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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 談談馮道

(2006-06-23 22:41:20) 下一個
道可道,非常道。-- 談談馮道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交替不止。在分與合的夾縫之間也就總有所謂“亂世”產生。換種說法是,大一統王朝和分裂割據時代是中國曆史的兩種基本組成形式。就中國曆史上幾個分裂割據時代而言,春秋戰國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基石;魏蜀吳三國時代政治風雲詭譎變幻,英雄豪傑多如牛毛,其戲劇性的混亂當然引人入勝;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則是一個極致的浪漫在慘烈血腥中的凝結體;唯獨唐末五代十國時期,彷佛是唐宋兩片巨大三明治之間的一片爛菜葉,既無人文魅力,亦少英雄氣概。但正是在這個時代,有一個人物卻總能引起後人特別的興趣。任憑世間王朝交替,江山代謝,此人穩坐高位,仕途永遠看好。這個人就是被稱為“亂世不倒翁”的馮道。

馮道所處的時代,是在唐朝滅亡後,中國北方先後經曆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最長的後梁延續了十七年,最短的後漢隻存在了五年。在這期間,後晉被契丹人所滅,契丹人也曾對中原實行過短暫的統治。這一時期雖然從時間上看並不長,從朱溫篡唐到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大宋王朝,前後持續了隻有五十四年。然而這個五十多年的慘烈荒唐的程度,卻決不遜於綿延了四百多年的南北朝時期。由於五代起於唐之藩鎮之亂,自號為君者大多是擁兵自重鎮守一方的節度使,因此大都不知節製治國之理,而隻懂得用兵打來殺去,大家都在鬧,而沒有一個人能鬧得轟轟烈烈,大概也正是這段曆史缺乏魅力的原因。短短半個世紀而如此折騰,再加各路起兵之人大都是極為殘忍而又有野心的匹夫,百姓所受之苦,就可以想見了。所以讀史讀到五代十國,每每要讓人不忍卒讀,也是必然的了。

在這個動蕩混亂的時代,多數事件早如過眼煙雲,消失在曆史中,但馮道這位曆史上少有的奇人始終讓人無法忽略。說他是奇人是因為他的仕途經曆在中國曆史上也許是絕無僅有的。馮道一生,曆經五朝,三入中書,擔任宰相,三公,三師等職位近三十年,前後俸事八姓十帝,終身享受“國家高級領導人待遇”。馮道處亂世而曆巨變,政權和皇帝走馬燈似的輪替不休,他的官運卻一路亨通,長興不衰,不但長年重權在握,死後更被追封瀛王,五代末年其聲望一度達到頂峰,實為曆代所罕見。

馮道並無顯赫的家世,祖上有時務農,有時教書,地位低微,知民疾苦。馮道自幼沉穩忠厚,儉樸孝順,隻知道讀書,他希望從先賢的書中找到救世之方,所以即使是“大雪擁戶,凝塵滿席”,也不能改變他對讀書的執著。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後世,無論是敬仰他還是鄙視他的人,對他的才學都是十分敬佩的。馮道於唐哀帝天佑年間入仕,入仕之前,他有詩道:  

莫為危時便悵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

這成為他一身為官的寫照。一開始從政,就趕上了唐王朝山河日下,割據勢力蠢蠢欲動,剛開始時,馮道憑借書生意氣,想用先賢的微言大義規勸暴戾的劉守光止戈息兵、尊道勤王,卻險些丟了性命。這次厄運給馮道以很大的觸動,在獄中,馮道終於想通:在那個時代下,做為一個書生政客,想用先賢之道令天下止戈息兵,想當“純臣”從一而終是不可能的,於是馮道發生了轉變,他最終選擇了一條順從於天道,盡心於所職,盡責於百姓的人生道路。


道可道,非常道。-- 談談馮道 (2)

