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樂文摘
開篇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惘然．
趙建忠
天津師範大學
近十年來，以《班主任》一炮打響的當代小說家劉心武也轉向了《紅樓夢》研究，並宣稱開創了“紅學”中又一新學派。劉心武是如何“揭秘”《紅樓夢》的呢？
他聲稱是“從對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紅樓夢》本文背後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權力之爭”，盡管他認為這樣做並不是其終極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當作一個突破口“去進入《紅樓夢》這座巍峨的宮殿”；但通觀他的紅學著述，給人最深印象就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歸納的“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那一套路數。雖然他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隱而是“原型研究”，並特別強調“原型研究是一種世界很流行的文學研究模式”，但從實質上看，劉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實也不過是傳統的“自敘傳”與當代新索隱糅合後的產物而已，並且在鑽牛角尖的具體研究過程中，比舊索隱派有過之而無不及。
《紅樓夢》不是密電碼
問題的關鍵在於：劉心武的所謂“原型”，並不是研究者和公眾普遍認同的而是他主觀臆測的“原型”，何況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時“原型”也未必是一個。試問：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廢太子後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麽過硬的史料支撐？其實，隻要查閱愛新覺羅宗譜、皇室玉牒以及清代養生堂的有關文獻，這個問題並不難弄清楚。因為涉及到皇室血統，從懷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會有專門記載；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係海內名士，平日裏賓客輻輳、門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這樣的複雜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長著幾個腦袋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欽犯的骨肉？
如果《紅樓夢》是由一些隱語讖言構成，還要靠後世讀者去如此“猜謎”、像破譯“密電碼”那樣才能讀懂，那麽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為充盈著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的曠世巨著了！《紅樓夢》的確有“隱”需要去“索”，但不管這部小說存在著多少真實的曆史信息，當它一旦進入作家的審美心理結構和小說藝術整體中時，就必然會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從而又構造成為了新的意義單位，所以，單純用索隱和考證的方法去獲得《紅樓夢》的終極意義和精神向度，顯然是徒勞的。
胡適誤導了紅學
陳獨秀在1921年寫過《紅樓夢新敘》，他提出了中國古典小說一個悖論現象，就是既寫“人情”又寫“故事”，“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於兩敗俱傷”！曆史傷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說的傷害者，導致他們總要去小說中尋索“真事”。也恰恰是在這一年，胡適發表了著名的《紅樓夢考證》，遺憾的是，新紅學選擇了胡適而不是陳獨秀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這說明真正思想者的聲音總是孤獨、不合時宜的，所謂庸眾的沉淪與哲人的悲哀！同時也由於我國古典小說理論相對於豐富創作實踐的明顯滯後，從而形成了一種看小說、研究小說總要“文史合一”的思維定勢，總願意到文學作品之外去探討所謂“曆史真相”，這也不是劉心武一個人的問題，從蔡元培、胡適開始，這種研究路數已經形成，但蔡、胡的論點多少還有點史料文獻的支撐，對紅學也分別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而劉心武純係臆斷玄思，把蔡、胡的錯誤又發展到了極端，作為一個有著相當影響的新時代文化人，不能引領風騷反而與先進的價值文化體係背道而馳，做學術文化的促退派，這是很令人惋惜的。
《紅樓夢》的偉大，在於魯迅精辟指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魯迅還把她列為“世情小說”而非“講史”之類，盡管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寫，如以“元妃省親”為顯例的有關事件，但這些都是圍繞著榮寧兩府盛衰和大觀園少女悲劇展開的背景而非基調描寫，可是在劉心武的筆下，不僅皇家秘史成了《紅樓夢》中的主幹，而且還將元妃身世想入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說程高本後四十回關於元妃的處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創作意圖，即使單就劉心武筆下的“賈元春之死”這篇“補佚類”學術小說而論，也是經不起任何推敲的“戲說”而絕非《紅樓夢》原著情節發展的必然邏輯歸宿。
“大膽假設”更要“小心求證”
盡管胡適也提倡過“大膽的假設”，但同時，胡適也還要求人們去“小心求證”，而劉心武恰恰忽視的正是這一點。有了一點什麽“新”看法就全盤端出，甚至有些連紅學界都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曹雪芹祖籍何處、生卒何年、生父係誰、脂硯係誰等等，並存有多種說法，但他總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棄取，當成最後結論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現有材料下被紅學界公認的“難解之謎”或“死結”，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這種治學態度能說嚴謹嗎？更不要說文物真贗尚待鑒定，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拿一個有待證明的命題再推出一個新的結論，大前提就靠不住。考證性的學術文章不能像寫小說那樣可以向壁虛構，需要紮紮實實地去占有相關的文獻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於劉心武特殊的經曆，沒有受過嚴格的學院式訓練，他寫小說或許還可以，但從事學術研究尤其是寫考證性文字方麵，並不是他的長項。
