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三強
何澤慧
1946年巴黎， 何澤慧與伊萊娜居裏
錢三強塑像
錢三強是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奠基者，現在人們稱他為“中國原子彈之父”。可是在六四年中國首次進行原子彈試爆的現場，人們卻看不到他的身影。現在人們稱錢三強和他夫人何澤慧為“中國的居裏夫婦”，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我國研製原子彈最關鍵的1962年。主管原子能事業的二機部領導，卻向上級打報告，要求將錢三強夫婦調離二機部。在文革中，又是這些人企圖將錢三強打成“二機部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對他進行批鬥，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折磨。這些現在看來十分反常的現象在四十多年前是如何發生的？錢三強在為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開創嘔心瀝血的同時，又受到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他又是如何渡過這幾十年的風雨人生的？
（一）在戰火紛飛中返回祖國
錢三強在1936 年清華物理係畢業後，37年赴法國居裏實驗室留學，師從約裏奧·居裏夫婦，在這二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指導下，從事核物理的研究。40年錢三強和他夫人何澤慧一起發現了鈾元素的裂變，除了有二分裂以外，還可以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對當時的核物理研究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因而獲得1946年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錢三強本人也被聘任為研究所的研究教授，這是留法華人中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1948年初夏，國內正在進行解放戰爭，華北地區戰火紛飛，錢三強接受了北平幾所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邀請，放棄了他們在法國良好的研究工作條件和優裕的生活，為了發展祖國的原子能事業，毅然帶著繈褓中的嬰兒，乘船回到祖國，那一年錢三強還不到三十五歲，正是風華正茂，創建事業的大好年齡。
錢三強回國並在北平籌建有關核能研究所的消息立即引起美國駐華使館和駐北平領事館的注意和關切，他們發函給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楝，後來又電話催促要求對此事作出說明。隻是因當時時局變化太快，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國民黨政府曾派人勸說錢三強夫婦南遷，錢三強以他老母有病，需要他們在北平照顧，婉言拒絕南遷。
（二）從周恩來特批外匯到中共八大代表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當時世界和平理事會預定在法國召開理事會。理事會的主席是約裏奧·居裏，錢三強是出席理事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他想利用這次去法國開會的機會，請約裏奧·居裏在法國購買國內缺乏的，又被禁運的科學儀器，這些儀器又是對國內開展原子能科學研究迫切需要的。但這需要一筆外匯（20萬美元），可當時北平剛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黨中央還在河北西柏坡，但錢三強的要求還是得到重視，最後由中共中央周恩來副主席批準，調撥出伍萬美元現鈔給錢三強帶至法國。五萬美元在現在看來，隻是一筆很少數目的外匯，但考慮到當年解放戰爭還正在激烈地進行，各方麵都需要經費和外匯，錢三強當時能得到這樣一筆“特批外匯”，說明共產黨對發展原子能事業的重視，和對錢三強本人的信任。
錢三強在五十年代初，除了籌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前身）等工作以外，還承擔著許多重要的社會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五二年他作為中國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代表團的秘書長，陪同國際科學家調查團，到我國東北地區調查和收集有關美軍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的證據。
1955年1月，錢三強和地質學家李四光，共同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介紹了原子能科學的基本知識和世界各國發展核武器的情況。毛澤東在會上表示：“中國也要搞原子彈”的談話。從此開啟了中國要正式開展核武器的研製。