有興趣於馮道也許正因為他有爭議。我覺得,對於曆史人物的品評,應該著眼於他當時的曆史環境中。

每一個曆史人物,在整個曆史過程中的存在隻是一瞬間的事。如果刻意從曆史整體發展的高度去衡量他在某一曆史瞬間的所做所為,再從他的所做所為中去評價他對整個曆史發展的功過。這對當事人是不公平的,對曆史也是不負責的。後人在對曆史的回顧,對曆史人物的審視時,往往不是從人性化的角度去品評,而是先入為主地站在仲裁者的高度去概括。事實上,每一個青史留名的曆史人物首先是一個人,本來隻是做著作為一個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隻不過一不留神就在曆史的大樹上添了一個枝叉而已。這個枝叉的美醜粗細完全是樂山樂水,見仁見智的事情,取決於後人審視的角度和實際的需要。

對於馮道,從來是貶多於褒。我想是因為曆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忠’的崇拜。不知始於何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始終被當成一個已經奴化好了的工具。被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幾千年的文明,一脈相承。從焚書坑儒到**整風,把礙事擋道的腐儒統統地整瘋。

回來看看曆史上對馮道的各種評述:

馮道是這樣評價自己的。在《長樂老自敘》中不但介紹了自己曆來所擔任的官職和所領受的爵階,還詳細介紹了妻子和兒子們受到的各種封賞,為此,馮道很滿意,稱自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馮道稱讚自己“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於家,在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這顯然是在往自己臉上貼金,使人無法把他的經曆和這種自我評價聯係起來。

清人王鳴盛評《長樂老自敘》:“偏好自矜炫,又浪得美名,齒德位望兼優,反令後世笑罵不已。”  
《舊五代史-馮道傳》對馮道頗多溢美之詞。《舊五代史》為宋朝薛居正監修,開寶七年(974年)成書,主要依據五代各朝實錄和範質《五代通錄》修撰。因而《舊五代史-馮道傳》的編寫必然深受範質的影響。範質曾與馮道在後周同殿為臣,相處甚篤。範質本人對馮道的評價很高,他曾說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資治通鑒》卷二九一引)。範質如此讚譽馮道自有原因。範質本人也有曆二朝、事二主的經曆,他先在後周任宰相,後任北宋開國宰相。如果他對馮道有所詆毀,恐其本人也會無地自容。  

正如南宋劉因的詩《馮道》:“亡國降臣固位難,癡頑老子幾朝官?朝唐暮晉渾閑事,更舍殘骸與契丹。”

歐陽修在編撰《新五代史-馮道傳》時刪除了大量非實質性的內容,並重新編寫。歐陽修以春秋筆法批評馮道:“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嚐以屑意。”歐陽修還對馮道的《長樂老自敘》進行了批評:“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

司馬光抱有與歐陽修類似的觀點:“道之為相,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麵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資治通鑒》卷二九一引)。

明清時期的王夫之、王鳴盛、趙翼等人均對馮道做了相當程度的批評。  

也有少數的看法認為馮道之所以曆事五朝八姓十帝,忍辱負重,乃是以天下蒼生為念、值得讚賞的行為。王安石曾說,“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受王安石的影響,當時不少公卿大夫都表示同意王安石之言。

清人王士禛在《五代詩話》中稱:“王荊公(安石)雅愛(馮)道,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

明代李贄認為,馮道之所以“曆事五季之恥”,是因為“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焚書-卷五》)。

馮道最受詬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歐陽修自不必說,司馬光也稱他為“奸臣之尤”,就是對他持肯定態度的《舊五代史》,在盛讚“道之履行,鬱然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之後,也不得不對他的“忠”提出了質疑:“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

直到範文瀾作《中國通史》,還花了不小的篇幅對馮道大加撻伐,主要也是針對他的政治道德。

這些批判看來都是大義凜然,但聯係馮道所處社會和環境的實際來分析,結論卻不是如此簡單。

像歐陽修這樣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個優容士大夫的宋朝,實在是投了一個好胎,三生有幸。盡管他也不時受到讒言的攻擊,在宦海中幾經沉浮,卻能位致宰輔,死後獲得“文忠”的美溢。他不必像生在亂世或改朝換代時的仕人那樣,必須在不止一個的君主或朝代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還可以從容地用“春秋遺旨”(見《宋史》卷二一九《歐陽修傳》)來審判馮道一類的不忠之臣。看著歐陽修對馮道的評價,不禁想為馮道抱一聲不平。表麵上看歐陽修有點飽漢不知餓漢饑的嫌疑,用太平盛世的價值觀念來衡量馮道這樣一個身處亂世,且一心想保全自己社會地位的知識分子,應該是有失公正的。

