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小雅於是從東長安街拐進南池子，決定回我們學校住一個晚上。
騎到安定門的時候，突然就傻眼了：
軍車！
一輛一輛的軍車！
這回是真的戒嚴的軍車！
因為不僅車牌是白色的，而且每個軍用卡車敞開的車上坐了滿滿的軍人！
我和小雅把車放到一邊，趕緊衝了過去。
那是不到臨晨一點的時候，街上的人們熙熙攘攘，圍著軍車義憤填膺，罵著他們，手都要指到他們的鼻子上了。我管不住自己地衝著第一個看到的軍車上的士兵喊著：“你們這麽可以這樣！”
我從這輛軍車走向那輛，從頭走到尾，又從尾走到頭。那些車因為市民們的阻擋，行進不了，一長溜地停了下來。
那個時候，我還是沒有感到危險，覺得第二天的報紙上肯定會寫：“戒嚴部隊的軍車在安定門被廣大群眾截停了。”
過了一會兒，我說還是回學校吧 ，就和小雅去拿自行車。 奇怪的是我們的自行車瞬間就沒了。難道這裏也有便衣了？我和小雅在周圍尋尋覓覓，總算在距原來放車10米遠的地方把我的坐騎找了回來。我們接著向學校行進。
誰知剛接近校門口緊臨的十字路口，又見到了眾多的人群。這裏的人群沒有安定門那麽大的密度，但那時已是臨晨兩點，人們沒有睡覺而是聚集在這裏，肯定是發生了什麽。
我們繞過外圍，找了個空隙進去，隻見在那麽大的十字路口中央是席地而坐的密集的軍人！他們全副武裝，整齊地一圈套一圈坐著，形成一個像樹的年輪一樣的龐大的圓。
有群眾在指著他們罵，他們隻管定坐著，一副視若無睹但胸有成竹的樣子。他們那個樣子令我想到“空氣嚴峻”這個詞，但到底為什麽就嚴峻了，他們要做什麽，我毫無概念。
舉步就是校園，我和小雅終於在臨晨2點半左右到了我的宿舍。
宿舍裏沒人，估計同學們這夜肯定都在廣場度過了。我和小雅刷牙、洗臉、洗腳後，就準備睡覺了。誰知這時同宿舍的老4回來了。
老4一進門，就急急地開始訴說：“老10，你知道那些軍人們都瘋了，他們開槍了！我和弟弟們在長安街，大家被擠散了。一顆子彈就打在我的腳邊……”
我現在已經不太記得老4的原話了，隻記得她一貫愛說愛笑的臉在那個6月4日臨晨3點的時候分外地震驚和氣憤，她不停地跟我說剛剛發生在她眼前的一切，聲音中帶著顫抖和憤怒。
陸續地，樓下的弟弟們也上來了。隻是老5和老6還沒有回來。老8和老大親眼目睹了那個在駕駛座上的軍人被燒的情景，就是後來被掛在崇文門過街天橋的那個。老8在跟我說當時狀況的時候，伴著加急的語速和滿臉的驚恐。
弟弟們下了樓，老4接著給我講她剛剛經曆的恐怖，就在這時，突然槍聲大作！
密集的槍聲就在頭頂上，震耳欲聾。本該是寂靜的睡眠時間，突然間出現了這種聲音！
剛開始我有片刻的困惑，沒有反應過來是槍聲，但也知道那不是鞭炮。還是老4剛剛經曆了，第一個反應過來：“是槍聲！”她的聲音裏帶著恐懼和顫抖。
在那之前我隻是從打仗的電影裏聽到過槍聲，誰知道現實中這一次一下子來得這麽猛烈。我們的宿舍正好在頂樓，那劈裏啪啦的槍聲 落在頭上的屋頂上，就好像直接落在我頭發上似的，響亮而恐怖。當時也不知道軍隊在哪裏，這些子彈是從哪兒打到我們六樓的房頂上的。就感覺子彈隨時會從窗戶打進來，不知道該往哪兒躲，我無望地覺得自己要不久於人世而壯烈了。
還是老4有主意，她說，這槍打在我們屋頂上，一定是因為我們的燈還亮著。一定是哪個宿舍亮著燈，他們就往哪兒打。我一聽，趕緊把燈給關了，宿舍裏頓時黑黑的。
槍聲還在密密地打在頭頂上，我和小雅趕緊爬到我的上鋪，兩頭鑽進被子裏，蒙住頭，一動不動。
這種大密度的槍聲大概持續了15分鍾，我們心裏還在等著下一步將會發生的事情，但什麽也沒有再發生。我們於是都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感覺剛剛睡著的樣子，就聽到有人敲門，看看表，才7點。迷迷糊糊下床，去開了門，進來的是老4的導師、教我們專業課的金教授。
金教授的家就在離學校很近的那棟樓裏，他寫的書不僅在全國高校被列為教科書，而且人也長得高高的，風度翩翩，走起路來昂首挺胸，氣派十足。因了這個，他所帶的研究生、博士生們都一概仿古，尊稱他金先生。
金先生的名氣、傲氣和風度都令女生們折服，他又從來都沒有到過我們宿舍，所以這一大早就趕來，令蓬壁生輝的同時，也令大家十足地好奇。我們的眼睛於是一下子都聚在了先生的身上，望著他，等他開口。
金先生憂心忡忡地說：“我從家裏走來，隻需要穿過一個馬路。過馬路的時候，上邊密密的，都是子彈殼！我看你們待在學校裏很危險，要不大家都回家好了。明天我的課你們可以不上。如果要上呢，也還是到我家裏來上好了……”
