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和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司徒雷登
杭州網訊 美國教育家司徒雷登（1876-1962）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年，他生於杭州、葬於杭州，一生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參與建立了杭州育英書院，即後來的之江大學；作為首任校長，他把燕京大學打造成為當時中國一流的高等學府，無神論者胡適都曾感慨：“司徒雷登之於燕大，就好比蔡元培之於北大，梅貽琦之於清華，張伯苓之於南開，他們的成功實踐見證了那個時代，中國教育製度的成功”
本年度“名人講堂”活動的最後一講，聽杭州名人紀念館研究館員沈建中細數司徒雷登的中國情結。
杭州人司徒雷登：誕生在耶穌堂弄 會說的第一種語言是杭州話
司徒雷登的父母選擇了終生從事海外傳教事業，他們在中國生活了四五十年，一邊傳教，一邊辦學，死後也葬在中國杭州。
在這樣的背景下，司徒雷登和他的三個弟弟都出生在中國杭州。1876年（清光緒二年），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杭州耶穌堂弄美國南長老會布道團寓所。 11歲以前，司徒雷登都生活在中國。
他說：“我和幾個弟弟當時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是布道團裏僅有的幾個外國孩子。”他的奶媽是中國人，家裏的傭仆也是中國人，開口學的第一種語言是中國杭州話。後來，他還學會了普通話和寧波、南京等地的方言。
1905年2月，被弗吉尼亞州東漢諾威長老會冊封為牧師的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艾琳•羅德回到了闊別17年的中國，在杭州當上了一名區域傳教士。“所至為杭州與湖州隸屬各地，數百裏中，無西人也，入鄉村，起居飲食，與鄉民俱，共話桑麻，並問禮俗，得悉民間生活與痛苦甚詳。”
教育家司徒雷登：教俗合作辦校 50歲成為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和校長
燕京大學的曆史要上溯到1916年，這一年，在北京城內的基督教匯文大學和城外通州的華北協和大學依照美國的托事部議決“在北京創設基督教聯合大學一所”的精神，實現了聯合，並組建了新學校的校董會。當時學校的規模並不大，學生人數也很少，水準也不過相當於專科的程度。
1918年12月，紐約托事部決定聘請司徒雷登為這所合並學校的校長。在司徒的建議下，董事會聘請了蔡元培、王寵惠、傅增湘、吳雷川、胡適等五位中國學者組成校名專門委員會，並由華籍的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誠靜怡起名為“燕京大學”。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題寫了校名。
司徒雷登說，他決定“用新的教育試驗辦法，興辦一所教會大學。”鑒於燕大現有校舍的情況，他確定了建一個全新校園的計劃。
為此，司徒騎著一輛自行車，穿行在北京西直門至西山之間，最後，在西郊的海澱，他看到了自己的理想。於是，司徒請山東齊魯大學的哈利•魯斯做燕大副校長，自己專赴美國籌款。經過努力，終於得到了鋁業大王霍爾的遺產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讚助。
“建築上我喜歡采用中式的外部結構與現代的內部裝修相結合，以此作為中國文化和現代知識精華的象征。”於是，司徒請到了中國教會大學“宮殿化”的代表人物、國民政府建築顧問——亨利•墨菲為總建築師。
中國宮殿形式的教學大樓、中國廟宇形式建築校門、華表和石獅等中國元素的校園裝飾……最終，貝公樓、穆樓、適樓等88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築陸續完工。
1926年6月，司徒雷登50歲，燕京大學遷入海澱新址。從此，“臨湖軒”、“未名湖”等這些與司徒雷登有關的名詞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從校董會到校舍建設，教俗合作的精神成為司徒作為一個教育家的特點。
實現了教育夢想的司徒雷登：推動漢學研究、確定中國教育格局、創立選課製與學分製……
司徒雷登的燕大和民國政府實行了對接，燕大拋棄了治外法權，先後向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立案，而中國政府對外國人在華辦教育也抱著寬容的態度，準予立案為私立大學。“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學術獨立”成為辦學理念。
這樣，在中國教育格局上，就有了國立（含省立、市立）、私立（含教會）兩種辦學模式。
司徒的理想是將燕大辦成一所中國大學，並“牢牢以中國生活為根基”，於是，他推動了一係列的體製改革：華人基督徒吳雷川和陸誌韋先後擔任了燕大的校長，改組學校董事會並增加其中的華人比例；神學院改組為研究性質的宗教學院，教師自由講授，不受行政幹擾，起用和善待中國教師，中外教師均等待遇；提升傳統的自然科學和英文課程水準，創辦新專業（譬如，創建了中國乃至亞洲“第一所完全的新聞學係”）；開設新學科以及專業重組，在燕大文、理、法三個學院外，創辦立足於美國最新科技的工學院，後來，就有了工學院的雛形工科學程；采用選課製與學分製等。