歐陽修為何死死抓住比他大一百多歲的馮道大加鞭笞,我想完全是出於政治的目的。幾乎所有的史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傾向性,都是為了當時的統治服務的。不帶有任何傾向,完全就事論事的史書少之又少,幾近於無。

唐朝無疑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巔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無論哪方麵都發展到了當時的極限。但這正是曆史的宿命,過度的發展轉移了人們完善社會價值觀念,道德體係的注意力。因而在輝煌的表象下不可避免地結出了衰退的苦果。唐朝道德的倫喪,直接導致了一個強權的解體,也直接影響了象馮道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回味著剛剛消失的盛世美景,又不得不麵對殘酷的現實。在現實麵前,感歎生不逢時的同時,他們當然是會去不擇手段地想要找回那種對於他們來說是曇花一現的盛世景觀。

而歐陽修則身處於一個撥亂反正,穩步發展的時代。大宋強權剛剛初具規模,唐朝的遺產,百廢待新。身處權力中樞的歐陽修當然會為重塑社會道德體係和價值觀念而發揮他的作用,施加他的影響。馮道很不幸的就成為歐陽修觀念中的前朝道德倫喪的典型代表之一。不過, 也難怪歐陽修盯上馮道,因為馮道確實在中國曆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歐陽修對馮道的這種的結論,我想並不是緣於個人的好惡,而是反映了社會的轉型所帶來的價值觀的轉變,是出於一種重塑社會道德體係的需要。 觀馮道一生經曆,說他將接濟蒼生和保全自身結合在一起尚說的過去,若說他一心拯救黎民百姓卻有失偏頗。這就象雖然秦始皇認同推崇了法家,也不能稱秦始皇為早期唯物主義的先驅者一樣。曆史並非是非此即彼,曆史人物也並非是非好即壞。  

“寧為太平犬,莫做亂世人”,生在亂世是一種不幸,沒有人願意選擇亂世。國家劇變,禍亂驟起,是變節還是堅持,確實是個很大的難題。生在太平之世,很難有身臨其境的體會。但曆史還是給我們提供了不少參照和式例。就以明末為例,盡管有洪成疇、吳三桂這樣的封候封王者,榮華富貴在手而風光無限,但也許人們更願把敬意送給袁崇煥、熊廷弼、左良玉這些身處逆絕境,仍不放棄的人;以及王夫之、顧炎武那些寧可終老南山也矢誌不渝的孤獨者。

這也許是一個正直的民族在一個正直的文化熏陶下所應該具有的素質之一。


道可道,非常道。-- 談談馮道 (3)

自春秋以來,“忠”始終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道德操守之一。百姓自不必說,做為精英階層的知識分子更是被這一枷鎖牢牢地束縛住。而馮道的所做所為似乎是在挑戰這一道德底線. 馮道一生,曆五朝事十主,這在推崇忠義傳統觀念的中國人看來,過份到了極點,是所謂非常的恥辱。

歐陽修《新五代史》,痛斥馮道這種不義之徒,論及馮道開篇即罵曰:“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國家之亡,就亡在馮道這樣無恥的大臣身上。

歐陽修還舉了一篇五代時的小說中的故事,作為反例:一位李姓婦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於是帶著兒子捧著丈夫的骨灰返鄉。過開封住店,店老板見她形跡可疑不讓住,而李婦偏不肯走,爭執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婦覺得“被淫”,深以不能守節為恥,就當街將自己的那隻手臂剁了下來。歐陽修歎曰:“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歐陽修把馮道罵了個痛快。