1955年4月，錢三強作為中國原子能代表團成員，赴蘇聯談判和簽訂蘇聯援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協議，由蘇聯援助中國建造一座7000千瓦功率的重水反應堆；一座25兆電子伏回旋加速器，並幫助改造核能研究的實驗室。到了1957年錢三強又參加了中蘇新技術合作協定的談判，在此協定中蘇聯同意全麵援助中國的原子彈研製，並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設計圖紙。
1956年錢三強被任命為主管原子彈事業的二機部副部長。他是進入部領導班子6、7個部長，副部長中唯一的科技專家。
1954年1月，錢三強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又被選舉為出席中共第八次黨代會的代表。
以上是筆者收集到的錢三強在49年到57年反右前從事的工作和社會活動的部分情況。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錢三強對這些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另一方麵，也可發現，中央高層領導對他還是十分信任的。
（三）從反右時被“引蛇出洞”到文革中打成二機部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57年春，隨著整風運動的發展，國內的政治形勢在逐漸嚴峻起來。錢三強當時正在蘇聯訪問，有一天我國駐蘇大使劉曉，專門找錢三強和錢學森兩人談話，征求他們對於黨開門整風的意見（這使人聯想到“引蛇出洞”）。錢三強向大使談了對黨領導科技工作的意見，他認為應該學習蘇聯和法國的科研體製，給科學家更多的權力。錢三強批評某位部領導對事物本身沒有很好理解，而是用行政辦法來領導科研工作，部裏有衙門作風。正如前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後來所說的那樣，“三強書生氣太重，說話太直，有時脾氣過於暴躁，不論對科學家，還是對行政幹部，不管是開始還是後來，都難免得罪人。”錢三強不知道這些“得罪人”的言論，已經在一些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黨政幹部中為他埋下了災難的種子。這些人在二機部黨組在58年初召開的三天黨內生活會上集中批評了錢三強沒有站在黨的立場上，而是站在科學家的立場一邊；同時還批評了他的驕傲自滿，看不起工農幹部的行為。可能錢三強當時思想上難以接受這些嚴厲的批評，他帶著鬱悶的心情向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當時是原子能研究所一個研究室的主任）訴說自己的心情，也不知當時劉允斌是如何向其父反映的，也不知劉少奇有什麽具體指示，二機部黨組在另一次黨組生活會上繼續批評錢三強是口服心不服。
從五十年代後半時期開始，中蘇兩黨兩國之間關係急劇惡化，蘇聯在59年撕毀了對華核援助協議；中止了向中國提供原子能工業設備；也不再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設計圖紙；並且撤走了全部援助核專家，這些給剛起步的中國核武器研製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更需要組織中國自己的優秀技術人員，盡快地掌握原子彈研製過程中的各種科學和技術。中央從全國各單位抽調了大批專門人支援二機部。錢三強發揮他傑出的科學領導和知人善任的科學組織工作才能，他推薦了不少原子能研究所的骨幹和所外的專家去充實核武器研究院（又稱九院）及二機部其他單位。
事實上，錢三強早在五八年就推薦鄧稼先去主持九院的籌建工作，六○年以後，他又先後推薦了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亞為九院副院長。據一項統計表明：從58年到62年之間，從原子能研究所調出至其他二機部單位的人員中，助理研究員以上有147人，副研究員以上的有28人。這些人大多數已成為調入單位的業務骨幹，據不完全統計，後來有超過12人成為科學院或工程院的院士。錢三強考慮中子物理實驗以及強中子源的製備等工作在原子彈研製過程中的重要性。於是通過朱光亞向部黨組推薦由何澤慧兼任九院副院長，來主抓這些工作。從當時何澤慧在核物理，尤其在中子物理的專長和九院的需要來看，由她來擔任這方麵的副院長也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可是這些卻被二機部某些領導人加以利用，他們上綱上線地攻擊錢三強進行非組織活動，說明他對此有個人野心；加上錢三強在蘇聯援建核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落成典禮的發言草稿中，隻是提“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建成”。這些人加以歪曲和上綱上線為錢三強認為“黨不能領導科學技術”；另外提出的理由是錢三強有不尋常的海外關係，不利於做好保密工作。二機部的某些領導，以部黨組的名義向二機部的上級單位提出：要求將錢三強夫婦調離出二機部。