與此同時，司徒以“推動漢學研究”計劃實現了學校的“中國化”與“國際化”對接，表現形式就是至今尤存於美國哈佛大學內的“哈佛燕京學社”。
通過哈佛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合作，促進了中國文化與漢學研究，培養出了一批具有“世界主義”目光的人才。我們僅從燕大1919年至1951年的優秀畢業生中，就可發現傅涇波、熊佛西、瞿世英、張鴻鈞、周汝昌、吳小如、淩叔華、白壽彝、蕭乾等近百位“巨匠”之名。
46年安葬路 “三起三伏”終葬杭州安賢園
1955年8月1日，79歲的司徒雷登在美國華盛頓寫下了遺囑，希望死後將骨灰葬於北京燕大墓地與妻為鄰，並指定傅涇波及妻劉倬漢為遺囑執行人。去世以後，他的骨灰盒一直安放在美國華盛頓傅氏寓所其生前所居之室內。
從1962年去世到2008年安葬杭州，整整46年，司徒的安葬曆程走了近半個世紀。
由於1946年司徒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將其作為美國政府失敗者的典型加以抨擊，更由於整個五、六十年代處於中美高度對峙的狀況，使司徒的遺願不可能實現。
1970年代之初，毛澤東和尼克鬆共同打開了中美交往之門，美籍華人傅涇波得以訪問中國，但司徒骨灰回葬燕園的請求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傅涇波訪華再提歸葬之事，依然無果。
1986年1月29日，傅涇波在美國會見中國駐美大使、燕大校友韓述，將由旅居香港的燕大校友林孟熹起草的“致鄧小平函”麵交韓氏，在中國，謝冰心、雷潔瓊、黃華等當年燕大的學生和老師也簽署了聯名信，齊齊呼籲將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燕園。
終於，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圈閱和北京大學的同意，將司徒雷登以原燕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安葬於燕園。
然而，就在傅涇波擇即將前往中國辦理安葬事宜時，反對者卻以《別了，司徒雷登》上書中共中央，認為司徒沒有資格安葬在燕園之中，反對者中不少人也是當年燕大的學生。在讚成和反對的聲音相持不下的情況下，中國決策部門決定對此事“緩辦”。功虧一簣！
1988年10月27日，司徒遺囑的執行人傅涇波帶著未盡的遺憾離世，1996年，另一位遺囑執行人劉倬漢去世。十年過去了，依然是“緩辦”。
轉機出現在1997年，隨著江澤民訪問美國和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中美關係進入了新的時期。克林頓總統訪華期間，參訪了北京大學並在此作了演講，演講中克林頓提到了“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
1999年初，北京大學在時隔12年後，又對司徒骨灰安葬燕園事宜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應予以同意，但宜低調進行，並決定將此事再次上報中共中央有關部門。遺憾的是，政治又一次主導了安葬，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和人員傷亡事件，使中美關係驟然緊張，安葬之事再度擱淺。
2007年12月，傅履仁再次來到中國杭州。在這次杭州之行中，浙江省有關方麵人士向傅履仁確認了他們擬將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於杭州半山浙江安賢園內的實施計劃。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時左右，一次低調的安葬儀式在杭州北郊的安賢園內文星苑舉行。
早幾天，司徒的骨灰盒已由美國國務院安排飛機運到上海，寄存於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機艙中，骨灰盒單獨占了一個座位，這體現了美國政府對這位昔日的教育家、外交家的尊重。
當天，司徒雷登的骨灰盒由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專人專車護送到了杭州。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麥克將銅質骨灰盒交給了傅履仁和燕大北京校友會副會長蔣彥振，兩人共同捧著輕輕放入墓穴……黑色墓碑上鐫刻著司徒的肖像，下麵用中英文鐫刻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葬禮始終，陰沉的天空中回響著“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和“星條旗永不落”（美國國歌）的樂曲，這是燕大的老校友們特別為老校長準備的。
原文鏈接：whmrft.hangzhou.com.cn/content/2012-12/24/content_4534027.htm
我們應該記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