我十分敬仰歐陽修,司馬光等先賢。在他們看來馮道是極少有的一個坦坦蕩蕩,不加掩飾地出賣自己政治道德操守的人。其一生所為,再加一篇《長樂老自敘》,足以使得歐陽,司馬等後世大腕對其政治道德口誅筆伐。他們對馮道這類知識分子的鄙視,一方麵出於重整道德理念和重塑價值觀念的需要,另一方麵也表現出他們正直的道德觀。畢竟在一千多年前“忠”,“義”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道德操守。
依歐陽,司馬的號召力“自歐陽文忠後,對馮道鮮有好評者。提倡忠君的儒家思想,自宋後,愈演愈烈;加之每個朝代趨於穩定長壽(相對於五代),馮道精神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宋以後的程朱理學更禁錮人們的思想,這也說明儒家的正統思想也是在不斷地‘與時共進’的。”(摘自《史迷語錄》)

比較舊,新兩個版本五代史對馮道的評述,我覺得舊五代史更詳實,客觀一些.結合五代的社會現實,馮道的所為不妨稱為在現今大行其道的實用主義,可在當時卻是大逆不道的。

馮道於唐哀帝天佑年間入仕,給他父親的恩人劉守光(也就是後來的燕帝)做幽州掾。他一開始從政,就趕上了唐王朝山河日下,割據勢力蠢蠢欲動,剛開始時,馮道憑借書生意氣,想用先賢的微言大義規勸暴戾的劉守光止戈息兵、尊道勤王,卻被劉守光投進了監獄,險些丟了性命。 獲救出獄後,馮道投靠了宦官張承業,由於他的才華,被張承業推薦給當時尚未即位的後唐莊宗李存勖。馮道工作盡職盡責,生活十分儉約,在莊宗與梁兵鏖戰的時候,他居住的軍帳是用茅草搭成,無床無席,隻是睡在一捆稻草上;他每天與下人們一起吃飯,使用相同的餐具,與兵仕風餐露宿;在戰鬥中,他為受到冤枉的郭崇韜仗義執言,得到同僚的普遍尊重。因他工作盡職,而屢被升遷,任中書舍人,戶部侍郎。

正在他仕途得意之時,他的父親去世了,盡管莊宗有意奪情留用,但馮道毅然丁憂還家,為父守孝。在丁憂期間,恰逢鄉裏四分天災六分人禍,莊稼顆粒無收,悲天憫人的馮道傾其家產賑災救民,自己躬耕於野,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他住在草棚裏,布衣簡食,地方官聽聞此事,給他送來“鬥粟匹帛”他反而不受,誓與百姓同甘共苦。後來明宗聽聞此事,評價他“不以素貴介懷,是真士大夫也”。而司馬文正公視如此厚德為“小善”,未免有失偏頗。

後來,契丹人聽說馮道的學問高深,治國有術,就出兵來搶奪他,被莊宗派重兵保護起來,契丹人沒有得逞,但越是得不到的東西就越珍貴,這也是馮道降契丹後受耶律德光重視的原因。後來,他代表後晉出使契丹時,耶律德光因敬仰他的才德聲名,曾想以迎接天子之禮出城迎接他的到來。

丁憂之後,馮道被後唐明宗李嗣源拜為端明殿學士,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這是馮道第一次當宰相,時年四十四歲。他用人以才德而不問家世,罷黜無能的官宦子弟,他時常規勸明宗以仁德厚待百姓,對明宗的失德時而諍諫,時而諷諫,在馮道的輔佐下,在明宗朝,出現了社會安定的局麵:“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於五代,粗為小康。”

長興三年(932年),在馮道的倡議下,由石敏等人在國子監內校訂《九經》,並組織刻工印刷,給後世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遺產,古代官府印書之發端“五代監本”。他對中國的印刷產業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後來明宗病死,馮道先後又輔佐閔帝、末帝。末帝李從珂本是明宗的義子,深得明宗信任,在明宗做小將校時,家裏缺衣少食,是他擔石灰、收馬糞賺錢養活明宗一家。李從珂崇尚武功、驍勇善戰。與性情敦厚,人也年幼的閔帝相比,李從珂更具有完成統一的能力。於是在他起兵時,閔帝外逃,為了國內的迅速安定,國家的早日統一,馮道於情於理都應當率領百官迎接李從珂入朝。但李從珂對馮道並不信任,命他為山陵使,出鎮同州,他到任後使得同州大治。眾人對他都肅然起敬。