金先生說馬路上都是子彈殼，那麽臨晨的槍聲大概是戒嚴部隊上了校園外對麵的樓上開槍打過來的？
早上八點的時候，大家都很焦急地聚在了樓下弟弟們的宿舍：老6在七點半左右回來了，從廣場撤回來的，但老5還沒有回來！
大家親眼看到和親耳聽到的，都令我們為老5擔憂得不得了。老5老家在沈陽，雖然他不是班裏最小的，但在家裏他是獨子，被家裏慣得像個寶寶，自理能力不是很強。他長得白白胖胖的，我們女生們平時總是寵著他，逗他，當然有好吃的也總是勻給他點兒。
這下老5還沒有回來，大家都坐臥不寧的，擔心有什麽不測，熬著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
9點半左右，終於我們的老5回來了。
老5說：“那些學生們真是的，去護衛紀念碑旁的那個旗子，一批上去，馬上被……，又一批上去，又被…… 早上6點左右，說讓我們撤離，我們也準備好就要走了，突然我的鼻子被什麽嗆著，眼淚也管不住地流了出來------原來我們被催淚瓦斯襲了……大家手拉著手從廣場撤了出來……”
老5正是隨著從廣場撤離的幾乎是最後的那批出來的。
|
|
|
六月四日下午，校園的冬青上到處是人們為寄托哀思而獻上的小白花，就連校園的雕塑上也都掛上了沉痛的黑紗，學生們在食堂裏建起了靈堂。
六月五日小雅來學校找我，她說她的班上有同學經曆了坦克。下午和小雅在校園裏交流著彼此的信息，我驚訝地發現前一天遍布的小白花和黑紗頃刻間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消失得那麽幹淨，令我不由得打個冷戰：是有什麽權利和幹涉的東西進入了校園！
在這之前，學校對大家的遊行示威靜坐罷課是聽之任之的，至少表麵上是看不到他們來收拾的。
當然，設在食堂裏的靈堂也很快被撤了。
媒體在號召學生們不要再在北京停留，交通可以是免費的，請大家回家。
我本來覺得還沒到放假的時候，回什麽家呢？但六日的時候，宿舍裏有一位回了老家。看看待這裏也無所事事，我於是打電話給小雅，約好我們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七日的，從北京站乘火車回家。
盡管我們都帶好了學生證，北京站好像也不查。隨著車站無數歸鄉的學生們，我和小雅登上了回家的列車。
誰知火車上不認學生證，通知我們沒票的去某個車廂去補票。大家都很不忿，跟列車員說：廣播裏不是說從北京回家的學生們免票了嗎？我們帶了學生證！就不買了，還能把我們怎麽樣。
每個車廂裏都擠滿了學生，有的跟我們是同一個目的地，有的還需要中途轉車。我想當初紅衛兵大竄連時的場景可能就是那樣的吧。
回家之後，親朋們都紛紛詢問我們北京的情況。記得好朋友小雪邀我住她家裏徹夜長談，她的父親當時是教育局的黨支部書記，一貫黨性很高的人，在從我這裏聽了真相後，對政府的做法憤恨不已。
印象中從小到大，除了收到高考錄取通知書，就再也沒有收到過從學校寄來的任何郵件。但89年的那個暑假，我卻收到了兩封！
第一封是在回家後沒幾天就收到了的。那封信告誡我們不要張貼大小字報、不要傳播言論等等。
第二封則是在七月下旬收到的。這封信要求我們務必在開學前的兩個星期回學校報到。
於是在八月中旬的時候，我們全班10人齊齊地返回學校，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這次返校齊聚，大家剛一見麵的時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麽也找不回往日無邪的玩笑和爽朗的笑聲。定是跟我一樣心裏對過去剛剛發生的事情充滿了困惑和不解？也好奇著學校要拿我們怎麽樣？
跟我們一同相聚的還有班主任徐老師。
徐老師那時也身兼係裏的黨支部副書記。他是個老好人，但應上麵的要求，不得不在那個關鍵時刻當我們的訓導。他說: “根據要求，從今以後，一日三次，上午、下午、晚上，大家都要一起來學習，對剛剛發生的動亂進行反思。學習的地點就定在這個宿舍。開學以前，每個人要交一篇東西，不得少於3000字。”
同時，徐老師還帶給我們一些“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什麽的，讓我們拜讀。
大家背著徐老師，當然對此事嘲諷有加：
“可笑呢，這不是讓我們寫檢查麽？”
