汪著水，洞的周圍是鋸斷的一圈白瓷。

“過兩天，拿水泥把這個洞堵上就行了。這房子還能住人。”扔下這句話，那三個大漢扛著我家的馬桶、洗手盆、浴缸便走出去了。

不久，我們的院子裏便添了一戶新鄰居——抽旱煙袋的木匠老頭，吸紙煙的小腳女人，還有他們的三個寶貝兒子。他們住的就是這原洗澡房，還有一間北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