936年,後晉高祖石敬瑭打敗後唐末帝,入主中原,石敬瑭拜馮道為首相,“事無巨細,悉以歸之”。有一個叫史圭的大臣,他在後唐和馮道同朝為官時,素來廉潔守德,處事公允,但與馮道屢有齟齬。石敬瑭即位後,馮道施展其政治手段,首先推薦史圭,這樣一來,即使是他的政敵也十分欽服他的度量。

由於石敬瑭與契丹人走得太近,為求安定,馮道不惜於六十歲的高齡出使契丹:契丹原來就想搶走他沒有得逞,現在直接要他去,名義是出使,實際是想把他留下。石敬瑭不願讓他去,知道很難再回來,馮道說:“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堅持要走。其他人聽說要到契丹去,臉色就變了,手也發抖,馮道卻鎮靜地在一張紙上寫了兩個字“道去”,大家看了都流下了滾滾的熱淚。

到契丹後,馮道受到極高的禮遇。但錦衣玉食卻無法改變馮道對故土的深情,為重返中原,馮道用心周旋:有一次耶律德光話中流露出留下他的意思,他說:“南朝為子,北朝為父,兩朝為臣,豈有分別哉!”每次得到賞賜後,馮道便都換成薪炭,有人問他為什麽這樣,他說:“北地太冷,我年老難以抵禦,所以早做準備。”像要久留的意思,見馮道這樣,契丹王很感動,就讓他回去,馮道卻欲擒故縱地三次請求留下來,契丹王仍讓他走。馮道又在驛館駐了一個月才啟程上路,路上也走得很慢,契丹的官員讓住就住,兩個月才走出契丹邊界。左右隨從不解地問:“從北邊能回來,我們都恨不得插上翅膀飛,您還要住宿停留,為什麽這樣啊?”馮道說:“縱使你急速返回,那契丹的良馬一夜就能追上,根本就逃不掉,慢慢走反倒能安全返回。”大家聽了,歎服不止。

回到中原後不久,他又被加封司徒,魯國公,可謂是位極人臣了。待到後晉出帝石重貴即位,馮道仍為輔政,後出帝受人離間,將馮道調離京師,出鎮南陽。到南陽後,馮道安定當地治安,拿自己的俸祿重修了孔廟。

每次馮道離開京師,這個朝代也就離滅亡不遠了。不久,耶律德光入侵,後晉滅亡,馮道為了安境保民而投降,被耶律德光拜為太師。在此期間,有一個小花絮,成為後人唾罵馮道的論據:《新五代史》中曾記錄下他與契丹遼太宗耶律德光一段甚為有趣的對話。耶律德光用契丹胡語問曰:“歪肚油糠畝土核厄?”意思是:你怎麽來了?道答曰:“無城無兵哪裏敢不來呢?”又問:“爾是個什麽老頭子?”複答日:“無才無德癡頑老頭子也。”後來太宗又問他:“天下百姓如何才能救得呢?”他說:“此時佛出就不得,惟皇帝救得。”後人說他這些話向胡人卑躬屈膝,大失民族氣節。殊不知,馮道此言此行,卻救了中原千百萬百姓。

王安石是一個有深邃思想的政治家,他就認為馮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這種行為,‘如諸佛菩薩行’。

契丹打進中國,殺人屠城,無惡不作,中國的英雄豪傑,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但是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詞、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原人一馬。歐陽修寫《新五代史》雖然對馮道惡評如潮,但也不得不描上一句“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馮道活了七十三年,五代延續了五十四年。對於一個身不逢時而又有政治抱負的知識分子來說,“朝代更迭的巨大曆史變遷往往不是個人可以阻擋的。殺身成仁,舍身就義固然令人欽佩,但有些時候,與其為舊王朝陪葬,不如留下有用之身,與國與家都有好處。”(摘自《二三子語錄》)每一個新帝的到來對於馮道來說都帶給他一絲重溫昔日輝煌的希望。這一個個希望於他是一根根救命稻草,既然有希望,必然要嚐試。這也就不難理解他不再從一而終,棄春秋遺訓於不顧了。