“我們怎麽就成了暴徒了呢？”
“反思？ 反思什麽？”
帶著這種心情，前幾次的反思，基本上是在瞎聊中度過了。大家慢慢地收拾好心情，女生們開始拿弟弟們開涮，男生們又開始對妹妹們嬌寵，往日的歡樂又回來了。因為沒有什麽課上，除了那3000字的反思得寫，大家都沒有壓力。我們每天都和徐老師一起準時聚在男生宿舍裏“反思”，歡聲笑語。他被我們的笑聲感染著、笑著。
當然私下裏，我們也會悲痛地談到學校裏誰誰誰被抓了，誰誰誰受傷了……
但那個3000字是要寫的，而且要有人檢查，要通過才行。我們有時也不得不象征性地讀讀報紙。
人家說天下文章一大抄， 就看你會抄不會抄。我於是找來方格紙，好算字數，把報紙上四、二六以來大段大段的東西抄上，得說自己是受了一小撮人的利用了什麽的。當然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到底誰是那“一小撮”。
當時我們被告知：每個人的反思通過了，就可以繼續在開學的時候做我們的學生了，那些個反思是不存檔的。
但在1997年我轉檔案的時候，偷偷看看厚厚的檔案袋裏到底是什麽，裏麵除了有從小學開始都記錄在冊的東西，那份我當初寫的反思也靜靜地在裏邊封存著。可見，還是存了檔的。
想自己也不在乎檔案不檔案的，我把那份反思原封不動地放回了檔案袋。就當是個紀念吧。
|
|
|
之所以想起來寫下28年前經曆的這件事，是因為那段時間每天都在跟讀原四通老總萬潤南的博克。
在北京的時候，總是會跟四通有多多少少的聯係。我的一個師姐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四通；我的哥哥做生意時也一直是四通的金山漢卡還是中文打字機還是什麽的代理；我自己做課題時也時不時地去四通買個元器件什麽的。有一次，我在四通的櫃台那兒正尋找想買一個AD533的除法器時，背後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原來是從外地來北京的哥哥！他正好也來四通采購，遇到了我。到後來89年學潮，四通的參與有目共睹。所以，四通老總萬潤南的名字可謂如雷貫耳。
有一天在文學城裏偶然發現萬總的博克，驚喜之餘後一一細讀，讀他的童年中學到清華歲月到現在，心裏常會感到絲絲遺憾和惋惜。萬先生筆下對中國時的記憶那麽清晰生動，想他一定很想回國看看的。而他不得不離開中國，隻是因為89學潮。
不知道什麽時候允許海外那些持有不同政見的優秀的人們可以自由安全地出入祖國，或定居祖國。
萬先生那篇“從萬小子到萬爺爺”的文中，有他89年離開中國那年時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西服領帶正當年輕；還有一張是現在的照片，依舊義氣分發，但已有白發叢生已經當了爺爺。時隔二十年的這兩張照片對比強烈，我才意識到89年到現在可不真的是28年了！這也令我想到了自己。二十八年期間自己的容貌定也有那麽巨大的變化？
所以我開始寫下28年前自己的那段經曆。記得清楚的就多寫幾句，還有許多模糊的記憶隻好略去不寫了。寫到這裏我想起了這件事：
後期，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的學生們也都在廣場示威，學生有很多夜裏都是以廣場為家、以地鐵站的地下通道為家的。有兩三次班上的男生從廣場帶回四、五個重慶、西安來京的女生們，說在廣場認識她們的，她們有好幾天在廣場上，夜裏睡不好，又困又乏，男生們於是騰出一間宿舍，讓她們休息個夠。我們女生們知道後，笑他們“火線聯姻”什麽的。有我們這幾個活潑又調皮的妹妹們，弟弟們當然後來一個火線姻都沒有聯上。
有幾次跟這裏的老外們聊天，當他們知道我當時也是學生，也去遊行罷課堵軍車了，老外們就張大嘴很吃驚的樣子。我總會平淡地告訴他們，當時北京所有在校的學生都有著和我很類似的活動，大家都參加了，有什麽吃驚的呢。
學潮時我跟著喊要民主，其實那時我對民主還沒有確切的概念。直到幾年前在這裏要考公民試了，得學習文件，才明白總理及部長們是怎麽產生的，才對民主有了個大概了解。如果我們國家有真正民主的那一天，可能就可以對二十八年前的這一事件“給個說法”了吧？有了說法後，遊蕩在海外的精英們，比如萬總，是不是就可以安全地回去看看自己的祖國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