六二年當時二機部的形勢是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已經完成；鈾的同位素分離工作已接近成功；原子彈的引爆實驗也取得階段性成果。國防工辦向中央提出：要在二年內，即在六四年以前成功研製並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當然在這些領導的心目中，即使在此時將錢三強夫婦調離出二機部，已經不會對將來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了。
事情鬧成這樣，周總理先是派人來了解情況，以後他又親自到二機部聽了一天的情況匯報，由於晚上有重要的外事活動，他請聶榮臻副總理繼續聽匯報。在情況基本了解清楚以後，聶副總理代表周總理說：“你們連錢三強都不相信，還能相信誰？”這樣調離錢三強夫婦出二機部的計劃，沒有能實現。當然，周總理與聶副總理也同時批評了錢三強不尊重黨的領導的言行。在此前後，二機部黨組已經調整了部領導的工作分工，錢三強已不再分管與原子彈研製直接有關的九院工作。於是，從六二年起，就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工作進入最關鍵的時刻，錢三強卻逐步被排除在研製工作的科學領導和組織工作以外，二機部某些領導要將錢三線夫婦調離出二機部的目的，以另一種形式實現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此時此刻，開創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奠基人，後人讚喻為“中國原子彈之父”的錢三強卻被某些人有意識地冷落在一邊。這一天正好是他五十一歲生日，部領導非但不讓錢三強親臨爆炸試驗的現場，甚至在北京舉行的慶祝活動中也看不到他的身影。據錢三強八十年代向“裂變之光”一書的作者王春江透露：在原子彈預定要爆炸的那一天，他的活動被二機部的領導作了精心安排，他回憶道：“1964年原子彈上天，上午劉傑部長通知我，今天好好聽廣播，下午五點到七點開會，對我提意見，安排我下鄉搞‘四清’運動，後來他們照了很多照相，好像一切都是他們幾個人搞的。”三天以後，錢三強被送上南下的火車，赴信陽一個偏僻的農村，去清查生產隊幹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問題去了。
如果說前二次對錢三強的批判還隻是局限在二機部的領導幹部範圍內，到了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二機部某些領導人認為這次運動是將錢三強在二機部廣大群眾中徹底批倒，批臭的好機會。
在原子能研究所二道門外，在政治運動期間常矗立著整麵貼大字報的木板牆，這是運動發展的一個窗口，所內職工稱之為運動的“信號台”。大約在66年7月份一天清晨，上班職工發現木板牆上貼滿了“揪出二機部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打倒錢三強”的大字報和標語。細看一下，寫大字報的大部分是黨政幹部或者是研究室的黨支部成員，顯然，這是二機部某些領導人利用當時的政治運動形勢，對錢三強精心組織的又一次政治迫害。這樣的大字報當時稱之為“拋靶子”，這些領導人采用這樣的做法他們企圖達到三方麵目的，其一顯得二機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轟轟烈烈，他們領導運動有方；其二，群眾有了批判和打倒的活靶子，將鬥爭的矛頭對準錢三強，也就在運動中保護了他們自己；其三，如果這次運動批倒，批臭了錢三強，他們自己在二機部的威信，就會大大的提高。
但是原子能研究部的職工跟隨這些大字報的人並不多，尤其是科技人員跟隨的人不多，隻有些一般性表態，或揭露一些錢三強的生活瑣事。那些批鬥錢三強的積極分子就說：錢三強在那些臭老九（指知識分子）中是臭豆腐幹，聞起來臭的，吃起來還是香的。他們接著又散布錢三強不過是一個“過時的科學家，蹩腳的組織家”，想以此來貶低他在群眾中的威信。這使人回想起一件往事，在反右期間，有一位新來的大學生批評錢三強是一位不做研究工作的研究所所長，錢三強在一次會議中說：“我也不是不能做研究工作，完成幾篇論文，但現在國家對原子能事業更需要的是組織工作和規劃，這比多寫幾篇論文，對國家要有用得多。”
也有人揭露說：錢三強有個人野心，原子能研究所有他的“皮包公司”，即他私自安排一科研人員從事與核武器有關的項目，如氫彈的前期理論研究，強中子源的製備；但核查的結果卻是這些項目都是部黨組正式列項批準的。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中國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隻用了二年八個月，這是當時（1967年）有氫彈國家中相隔時間最短的國家。至於為什麽中國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間隔內成功爆炸氫彈的原因，人們卻知之甚少。事實上，就在蘇聯單方麵撕毀對華核援助協定以後，錢三強已經逐漸洞察到：美、蘇二個核大國之間核武器競爭，已經從原子彈的競爭向氫彈的競爭轉移了。但是，即使在當年執行蘇聯對華的核援助中，也沒有研製氫彈的內容，中國要搞氫彈，一切都要自己從頭摸起，但當時九院承擔著原子彈的研製任務，已不可能再抽調人員，同時開展氫彈的研究。在此艱難的條件下，錢三強在60年提出利用原子能研究所內的基本粒子理論組和原子核理論組的部分成員，轉行從事氫彈理論的前期研究工作，這個建議得到了部黨組的批準。錢三強還多次到這個理論組聽取他們的匯報，了解他們的進展和遇到的困難。直到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以後，這個組並入九院。如此做的結果是比原子彈成功爆炸以後再在九院開展氫彈的理論研究估計要提前三年時間，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的氫彈爆炸成功時間間隔短的主要原因。錢三強在中國氫彈研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傑出的科學預見性和知人善任的科學組織才能，也應該功不可滅。