後人貶馮道都集中在他的政治道德上,對他的政治手段卻無太多異議。他一定是有著過人之處才使得走馬燈似的帝王都依賴他來治理國家。從他的經曆中可以看到,對每一個他所扶佐的帝王都是盡職盡責,忠心不二的。事實上,變來變去的並不是馮道,而是一個接一個短命的朝代。馮道到是為了延長他的政治生命而以不變應萬變。可見對政治道德的定義,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解;政治道德的內涵也是遇時而變的。

馮道對現實中的變化采取了一種無為不爭的應對方式。“道德幾時曾去世”,說明大德大節於他並不重要。“舟車何處不通津”,又表明他采取了徹底的實用主義態度。馮道用的是順守之道。亂世之下,要麽順守,要麽逆取,手無縛雞之力的馮道,大概也隻能順守。作為生活在那個時代下的知識分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罷了,完全沒有必要把他的所做所為提高到‘對整個中國曆史發展的影響’這一讓人不寒而栗的高度。

看著馮道的經曆以及後人對他的褒貶,不禁產生一個疑問:既然‘忠’,‘義’是整個社會的基本道德操守,但那些口喊著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的改朝換代者卻可以越過這一作為人的基本道德底線。他們踐踏著這一道德底線反而成了曆史發展的推動者;而被這種精神枷鎖牢牢束縛住的百姓,知識分子,略有越軌便被稱之為大逆不道而倍受譴責。都說: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不禁想篡改倆字: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工具。


道可道,非常道。-- 談談馮道 (終)

曆史上大多數人是可以蓋棺定論的,但“長樂老”馮道卻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在五代時被稱為“厚德稽古,宏才偉量,朝代遷貿,屹若巨山”是因為五代時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據狀態被相對固定下來。統治中原的小朝廷雖然短命,但大體還能維持有效的統治。統治者需要大批官吏為他牧民,知識分子需要出路以保住個人既得利益。雙方可說是一種供求關係上的結合。對這一點,當時的知識分子有著相當的共識,從未互相指責。涉及綱常一類的教條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顯得蒼白無力。對馮道如此之高的褒揚,反映了同時代人在節操問題上的相同觀點。

但不到百年,馮道聲名就一落千丈。試想若馮道再多活幾年趕上北宋這趟車,他一定就保住了晚節。看北宋的開國元勳如王溥,石守信,趙普,範質之流,哪個是純臣?他們之所以沒有被後世指責,是因為他們加入了曆史上被認為是成功的統治集團。而馮道卻因為早走了幾年,沒有趕上那趟政治班車罷了。
馮道最為後人所不齒的是,曾事臣遼太宗耶律德光。如果沒有這個汙點,他的形象會正麵的多。契丹人對中原的統治在中國曆史上短暫得幾乎可以忽略。而真正影響深遠的外族統治則是元和清。

宋這麽一個極盛的王朝到了末期亦是衰象畢露,雖然這個時代是中國人重建道德風氣的時代,但同時也是漢民族由極盛走向衰弱的開始。宋亡時,麵對強大的蒙古軍隊的入侵,誌士仁人迭出,節節抵抗,直至最後一位忠臣背著最後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為千古名句。然而一個民族,隻有文天祥這樣的英雄,顯然也是不夠的。因為民族主義的精神並不能代表全部的實力。

蒙古遊牧軍隊殘暴之極。記載蒙軍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傑,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愛孫中箭身亡,城破,令將城中居民近一百萬人全部屠殺,雞犬不留。拔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殺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隻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討伐木剌夷,務將木剌夷斬盡殺絕。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壘數百個,包括不戰而降的城池四十餘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幾盡屠殺。大食國都報達開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蒙古人奉行的是種族滅絕政策,那時強權就是一切,盡可無法無天。

蒙軍攻入中原時幸好當時出了兩個人。一個是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晉卿。單從他的取名來看,就曉得將有“楚才晉用”的故事發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學與品格影響了成吉思汗,使之漸漸接受了一些漢文化,不再動不動就屠城了。另一個幹脆是漢人,有執照的道士,專長是裝神弄鬼,名丘處機,人稱丘神仙。丘神仙經常給成吉思汗講道,勸奉他少事殺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殺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記錄下來:“神仙勸我的話,都要依從,不可忘記!”因而稍斂蒙古人的獷悍之氣,使中原百姓免遭許多屠戮。

其後,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漢人宰相姚樞的影響,同時還延攬和重用了如竇默、許衡、劉秉忠、王文統、張文謙等一大批著名漢儒。國難當頭,正是這些直接為侵略者政府服務的漢人,使中國本土不至於象那些一個個被征服的西方國家一樣,受到滅絕種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徹底改變其好戰嗜殺的民性,是經曆元代以後。中國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將相,幾乎全部漢化,連蒙語都不說了。中國被強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則被中國的文化所征服。就長遠的曆史來看,當然是後一種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義。因為文明最終戰勝了野蠻.

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當初所沒有料到的。同樣的故事,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早先,有鮮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馮道所事的契丹人耶律氏的遼代,有女真人完顏氏的金朝。其後,又有關外女真人後裔滿族愛新覺羅氏的清朝。

“和宋朝末期一樣,因明朝末年的暮氣,即使沒有洪成疇、吳三桂,清也一定會贏,因為它的朝氣。”(摘自《熊熊語錄》)朝代的更迭是純動物性的,人的意識是不能控製的。“理性地講,在國家破亡的時候,民族的精神氣節必須有人以死相殉,沒有精神氣節的民族沒有希望、也必然被奴化、被消亡;但民族的元氣也必須有人忍辱負重地維護,不然也難以再起。“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反映了楚國的精神氣節之強,但同時,如果楚民真隻被殺剩三戶,又談何亡秦?”(摘自《閑話語錄》)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國人的自豪與驕傲。但曆史就是這樣,在一個民族遭受滅頂之災的時候,總有人會站出來用不同的方式維係這個民族細若遊絲的命脈。

中國是世界聞名的文明古國。當代美國著名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一書中,比較中國文明與世界其它文明的區別時,言簡意賅地指出:“中國文明的特點是統一和連續”。中國文明的統一與連續的本質特征,是辯證聯係和相輔相成的。使得國家不會因短暫的戰亂與分裂狀態而導致文明的斷續或空白;也使得國家不會因統治集團變化或政權更迭而導致文明的裂變或解體。

縱觀中國曆史,幾次外族統治理所當然是中國曆史的一部分,因為中華文化並沒有因為外族的統治而滅絕,反而是外族統治者自身的文化,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所融解。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讓其他各種入侵的文化都失去了其原來的麵目,這大概就是有容乃大的境界吧。

但從另一方麵看,既然中華文化融合,同化了那麽多入侵的文化,理應變得更加博大精深,內涵更廣才是。但事實並非如此,當一種文化去同化另一種文化的時候,必定會分出相當多的精神與力氣,這種付出也一定會延緩和阻礙自身的發展和進步。這也就是自唐以後,雖然宋和明都盡了極大地努力想阻止頹勢,依然無法如願的原因。說點題外話,如果曆史按宋的思路發展下去,如果沒有元,清的間隔,中國曆史會是另一番景象。因為外族的統治缺乏一個在戰略高度上治理中國的整體的,一貫的思路。他們治理國家的過程隻是一個學習,消化中華文化的過程。當他們意識到他們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時,也就是當他們完全融合在中華文化中時,自身已經走向滅亡了。以元,清為例:一個彎弓射雕,一個閑庭信步,確實阻斷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整體思路。

五代是唐與宋兩座大山之間的一個淺坳,中國不幸在這個淺坑裏摔了一跤,衰相畢露,大傷元氣。即使到了完成統一的宋朝,依舊無法恢複原有的精神。在這個時代,曾經堅固的長城不幸淪為契丹後花園內的一道風景。在這個時代,帝王們崇尚暴力,諸侯們反叛成性。在這個時代,機會主義,投降主義一路盛行,動輒“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人常說中國男人自宋以後開始豪氣不再,血氣頓失,應該說從五代開始才對。這種不幸甚至波及到女人,後世的女人也因這個時代開始遭受了近一千年的痛苦,纏足便是此時變態的發明。