據“596秘史”書記載，在文革中有二機部的個別高層領導甚至親自出馬寫“大字報”貼到九院，說錢三強妄圖把持核武器研製的領導權，有個人野心，又有人說49年錢三強托約裏·居裏夫婦購買的核實驗儀器，以及後來去蘇聯訪問時與蘇聯科學家的私人交往，都有裏通外國的嫌疑。而涉及到“特嫌”，據“596秘史”一書說是指1939年，錢三強在法國居裏實驗室工作時約裏奧·居裏小組再次證實了鈾同位素裂變過程能夠產生鏈式反應，這正是原子彈研製中重要的基礎實驗。有一位法籍蘇聯人蓋蘭夫人暗示錢三強從保險櫃中將這些鏈式反應的實驗資料搞到手，並轉交給蘇聯駐法使館。錢三強拒絕了她的要求。錢三強回國後，於55年就此事向有關領導作了稟報並作了書麵說明，以後在文革期間，又在67年和72年兩次寫了書麵說明事實上，他已被不明不白地卷入“裏通外國”有“特嫌”的政治旋渦中，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在政治上打倒他的絕佳材料。
在文革期間，錢三強掛了黑牌被批鬥，關進了“牛棚”，他沒有了人身自由，當然他又一次被排除在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的現場。不但錢三強本人受到批鬥，他的夫人何澤慧也受到牽連，她在原子能研究所中被勒令不得參加科研工作，要她去打掃實驗室和廁所。後來，他們二人一起下放到陝西二機部五七幹校“勞動鍛煉”了。
（四）文革以後
文革終於結束了，錢三強夫婦也從陝西幹校返回北京。自62年以後，他們不斷地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和二機部某些領導人策動的批鬥，此時已是身心俱灰。回到北京後，他們向有關部門提出，堅決要求將他們調離出二機部。筆者在九十年代有一次遇到何澤慧先生，她告訴我原子能研究所有不少研究人員（大部分是她的學生）請她回去領導有關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她回答說：“是不是實驗室的廁所沒有人打掃？要我回去當清潔工啊？！”錢三強夫婦調到科學院以後，隨著文革的影響逐步消退，他們的境遇也逐步有了改善。
九二年錢三強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九歲。他逝世的消息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中播出，並且簡要地介紹了他的生平和對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傑出貢獻，還報道了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通過他的秘書向錢三強的家屬表示他對逝者的哀悼和對家屬的慰問。對一位逝世的科學家如此高規格的對待，這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曆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九十年代中期，原子能研究所的廣大職工，自發捐款，雕塑了錢三強的半身銅像，放在研究所四合院中央，以緬懷他在開創我國原子能事業，尤其是創建原子能研究所的偉大功績；另一方麵，也是所內廣大職工對他多年來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一個否定。
1999年錢三強被國家追綬“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以表彰他在研製核武器中的傑出貢獻。可惜錢三強生前未能享受到如此殊榮，獎章由其夫人何澤慧代領。
六十多年過去了，錢三強夫婦也已先後作古。回首往事，自48年夏他們回國以後所經曆的風雨人生，我們不禁感慨萬千，這絕不單純是二機部個別領導人對一個有突出貢獻的知名科學家個人的打擊和迫害。如果沒有二機部上級單位的同意和支持，尤其是如果沒有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右”開始，多年來執行的“左”的知識份子政策的大環境，對錢三強的打擊和批鬥也不可能逐步升級，肆無忌憚地進行下去。同時，還應該看到多年來發生在錢三強身上的那些不幸遭遇，也是不少知識份子，尤其是不少五十年代從歐美學成回國的留學人員同樣經曆過的，而且有些人（趙九章）的遭遇更為淒慘，錢三強的風雨人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鮮明的例證！也為我們留下一些需要思索的問題。
舊照片上多麽可愛的夫妻像，尤其是臉型簡直就是一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