由於曆史上的時代背景、人物經曆的複雜性,評價曆史人物時很難簡單地以好的或壞的、忠臣或奸臣那樣的二分法來做出判斷。

馮道作為曆史上的一類人,一種現象的代表而引起後人地爭議,正說明了他的典型性。我覺得,評議馮道並不是去給他的曆史功過爭論出個明確的定論。也許僅僅就是在測試一下傳統文化中的包容性,以有利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新的世界格局下能更健康地發展。  

馮道,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馮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後記]

馮道不好玩,越寫越覺難,就此鎖住筆,免得吃板磚。

呈大家鼓勵,記錄下一些所想,在此一並感謝。特別謝閑話兄,轉來許多資料和忠告。

貼完了最後一部分,鬆了口氣。由於時差,等我上來時,大多數朋友都呼呼了,沒有即時回帖,望原諒。並謝謝大家支持。

馮道不好寫,寫馮道也並不是想去為他翻案。反到是有感於目前國內如火如荼的翻案風。這陣風吹遍了每一個有爭議的曆史人物,當然少不了馮道。前段時間看過幾篇評馮道的文章,要麽說他:忍辱負重,救黎民百姓於水火,挽國家民族於倒懸;要麽就是:逆臣賊子,無恥無德,棄民族大義於不顧。評論完全是水火不容,因而萌發了好奇心。

由此想到,目前的翻案風實際是為現今的一些沒有正統法理的思路,做法尋找一些理論的依據或辯護的理由。問題在於這種做法上,不去從正統法理入手,轉而去走炒曆史冷飯的捷徑。這種實用主義的曆史觀必然是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的,是不科學和不公正的。所謂“古為今用”在文革期間發展到了極至,這種方式在現今又有卷土重來之勢。因為現今的許多正統法理已經跟不上時代的需要,所以隻能用最快捷的方式在曆史中找一些注釋以解燃眉之急。

“古為今用”絕非主席的發明,它已經是曆史上各個朝代維持統治的法寶。這一手法的絕妙之處在於取舍,取舍後而用之。那麽曆史發展到今天,維持了中國幾千年運轉的正統法理在反複的取舍之後,其正統性,權威性又何在呢?到了現代,在新思潮的衝擊下,又開始全盤否定傳統禮教“魯迅對封建禮教看得很清楚,那句“吃人”的名言,算是對三綱五常的最入木的批判。我們都是成長於批判“忠君”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但問題是,假如我們把儒家(或宋明以後的理學)正統斥之為糟粕,我們實際上就把中國文化的主流否定了。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摘自《史迷語錄》)也是一個曆史的悖論。

中國的曆史由於其不間斷的周期性,在各個不同曆史時期,總是會產生類似的人物。我覺得由於曆史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差異,各個階段的人物是不應該把他們去做縱向的類比的。他們可能是同一類人,做了同一類事,但其性質和影響不會是同一類的,因為時過境遷了。若用現代的價值觀去審視曆史,就不是唯物主義的曆史觀了。

論及馮道必然會提到他的孿生兄弟汪精衛,因為在曆史上他們是類似的人,做了類似的事。若想為馮道翻案,必定要踩汪精衛這顆地雷,有誰敢推倒民族主義這麵大旗呢? 但細想一下,這個類比並沒有考慮到其他一些因素。且說馮道,五代時的中國,按地緣政治的概念,‘中國’隻是中原黃河流域那麽一塊,周圍遍布胡,倭,蠻,夷,環境險惡。且五代時一個接一個的國家也都是中國概念的延續。隨著曆史的發展,中國的概念在不斷地變化,到了現代中國產生汪精衛之流當然是民族的不幸。但若把現代的重負壓在一千多年前的曆史人物身上,無論如何是不妥當的。

談馮道也隻是希望類似的人物在今後不要再度出現。希望故鄉能夠平平安安,繁榮昌盛。 說了這麽多沉重的話題,是該收收了,否則把大家的胃口都弄壞了。

再次謝謝。

Oct.—Nov.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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